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老苏联境内的回族人（东干）以及陕西村(多图)

东干人都是谁说呢？别的人。我们都是回族人 在120多年前，清政府曾下血本委派“威望卓著，熟悉韬略”的名将左宗棠出马，任他为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率清军12万，集12个省的银饷、5个海关的税银及向洋行筹借的白银共计5195万两，向太平天国时期反清最强烈、最彻底的陕甘回民起义军进行了“痛剿以服其心”，“老弱妇女，亦颇不免”的大剿杀。这是一次“汉唐以来未有之奇”的屠杀。也是一幕“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的历史大悲剧。 在如此的大屠杀之下，这支宁死不屈的陕甘回族起义军在领袖白彦虎的率领下，于1877年隆冬大雪封山时翻过了海拔1．4万英尺的多伦山。淌着一条血路，增加着一个个小雪堆（每个小雪堆下都永远地沉睡着一个亡灵），5000多起义军残部和家眷逃脱了清军的前堵后追，进入了俄国境内的七河地区。其景惨然，其情悲壮！这是中国近代农民起义运动史中唯一的、特殊的一次跨国长征。进入七河地区后的若干年，他们被当地官方认定为中亚最年轻的一个少数民族———东干族。再往后，他们又用38个斯拉夫字母创造了“东干文”。 120多年过去了，这批东干人的后裔对于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似乎已经淡忘了。因为他们一代又一代地自称是“中原回回”、“中国回族”。话语里浸透着一股血浓于水的中国.好么早上作者：兰黑牙 东干（回族）诗人五更睡醒问道呢，好么早上； 端的运气撒的呢，春天的鹰； 好像百灵我唱呢，你们都听； 亲娘语言(上不下要)忘呢，回族的根。100多年前从中国带来的瓷碗老秤“陕西村”无论大人小孩都能讲一口地道的陕西土话，汉字在这里基本失传旧时关中常见的景象东干回族曾经穿过的衣服东干（回族）源自中国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中国境内回族。据说百多年多前这支回族迁入中亚时，被问到他们从哪里来，他们说“东干”（意为甘肃东部），从此成为当地人对他们的称呼，1942年俄国亦以“东干”为这支民族命名。东干人现时散播在吉尔吉斯斯坦莫斯科区、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和乌兹别克斯坦奥什州，信奉伊斯兰，为多个前苏联加盟国的民族成员，但他们人口约10万多，在各中亚国家只属小数民族。老人身后为马三成画像陕西村的阿訇]陕西村的清真寺这批境外回族人有自己的语言，其书面语以陕甘方言为基础，另外在20世纪初，又出现大批文学作品亦成为今次其言语的语法规范。若一个陕西人遇上东干人，他们可轻易沟通，从中反映两种语言的相似性。村庄冬天时的景象

身处异域的回族同胞新郎迎亲车嫁妆箱中国式的被褥东干女子我把姊妹来唱呢，实在俊美；回民中间生养的，鲜花喜色。各种饭菜都会做，时间不费；客人连声夸奖呢，色香型味。园子菜地活包了，袖子一挽，各样蔬菜长成了，花的耀眼；缝纫机子放下了，从早到晚，冬夏衣服停当了，比花都璨。东干女子的性格，棉的像绒；多少事情放心里，外表稳重。她们干活肯下苦，干的真猛；我打心里想唱呢，巾帼英雄。

东干人都是谁说呢？别的人。其实我们都是回族人[一百多年前带去的汤瓶

东干回族人打着横幅欢迎前来串亲戚同胞“陕西村”在中国的留学生制作馓子东干回族人家庭东干回族人的乐队

中亚东干学与中国回族学  王国杰     东干族特指1877—1884年间由新疆喀什及伊犁地区迁至沙俄统治下的中亚七河地区的几批陕甘回族，其中多数为清同治年西北回民起义军的余部。至抱批人总数已过十万，散居在今哈萨克斯坦（约4万）、吉尔吉斯斯坦（约4万）、乌兹别克斯坦（约2万）28个居住点上，其中陕西籍回族移民后裔约占东干人总数的55％，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籍回族约占45％。①东干族是境外中国回族最集中、最有特色的移民群体，他们在前苏联，尤其是在中亚地区颇具实力，很有影响。他们是中国穆斯林的骄傲，也是我们的近邻远亲，他们对中国传统的礼仪习俗最具亲合感，至今仍保持着晚清时期陕甘方言及婚礼仪式，很有特色。     东干学形成于30年代，即在这批人过境定居50多年之后。其标志有三：一是研究东干族历史与文化的专门科研机构的成立；二是东干文字的创立及东干族报纸《十月的旗》出版发行；三是研究东干族历史、习俗、文化的学者群体的出现。其实，在东干人过境之后不久，其传奇色彩极浓的西迁苦难历史，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其独特的风俗习惯就引起了众多学者专家们的兴趣。第一本描述白彦虎及其余部定居前后的专著叫《东干起义后记队有人译为《东干起义补充》），其作者是位俄罗斯人，他叫符·波雅尔科夫。可贵的是他当时就担任着中亚七河省省长，白彦虎及其余部正好定居在七河省重镇托克马克附近。这位俄籍省长把这批起义军余部称为政治难民，他对这批难民悲惨遭遇十分同情，也深为这批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的折服。而且他与白彦虎本人有过多次交往，他把白彦虎称为“中国西北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是位“民族英雄”民波雅尔科夫的著作曾这样描写过刚过境时东干人的形象与惨状：“到达定居地的东干人90％人已冻坏手脚，多数人的冻伤已感染化脓，用烂布包着。有人留下终身残疾。到托克马克时人们分不清这些难民中的男和女，因为他们头发一样长，面孔一样黑，衣服一样破。许多妇女穿的是男人的大裆裤。东干难民穿的鞋是各种各样的，多数人穿的是棉袜子，有人用烂布包着脚，用草裹脚，脚指头还露在外边……他们就是这样的装扮在隆冬腊月爬过雪山的”。③     我引用这段描述，为的是显示他这本专著的历史价值。当年参加起义的西北回民几乎都是文盲，过境后他们生存是头等大事，汉字没有保留下来。至今10万东干人只讲陕甘方言，汉字一个不识。这样，彼雅尔科夫的俄文专著就太珍贵了，它是记述120年定居中亚陕甘回民情况最早的文字记录。可惜的是这本书出版年代太早，1901年在阿拉木图出版，已无法找到这本书。可幸的是我于1993年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所看到了这本书的原稿，计53张，大16开页，我复印回这个原稿。应该说，它是东干学源头及开端。     除了波雅尔科夫之外，这里还应提及最先在营盘（陕西村）教学的俄籍教师伊·齐兹布金，在哨葫芦（甘肃籍回民聚住地）教书的阿·卡里莫夫和赫·什马科夫。他们不仅从1910年起开始对东干小孩教俄语，扫除文盲，而且对东干人独特的文化风俗、历史族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收集了大量的文史资料，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东干人历史与习俗的论文与专著。