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早期汉移民定居地缘及定居方式考

摘自《百苗图汇考》杜薇著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百苗图”是源自清嘉庆陈浩《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一系列抄本的总称。“百苗图“是珍贵的历史民族志，其珍贵之处有三：一、它是可以明确断代而有自成体系的贵州民族志典籍；二、它是图文并茂的历史民族志，信息荷载极其丰富；三、它是出自原作者陈浩的亲身调查，所载资料准确可靠（摘自本书宋蜀华的《总序》）（百苗指贵州的所有少数民族）贵州这片土地是长期为中央王朝控制的薄弱地带，无论是早年设置羁縻州郡，还是最后定型为土司制度，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原王朝对这里都只能实行代辖。因而，由政治原因而造成的大规模移民，在历史上一直没有构成贵州历史的主流。从表面上看，每一个朝代都有或多或少的内地汉族迁往贵州定居，但直到清初彻底“改土归流”前，贵州境内的汉族人数一直少于少数民族人数，史志所称的贵州“夷多汉少”正是针对这一现象而言。但到了《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成书之标，情况有了重大的改变，随着原土司领地上新定居的汉族移民越来越多，交通沿线和中心城镇的汉族居民开始超过了当地的少数民族人数。举例说，道光中期成书的《贵阳府志》，对贵阳府辖地已经准确无误地开列各寨的人户数和税赋承担数额，并连带注明了各寨的居民属。将该书的这些数据汇总后，明确地显示当时的贵县汉族人数超过去了少数民族人数两倍。汉族人数与少数民族人数的比差，在这个地区已达到了今天贵州省的水平。然而，当时贵阳府的亲辖地内，依然是少数民族人数超过汉族人数，至于边远地区的府州县，汉族人数就更少了。因此，在《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一书中，尽管把早期的汉移民也作少数民族看待，但纵观全书，真正介绍早期汉移民的条目“宋家”、“蔡家”、“曾竹龙家”、“里民子”、“白儿子”而已。汉移民条目的比例较少，一点也不足为怪。由于早期移往贵州定居的汉移民规模小，定居后与中原的联系不稳固，加上移民方式多变，不同时代中央王朝对移民的支持程度又互有区别，致使9世纪以前移居贵州的汉族移民，其最终的结果大致不出两种情况：其一是中原战乱时，中央政权无力支持，已经定居的汉移民往往离开贵州，返回中原；其二，不能返回中原者则被当地的少数民族所同化，以至于元代统一中国后，史籍所能反映的早期汉移民后裔，几乎找不到踪影。至于9世纪以后，移民贵州的汉族情况则有所不同，一是因为内地对贵州的了解较前代深入，移居贵州的汉移民尽管记载残缺，但毕竟还有线索可寻。再则由于时间较近，这些定居者在没有被完全同化这前，中央王朝已经有可能注意到他们了，因而在史籍中留下的线索就可称得上基本完整了。属于这一情况的移民集团，就是“百苗图”中所载的“宋家”、“蔡家”、“曾竹龙家”和“马蹬龙家”，以及明代典籍曾提到过的贵阳地区的“白龙家”。此外，播州的杨氏集团以及明代省志中提到的“旧人”，也属于这一类型。进入明代后，由于卫所州县已在贵州正式建立，以当时的合法渠道迁往贵州的汉族居民，在以后的历史中，较少发生同化于少数民族的情况，他们的后裔在汉文典籍中的记载也就十分清晰可考了。例外的情况有三种：其一是按合法渠道定居贵州后，由于不堪忍受各级官吏的盘剥和欺凌，逃回本籍又要遭到重处，唯一的出路就是逃到土司领地内，接受各族土司的荫庇，而在文献记载中消失。由于当时彝族土司的势力最大，接受的此类荫庇户最多，等到“改土归流”结束后，这类荫庇户又才被汉文典籍所记载，其社会身份在当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集团，其一被称作“穿青”，他们是在“改土归流”后仍归下级土司代辖的汉移民；另一类是在“改土归流“后直接编入里甲的居民，他们就是“百苗图”中所称的“里民子”。