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夜郎研究的新通道

作者：龙志毅　新华网对夜郎文化的研究是夜郎历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从大文化的概念来看,整个夜郎史除古夜郎存在的历史时期,古夜郎国的地理范围及其都城所在以及夜郎国王的年表、称号等一些具体问题外,有关古夜郎的经济、政治、军事等社会形态、文化特征、生活习俗、族属等等,无不同夜郎文化有着直接联系。因此对夜郎文化的研究是对夜郎历史研究的一把钥匙。掌握了它就能顺利开启古夜郎国的大门。我省学者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对以夜郎文化为核心的古夜郎史的研究步步为营,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就。但由于史料有限而且在有限的史料中又存在诸多矛盾,对夜郎的深入研究只能寄托于考古一途了,而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考古的进展也是缓慢和有限的。在这种举步维艰的形势下,热心于夜郎研究的学者们不能不另寻蹊径。王鸿儒、曾令一、李猛等三位学人的新著《夜郎文化与贵州民族民间文学》便是另寻蹊径的一例,而且是成功的一例。他们以严肃的治学态度,艰苦细致的作风参阅了从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常璩的《华阳国志》等史书直至当今学者有关夜郎历史的几乎全部著作共四十余册,与此同时进行了大量的民间调查研究,写出了这一部长篇调研报告即《夜郎文化与贵州民族民间文学》。调研报告从贵州丰富多姿的民族民间文学中寻求出了一条研究夜郎文化的新通道。毫无疑问这是对夜郎研究的新成果,新贡献。正如我省社科界学者史昭乐、熊宗仁等所评价的那样:“本调研报告从民族民间文学这一研究夜郎文化的新通道出发,通过系统采用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及科学方法,广泛深入地涉足于夜郎历史、贵州民族民间文学领域,进行了大量辛勤艰苦的爬梳、钩沉工作,从而对夜郎文化进行了相当全面的新视角考察。为夜郎文化研究乃至整个夜郎史的研究提供了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有价值的成果”。该报告从“理论与史事的结合上,构建了夜郎文化与贵州民族民间文学的系统,探索出一条此前虽已发现,但却无人认真踏勘寻访的道路,为夜郎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利用构筑了新通道”。只要读一读《夜郎文化与贵州民族民间文学》便可看出,上述评论是公允而恰如其分的。作为一个对夜郎研究有兴趣的读者,除对上述论点具有同感之外,《夜郎文化与贵州民族民间文学》使我感受较深的还有两点:一是它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认识价值;二是它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和可操作性。先谈谈它的研究价值和认识价值。前面已经说过,这部调研报告的宗旨是,通过贵州丰富多姿的民族民间文学这一蹊径去捕捉民间文化与夜郎文化的相同点,探视夜郎文化的踪迹。为此,该报告的作者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工作。一是史书史籍中有关夜郎文化的记载和流传于民间的传说;二是对我省一些世居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进行大量调研、解剖和对接,从这些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包括传说、歌谣和典籍)中寻求其与夜郎文化的共同点,揭示夜郎文化的起源、发展、传承、流变。折射出古夜郎国的文化史影。他们的调研首先抓住了竹文化和竹王传说这一重要课题。夜郎王及竹文化的传说,不仅来自民间而且史书(如《华阳国志》亦有记载,调研报告对贵州现有世居民族的民间传说和史籍(彝族)进行了大量查阅调研,发现仡佬、布依、彝、水、侗、壮及土家等民族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文学中都一直存在竹文化的传说和记载。各民族之间的竹文化既有共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调研报告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竹文化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对比和对接:一是夜郎竹文化的传说(记载)和现有各民族中流传的竹文化的对比和对接;二是各民族之间有关竹文化传说(记载)的对比和对接。调研报告为此列举了很多例子。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夜郎王即竹王,为一女子在水边洗衣时,有三节大竹流于其足间,推之不去闻有儿声,取回后破之得一男孩,长成后有武才,“遂雄夷濮”而为王。至今贵州及邻近各省竹王祠、竹王庙、竹三郎庙随处可见。作为夜郎国原来的主体民族濮人、夷人、越人、人等演变而成的仡佬、彝、布依、水、侗、壮、土家等单一民族中,亦有竹王传说或文字(彝族)记载,成了汉文献和出土文物所难以提供的夜郎文化信息及资源。《华阳国志》中所记竹王传说,与至今仍流传于布依族中的竹王传说便大体相符。稍有不同之处是,布依族将竹王称为“始祖”。仡佬族在祭山送祖时,亦称竹王为其先人。