他们就是20年代最早着手研究东干学的俄籍专家。     1919年在比什凯克开办师范训练班，吸收10名东干青年参加，他们就成为第一代东干教师，也成为东干文化史上第一批生力军。1922年，又有19名东干青年进人塔什干师范学院进修＊923年起楚河两岸十几个东干乡庄都办起了中小学。到1936年时随着全苏文化工作普及，东干人90％已熟练地运用俄语，东干人自己开始用俄文记录自己的历史文化了。此前的史料及专著多为俄籍专家所写。     到了30年代，在前苏联出现了一批研究东干问题的专家，如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姆·阿列克谢夫、阿·李福清博士，伊·费先科、勒·伊·杜曼、格·斯特拉塔诺维奇、赫·切包抄罗夫、阿·德拉古偌夫、德·波里瓦诺夫教授等。其中有的人就是著名的汉学家。他们认为东干学是苏联汉学的重要分支，有人就拜东干人为师，学说汉语可30年代他们的这一提法又为本论文的题目作了一个旁证。     从30年代起，莫斯科等地组建起专门研究东干族历史文化的学术机构，如前苏联科学院远东民族学和东方学研究所下设了一个东干学研究室，哈萨克斯坦大学成立东方研究所东干学研究室，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成立东干学研究所（前任所长是著名专家姆·苏三洛，现任所长叫伊玛佐夫），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也成立了东干学研究所。此外，莫斯科大学、圣彼得堡大学、土库曼大学、塔吉克大学里都有专门研究东干学的专家教授。东干族独特的文化及习俗也引起了一些国际学者的极大兴趣。澳大利亚、日本、德国、芬兰等国学者都发表过有关东干族历史文化的专著。例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桥本万太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者斯维特林娜（俄裔）、德国柏林大学教授里德林格尔等人都首多次到中亚考察，有人还以东干族习俗为题做过博士论文，柏林大学还保存着东干人婚礼俗的全套幻灯片民     东干文字的出现及《苏联回族报》的发行是东干学形成的重要标志。《苏联回族报》创办于1932年3月6日，1993年5月10日笔者访问该报编辑部时它已发行到第3486斯。最初报名叫《东方火星报》，一为表明他赔自遥远的东方，时时不忘故土，二为表明他们是清同治年回民起义军的幸存者，时时不忘历史。1965年时为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报纸改名为《十月的旗》，由旬刊改为周报，扩大了影响。1986年时改名为《苏联回族报》，1991年苏联解体后报名改为《回族报——陕西回民的报》，沿用至今。1997年时中亚东干朋友来我家做客时讲，报纸经费不足，几乎要停刊。后由东干企业家、著名东干文化活动家叶塞（祖籍陕西渭南）个人出资，该报才得以继续出版发行。     《回族报》对东干族发展的历史贡献有三：第一，及时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其中多数为口碑史料，传闻故事，多为第一、二代东干老人口授的。当年回民起义者全为文盲，汉字没传下来。他们至今讲陕甘方言，汉字却一个不识。若不及时收集，可能全都失传。第二，该报保留了大量民间文学资料，该报常刊登东干老人们讲的明清时谚语谜语，民歌民谣，如曲子《南巧担水》《五哥放羊》等，如他们说的口歌（谚语）“人闲长指甲，心闭长头发”、“小娃不宜惯，老人不宜劝”等。东干族的口头文学内容丰富，遣词用句极富陕西特色。第三，该报为普及民族文化教育立了功，而且为本民族培养了一批文学、史学、教育学人材。30年代出现了以亚塞尔·什娃子为代表的作家群石。—60年代出现了以马凯耶夫为代表的第二代作家群，70—80年代又出现了以诗人十四娃为首的第三代作家群体。这些作家的作品正是通过《回族报》传向社会的，该报成了这些人材成长的摇篮。有些东干作家不仅在中亚有影响，而且在前苏联也有一定地位。亚塞尔·什娃子（1906—1988）就曾任吉尔吉斯作家协会主席，苏联人民诗人，苏联功勋文化活动家，苏联科学院院士。他是《苏联回族报》创办者，并于1956—1980年亲自担任该报主编20年。他是中亚东干学的奠基人。     东干文字产生于30年代初。1877年过境的陕甘回民多为文盲，汉字没有传下来。据查，到1895年时，东干人中识字的（包括识汉字、俄语、阿拉伯文的）不足其总人口的2％⑥。到20年代末，东干族中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必须有自己的文字，不然，一些富有陕甘韵味的歌曲、民谚就会变种，陕甘方言就会失传。须知数万东干人把陕甘方言已看成本民族的标志，“言为心声”。1928年几个东干文化人在亚库普’周的领导下，并吸收俄籍专家阿。德拉古诺夫等人参加，创立了一套西里尔字母拼写的东干文，并编撰出了一本《东干——俄语词典》。     1953年在伏龙芝（今比什凯克）召开了改革东干文字的专门会议。会议邀请了一批俄罗斯文字专家怕阿德拉吉诺夫、伊奥沙宁、阿·卡里莫夫等人主持东干文字改革的是尤·杨尚新、亚·什娃子。他们以俄语字母为基础创立了一套新的东干拼音文字，使东干文与俄语靠拢。此后，东干文就成了这批陕甘回族移民的独特语言符号。上边提到的《苏联回族报》就是用东干文出版发行的,用过俄语的人能拼读出来。中亚各东干乡庄中小学都开设 东干文课程，中亚一些出版社也都出版过许多有关东干族历史、风俗。文化、种 族起源等问题的专著，使东干学研究进人新阶段。     中国回族问题的研究至少有数百年的历史。到近几十年、尤其是近20年中，有关中国回族问题研究成果已成规模，专著与论文涉及到回族的历史、文化、习俗、经济、宗教、伦理观念、价值取向等。1998年中国回族学学会的成立，标志着该学科的成熟。中国回族学已进人一个新的发展历史时期。     我们认为东干学是中国回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是因为东干族的形成发展史是对中国回族史研究的重要补充。众所周知，发生在清同治年间的西北回民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太平天国反清斗争的一部分，也是中国西北地区回民的一次大劫难。起义前陕西有汉七回三，甘肃有汉三回七之说，即陕西回民占人口总数30％（一般认为当时陕西回民人数在150—200万之间）。甘肃回民约有300万左右。俄国一位学者在30年代也讲过，在清同治元年时陕甘两省的回民总数在500万左右中但是，在回民起义失败后，数以千计的回民村庄被烧毁，难计其数的回民群众被杀戮，数百万回族同胞拖儿带女、马驮车拉，逃离家园。陕甘回民人数大减。直到1990年时，陕西回民总数仅13余万人，甘肃回民总数仅 109万。时过 120年，陕甘国民总数仅为同治年时的 1与左右。     西北回民起义是中国回族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的“个重要问题。近年出现了不少研究论文与成果。但研究者都深感到这个课题研究资料太少了。