值得注意的是，《苗蛮图册》将“里民子”写作“黑民子”，芮逸夫先生凭借李宗（日方）《黔记》，认定这是笔误，因而将“黑民子”改作“里民子”。然而，该抄本其实无误，因为“穿青”与“里民子”都是彝族土司的荫庇对象，服色均尚黑，写作“黑民子”可以总括这一群体的全部居民，指称对象反而更贴切。加之当时原彝族土司统治区内的各民族群体服色均黑白对举在“百苗图”中已成惯例，写作“黑民子”更符合“百苗图”的族称惯例。如果改作“里民子”则只能指代19世纪时已编入里甲的那部分人，被称作“穿青”的人群就会被掩盖下来，使之无法与当时的黔西北地方志在称谓用语上相衔接。《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成书之际，除了“里民子”外，其实还并存着很多由其他民族土司荫庇的逃军和逃户，只不过因为他们人数有限，而未引起社会的关注。比如受侗族土司荫庇的“六甲人”，受布依族土司荫庇的“高山汉”就是如此。其二，改土归流过程中，曾有大批的汉族居民因为立功而获得了朝廷赏赐的土地，而得以在原水西领地内大批定居下来。这批居民在以后的文献中称作“穿蓝”，与上文提到的“穿青”对举。两者的区别仅在于，他们不是早期逃户，而是晚期的合法安置户。大批所谓“穿蓝”的存在彻底改变了黔西北地区的民族结构，黔西北地区汉族人口超过少数民族人口，就与“穿蓝”这个群体的形成相关联。这也是贵州省毕节地区的土地资源匮乏，人口却高度密集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三，“白儿子”的情况与“穿蓝”不同，他们不是官方政治移民，而是民间经济移民，他们形成的历史更短，是在“新疆四府”开辟后，才因经商和从事手工艺或是其他原因而在黔西北购置土地而定居下来。至于“百苗图”中把他们解释为与少数民族通婚而繁衍下来的群体，则只是定居后才派生的社会现象。应当承认这一社会现象的普遍性，但这一解释决不能视为“白儿子”这个群体的起源方式。综观早期汉族移民定居贵州的地域范围，如下几个特点极有代表性：首先，早期进入贵州的汉族移民集团总是从北部进入贵州。大致而言唐代以前进入贵州的移民，不管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都是从四川进入贵州，这样的早期零星移民在以后的发展中或回归中原或同化为少数民族，都可以置之而不论。凡有后裔并承袭汉文化者,r如播州杨氏、水东宋氏、蔡家每氏等都如此。导致这一特点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早期汉文化的支柱产业是旱地农作，当时的主要运输工具的马匹，从北路进入贵州后，在黔西北、黔中和黔北都可以找到旱地农作发挥优势的的区域，以后延续下来的移民集体集中分布在黔北、黔中也因此而造成。在这样的早期移民中，定居黔西北者理应很多，但在史籍中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其原因在于，黔西北是彝族土司的严密控制区，进入这一地带定居只能作为荫庇户，而这种待遇极容易导致被彝族同化。“百苗图”中“宋家”“蔡家”“曾竹龙家”和“马蹬龙家”能长期延续汉文化，也得益于他们的定居地带处在彝族地方势力控制区的边缘。其次，早期的汉移民集团要想延续汉文化，只有处于各少数民族地方势力的交错地带才有可能性。这也是上述四个早期汉移民集团皆位于彝族与土家族、彝族与布依族控制区的夹缝地带的原因。正因为是夹缝地带，这批汉移民除了延续汉文化，也深受过周围各民族文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必然带有多重性，“百苗图”中“宋家”条“蔡家”条所载内容，彝族的影响十分明显，但来自苗族的影响也不是没有。