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人的草原情节

　　                  　　公元840年，长期居住在漠北鄂尔浑河流域的维吾尔汗国经历了最为步履艰难的一个时期：中央政权所在地遭受其他草原部族的联合攻击；长期的盟友和亲家唐朝李氏皇权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汗国内部贵族争权夺利，相互残杀；长期的干旱导致草原枯竭，牲畜大量死亡。天灾人祸迫使维吾尔人不得不放弃苦心经营数百年并引以为豪的草原王国，向西实施规模巨大的民族大迁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维吾尔人完成了从由来已久的畜牧经济、文化与生活向农、牧、商并举的绿洲文化过渡的历史大转型。除迁徙到河西走廊的一支维吾尔人外，其余大部皆进入西域绿洲，与当地的维吾尔旧部及土著居民融合形成了延续至今，沿塔里木河流域和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绿洲为生存空间的绿洲维吾尔人社区，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创建了灿烂独特的绿洲维吾尔文化。 　　维吾尔人进入绿洲是与其传统的一个产业密切关联的——经商。维吾尔人840年以前长期扼守着草原丝路通往中原的关口，西迁以后好像并不盲目，一支前往河西走廊，扼守住丝路东部的出入口，一支奔吐鲁番，坐镇中端，一支向西，在喀什地区坐守丝路西端进出口。这样丝路中段全线便被回鹘人牢牢握在手中。在维吾尔人进入绿洲之前，这里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绿洲生态。由于维吾尔人与唐朝的特殊关系，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文化被带入绿洲，另一方面，在突厥时期，这一地区的语言文化已经趋于统一，因此，维吾尔人到来后，更加稳定和繁荣了这里的文化经济，使绿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壮大。 　　绿洲这一概念由来已久，包括的范围比较广阔。我们这里涉及的绿洲是以丝绸之路为依托的绿洲道路，也就是绿洲商道的中段——中国新疆（俄罗斯、中亚、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为西段西域至中原为东段）。为什么要提及丝绸之路呢？因为新疆乃至中亚、西亚的绿洲是与丝路的兴起有着密切联系的。商队进行长途贩运，从欧洲、西亚、中亚到中国，要经过许多一望无际、荒无人烟的浩瀚沙漠，给旅行者造成难以跨越的障碍。而点缀在广阔沙漠里的天然绿洲却为过往行人提供了休整、栖身的理想场所。这就是绿洲最初的价值。丝路的繁荣为绿洲带来了丰厚的利益；绿洲的繁荣与壮大，也为丝路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在这里水有两种价值，一是灌溉，二是向商队提供饮用水，控制水源实际上就控制了商队，从而控制商业。为了不让自己的商队在其它绿洲蒙受委屈，绿洲居民竭尽全力维护各自区域在整个商道上的形象和声誉，对往来商队关怀备至，这就形成了商道上绿洲与绿洲之间一种非常默契的合作关系，也是草原好客习俗在商业环境中的体现和延续。唐朝僧侣玄奘在前往印度过程中，受到高昌王的礼遇并获得了通往西域各国的通关文牒，这使得玄奘在所到之处受到很高规格的接待。这一点可以说明沙漠绿洲之间的相互关照与合作。公元11世纪的维吾尔族哲学家、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在其名著《福乐与智慧》中这样说道：“商人的好处这样多，（国王）就要好好对待他们。”“若要好好款待他们，你的名声也会传四方。”“三要（指国家的三项责任）保护商道的安全，肃清一切盗贼。”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出当时的维吾尔人重商的价值观念。 　　在公元840年以前，维吾尔人一直是一个草原民族，而且大部分时间是以牧马为生。在突厥称霸草原时期，维吾尔人就是突厥人的牧马人；唐朝时期，维吾尔人称霸草原，又以与唐朝政府的“绢马贸易”而著称史书。这说明，维吾尔人在自己历史的相当一段时期，都以牧业和商业作为自己的产业优势。进入绿洲以后，又增加了农业耕作项目。