1987年9月，回族史权威白寿彝老先生曾给陕西回民起义学术讨论会发了一个讲话录音，白老再三强调要从资料人手，“要把各方面的资料搜集到一起，官方的、民间的、汉族人的、回族人的、中国人的产国人的，都集中起来。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进行得很好，“要把起义的过程弄清楚，否则无法进行研究”，③白老的这些话是很有指导性的。这段话对笔者启示很大。我赴苏联留学时特意将这段话抄在笔记本带到莫斯科，作为自己研究东干历史与文化的座右铭。     现侨居沙特阿拉伯的青海西宁籍回学高文远也在其专著《清末西北回民之反清运动》前言里反映了这个观点：“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西北回民之反清运动开始，迄念120多年来，没有见到一部有关著作，其主要原因是文献散失不全，反映当时民间实际情况的资料较少，西北文风朴素，回民又不读书，更谈不到文字记载。”他在境外讲这一番话，其寓意更引人深思。     现在定居在中亚三国10万东干人应该看成是近代中国回族历史的一部活的档案库和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国内对陕甘回民起义的研究成果本身就存在着一个资料不足的突出问题，而且一到白彦虎部从新疆迁人俄国七河地区后就无下文了。120年来国内对定居中亚的数万东干人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认真研究他们的百年发展史实际上是填补了这个空白。这等于把西北回民起义写全了。不写进人俄国中亚地区定的这几万回民起义余部，也就等于写不出一部完整的西北回民起义史书。此外，东干人中保存的史料，甚至他们口头流传的民间史料，十分宝贵，因为它是起义者的自己记录、现在留下来的官方现成资料尽管十分丰富，但都是当年清王朝记载，他们不可能全面反映回民起义的真实情况。有利于朝廷的写进去，不利的绝不去写。这正是史学家头痛的事。要恢复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目确实不易。当年回民起义者绝大多数人不识字，人民鹏记录自己历史的条件，有为回族起义说好话的，说实话的一些文字材料也留不下来。     1999年4月22日，笔者走访了5l岁的西仓南巷回族长辈李殿君先生，他讲1956年时他在河南新野马庄一清朝巡抚后裔处拿到了两本木刻版本的资料。系蓝布皮木板夹的有5块砖那么厚的稀有版本，一本叫《回回备忘录》，收集的是清同治年陕西回民起义的民间资料；另一本叫《回国辩冤录入收集的是云南35万回民支援西北回民起义的资料。两本约50多卷。李先生获得此书时惊喜非常，爱不释手。其中一些章节至今仍能复述出来。可惜的是 1957年反右时李先生受．到审查，并被抄家。家藏的800多册书籍全被查抄，其中损失最大的就是这两本木刻版书。一谈到这里率先生就心疼。据李先生讲，他读白寿彝先生所著的四卷本《陕西回民起义资料》时发现，白先生也没有引用这两本木刻书中的资料。这两本书今天究竟在哪里无人知晓，但是这段采访给人们留下的思考太深沉了。     历尽艰难到中亚定居的西北回民起义军余部是些活的资料。第一代东干人约1．5万人，他们无论如何忘不了这些西迁苦难史，他们也是反对清王朝腐朽统治斗争的参加者。他们把这点当成自己本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强大动力，讲了一代又一代。他们的苦难史及斗争精神也引起了一些俄国学者的重视。上边提到的记述东干人的一本专著就叫《东干人起义的后记》。此类俄文资料不少。笔者两次赴中亚考察，我一个人收集到的有关东干人历史、文化、习俗的著作就有20多本。我正是靠这些资料写成专著《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一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的（约30万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人而且，我在比什凯克东干研究所资料室看到的资料图书不下数千册。这些对中国回族学来说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东干学的许多成果及资料对国内一些争论问题及空白问题是一种有益的校正与补充，比如白彦虎的生平及评价问题。国内关于白彦虎的资料极少，因为清朝官方是不会去写他的生平事迹的。100多年来，国内就连他的出生年月，出生地都说不清。1950年马长寿先生调查资料上关于白彦虎的出生地就有十多种说法，让人莫衷一是。据笔者在中亚两次调查及翻阅1901年出版的被雅尔科夫俄文专著《东干人起义后记》才得知，白彦虎的籍贯应是陕西长安王曲，他的出 生年月是1840年5月25日，去世的日子应该是1882年7月26日，去世时年仅42岁，正值壮年。他的早逝由于长年征战，积劳成疾。他最后死于肺炎，这在俄文 档案里有记载。但国内长期传说他死于食道癌。不去中亚调查，不查阅当年的俄文资料，只在国内研究恐怕很难槁清楚这些问题，至少是隔靴搔痒。     东干族百年发展史从一个侧面客观地反映出清代中国回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状况。过境定居时上万东干移民经过15年征战O862—1877人行程达3万里以上，他们随身带的财产几乎丢失殆尽，多数移民亲人都亡在路上了。他们是典型的白手起家，地道的一穷二白（俄文一句不会人但他们相信伊斯兰教训：“文化是立身之本，技能是养生之道”。20多年来据查刚过境时80％东干移民不忘老回回的本行：种葱卖蒜，饮食摊贩。中亚多为游牧民族，不擅长种植。东干移民到达后开荒地、挖河渠、开市场、占铺面。苦干了40年，到1992年时东于移民的经济已有了一定的规模。苏俄才正式承认这批移民为其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     清代陕西回民的主体行业（即上边提到的老回回的本行）应该是种植及贸易，这在1781年陕西巡抚毕沅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有反映（其中也涉及到清代陕西回族的分布）：“查陕西各属地方，回国居住较他省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国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府所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民，多聚堡而居，人口更为稠密。西安省城内回民不下数千家，俱在巡抚衙门前后左右居住。城内礼拜寺共有7座，其最大者系唐时建立。西安回民大半耕种畜牧暨贸易经营，颇多家道殷实，较其他处回民稍为体面”今这段史料验证了东于人对陕西回回老本行的继承与发展。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以经济实力为生存的基础。经济搞不上去，就无政治地位与文化影响可谈。但搞经济得有自己的强项。