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往事：西藏古道有几条

　　唐蕃古道开通之前，古代中印文化的交流主要走“天山道”、“云南道”和海上通道　　公元6世纪时，西藏第32代赞普——松赞干布继位后，借助于金戈铁马，扫荡群雄，建立起地域广阔的吐蕃王朝。为了改变相对落后的社会状况，吐蕃王朝将数十万精兵陈列于边境显示实力，使各国不敢小视，同时采取和亲的政策，如饥似渴地吸取周边国家的先进文化。唐贞观十二年（638年），吐蕃遣使入唐奉表求婚，李世民未许，于是松赞干布以武力向唐展示其强邦威力。松赞干布亲率大军击破白兰羌、吐谷浑部落，尽占青海湖草地，又攻党项，使其臣服，进而率军驻扎于松川（松潘）以西，且扬言“公主不至，我且深入”。对此，唐朝极为震惊，于是派5万兵马与吐蕃对峙。吐蕃又派使者赴唐二次请婚，而这次终于得到唐朝的应允。　　为大唐文成公主入藏方便，吐蕃东征掠地的战争之路被开拓为唐蕃和亲的友谊之路，即现在人们所称的唐蕃古道。唐蕃古道东起长安，经鄯州 （青海乐都县）、鄯城（西宁）、莫离驿（青海共和县）、那禄驿，过柏海，至众龙驿，过牦牛河（通天河）藤桥，向西过唐古拉山，再经那曲到拉萨，总里程6240里。亦有人认为该道自西安向西，经宝鸡、天水、文县、松潘、金川|、丹巴、乾宁、甘孜、邓柯、玉树、那曲至拉萨。但据公路部门综合调查的结果，认为唐蕃古道主干道系由西安西行越陇山，经甘肃的天水、陇西、临 、临夏，在炳灵寺或大河家附近渡黄河，转入青海省境内，再经民和、乐都、西宁、日月山、倒淌河、恰不恰（共和）、切吉草原、大河坝、温泉、花石峡、玛多，翻越巴颜喀拉山口至青水河，渡通天河，沿当地人们通称的“通藏大道”过当曲，自唐古拉山口至聂荣县，经黑河（那曲）、当雄，直抵拉萨。　　唐蕃古道开辟后，汉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自公元634至846年的213年间，唐使入蕃的有66次，吐蕃使来唐的有125次。由于吐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唐蕃古道与蕃尼古道逐渐连为一体，成为唐朝通往印度的新通道。在该道开通之前，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主要走“天山道”（丝绸之路）、“云南道”和海上通道。唐太宗时期，玄奘往印度求经时取“天山道”，可谓历尽艰险。唐蕃道开通后，古代中印与中尼文化交流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载录唐时僧人途经吐蕃与尼婆罗者多达53人，这种空前绝后的繁荣无疑与文成公主进藏有密切关系。　　元朝实行的驿站制度使唐蕃古道从原来唐蕃两国的贸易和交往通道，变为中国统一规范化管理的国内往来大道　　当然唐蕃古道或唐蕃尼古道也并非完全是和亲友谊之道。在吐蕃王朝的400余年间，其国力与大唐帝国及周边国家此消彼长，不时兵戎相见。吐蕃强盛时曾占据整个河西走廊甚至攻入长安。唐王朝也曾攻人吐蕃，占据维、保（理县北）、松州等地。为求和睦共处，两国前后曾举行过8次会盟，最后一次会盟于公元821年。当时唐朝国力强盛，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封建国家。唐穆宗李恒于此年登基，吐蕃赞普赤祖德赞先后两次派使前往祝贺，随后又派人到长安请盟。是年九月，唐蕃在长安西部会盟。第二年（822年）四月，双方又在拉萨设盟坛。823年盟碑落成，唐派专使参加落成盛典。如今这一被称为“甥舅盟碑”的会盟碑仍矗立在拉萨大昭寺前。　　随着唐蕃古道的开通，茶文化也传入了吐蕃，饮茶开始在吐蕃上层流行，后来由于茶有助于“疏滞腻”，便迅速在吐蕃地区传播开来。随着藏地对茶叶需求量的增加，早期的“绢马互市”逐步转为“茶马互市”。由于互市多集中在唐蕃交界的河西走廊一带，唐蕃古道自然是中原物资进入蕃地的主要通道。　　由于宋王朝与辽、金开衅需要大批战马，“茶马互市“在宋朝快速发展。宋朝还特设“茶马”这一机构管理边茶换马事业。当时由于西夏与吐蕃控制了河西走廊及由民江以西广大地区，故茶马互市多在甘肃西南的渭河和四川西部的茂汶等地，而中原物资输往吐蕃内地的通道仍以唐蕃古道的青海道和康区道（川西北）为主。到南宋时，因关陕尽失，茶马互易市场遂由西北而徙至西南。　　元帝国建立以后，吐蕃正式归入中国的版图。建立全国通达的交通体系“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成为当时元帝国加强集权统治的重要举措。为此，元在以前开辟的各条干线大路上设立驿站。从内地至吐蕃地区，有乌思藏、朵甘思、朵思麻3条驿道，它们分别是通往前藏、后藏和阿里地区的干线道路，共有40余个驿站，而大部分驿站都集中在唐蕃古道上。