《炎徼纪闻》“宋家”条就记载说，居住在养龙坑的“蔡家”婚姻习俗与苗族无异，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而分布在黔中的“曾竹龙家”和“马蹬龙家”，其服装尚白明确地打上了彝族文化的烙印，但《炎徼纪闻》却声称所有“龙家”都是“仲家”。这一提法虽然有误，但它至少可以说明，即使是“曾竹龙家”和“马蹬龙家”，也深受过布依族文化的影响。再次，这样的汉移民集团其移民原因大多和南诏、大理与中央王朝的抗衡有牵扯。据《括地志》记载，唐太宗贞观年间，就曾招募过内地豪民，重开自巴蜀直抵（爿羊爿可）江的山间通道。以唐太宗的英明和当时国力的强大，这次行动依然半途而废，连带着出现的移民活动也随即中断。这一事件表明，若不是特殊的政治经济需要和持久的族际关系对垒，简单重复前代的开疆拓土，都不可能持续很久，也不可能造成较大规模的移民定居。而上述两个条件中两者兼具的背景，仅中央朝廷与南诏、大理的长期对垒而已。这乃是这批早期汉移民集团大多定居于南诏、大理的势力控制的东部边缘地带的原因。“百苗图”中上述四个早期的定居地，都具有这一特点。最后，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隔离，早期汉移民的定居地一般不会插入文化差异较大的民族聚居区内部。举例说，无论是古代汉文化与现代汉文化，它们与苗瑶文化的差异都比较大，这乃是早期汉移民集团极少在苗族聚居区建立定居点的重要原因。同样的道理，10世纪以前进入贵州的汉移民集团，由于当时的汉文化与氐羌文化较为接近，因而定居地大多趋向于分布在氐羌民族的生息地内。这种情况，不仅在贵州，在云南和四川也可以找到充足的证据。与氐羌民族相反的是百越民族，早期汉文化与古百越族的传统文化差异较大，因而早期汉移民集团在布依族、侗族、水族密集区内定居者极其鲜少。但10世纪以后，由于汉文化的支柱产业变成了稻田农作，从贵州东部溯江河进入侗族、布依族地区者开始出现。然而，由于按民间方式移民，在宋元两代与国防安危和大政方针关系不大，前往这些地区的移民，特别是移民，很少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的帮助。这乃是直到《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成书时止，在布依族、侗族、水族地区定居的汉族十分零星而且数量很少的原因。这三个百越民族聚居区汉族的明显增加是在雍正改土归流后才逐步兴起的现象。总而言之，早期的贵州汉族移民能否在贵州定居并持续保持汉文化，是众多社会文化因素促成的结果：当时的汉文化与相关民族文化的接近程度是影响汉移民迁移的关键因素；中央政权紧迫的政治、军事需要，则是驱动移民活动的直接原因；而能否长期定居则取决于族际关系的稳定持续。“百苗图”中“曾竹龙家”、“马蹬龙家”“宋家”和“蔡家”的记载能够为历史上的移民规律提供有力的左证。雍正大改流后，中原地区的汉族移民贵州的方式发生了逆转，由以往的政治、军事移民为主，变成了以民间的经济原因为主。“百苗图”中仅“白儿子”条提到相关内容。这样的移民活动在黔中地区开展得很有规模，黔中地区的汉族移民人数急剧猛增，主要集中在雍正改流后至道光中叶这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但因为这样的移民与其他少数民族的牵涉极少，不会引发为民族问题或大规模的社会问题，因而在相关的历史典籍记载中，无法得到充分的反映。值得一提的是，黔西北地区“穿青”和“穿蓝”这两个新老汉移民集团的利益冲突与纷争被激化，也与雍正改流后大批的汉族民间移民从邻近的四川、湖南和江西等省用入有直接关联。新到的“穿蓝”在政治、经济的势力雄厚，而“穿青”则是老住户，社会基础厚实，致使这一场冲突一直延续到20世纪，给当地的社会治安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当然，责任不在当事人，而是导源于早年的封建王朝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