过境定居时，东干移民硬是靠历尽艰难而造就的钢铁意志及从小学到手的种植经商本领，以长补短，以有易无，使自己的经济活动充满了活力及竞争力。据查，到1901年时，中亚七河省年度统计数字显示，东干移民在人均产粮及单位面积产量都居第一位。到1911年东干人均产粮已达173普特（俄制1普特=16．35公斤），而18贴年时（即16年前）仅是3普特，增长50多倍。这种增长速度在中亚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民到1993年7月笔者二访东干族时，新渠乡庄靠承包土地种植洋葱、胡萝卜等新鲜蔬菜户均收人合人民币5万多元，难怪该乡庄一些大学生毕业后不愿出去工作，而愿意回乡种葱卖蒜。在外工作一年收人也不足1万多元，且不能保证宗教生活及充分自由。     东干移民一过境就站在了商品经济的最前列。当年中亚经济商品化程度很低，内部市场发育不良，与外界的经济联系很少。东干人到达后30年内，大幅度地提高了当地粮食、蔬菜及副食品的商品部分产量，极大地丰富了边区内部市 场，并将一些产品远销外地。东干人开的回族风味饭馆到处都是，直到1993年7 月笔者在比什凯克看到80％的店铺、饭馆仍是东干人开设的。据查，1913年，仅 在比什凯克一处，由东干人开设的店铺不下50家，各种作坊（油坊、磨坊、糖坊、粉坊）不下100家个陕西回民就是经商的天才，东干人继承了这个传统：他们会选项目，各人精通一行，互不拆台；他们特别注意商品质量，按伊斯兰教规做买卖从不短斤少两，讲究薄利多销，卖回头客；他们重视进货渠道，一旦找到好的合作伙伴就长期合作。正是这些经营之道使东干人立于商场的不败之地。这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代陕甘回民的商品贸易的一些情况。东干移民百年来走过的是一条富有陕西回族特色的建设道路，坚持自己的强项，发挥自己的特长：种植与经商。1998年10月一位东干朋友来笔者家中做客时讲，直到今天，中亚生活得最好的还是东干人。他们是商品经济的先行者，也是市场开放最大的受益者。     在精神生活及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中亚东干人不仅继承发扬中国回族的优秀传统，而且兼收并蓄，取长补短，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坚持自己认定的信仰与信条，随波不逐流，同流不合污，表现得异常优秀。他们以伊斯兰的共同信仰及孔子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感推动了中亚民族的大融合，与中亚各民族有着良好的关系与交往。但他们始终抓住自己本民族个性特点不放，始终保持自守型文化特色。东干文化有其表层上的可变性与深层中的不变性，与社会环境有一种和谐性，同时又保持自我特点的固守性，始终保持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这些正是中国回族文化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东干文化及东干模式是中国回族文化的一个样板，他们把中国回族的民族特征及中国回族文化的精髓在境外表现得完美无缺。笔者曾经讲过，东干人是中国回族的骄傲。     东干人在教规教义上是典范，他们以严守教规闻名于世，不酗酒，不吸烟，坚持做到“心间诚信，舌上诵念，身体遵行”。尤其是居住在乡村的东干人，坚持五时拜。村民们心无杂念，尊老爱幼，尊师重教，行为端正。1993在营盘及新渠两个东干人乡庄考察时，乡长对笔者讲，我们这里近几十年无一个犯罪的，无一个先天残疾，无一个文盲。几代东干人崇尚清真，俗守教规，他们坚守伊斯兰教义规定的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整体素质高。可以说，东干人是中国回族在境外最优秀的移民群体。境外东干人的素质应看成是中国回族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活教材，也是东干学及中国回族学的一个重要内涵。     总之，我们认为，东干学无论是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来看，还是从文化学、民俗学、宗教学来讲，它都是中国回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回族学应该包括对海外回族移民同胞发展道路、生活方式及民族精神的全方位的研究。须知人类即将跨入的新世纪将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世纪，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世纪，一个以文化冲突、民族融合为主要特征的世纪。如何迎接新的挑战，定居中亚的这批陕甘回族移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他们对各种文化兼收并蓄，对自己本民族认定的主题文化扬长避短，以有易无；始终以民族的整体素质和敬业精神为根，以强烈的发展欲望及竞争意识为本。这些应该是中亚东干学与中国回族学的主要命题，值得不断深入地去研究。 ———————————————————————————————————— 注 释： ①参看拙文八东干族族名族源考》载人文杂志风997年第1期。 ②见《东干岭义后记》书稿第25页。 ③见拙作《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一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④参看《中亚东干人的历来与文化》姆·苏三洛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 2页。 ⑤参看《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姆·苏三洛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⑥张尚洛：《东干族的文化与习俗》第259页。 ⑦阿·恩·库罗帕特创喀什噶尔入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9页。 ⑧高文远著《清末西北之反清运动入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⑨李松茂：文史知识》中华书局1998年第7期，第15页。 ⑩见拙作《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一书第76页。 (11)见拙作《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一书第58页。