当时每个驿站有二三百站户，马牛数百，站间距离近者不下三五百里。　　元朝对吐蕃驿站管理极严，不允许驿站范围内的站户自由迁移，如发生逃亡事件，处罚极重。驿站受到破坏、交通中断，则派军队加以恢复。而驿站也必须按规定保障食宿与马匹，凡借用驿站物资装备假公济私者，亦严加处理。　　元朝实行的驿站制度使唐蕃古道的性质有了根本的改变，它从原来唐蕃两国的贸易和交往通道变为中国统一规范化管理的国内往来大道。驿站的设置，也为往来于西藏古道上的使臣与商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此外，元朝中央政府在吐蕃派有驻军，古道沿途还设有兵站。　　唐蕃古道因其远离茶叶产地致使商贾逐渐稀落。但因沿途地势平缓，清朝用兵西藏时多行此路　　明王朝（公元1368-1644年）实施“以茶制边”。明洪武时，中央朝廷在青海、四川境内设茶马司，向甘、青一带藏族部落首领封赐加官、颁发金牌信符，令其纳马易茶，充作所交国家赋税。纳马的数量、易马时间与茶马比价，皆按明中央规定执行。明朝以及唐宋元时期茶马互市之茶全赖川茶，而川茶入藏分西、南两路。西路边茶以灌县、什那、彭县等地所产茶为主，经松潘远销到甘南与阿坝藏区;南路边茶以雅安、天全、荣经、名山、耶州所产为主，经打箭炉（康定）和现川藏公路一线，销往康区、西藏和青海。　　滇茶在元代以前尚处于初生阶段，未远销至中原和蒙藏地区。明代，丽江术土司势力远及川境的巴塘、理塘、木里、盐井，而此时纳西族地区已有饮茶习惯。明代小规模的滇藏茶交易，是沿着吐蕃王朝征服南昭国时开辟的滇藏古道（即丽江—中甸—德钦—盐井—芒康—昌都）作为输送通道。　　清代一改过去“以茶治边”、“禁私茶出境”的政策，使茶叶贸易大兴，茶税大增。当时川藏贸易集散地已逐步从黎川、岩川西移到打箭炉。而对滇地的不断经营，使其物产日益丰富，茶叶亦成为重要商品。顺治初年，应五世达赖之请，在北胜州（云南永胜）设茶马互市。到清中叶，滇藏贸易集散地北移至丽江、中甸。而早先经青海的唐蕃古道因其远离茶叶产地，商贾逐渐稀落。但因沿途地势平缓，水草丰茂，清朝用兵西藏时多行此路，如清康熙年间平息准噶尔叛乱与反击廓尔喀入侵，清兵铁骑即主要由此路进藏。 “打箭炉”从清康熙年间起已发展为川藏商业贸易及清廷税收的中心。由打箭炉出关可分南北两路。南路从马市街出南门，越“西出炉关无尽头”的折多山，过雅砻江，循理化、巴安、宁静、察雅、昌都到拉萨，为前清入藏之宫道，沿途有的个驿站。但清朝封任的驻藏大臣大都走北道。北路为商旅大道，由诸葛街出北门，越折多山后，分道至道孚，经炉霍、甘孜、德格而达昌都、拉萨。关内大道即为雅安省城大道，经深坑、柳杨等11驿站达泸定，再经3条大道至雅安，再至成都，清末计有17站，沿途均有商肆旅店。　　雍正五年，为平定阿布巴之乱，3000滇军进藏，从剑川至察木多（昌都），沿途设立台尊。随着进军的行程，滇商陆续进入西藏贸易。滇茶销藏在清代主要由思茅等地经丽江、中甸、阿墩子、昌都至拉萨。清代末期，由于滇茶质量渐次提高，距藏运程较近，销售量在一些藏区已超过川茶。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1942年日军占据缅甸及滇西南，中国西南重要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被截断，从丽江经西藏再转道至印度的古道顿时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的主要国际商业通道。一时间沿途商号林立，马帮云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马帮运输中，几乎每周都有长途马帮到达丽江。今天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丽江，它的兴起正与滇藏古道有密切关系。确切地说，丽江实际上是一座独具特色的滇藏交易马帮城镇。　　清朝时期的藏川和藏滇马帮古道奠定了川藏和滇藏公路的基础，而唐朝时期的唐蕃古道，则可看做今日青藏和中尼友谊公路的雏型。然而除此之外，古代藏族人民为了与周边地区交流，还开辟了众多的道路，仅穿越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脉南抵印度的就有30多条小道，西部更有札达、喀喇昆仑山口等通往印度之路。西藏四通八达的古道使之成为中国、印度、波斯文化交流的通道。正是在这些古道的基础上，青藏高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文化。（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