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还是爱好人…？

　　 　　　　忆玛丽亚 　　 　　　　夏日晴空在我俩之上 　　 　　　　深深凝视那朵云 　　 　　　　那样纯白，那样高 　　 　　　　当我再度凝视 　　 　　　　它已消失 　　 　　　　眼睛如冰冷玻璃，从来不流露任何情感迹象的秘密警察魏斯乐，在深夜的孤独里，读诗。 　　 　　　　从监听，魏斯乐当然知悉德瑞曼的“叛国”计划，忠贞的秘密警察面临抉择:他应该忠于他信守了一辈子的爱国爱党那一套原则，还是他心中被“奏鸣曲”和诗意外敲醒的善恶直觉。 　　 　　　　布莱希特的名字在这里出现，也不会是未经细思的。他是东德共产党供在神桌上的社会主义伟大作家。可是他的两部盛名之作，《加利略》和《四川好人》，探讨了同一个核心问题:在面对不公不义的强权时，个人的抉择是抵抗还是妥协？在面对善与恶的拉锯时，个人的抉择是往善还是从恶？ 　　 　　　　在布莱希特的剧本里，加利略面对教会的压迫，选择了不抵抗的妥协，但是用妥协所赢得的空间设法将自己相信的真理传递出去。所以他的学生认为，他的妥协其实是一种真正的英勇。《四川好人》的道德，使得她无法生存；必须依靠一定程度的“恶”，才能保护她自己，让她的善得以存活。布莱希特半生面对纳粹的国家强权，辗转流离；到了美国，又被迈卡锡反共主义逼迫着交代政治立场。个人面对不义的国家强权时，究竟要怎样做自己的道德抉择，究竟要如何找到安身立命的平衡点，一直是布莱希特作品里最重要的问题。 　　 　　　　在“一九八四”的历史时空里，作家德瑞曼和秘密警察魏斯乐所面临的，是和加利略，和布莱希特，同一个问题。 　　 　　　　3穆荷演魏斯乐 　　 　　　　东诺士马克拿着写好的剧本四处筹钱拍片时，一路碰壁。碰壁的理由都是一样的:它不是喜剧，而且主题太严肃。 　　 　　　　柏林围墙倒塌之后的十五年间，以共产东德的生活为题材的电影不是没有，但得到市场青睐的几乎全都是喜剧片，譬如脍炙人口的《再见列宁》，对于消失了的东德社会主义岁月用一种落日余温的温情、不伤筋骨的调侃，加上一点淡淡的怀旧情绪，组成了面对过去的主调。《窃听风暴》在德国引起骚动，除了电影本身的艺术品质之外，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这大概是两德统一十六年来第一部不加糖加奶的，认真刻画东德秘密警察恐怖统治的影片。 　　 　　　　围墙在一九六一年树立起来，到一九八九年倒塌的二十八年光阴里，秘密警察最大宗的业务就是防范人民逃亡。七万五千人因为企图逃亡而被监禁，八百零九人因为逃亡而丧生。大约七千五百名边境警察“监守自逃”，三分之一成功逃走，不成功的三分之二被关进监牢。东德总共雇用了九万名正式秘密警察和十七万五千名秘密线民去管控一千七百万人民——相对之下，希特勒只用了三万名秘密警察监控整个德国。十七万五千名线民，包括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相互监视。饰演魏斯乐入木三分的名演员穆荷自己，在两德统一后去察看自己的“忠诚资料”，发现有长达六年的时间，每天向秘密警察报告他的言行举止的，正是他自己的妻子。 　　 　　　　所以东德人并不那么愿意去翻开自己的资料。在秘密警察的档案里，是的，有太多的“真相”，但是知道“真相”，究竟会带来幸福还是更深的痛苦？大多的电影对东德阴暗的历史轻轻带过，是不是因为，人们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能承受痛苦？或者说，人们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承受罪责？ 　　 　　　　曾经担任过秘密警察的东德人也组织起来了，添了白发的他们说，他们当初也不过是尽他们的“首土有责”，做的是一份荣誉的工作，并没有罪责可言。可是那因他们的“荣誉”工作而家破人亡的其他的人们，仍被记忆折磨。政治学上所谓“转型正义”——在改朝换代、价值翻转之后回头来清理是非、分辨善恶、追究奖惩和责任，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仍旧在困惑摸索的巨大课题。 　　 　　　　东诺士马克每天接到很多很多的来信，“有时候，”他说，“我不敢打开，因为，里面有太多痛苦。很多人想来跟我诉说，我只好说，我不是神父，没法帮你告解。但是通过我的电影，人们似乎认识到一件事:你，是有选择的。” 　　 　　　　他指的是秘密警察魏斯乐。为了不忍见德瑞曼以叛国坐牢，为了忠实于他在听《好人奏鸣曲》和读布莱希特的诗时的感动，他选择放弃仕途，付出代价:被降职到地下室去做拆信员。统一变天之后，他也翻不了身，仍旧在最卑微的底层艰辛求存，做一个递送免费广告的送报员。 　　 　　　　而在“一九八四”的朝代里呼风唤雨的那个文化部长，统一之后，摇身一变，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大人物。东诺士马克的电影用了很多当初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他拍摄的请求。原因？馆长说，因为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文/龙应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