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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王岳川：东方文明与夜郎文化重释 [打印本页]

作者: deters1771 时间: 2009-10-7 11:01
标题: zt王岳川：东方文明与夜郎文化重释
东方文明与夜郎文化重释来源：http://www.sina.com.cn;2004/09/0810:44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王岳川　　当代中国已经真正走向了与其他文明对话的世界性开放之路，这意味着她更加理性地对“他者”文明，同时更清醒地面对自身文明，在质疑文化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寻求着真正平等对话的文化新秩序。在东西方文化平台上，世界需要重新“发现东方”，发现中国文化的独特的东方生态文化魅力；而中国也需要面对世界，读解自身的文化之谜并获得全新的普世性文化认同。　　“发现东方”与中国的“两河流域文化”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一直经历着与西方和其他文化的长期对话和文化碰撞，文化互渗已成为新世纪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基本品格。　　文化交流不是一种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一种交流的多极性问题。只不过在西方现代性光谱中，“东方”已经削弱了立法和阐释的权力。进一步说，“全球化”不是一个全球本质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地尊重差异性的过程，是东方西方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过程。因此，东方(尤其是所谓“远东”的中国)如果继续沉默、失落、被误读，将使世界文化生态平衡出现严重的问题。　　近来，西方提出“生态批评”或“生态文化”的新理论，其实吸收了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中仍有生命的思想，如：绿色和谐思想、辩证思想、综合模糊思想、重视本源性和差异性的思想、强调“仁者爱人”思想等。这些思想是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互动的结果。因此“发现东方”是发现中国有生命血脉的东西，使其变成世界文化中的鲜活的精神。　　寻找“失落的文明”与重释“夜郎文化”　　中国过去是“国中之国”“中央之国”，人均GDP在1820年仍然处于世界的前列(Angus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展望》2003年)。如果说，现代性西方中心主义使得古老的中国被边缘化，那么，古代中国汉文化中心观又使其将中原地区之外的民族看成“夷”“蛮”之地，使得汉族与少数民族缺乏平等交流的基点。其中，“夜郎自大”这一成语流传甚广于其中可见一斑。　　国人大抵是通过“夜郎自大”这一家喻户晓的成语触及到夜郎的。夜郎作为一个被历史误读了两千多年的名字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夜郎历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起于战国而终于西汉成帝年间，后来又神秘地消失，存在大约300多年。对夜郎国记载主要在《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水经注》等书中。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从此，这个本当属于“滇王自大”的说法，就成为西南地区古国“自大”“夜郎”的别名。　　20世纪九十年代末，湖南、贵州、云南、广西的学者深入讨论夜郎文化历史和意义。古代西南地区冠以“夜郎”县名的地方为数不少，古代贵州有三个“夜郎县”，湖南新晃有一个“夜郎县”，云南也有一个夜郎。云南专家据新近出土的“铺汉王印”为据认为夜郎古都在云南沾益；湖南学者则提出怀化西部方属古夜郎发源地；广西学者坚持夜郎国都应在广西凌云。在我看来，根据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将考古出土文物和地上文献互考，夜郎古都应在贵州境内，其地理范围大致包括贵州黄平以西，广西百色以北，四川宜宾以南，云南楚雄以东的范围，形成一个横跨几省的“大夜郎”的观念。出土文物的支持非常重要———2000年的贵州可乐墓葬群的考古发掘，出土一批极为珍贵的青铜文物；夜郎时期的铜兵器、陶器、套头葬，还有一些生活器具。其精美的程度与中原无异，令人吃惊。　　据《史记》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但是不是“自大”，还应该认真讨论。细细斟酌“汉孰与我大？”不难看到，这其实是古汉语的疑问句，一种正面的试探性提问，而不是一种自大的口气。作为南方诸国中的一个大国，夜郎真正希望知道外面的大千世界，处于这四面环山的封闭的云贵高原，想知道外面的精彩世界，想探究中原究竟有多大。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夜郎王向往汉朝的文明，不仅约为置吏归属汉朝，而且受金印册封，并派使者到京城朝贡。在这个意义上，“孰大”不是说自己就一定“大”，这个疑问词并不是说夜郎与汉朝比大，而是在求知求证和比较层面上对外部世界的大小表示“惊奇”。事实上，“夜郎自大”的命名，是汉民族中心主义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歧视造成的，这种文化压抑和文化解释是由于当时的汉文化中心主义使然。　　长期以来，“夜郎自大”在汉族中心话语中成为了贬义词，使得其走向了漫长的“夜郎文化自卑”。今天，在中国文化走向理性和平等对话的时代，夜郎文化应走出贬义自卑而走向“夜郎文化自觉”。文化自觉表明对自己劣根性的分析，对自己发展可能性的清理，对自己未来可能性和文化交流对话的前景加以展示，最后走向“夜郎文化自强”。　　夜郎作为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国度，是“西南夷”中最为著名的一个方国或部落联盟。夜郎文化与周边几乎同期发端的滇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同为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文化史价值和人文价值。长江文明中的河姆渡文化、三星堆金沙遗址文化以及夜郎文化均不可忽略。夜郎古国尽管灭亡了，但夜郎文明还在云贵高原某些少数民族身上传承着。关于夜郎文化的传承者有多种说法，有彝族说、苗族说、布依族说，还有仡佬族说。也许可以通过人类学考察，从这个民族的饰品、婚娶、丧葬等方面的种种风俗上看出来。可以说，古夜郎人的住房、发型、服饰、婚俗、葬式、饮食、节日、风俗等，在贵州的一些民族风情中均不乏其踪迹，可以利用最新科技DNA的遗传工程鉴定，去寻找夜郎文化遗传编码。研究夜郎文明是对中华文明完美的文化版图和两河流域文化的重要补充，是对汉民族中心主义的扬弃，是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性的尊重。　　多元文化对话中的“大夜郎”文化景观　　作为一个全国皆知的文化品牌，夜郎成为了一些省市县争夺的对象。中国文化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只要是能够被尽可能多的人所认可的东西，就被认为具有含金量。“夜郎自大”千百年来成为了尽人所知的文化符码，它具有了名人效应、名地效应、名胜效益等附加值，各地纷纷争抢，很多是从经济账、文化账、知名度、含金量几个角度来“争夺命名权”。我认为这种人为的争夺有害无益，应该建立“大夜郎”意识，品牌共享，共同建设。　　应当从文化争论和做秀中走出来，不要争名人秀。我们提倡一种宽泛的泛夜郎文化———“大夜郎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而应是以贵州为中心辐射周边的古夜郎文明区域。夜郎应该寻求当代意义，因为夜郎文化意义的发现可以提供一些供汉民族、供全球思考的问题。这里意味着夜郎除了工业、旅游业外，还要思索一些更深的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才可以逐渐把附在夜郎上的不实之辞和文化歧视去掉，使夜郎古国文化成为中国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想今后在经济、文化综合实力上升的时候，就会在富民兴黔的伟业中再铸辉煌，真正地走向“夜郎自强”。　　失落的文明应该找到重新传承的文化血脉。当我们走出“夜郎自大”的误区，摆脱历史迷雾制造的以讹传讹，以西南民族文化源流交融的大视角来看待夜郎文化时，就会发现夜郎国虽然于今天相隔两千年，但夜郎文化的密码却在长江文化精神生活中得以保存下来。　　发现东方和重新阐释包括夜郎文化在内的长江文明，是建设“文化大国”的重要内容。那些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故国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版图的基本单元。而深入探寻多民族的历史人文景观的流变，正是展示中华文明的东方生态文化特征，唤醒集体文化记忆的最切实而有效的方式。　　(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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