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玫写意知性人生

<IMG src=http://www.manchus.cn/UploadFiles/200809/20080902180730983.jpg border=0> 　　对于赵玫来说，优雅是从青春时代开始就已经迷恋的东西。在这里，天津现代的中西混杂交错的历史给了她不可缺少的滋养，而她生活经验中对于粗俗的反感，对于唯美和浪漫的精神的情有独钟，其实都是优雅品位的展现。　　“THE ONE”这简单的两个单词的组合，却蕴含着人类最终极的榜样的品质—它代表着唯一，不可复制；“THE ONE”代表着杰出，它是巅峰的代名词；“THE ONE”还是领袖，一个时代的引领者。如同HIERSUN·THE ONE克拉美钻是钻石中的极品，而每个时代都有一批如同HIERSUN·THE ONE钻石般发出耀眼光辉的女性，她们有着特立独行的美丽、晶莹璀璨的慈善之心、百折不挠的坚定信念，开启一个时代的STYLE—每个“THE ONE”女人都有着无可替代的榜样力量，她们的品质组合在一起就叫做高贵完美！　　Every one时代的The one女人　　玩美古今　　女人天生就爱所有美的事物，珠宝的璀璨光芒更是令女人们爱不释手。但除去魅惑人心的光彩外衣，那些真正能够历久弥新的却是一份内在的优良品质，一如钻石的坚固久远，也正像赵玫笔下那些充满智慧的女子们。　　剧本小说是赵玫近期最新的尝试，已经完成了《蝴蝶》，而《阮玲玉》则正在创作中。这两部小说是准备拍成电视剧的，赵玫说：“可能他们是读了我的‘唐宫三部曲’，认为我适合这项工作。胡蝶和阮玲玉都算得上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为她们写传记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如果不是那个偶然的契机，赵玫也许至今仍在孜孜不倦地创作她的各类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1993年的时候，张艺谋为了给巩俐设计一个女皇的角色，请来赵玫、苏童、北村一起写一部关于武则天的电影。赵玫说：“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去写历史小说，也许是因为我对女性心理把握的比较多，所以选择了我。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于是欣然接受。”由于在此之前从未涉足过历史题材，她没有把握自己能很好地完成。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她每天花大量的时间翻阅了《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等，以及不同版本的关于武则天的文稿。她发现国内有很多人都曾写过这位女皇，包括郭沫若也创作过相关的话剧，甚至国外也有作家涉猎过这个题材，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家全部都是男性，此前从来没有一位女性作家写过“武则天”。这时，赵玫觉得完全可以用现代的方式、从女性的视角来解构武则天。这对她来说是一次挑战。然而她恰恰是对挑战充满兴趣的。只是她没想到，这样一个偶然的契机，让她付出了10年精力。　　张艺谋策划的那部电影仅仅只剩个虚幻的泡影，但赵玫到底写出了她的第一部历史小说《武则天》。10年的时间里，她阅读了大量的史料，对唐宫的浓厚兴趣，使她接下来又顺利地创作了小说《高阳公主》。“那是一个震撼着我的故事，写完这个，出版社对我说，既然这样，不如你再写本《上官婉儿》……于是就有了大家现在看到的‘唐宫三部曲’。”对于赵玫来说，创作历史小说是个既辛苦又令人兴奋的事。“历史只是给了你框架，史料中常常是只用短短几个字便说明一个事件，但你又因此可以展开无限的想像空间。”写作是件很辛苦的工作，创作之前你需要积累足够多的资料，了解那个年代的人，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服饰和文化等等。而在真正下笔时却往往更多地是需要一种灵感，一种能够淋漓尽致地展现你所收获和感悟的灵感。赵玫说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一度找不到感觉，她专程到洛阳、西安走了一圈。