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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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align=center>遥远的河岸文图：姜付矩    　　伊犁打开东西大门引进八面来风，摩肩接踵地一路向西走亲访友、参观考察、购物旅游，人们在酒后茶余亲朋聚首聊天侃大山时，又多了一项“新走西口”的谈资。聊大天，侃大山的内容不过是中亚诸国的物价高低、生活水平、社会秩序、生意往来等等，而且还是见仁见智毁誉参半，很少听到有人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侃一侃中亚与我国、与新疆、与伊犁在经济、政治、文化、风情等方面的异同和联系，这是我们伊犁向西开放必须参照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材料。前不久随伊犁地区文教广电考察团西行十天，搜罗到一些历史文化方面的谈资，捡最有趣的和诸位读者侃侃大山。楚河岸畔操陕西方言的集体农庄　　我们西行考察的第一站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代区的两个东干族(回族)的集体农庄，位于著名的楚河岸畔。这个楚河并非中国象棋盘上楚河汉界的那个“楚河”，而是发源于吉尔吉斯山南麓沿吉尔吉斯山北坡向西流去的楚河，元明清史书上叫“吹河”，盛唐时期叫“碎叶河”。我们要去的两个东干族集体农庄一个名为韶热秋别，一个名为马三奇。这两个农庄在楚河北岸，隔河与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东部重镇托克马克市相望。　　进入农庄，沿路的民居和从霍尔果斯口岸入境700余公里所见到的一样，全是异国情调的俄罗斯式建筑。但是，走进宅院，路过“色来木”以后，迎接你的一满是地道的陕西方言，好似回到了渭水畔灞桥边，乡音中送来的故国故乡的亲情，不在异国他乡身临其境真真难以体验。把“叔”唤作“爸”，把“小”叫“碎”，把“健康”叫“刚强”，“朋友”叫“联手”，“休息”叫“休行”“工作”叫“做活”等等不仅语言，就是服饰、习俗也依然表现出浓厚的中华民族色彩。婚丧嫁娶能够集中表现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习俗。当地人的结婚仪式与关中地区不能说是别无二致，起码更加古朴。新娘凤冠霞披，新郎披红持绿，门前大红喜幢，窗上大红吊钱，参加婚礼的汽车一律在倒车镜上挂一条红纱。婚宴上吃的是32碗的席，全部中国式菜肴。姑娘媳妇们的服饰中西合璧，外面是西装大衣外套，里面是大襟旗袍，袖口裤腿口明丽的绣花，脚下有的还穿着完全中国式的绣花鞋。　　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世界各地都有绿洲，但对于祖先来自阿拉伯和中亚的东干族(回族)来说，能够如此顽强地表现中国文化传统，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异和赞叹，由此也引发了我对这个民族群体的敬意和兴趣。　　马三奇集体农庄的老地名叫“营盘”，由曾经做过白彦虎部队的营盘而得名。白彦虎是100多年前陕西回族反清起义的将领，新疆阿古柏之乱时投靠了阿古柏。阿古柏政权覆灭以后，白彦虎的部队兵败退入俄属中亚境内，1878年冬天辗转来到楚河北岸安营扎寨。史书上记载白彦虎带5000人进入俄界，而当地人说是3000人，当然包括家眷。白彦虎的部下主要是陕西人，所以这两个集体农庄成为陕西方言的特化小区。还有一部分人是50年代、60年代初从新疆、宁夏、甘肃去的回族。　　韶热秋别集体农庄职业中学的主任伊斯马尔说一口伊宁市汉人街大桥上的话，伊斯马对原苏联尤其中亚诸国东干族的情况很熟悉。他说楚河两岸是东干族集中的地区，库尔代区19万人口，东干族有2万人，而我们访问的这两个农庄人口1.4万，90％是东干族。哈萨克斯坦的东干族主要分布在江布尔州。吉尔吉斯斯坦分布更广，伊斯马尔一口气列举了十二个地名，我能记住的只有几个，如二道沟、米梁川、小米梁川、骚葫芦等。他还告诉我这里的东干族以陕西方言为母语，吸收其他民族语言的营养，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语言体系。他们在交际中经常出现几种语言交替使用的现象，但日常用语仍然是用自己的语言。东干族有自己的广播电台，叫“东干说话”。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还有自己的报纸叫《东干火星报》，用基立尔字母(即俄文)拼写自己的语言。很少有人懂得汉字，所以韶热秋别集体农庄学校校长斯马义－再要求我们派教员给他们的学生开汉语课。　　东干族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充满了自豪感。马三奇集体农庄有一座博物馆，一幢独立的大房子里有五个展室。门厅正中摆放着<B black; BACKGROUND-COLOR: #ffff66[/img]马三成的半身雕像。<B black; BACKGROUND-COLOR: #ffff66[/img]马三成是十月革命后，中亚地区与白匪作战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著名东干族英雄，曾经当选过第三国际代表大会代表，见过列宁。博物馆内有一幅<B black; BACKGROUND-COLOR: #ffff66[/img]马三成与列宁交谈的油画。1937年在斯大林的肃反中被错杀。其妻是犹太人，子女现在阿拉木图。这个集体农庄以<B black; BACKGROUND-COLOR: #ffff66[/img]马三成命名，因俄语把“成”发音为“奇”，故“<B black; BACKGROUND-COLOR: #ffff66[/img]马三成”变为“马三奇”了。　　博物馆除了<B black; BACKGROUND-COLOR: #ffff66[/img]马三成的英雄事迹和遗物之外，更多的是东干族到达营盘后的这100多年的历史。在门厅的角落里有几件陶器，据说是挖渠时出土的。其中大瓮半人多高，和在伊犁诸多故城遗址出土的形制一模一样。这说明这里在作为白彦虎的营盘之前，曾经是其他民族的营盘。最引人注目的是东干族过去的服饰和生活用具，如同中国本土所产：男人的瓜皮小帽、长袍马褂；女人的绣花旗装、绣鞋荷包，以及炕桌炕柜，油灯烟袋，俨然是座小型的中原民俗博物馆。　　马三奇博物馆的管理员名叫黑雅尔，是个远近闻名的“学问家”和“写家”。我特别向他请教了白彦虎和尕司令马仲英的后事。黑雅尔说白彦虎是在比什凯克(伏龙芝)殁的，三个儿子连夜把亡人埋了，坟的位置直到三人去世仍然守口如瓶，所以任何人都不知道白彦虎的坟，挖的都是假坟。现在白彦虎的后代不少，已经到了第四、五代。我见到过的白彦虎的一个重孙，叫白彦虎.陆尔曼，是韶热秋别集体农庄太平农民艺术团的“头儿”。这个东干族农民艺术团曾经到莫斯科、古巴等地演出。　　马仲英是新疆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他把白彦虎在新疆政治舞台上演出的活剧又在55年后重演了一次，沿着白彦虎走过的道路又重新走了一趟。马仲英同样是在喀什兵败进入苏联境内的，只不过这一次是他一个人。关于他的下落众说不一。