而彝文典籍中有关竹王的传说则在相同中有较大的差异如此等等。使读者清楚地看到古夜郎的竹文化传说至今仍传存于仡佬、布依、彝等民族之中。众所周知,这些民族又是从古时的濮、越、夷、等民族演变而来的。这样一来不仅使读者看清楚了夜郎竹文化与现存民族文化的传承关系,而且对古夜郎国的民族结构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值得一提的是调研报告的作者所引用的例证都是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有所取舍。因此具有很高可信度。铜鼓文化的起源和传承,也是《夜郎文化与贵州民族民间文学》作者调研的重点。据调研报告考证,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夜郎民族已经开始生产和使用铜鼓。因为濮、越等夜郎主体民族都使用铜鼓,不仅视铜鼓为乐器而且视其为神器。所以从濮、越人演化而来的仡佬、侗、水、布依、壮及土家等民族一直在使用铜鼓。在夜郎各世居民族的习俗及民间传说中留存了大量关于铜鼓文化的内容。作者列举了许多经过调研和节选后的例子作为佐证。例如布依族在老人死后有敲三声铜鼓的习惯。相传其作用是使天神听到铜鼓声才晓得凡间死了人,就会派使将死者接引去天堂。可见铜鼓在夜郎民族中的主要功能是作为可通神灵的祭器使用的,因此受到特别的尊重而不轻易动用。彝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没有铜鼓的民族,但上世纪70年代之后,云南楚雄万家坝春秋战国时期古墓中五面铜鼓的出土以及赫章汉墓中铜鼓的出土,打破了彝族无铜鼓的说法。作者并对最能集中反映夜郎铜鼓文化的彝族史诗《铜鼓王》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剖析。此外,对从外地在夜郎国之后迁徙而来的苗、瑶两族,也受到夜郎铜鼓文化的浸染,并与本民族铜鼓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作了必要的说明。总之,调研报告应用充分的例证说明:夜郎民族集团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文化事象及文化内涵上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而铜鼓文化却是他们共同的符号。除了竹文化和铜鼓文化之外,调研报告在其他章节中,对夜郎文化和现有世居民族文化中的物质文化、习俗文化、精神文化等等,进行了纵横交错的爬梳、对比和对接,并分析了夜郎文化的传承和与其他文化的交流。特别是从自然观、道德观、价值观等角度对夜郎文化精神进行了初步探讨。认定夜郎文化是一种有独特文化个性的本土文化,其精神实质表现在由喀斯特山地孕育的敢于硬拼,铜鼓文化所象征的团队精神,竹文化蕴含的生态意识,以及兴学崇教、自娱、安土重迁、知足常乐等六个方面。结论是上述夜郎文化精神及其意识、心态,在当下贵州的先进文化建设中,无疑地有着适应并可进一步发展的内容。关于《夜郎文化与贵州民族民间文学》的实用价值,其实是勿须多言的。首先是它可以服务于先进文化的建设。先进文化必须置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否则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生存和发展。由夜郎文化演变发展而成的贵州繁花似锦的民族民间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群众基础,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喜闻乐见。例如丰富多彩的各类民族节日,是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代代相传的伦理、道德成了各民族人民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等等。只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取其精华并使之与主体先进文化和世界文化相融合,就会形成具有无比生命力的精神力量。《夜郎文化与贵州民族民间文学》的实用价值还有一个最直接的方面,就是为正在兴起的旅游业服务。贵州的旅游文化如何定位,打什么牌子?是长期争论未决的问题。早在几年之前,便有人主张打夜郎牌。即是:喀斯特自然风光和夜郎文化(或夜郎故地文化)游。认为这是贵州“人无我有”的独特优势,但这样的真知灼见并未形成共识。理由似乎是“古夜郎国已经消失两千多年了,在哪里去找夜郎文化?什么是夜郎文化?不是太玄了吗?”于是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的提法,便成了贵州现行的旅游定位,似乎虽然显得一般化便也只好如此。逻辑是自然风光和民族文化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不像夜郎文化那么朦胧和不可琢磨。这当然是不了解夜郎文化与当今民族文化之间的源头和传承关系所然。看了《夜郎文化与贵州民族民间文学》这份调研报告,便会使人们猛然感悟:原来夜郎文化就在眼前,夜郎文化至今随处可见!成天津津乐道的民族文化原来正是夜郎文化的传承演变与发展呀!有了这样的共识,也许能有助于统一思想,为贵州的旅游业找到一个符合贵州实际,发挥贵州独特优势的文化定位。综上所述,这份题为《夜郎文化与贵州民族民间文学》的调研报告,所涉及的内容既深且博,虽然在一些方面和某些具体问题上尚需进一步充实、论证和完善,但确是具有较高研究价值和认识价值,并具有较大的实用性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