维吾尔人在西域绿洲，迅速建立起持续三百多年的喀喇汗王朝与高昌汗国并创造出辉煌灿烂的绿洲维吾尔文化，与前一时期的产业积累和文化沉淀是分不开的。海洋商路的开通对绿洲商道的确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更大的影响则是农业的发展和农业文化意识形态的形成——重农抑商，闭关自守。重农抑商实际上就是控制人口的流动，也就是以静抑动。农耕与牧业、商业的根本冲突就在于，是让人动起来还是静下来。但是在绿洲文化中这三个不同的价值观被维吾尔人有机地整合在了一起。绿洲文化是一种混合型的文化形态，由于商业的繁荣弥补了绿洲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不足，没有了商业，绿洲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活力。这就是维吾尔人以及绿洲日后衰败的根本原因。绿洲商道虽然断了，但是维吾尔人崇尚商业和牧业的情节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不论是在维吾尔人的生产方式还是生活方式中，商业观念以及草原文化基因始终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展现着无穷的魅力。 　　现代维吾尔人居住的绿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区域：喀什绿洲、和田绿洲、阿克苏绿洲、吐鲁番绿洲和哈密绿洲，北疆地区的维吾尔人也基本上来自以上几个地区。绿洲维吾尔人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内地农业生产方式之间存有很大的差异。在绿洲的生产活动中，水仍然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一切生产的安排和产业结构的建立都以节约水资源为前提条件。绿洲的水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高山雪水、天然泉水和少量的地下水资源。伴随着种植业的开展，园艺业、饲养业和商业活动仍占有很大的比例。这与维吾尔人的历史渊源有着必然的联系，也是维吾尔人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智慧所在。园艺业和饲养业能够充分节约水资源的过分消耗，同时为维吾尔人以及商队提供人类必须的维生素来源，干果更为人们度过漫长的冬季和长途旅行提供了诸多便于储藏和携带的营养食品，因为只有在冬季，人们才有可能穿越沙漠。在维吾尔人的传统诗歌与民歌中，“巴格”（果园）和“其曼扎尔”（花园）等词汇的使用频率极高。园艺业的发达是草原文明在农业生产方式中的延续，是绿洲居民对美丽草原风光的重建和塑造，是维吾尔人生活方式中崇高的美学标准。草原文明在绿洲的另一个表现是饲养业与绿洲生态环境的有机结合。与绿洲相比，内地农业区饲养业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养猪、养鸡可以消耗人们的残羹剩饭，成为人类食物链的下游，而饲养牛、马、羊、驴则不同，它们不会吃人类的剩余食物，需要人们进行专门的饲养，包括饲粮和饲草。绿洲的牧业不仅可以使人们获得肉食补充体力，更因为饲养牲畜可以解决交通工具支持商业的运转，同时可以节约水资源以减少对粮食的消耗，以此度过漫长的无水期。因为山上的雪水只有在夏季才能够融化流到绿洲，而在冬季那里是没有充足水源的。绿洲维吾尔人的草原情节还表现在对羊和马的一种特殊情感。对于儿童，维吾尔人会称作“阔咱姆”（我的羔羊），“塔依”（小马驹），以表示亲昵。直到现在，维吾尔人在定亲时，男方在馈赠女方的聘礼中，还必须有一只活羊。送彩礼那天，男方将一只黑头白身的绵羊，头上系上鲜红的绸缎，由男方有身份的代表牵着，非常郑重地送到女方家中。在绿洲，不管是城镇居民，还是乡下居民，住宅的地下部分多建有羊舍，有条件的院落中建有马厩，人与牲畜的距离非常近。对于维吾尔人来说，羊、马不是牲畜，而更像是他们的宠物。从古至今，新疆各个绿洲都有规模巨大的商贸市场，崇尚商业也是维吾尔人的一大特色。直到今天，几乎所有的维吾尔人都是讨价还价的能手，即便是进入国营商场，也会有人跟营业员讨价还价，他们不会认为这是一个不体面的事儿。在乡村集市，讨价还价的能手备受尊重，甚至成为一种职业。在促成双方交易后，他们还会抽取一定数额的“茶水钱”。改革开放后，维吾尔人尽情地释放着被压抑多年的经商才能，很多人出行内地、中亚、西亚地区，成为腰缠万贯的国际商人。 　　