为此我请教黑雅尔，他说：马仲英后来在莫斯科“做活”(工作)，是病死的不是被“做掉”的，他的后人还在莫斯科。说完这段珍贵的话，黑雅尔问我你有马仲英相片、要求给他寄一张来。　　每一个民族都有她的英雄崇拜。这里的东干族理所当然地崇拜<B black; BACKGROUND-COLOR: #ffff66[/img]马三成、马仲英和白彦虎。据说苏联解体后，这里的东干人每年5月17日(白彦虎的忌日)都要聚会给他念水儿(念经)，已经连续三年了，并且准备把韶热秋别集体农庄改名为白彦虎集体农庄。<B black; BACKGROUND-COLOR: #ffff66[/img]马三成、马仲英、白彦虎的千秋功罪历史自会评说，不过他们已经由政治人物演变为文化人物，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因素，这正是文化比政治更久远更有力的明证。 黑雅尔的谈兴正浓，拿出了他用俄文字母拼写的东干诗歌《啊，色来木区力空－－贵重的客人》，诗写得古朴真诚：　　今儿个您到来哩，我们高兴，　　百年过了遇面呢，就像亲生弟兄。　　这还不是节气吗？　　贵重弟兄，我们热心接迎中国客人，　　亲热一同喧皇呢，汉回没有分别高兴高兴，　　男女一切都盼世界太平，哪儿太平哪儿就是财东。　　我们中国去奔望弟兄，真树的根扎在陕西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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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张尔里(回族)著，崔红芬译(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东干学部，比什凯克市720071)    摘  要：今天，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回族(东干人)总人口已超过10万，他们是125年前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迁往沙皇俄国境内的陕甘回民的后代。这一部分回民虽然与母体分离了120多年，其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都有了很大变化，他们与生活在中国的同一民族的主体相比，在发展方面产生了一个断层。但是他们仍然具有很强的民族自我意识，在民族内部称谓上仍称自己为回族或回回。“东干”一词是讲突厥语和讲俄语的人对回族的称谓。因此，在中国出版的汉文论著中大量使用“东干”、“东干人”、“东干话”之类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对这部分回族来说也有失礼貌，不利于他们与中国回族同胞的联系交流。长此以往，人们会误以为是另一个民族。    到2002年，首批由中国迁往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回族的历史已经过去整整125年了。125年，对一个民族的一个分支来说，在完全陌生的异域他乡得以生存并形成和发展成为社会力量的一支，并不算很长。19世纪70至80年代，迁往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回族只占中国境内数百万回族中极小的一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小部分回族被迫远离其原来共同生存的主体，被抛入了—个语言、社会及经济等各方面完全陌生的、由异族占主体地位的环境中去，重新开始生存和发展，而原来的主体也仍在继续存在和发展。    这一事件导致了该部分回族的心理矛盾，使他们在处世方式上也显得矛盾重重。一方面，他们必须保存和固守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为适应外部人文环境的变化并得以生存和发展，又必须搞好与其他主体民族的关系，避免产生矛盾。这些因素导致了该部分回族与仍旧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回族在客观上有了很大的差异。    毫无疑问，对迁往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这部分回族来说，他们与同民族的主体部分相比，在发展方面肯定产生了一个断层，但他们仍然具有很强的民族自我意识，表现为内部的民族称谓上，还是称自己为回族、回回、老回回等。这里笔者想要指出，“回回”这一民族称渭是中国历史上为官方、即汉人政权和非汉人政权作为民族称谓来使用的，虽然“回回”原意是指称所有的穆斯林，如“回纥”、“回鹘”(即维吾尔)，还有所谓的“汉回’’(意思是汉族穆斯  林)等等。这不仅使东干人(回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并与其他民族有区别，而且，他们的独特性也得到了相邻民族的认可。    另外，以前人们称新疆的回族为“东干人”，也就是说，这一称呼是突厥人对回族的称谓，后来这一称谓被俄罗斯帝国和以后的苏联政权的官方所采用，不仅指迁居过来的回族，而且通指中国所有的回族。    在东干人(回族)的意识当中，回族是从阿拉伯迁居中国的骑士的后裔。他们认为，他们的父系祖先是来自阿拉伯的骑士，这些祖先在中国娶了汉族女子为妻，逐渐形成了回族这一民族。基于这一传说，也许是事实，东干人(回族)认为阿拉伯人是他们的父系亲戚，也就是回族人所说的爸爸，而汉族人是他们的母系亲戚，也就是回族人所说的舅舅。根据这个起源的传说，在东干人(回族)的民族意识及文化意识中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公式：我是回族，因为我的先祖是阿拉伯人，我先祖的妻子是中国人。因为我的先祖是阿拉伯人，是穆斯林，那么我也自然就是穆斯林。    回族对伊斯兰教的归属认同感在回族作为一个民族的形成过程当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与汉语言和汉文化对回族的影响是相提并论的。首先伊斯兰教团结了回族内部才；同的派系和成分，起到了凝聚人心的积极作用，在对外关系上伊斯兰教又使回族与汉族有了区别和差异。换句话说，伊斯兰教团结了讲汉语的回族穆斯林，汉语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但是，汉语在中国汉族占主体的人文大环境下，相对于回族而言，它不仅起不到区分回、汉族的作用，而且，汉语起了将回族整合到一个更大的体系结构当中去的功效，并且逐渐缓和了回族与汉族的冲突与磨擦，力图消除回、汉族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地位差距。物质文化，尤其是经济活动方式的共性，也起到了上述的作用。但是，回族与其他不讲汉语的穆斯林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从外表上看，回族与汉族在文化各个领域是基本统一的，但是由于伊斯兰教的影响，回族又有其自身的民族特点。