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改成元旦，能增强民族自豪感？

<strong>作者 宕子</strong> 20日，湖南年轻学者黄守愚发帖，称“春节”应改为“元旦”，认为“元旦”作为夏历正月初一的代称，从汉武帝时沿用到辛亥革命之后，可谓历史悠久，被袁世凯改名为“春节”，丧失了其岁时意义与意义。同时，他建议将现行公历的“元旦节”改名为“洋旦节”。（红网长沙1月21日报道）       不得不承认，黄守愚在帖子中引经据典所讲述的“元旦”的意义和来历所言非虚。然而，任何一位研究文化或历史——甚至治学不严谨——的学者，要收集这些材料都并非难事。因此，学者道行的高低不但体现在材料的收集与整理上，往往更体现在对材料的分析和解读上。对于同样的材料，不同的学者可能得出迥异的结论，庸才与天才的差别即在于此。 在下固然非常佩服黄守愚的渊博，却也不能不说，在对元旦的历史沿革考证了一番之后，他提出了一个十分可笑——甚至违背民俗学与人类文化学常识——的建议。为何如此说呢，列位看官，且听俺慢慢道来。 黄守愚在帖子中大声疾呼曰，“当下，为除旧布新，还原岁时文化意义，恢复正月初一称作元旦的，并将西洋历法中的1月1日改称洋旦节，固本培元以满足社会民众的祈福的文化心理，复兴华夏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优越感，凝聚海内外华夏儿女之心，以求中国早日再次崛起于世界。” 任何一个稍微有一点民俗学或人类文化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民俗”，往往都是约定俗成，并非某一个人心血来潮，想改就能改的——“元旦”改称“春节”早已被民间大众所认可，并已经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以前由“元旦”承载的文化意义，现在已由“春节”接收了，而“元旦”却又承载了新的文化意义，如果突然一下子给改过来，民众反而不适应。何况，就算我们按黄守愚一厢情愿的想法，“还原传统岁时文化意义，恢复正月初一称作元旦的传统”，可传统却并非一成不变的、单一的同质客体，而是一个处于不停地变迁之中的、多元的异质客体；此也是传统，彼也是传统，而且每一传统都有其文化意义，是不是要回到最古老的“传统”上去，如人类茹毛饮血时代——甚至更早——的传统，才算是“还原”和“恢复”呢？另外，一定要“还原”和“恢复”到文化的初始点或初始状态，才算是“复兴华夏文化”么？ 其次，将“春节”改为“元旦”，就能如黄守愚所说的，“增强民族自豪感、优越感，凝聚海内外华夏儿女之心”，并促进“中国早日再次崛起于世界”么？如果改名真有这么神奇的功效，改改倒也无妨。遗憾的是，学者黄守愚的将“春节”改为“元旦”，只怕也与画符驱鬼治病的道士或在墙上贴“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夜睡到大天光”的村妇一样不能见效呀——胡适先生将黄守愚之流的这种幼稚可笑的“信仰名的万能”的宗教称为“名教”崇拜。 虽然笔者并不喜欢那些盲目的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者或爱国主义者，却仍然觉得中国文化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可中国当代文化的危机却在于各种形式的思想钳制所引发的国民创造力的萎缩和丧失——种种“崇名贱实”的“名教”崇拜只是其表现之一罢了——并非“还原”、“恢复”或喊几句冠冕堂皇的口号所能“复兴”的。 法国作家与思想家邦雅曼·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一书里说：“思想乃万事之本：工业，兵法，以及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都需要运用思想。它是它们进步的原因，通过对这种进步的分析，它也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如果专横权力试图束缚它，道德观念就不会再健康，实用知识就不会再精确，科学发展就不会再活跃，兵法就不会再进步，工业就不会再有新的发现而繁荣。人类生活最高尚的部分如果受到攻击，很快就会感觉到这种毒害作用逐渐向最遥远的地方蔓延。你以为你只是剥夺了它某些多余的自由，或者删除了某些无用的虚饰，实际上你那有毒的武器正好戳到了它的心脏。” 因此，中国要“再次崛起于世界”，要“复兴华夏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优越感”，唯一的出路在于拔下戳在国民创造力之心脏上的“那有毒的武器”，培育每位国民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独立思考来“重估一切价值”的能力，对人类创造的所有文化进行重新解读和重新阐释，即促使国民进行“心理重建”以达到“文化重建”的目的。苟如此，人就是新人，文化也是新文化——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民族的，又是国际的。 春节改成元旦，能增强民族自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