虽然和唐朝已经不同，但是山水和人文地理的景观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洛阳的白马寺还在，西安的法门寺以及盛唐的建筑还在。那年夏天特别热，但是赵玫在走了一圈后，突然发现几乎所有的人物都在脑子里活了，一个即将上演历史大戏的舞台就这么应运而生。　　女人天生就爱所有美的事物，珠宝的璀璨光芒更是令女人们爱不释手。但除去魅惑人心的光彩外衣，那些真正能够历久弥新的却是一份内在的优良品质，一如钻石的坚固久远，也正像赵玫笔下那些充满智慧的女子们。“唐宫三部曲”如一项工程，赵玫完成得很艰难，但是充实快乐，并且为历史小说提供了一种“另类”的范本。后来，三部曲全部被台湾的出版商买走版权。　　我对电脑缺乏热情　　赵玫在新浪有一个自己的博客，但至今为止她只在上面更新过一篇文章。“我只能用笔和纸来写作，面对电脑我缺乏热情，无法畅快表达。”　　赵玫是满族人，上世纪50年代出生在天津。同生长在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一样，他们在最美好的青葱岁月里都遭遇了“文革”。但热爱文学的赵玫并没有轻易地放弃自己。70年代末她重新回到校园学习，参加高考，终于如愿进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赵玫被分配到杂志社当编辑，开始陆续发表一些文学评论。但写短评依旧无法满足她想要抒发情感和表达观点的愿望，于是赵玫开始了短篇小说的创作。　　有评论说赵玫的小说多具浪漫主义色彩，梦幻、诗意，追求人性的思考。而她的散文意境优美，行文流畅，让人回味无穷。在她的作品中，总是自然流露着一种高雅又略带忧伤的气质。那种忧伤，不是对自我对生活或是对人生的感怀，往往却是她为自己所恪守的“美的精神”受到损害而流露出的伤悼。而她又实在是个多产的作家，从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出版《我们家族的女人》、《朗园》、《武则天》、《高阳公主》、《上官婉儿》、《秋天死于冬季》等长篇小说16部，《太阳峡谷》、《岁月如歌》、《我的灵魂不起舞》等中短篇小说集6部，《一本打开的书》、《欲望旅程》、《左岸左岸》等散文随笔集18部，《赵玫文集》、《赵玫作品集》8部，共计七百余万字。凭借散文集《以爱心以沉静》和《一本打开的书》，赵玫连续两次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1993年，她又以文学创作整体成就获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学奖；1994年，应美国政府邀请，赵玫赴美参加“国际访问者计划”；1998年，她的散文作品集《从这里到永恒》荣获了首届鲁迅文学奖；2001年，中国出版协会颁给她的长篇小说《上官婉儿》年度优秀畅销书称号……　　安静地生活是一种幸福 　　赵玫说，安静的生活让她有一种幸福感，文学需要寂寞和孤独，但是能忍受寂寞和孤独的人却不多。她平时不常看报纸，也对任何小道消息没有兴趣。她希望能看更多的书，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这样的生活低调但是有品质。　　像大多数热爱文字的人一样，赵玫也热爱一种相对“寂寞”的生活。写作成为她生活的一种习惯，一种很私人化的过程。“你要面对的是纸笔或电脑，你也需要一个独立和安静的环境。我经常拒绝参加一些社会活动，那些浪费了时间的活动还常常夹带某些功利性的因素，我不愿意让自己陷入整天思考这些问题的浮躁中，可以安静地读书写作，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赵玫笑称自己得了一种交往综合症，即在社交场合中常常会感到紧张和局促不安。“文学已经快被边缘化了，不如让作家也边缘化吧，这样清净些。”　　赵玫说，安静的生活让她有一种幸福感，文学需要寂寞和孤独，但是能忍受寂寞和孤独的人却不多。她平时不常看报纸，也对任何小道消息没有兴趣。她希望能看更多的书，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这样的生活低调但是有品质。　　《淑媛》对话赵玫　　《淑媛》：您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赵玫：我小时候的理想就是能当个作家，后来读了中文系，但中国的大学中文教育从来都不是培养作家的，大学中文系出来的人多半成了批评家，以前我从事的工作也是这样，写写评论文章什么的。