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中国回族在语言上是否真的与汉语完全一致。如果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的话，答案就不会是肯定的了。中国回族的语言里面留存有大量的波斯一阿拉伯语词汇，同时对一些词汇的解释与所包含意思也与汉族有区别。如回族说到“寺”，所指的只是清真寺，而汉族则会认为是指所有的寺庙；回族说到“庙”，意思是指非伊斯兰教的寺庙，而汉族却会理解为是泛指的寺庙；说到“圣人”，在回族的理解当中就是“先知”，像阿丹先知、努哈先知、穆罕默德先知等等，而汉族人呢，则会想到长生不老的道士；对回族来说，“经”就是指《古兰经》，而汉族则是指道家和儒家及孔夫子的书籍等。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它们可以证明回族所说的汉语与汉族所说的汉语在语意上还是有很多差异的，可以说是民族差异的外在反映。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的回族有自己独立的语言。    很明显，在回族的民族意识当中清醒地认识到了其先祖对汉语的借用这—一事实，他们把汉语当做母语使用，并且承认回族与汉族的亲源关系。    与以上所说不同的是，于19世纪后半叶迁往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等地的回族(东于人)，与当地的突厥人以及与从俄罗斯迁移过来的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差异十分显著，比如说在物质文化、语言及生产经营方式上的不同。在新的人文环境下，回族(东干人)为适应外部条件的变化必须做出一定的反应，因此他们辽曙后的生活与在中国原居住地生活情况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如果说他们原先在中国扮演了一个整合统—一以及与汉族姻亲不断的角色，那么在新的人文环境下，回族(东干人)同样表现出独特的民族特性，这种独特性成了回族与突厥人在民族差异亡的突出标志。这里应当指出，回族(东干人)在文化方面、特别是语言方面的变化是在新的人文环境下形成的。在新环境下，由于与汉族脱离了接触，东于人(回族)所使用的语言与汉语难道说真的完全相同一致吗?当然不是。但当时就连东干人(回族)自己也一直误认为是——样的，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厂很长时间。现在生活在伊尔蒂什河谷(哈萨克斯坦境内)地带和塔拉斯河谷(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境内，汉语称碎叶河)地带的东干人(回族)所使用的语言，即俗称的“中亚话”，当地东干人(回族)被称为“中亚人”，对中国汉族人来说，其实就与“汉语”、“回族人”是等同的概念。    但是，对于迁移者来说，在新环境下必须调整处理好与周边各主体民族的关系，首先必须搞好与吉尔吉斯族人、哈萨克族人、乌兹别克族人的关系。为使东干人(回族)能融人新的生存环境，需要寻找一个切人点，而回族对伊斯兰教的认同归属感正是起到了这样一个切人点的作用。当地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帮助了这批迁移者，使他们迁移后基本上没有遇到过什么敌意，在这种情况下，东干人肯定会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定居下来。迁移的原因使得他们厌恶清朝，竭力避免想起清朝。迁移过后都几十年了，东干人(回族)的男子还拒绝穿满族和汉族样式的服装并剃掉了清朝男子必须蓄留的长辫子。他们在穿着打扮上与当地的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相差无几。他们与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俄罗斯人和乌兹别克人—起牛活，学会了当地民族的文化及牛活习俗，后来这些习俗逐渐演变成了东干人(回族)自己的习俗。大多数人在迁移后的几十年里学会了当地语言，成了双语通，除了汉语外，第二语言按其居住地不同，或者是吉尔吉斯语，或者是哈萨克语等。但是，在奥什(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与乌兹别克斯坦居住的东干人(回族)，由于长期缺乏汉语言环境，已经只会讲当地语言而不会讲自己的语言了。在东干人(回族)的思想意识当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他们现在所讲的语言，是独特的回族语言，而不是汉语。因为与汉语长期脱离，缺乏交流和联系，这批迁移的东干人(回族)在现实生活中又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需要补充新的概念和表达方式。这些新的概念和表达方式，要么是从母语中相似的词汇演化而来，要么借用突厥语或俄语的词汇。借用词的增加，改造和丰富了回族的语言。首先是人名，如东干人(回族)常用的名字，莱姆扎尔按突厥人的习惯变成了拉玛桑(在阿拉伯语中称拉玛丹)；东拉尔变成了阿l、都拉(在阿拉伯语中称阿L达拉赫)；拉比尔变成了拉比亚(在阿拉伯语中称拉比亚)，如此等等。还有一个因素，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丸斯坦的东干人(回族)的汉语文化程度普遍很低，而这种情况反过来又有助于回族语言(东干话)的进一步演化。东干人(回族)在日常的宗教活动中，基本使用原先在中国出版或是19世纪末在俄罗斯帝国首都圣彼得堡出版的《销经》，此经是对《古兰经》的诠释，是用阿拉伯文拼写的。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时期，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制了东干文字母。后来，到了50年代，又以基里尔字母为基础改造了东干文字母，出现了一批书面文学作品和印刷品，苏联官方最终正式承认了东干语言的存在。值得一提的是，最初将东干语称“中亚话”，这个概念已经丧失了它原来的意义，现在被人们代之以相同意义的“回族话”来称谓了。    在生产经营方式上，东干人(回族)更喜欢传统的方式和工艺。他们从事水稻、蔬菜的种植，植物油、淀粉、醋的加工制作，从事畜力运输、经商和手工艺制作等。    居住地域的相对集中和内部团结紧密等因素和对传统经营方式的偏爱，形成了东干人(回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如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使得语言、物质、精神、文化等方面的传统能够长期保存厂来。因为许多物质、精神、文化等方面的东西还保留在迁移前的状态，所以其语言中的一些古词仍然继续在使用。    