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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重大问题”的重大问题</strong></strong> 但笔者读完后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其所谓“四个重大问题”不过是常人不视为“重大”的“黛玉”出家、“花瓶代表”和“花瓶委员”、“”和“阅读日”问题。 余教授认为这四件事是“重大问题”也有他的理由:“这些问题看起来很小,其实很大,牵涉到文明启蒙,因此需要赶紧发言。”问题是,这四件事真如他所说的那样,牵涉到文明启蒙了吗?其严重性及迫切性真到了不得不“紧急回答”的地步了吗? “黛玉”(陈晓旭)出家引人关注,因她是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至于为什么有好多人对她出家感到可惜,甚至作出诸多揣测,这同大众传媒的渲染不无关系。媒体和网上大肆炒作此事时,除有人非议,还有不少人表示理解,并为陈晓旭辩护的吧?况且,此事在妙真法师(陈晓旭的法名)发表出家声明后,已告一段落。余教授此时再来“紧急回答”,似乎迟了些。 再者,余教授把不赞成“黛玉”出家的人等同于没有信仰的人,似乎武断了些。有信仰的人就一定赞成“黛玉”出家吗?《谏迎佛骨表》的作者韩愈反对出家,他是“没有信仰的人”吗? 当代社会是多元化的社会,各种意见并存很正常,不了解宗教世界的非宗教人士,从世俗角度发表些世俗看法,不足为奇。当年,李叔同出家成为弘一法师时,不也有人惋惜,有人困惑,也有猜测、误解、演绎,甚至有讹传出现?难道这都成了“贬低他人正常的宗教信仰”的“反人 权、反人类的重大事件”?帽子未免扣得太大了吧。 至于很多网友把巩俐、张艺谋、陈道明等艺术家视为“花瓶委员”,关键不在于他们的演艺人员身份,而是因为他们平常工作太忙、没有履行职责,还接连几年缺席全国政协年会,即使出席,也没提出含金量高的提案。 当然,巩俐今年提出了一些提案,例如与环保有关的。可政协委员的职责仅此而已吗?中国《政协章程》第九条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组 织委员视察、参观和调查,了解情况,就各项事业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建议案、提案和其他形式向国家机关和其他有关组 织提出建议和批评。”对此,那些平常忙得不可开交、连年会都请假的“大腕委员”有几个做到了? 说到汉服问题时,秋雨先生显得非常激动,认为主张恢复汉服是“诱骗无知民众的爱国情绪,开历史的倒车,剥夺民众自由”。问题是,余教授了解汉服吗?对民间兴起的汉服运动调查研究过吗?若没有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光凭道听途说就横加议论或不合宜。 如果秋雨先生事先做好功课,就会知道,绝大多数的汉服倡导者只主张让三百多年前被迫消失的汉服重新成为汉族的服装,让汉族人能和其他55个民族一样,在重大或喜庆场合穿上民族服装。这应是合理要求、合法权利吧? 虽然在这次全国政协 会议上有委员建议以汉服作为“国服”蓝本,但并非主张以汉服为“国服”。换言之,“国服”并非汉服,汉服也不是“国服”。可余教授却把汉服等同于“国服”,在批判时还上升到“极端民族主义”乃至“恐怖主义”高度。他写道:,比如政协年会,可他们不也穿着皮鞋,系着皮带,戴着手表、眼镜?从主张恢复民族服装,就演绎到拒绝皮鞋、手表、电器等现代生活必需品,这样的逻辑真不敢恭维。 谈到“阅读日”问题时,秋雨先生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设立“国家阅读日”,理由之一是国际社会已有公认的“国际阅读日”,中国没必要搞自己的“国家阅读日”。如果说国际上已有了的,中国就不必再有,那么很多东西都可不要:有了国际法,就可不要国内法;有了《国际歌》,就可不要国 歌;有了联合国日,就可不要国庆日…… 秋雨先生主张不要“阅读日”的另一个理由是,“不认为阅读是一件重要的事。对见识而言,更重要的是考察、游历、体验、创造。阅读能启发生命,但更多的是浪费生命”。 对秋雨先生这样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文化人而言,读更多书可能真的是浪费生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恐怕还是应该多读书,至少要读《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否则怎能理解余教授致力文明启蒙的苦心? 【《侨报》(2007年3月27日)】 [<i> 本帖最后由 张从兴 于 2007-3-27 15:32 编辑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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