但我内心渴望能够更自由地表达，所以慢慢地我开始了小说创作。　　《淑媛》：有评论把您称为“先锋派”作家，并说您是早期少数采用“女性主义”思想进行创作的作家之一，对此您怎么看？　　赵玫：我一直很欣赏英国的一位女作家伍尔芙，她认为女性首先要承认自己的性别才能在各种领域里做到尽善尽美。你必须站在女性角度去思维，这是作为一个女人的前提。至于“先锋派”这个称谓，我想可能是由于我所创作的历史小说并没有遵循一贯的章回体模式，并且我将很多现代的理念融汇到故事的叙述中，有种现代主义的风格，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古典的。　　《淑媛》：您偏爱哪些类型的作品，哪几位作家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赵玫：其实上大学那会儿什么作品都读，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但就个人喜好而言，我更偏爱外国文学。我喜欢杜拉斯，喜欢福克纳，喜欢伍尔芙，他们的作品和思想已经在我的心里烂熟，甚至成为一种文化流进我的血液里。　　《淑媛》：如果要您为女性朋友们推荐几部经典作品，您会推荐哪些？　　赵玫：我觉得波伏娃的《第二性》和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都是不能错过的经典，她们的理性，她们的智慧，她们剖析事物的角度和方式都很值得女性朋友们学习和借鉴。但波伏娃和伍尔芙的作品相较于一般大众作品而言还是显得晦涩，这同她们过于理性的思维方式有关。所以，如果是普及性的读物，我建议女性朋友们多读读杜拉斯的作品，尤其是那本《琴声如诉》。　　《淑媛》：您平时的爱好呢？　　赵玫：平时就爱看看书，也爱逛逛书店买些新书，家里的书很多，但除了看书，电影是我另一个爱好，尤其是欧洲的电影。我女儿在美国学的也是电影，我们因此有了很多新话题。新浪潮时期的戈达尔和特吕弗的作品我都非常喜欢。这两年东欧的电影也很不错，去年戛纳金棕榈大奖的罗马尼亚影片《四月三周两天》，是一部小成本制作的精良电影，建议大家有空都去看看。　　The one时代的The one女人　　在画家雷·诺阿的眼里，世间最美的事物莫过于女人青春的气质，但女人的美又绝不只是这样的简单。岁月的磨砺虽然会令曾经的容颜不再，然而超越了物质的精致灵魂却经由另一些载体而得以保留，正如杜拉斯和她经久不衰的作品。　　有关杜拉斯的思想，阅读她的作品便可了然，无需多言。但可注意的却是她关于写作、写法的一种独到见解。她说：“没有一篇文字完全反映我一般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思考的内容，因为一般来说，我并没有思考什么，除非是社会不公正这个问题，其他我没有思考什么。”　　因为电影而成就一个作家的事，总是屡见不鲜的。《情人》与杜拉斯就是这样。杜拉斯从十几岁开始写作，但直到她70岁的时候，《情人》的出版，不，是《情人》拍成电影后，她才广为人知。《情人》出版于1984年，当年就荣获龚古尔文学奖，这使得杜拉斯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法语作家。1991年，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成功地把这部名噪一时的自传体小说搬上银幕后，又使得杜拉斯成为当今世界几乎家喻户晓的女作家之一。也正是《情人》这部电影，才使得中国读者熟悉她。　　1914年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生于交趾支那（现为越南南部）嘉定市。她父亲是数学教师，母亲是当地小学的教师。7岁那年，父亲过世，而她母亲在波雷诺（柬埔寨）买了一块不能耕种的土地。少年时期的艰难生活锻炼了杜拉斯透彻的观察力，她的语言对历史具有俯瞰式的洞察力，对回忆的积压表现得富有张力、深邃、沉痛，从而使文章中充满了悲绝的意味，读后让人唏嘘不已而又回味无穷。杜拉斯是一位极端唯美的实验型作家，平庸与通俗为她所不屑，她是那种把风格与先锋视为至高目标的作家，也是那种善于制造警句的作家。对语言的挑剔使得她的小说具有极强的冲击力与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