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特别是苏联农业经济集体化，使传统的农村经营活动受到冲击和排挤。工业化生产使越来越多的东西进入日常生活，如：服饰、劳动工具、生活用品等。传统手工艺消失了。农业集体化使用机械生产，民族传统的经营方式也逐渐退缩到了家庭经济上，并成为国民经济中无足轻重的副业，当然，它对家庭来说，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且常常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收人来源。随着传统手工艺的消失，语言中有关方面的词汇也随之消失或弃之不用了。    民族交往的扩大导致了相互间借用的东西越来越多。只有那些较为固定的东西才留存了下来。当然，这种影响是相互的。回族(东干人)文化也逐渐渗透到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如回族(东干人)在饮食方面的一些词汇：拌面或凉面、包子(回族话叫馒头、包子)、凉粉等等，这些词如今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经相当通用，当地的其他民族就像是使用自己本民族的词汇一样使用这些词汇。这样就进一步加速了吉、哈境内的回族(东干人)与当地民族在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相互融合与渗透，更进一步加大了这批迁移者与中国境内回族的差异。如本文中一开始所指出的那样，独联体境内的回族(东干人)与中国境内的回族之间差别的进一步加大，不仅是由于历史的断层使他们失去了某些文化方面的特点，如中国境内的回族在语言上由于受普通话及大众传播媒体的影响，其语言不仅在词汇上，而且在语法上有了很大变化，而当时在吉、哈境内的回族却恰恰相反，他们在语言上保留了大量的古词。独联体境内的回族新娘的服饰，也具有传统的民族特色，而中国境内的回族早巳将这种服饰作为清朝满族的服饰给抛弃了。    这样看来，独联体境内的回族与中国境内的回族在长达125年的分离状态下生存，他们受客观因素的影响，在民族文化和各个方面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差异。除此以外，前苏联境内的回族还创立了自己的文字字母，并以该文字字母为基础创作了文学作品，并对回族语言进行了研究。后一事实成为苏联官方正式承认有独立的东干(回族)语言的主要依据。    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居住的东干人(回族)仍然认为自己是回族的一个分支，而民族意识是确定民族归属的主要因素，无论个人还是群体都是如此。    我们都应该接受这一事实，即无论是独联体境内的回族，还是中国境内的回族，都是同根同源的一个民族，都有着共同的民族归属。这样就会出现下一个问题：在中国出版的绝大部分论著中，“东干”以及与之有关的诸如“东干人”、“东干话”之类的说法和使用是否恰当的问题。     在汉语论著中，人们使用“东干”一词来称呼“回族”可能有以下两点考虑：    一是作者误用“东干”一词指称居住在独联体境内的回族，大概是想以地域来命名，如与北京人、广东人的意思相似。    二是作者用“东干”一词指称这部分回族，是为强调吉、哈、乌境内的同族在文化上的特殊性，并赋予了独立民族的意义，想将这部分回族作为一支独立的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回族相区别。    上面两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东干”一词是讲突厥语和讲俄语的人对回族的称谓，他们将所有居住在中国的回族和前苏联的回族都通称为“东干人”，他们有时甚至不知道这个民族分支还有自己的民族意识。因此，“东干”一词只适用于突厥语和俄语中。类似的例子还有，欧洲人称中国为China，而俄语中却称为китай。想想哪位中国学者会在自己的汉语著作中把中国称为китай，或者把在欧洲和美洲生活的中国人称为Chinese呢?因为在汉语十这些人种学的同意义的概念有另外的意思和色彩，如当时曾暗指契丹人或清朝满族人。这样不利于读者客观地判断这部分迁移者的民族归属。正因为如此，“东干人”这一称谓妨碍人们正确地界定这部分回族是中国回族主体上分离的一个分支，是同一个民族。    也会有人反对我的观点，他们会坚持认为：“将这部分回族称为东干人，进而称为东干族，其文化的独特性和自己的文字正是说明了东干人是独立的，其称谓是对的”。这不能算做严谨的推理，将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回族当做特殊的民族与其他的回族相区别，是错误的。众所周知，某一民族的特定的群落，其文化的独特性或是某一民族特征的完全缺失并不能有足够的理由来说明这一群落就是另一个民族。    在前苏联、欧洲和美洲生活的中国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因无特定的同族聚居区而与外族混杂居住，已经丧失了原有的文化特征，甚至因为与外族通婚，连人种都改变了，但这并不能说他们就不是汉族了，也不是说在汉语作品中就非得用这种带有另外含义的词。当然，对于这样的人，中国有一个专门的词来称呼：“华侨”。那些离开中国，但又与他们的祖国没有脱离关系的人，“华侨”这个词恰好强调了他们与中国的联系。    由上所述，大概已经很清楚了，汉语作品中使用“东干”这一称谓缺乏一定的明确性，针对独联体境内的回族而言也有失礼貌，也就是说在确定这部分人的民族归属时，该词概念模糊，意义不清。这与这部分人的民族意识相矛盾，与客观事实相违背。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大众传播媒介在——定程度卜能影响人们的信念和世界观。不礼貌地使用“东干”一词会使读者误以为在吉、哈、乌等国居住的不是回族，而是另一个什么独立的民族。今后独联体境内的回族要在文化与语言方面进一步发展，保存其民族的独特性，在很多方面都要靠加强和扩大与中国回族同胞的联系来实现。所以，独联体境内的回族有权指望在文化方面得到中国回族的帮助。这不仅仅是因为对外交往的需要，还因为面对清朝的残酷统治，这一批回族同胞为维护本民族的尊严和利益，而被迫离开了他们原来的家园，同民族的人应当向分散居住在其他国家并成为该国少数民族的同胞施以文化援助。作者简介：作者张尔里(1951—)，男(回族)，吉尔吉斯斯坦米粮川人，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科学院东干学部副博士，从事中亚回族历史文化研究。译者崔红芬(1968—)，女，河北河间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外语系讲师，主要从事俄、德语教学及文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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