草原生活是以个体为生产单位的，人与人的空间距离很大，而且水草的质量以及牲畜的繁殖是人力不可及的。这导致两种情况的发生：一是人对天和自然的依赖与敬畏；二是人与人之间迫切的情感交流和倾诉。在这里，人的价值被提升到了极高的地位。客人不仅能够带来远方同胞的信息，还能活跃单调的生活，因此备受尊重。聚会是短暂的，应该倍加珍惜，尽情快乐。维吾尔人进入绿洲以来，这种情感需求至今尚无改变，尽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完全都市化了。大部分都市维吾尔人是饮酒的，但是他们饮酒的目的和方式与农业都市区的人不同，内地农区的人饮酒有解除疲劳、保健、治病等说辞，而维吾尔人饮酒完全是为了欢聚和娱乐。因此在他们中间很少有独斟独饮的事情，在长辈面前也不饮酒。 　　维吾尔人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民族，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崇拜音乐歌舞和诗歌方面。由于受到水资源的制约，维吾尔人的物质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精神世界的开辟，对于这种物质缺陷提供了一种补偿，使维吾尔人从中得到了巨大的精神满足。一边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一边是人际交往的快乐与满足，这就是维吾尔人多愁善感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多愁善感的主要表现就是喜怒形于色，不会自觉地抑制情感的外溢和对倾诉的需求。这是绿洲维吾尔人草原情节最为贴切的表现。倾诉必然需要某些形式，于是歌舞、诗歌、聚会便成为这种倾诉的最佳方式。维吾尔人非常注重情感世界的完美，人与人之间的亲昵、依恋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热烈地握手、拥抱、亲吻、问候和缠绵地倾诉衷肠来得是那样的自然和迫切。为了达到聚会交流情感的目的，维吾尔人可以找到任何借口和理由，有时甚至没有任何理由，只是为了交流。因此维吾尔人是不能没有朋友的，甚至朋友的多少以及对待朋友的慷慨程度可以直接成为判断此公人品的价值标准。维吾尔人有一句俗语“一个人至少要有四个朋友”。在维吾尔族的社会生活中，是没有专司殡仪这个职业的。人死后的后事，全由亲戚朋友处理，而抬送灵床至少需要四个人。因为聚会需要，拥有一技之长的人备受尊重，歌手、笑星、乐师、厨师甚至具有酒量和开朗性格的人，因为他们能够带动聚会的气氛，使客人开心。这时地位和财富是不重要的。维吾尔人在评价个人的语汇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汇——“其可西喀克”，就是表示“见面熟、有亲和力”的意思。在维吾尔人当中，能够获得这种评价并不容易，因为你要一贯如此并且不管对方是穷人还是阔佬，是长者还是比你小的人。对“其可西喀克”的需求充分体现了维吾尔人在人际关系中的一种美学诉求和价值取向。相反，在农业文化中，这种人可能是一种轻浮和不稳重的象征，受到人们的轻视。 　　绿洲文化应该是并列于农业文化、草原文化、商业文化的又一种文化形态，或者说是对前三种文化元素的一种整合（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文化元素也时常处于一种彼此消长的状态）。它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历史人文的原因，又有自然环境因素。绿洲文化不是单一地依附自然，也不是单一的农业种植，而是根据民族传统的产业与文化积累以及自然环境条件而发展的一种多元的生存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的主观能动与自然界的承受能力被文化观念有机地协调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局面。在这种文化形态中，人的价值被提升，自然的价值被重视，知识与智慧不是单一地被用来满足人自身的物质欲望，而是被用来构筑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的生存空间。只是我们至今对于这一文化形态的生成与效用机制还缺乏深入的研究和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