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干人”——顽强的回族人

从哈萨克斯坦靠近中国的阿拉木图市出发，向西驱车三个小时，就能到达天山脚下东干人聚居的楚河平原。在这片方圆将近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营盘和新渠两个大村落为核心，生活着大约10万名说着一口地道中国陕西方言的回族，形成了中亚地区最大的华人移民群落。这些回族的前辈是如何来到这里，又是怎样繁衍至今的呢？要揭开这个迷，就必须回顾清朝同治年间那场震动京畿的西北回民大起义。     1862年，即清朝同治元年，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直接推动下，为了反抗满清政府的政治压迫和民族歧视，西北回族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起义首先从陕西开始，很快席卷了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给满清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清朝政府派遣左宗棠等干将率重兵对起义群众进行了历时15年的极其残酷的杀戮，终于在1877年把这次大起义镇压下去。这年严冬，陕西回民起义军领袖白彦虎带领部下万余人经由新疆向中亚方向逃亡。队伍抵达中俄边境时，白彦虎决定用重金向俄国人买路，然后一户留一人在中国境内，以防绝后，其余人马连夜从天山山脉的一个山口进入俄罗斯。那一夜，风雪肆虐，严寒彻骨，上万人的起义军一路倒毙过半，最后只有3314人到达了当时俄罗斯七河省境内的托克马克镇。看到这一带人烟稀少，地势平坦，又有一条水质良好的楚河，于是起义军便安营扎寨——这第一个落脚点就逐渐演变为今日的营盘村。营盘靠山面水，土地肥沃。逃亡路上携带的菜籽，成了回族人们新生计的开始。他们在这里种上了当地人不会栽培的中国白菜、茄子、辣椒等蔬菜，盖了房子，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定居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统治俄罗斯帝国的沙皇政府对这批逃亡的陕西回族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政策，赐给他们7万亩土地，并免征10年的赋税。因为语言不通，这些黄皮肤，小眼睛的来客后来被当地人称作“东干人”（陕西方言“东岸子人”的对音）。除了营盘之外，楚河平原上还有建有新渠、江尔泊克、米梁坊、哨葫芦、红旗、坎布隆等10多个东干人的村落，而营盘和新渠一直是东干人的大本营。1924年前苏联进行民族识别与划界的时候，把东干人正式确定为“东干族”，成为前苏联100多个少数民族之一。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东干人与华夏大地彻底丧失了联系，只是到了20世纪末叶，他们的存在才引起了世人越来越多的关注。     从第一代东干人扎根楚河平原后，120多年来东干人一直专心种地务农。这期间俄国经历了两次大的战争，东干人的命运也因为这两次战争而改写。第一次战争是1918-1921年的内战，它给东干人带来的是荣誉。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在大批外国武装干涉军的支持下，全国各地的敌对势力不断发动暴乱，制造流血和饥饿。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动员了一切力量来平息这场内战，当时在哈萨克斯坦地区就曾成立了一支完全由东干人组成的红军骑兵团。这个团由参加过十月革命、当过工人赤卫队长的马三成率领，全团官兵作战勇敢，屡建奇功。1975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为了纪念这位东干人的英雄，特地将营盘村改名为马三成乡，沿用至今。 第二次战争是1941-1945年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它给东干人带来的是伤痛。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人口损失超过3000万，作为少数民族的东干人也无法躲避这场灾难。陕西村的老人们回忆说，为了补充前线急需的兵员，政府动用了非常手段抓壮丁，甚至KGB的人也参与进来。抓住壮丁后就直接塞进火车拉走，许多人从此杳无音信。当时总人口不到三万的东干族，战死沙场的就将近2000人。万幸的是，法西斯的铁蹄没有踏进中亚地区，东干人的村落在战争中完好无损。 今天，东干人已经繁衍到第五代，总数超过12万人，其中陕西籍的人口占60%以上。他们绝大多数生活在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界河——楚河两岸和伊塞克湖畔，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富裕的生活和独具特色的精神文明。     步入营盘村，人们可以立即感受到十足的陕西韵味：所有建筑都沿袭了关中地区的风格，待客的正房里垒着大炕，房檐上还挂着一串串老玉米。最香的饭是“婆姨”们拉出的面条，最受欢迎的娱乐是悠长的秦腔。陕西人特有的“十大怪”习俗在这里被原样保持，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岁时节令等仍保持着明清时代的古风。这个大村落的男女老少共一万多人，都靠种菜为生，每个家庭最少也有一公顷（一万平方米）的土地。在前苏联时期，实行集体农庄制度，土地和各种农业机械都属于国家。大家一块干活，一起吃饭。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实行了私有化政策，国家把这片土地以很便宜的价格出售了，每平方米才卖18坚戈（合不到人民币一块钱）。所以现在的营盘村每家都是个体经营。     营盘村里唯一能识汉字、讲普通话的人是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叫白伟华。这个中国名字是2001年开始在比什凯克人文大学学习中文的时候才起的，在此之前他的“洋名”叫谢尔巴耶维奇。他说，我是哈萨克斯坦人，但哈萨克斯坦的人都把我们村的人叫东干人。我们这儿的人跟老毛子讲俄语，跟自己人讲的都是一辈辈传下来的陕西话。我们把跳舞叫“踏”，闲逛叫“浪”，上班叫“活”，面叫“饭”；把阿姨叫“丫丫”，照片叫“影头”，哥们叫“连手”，南瓜叫“倭瓜”，嫁妆叫“陪房”。还有，他们把政府机关称作“衙门”，把官员称作“大人”，管警察叫“衙役”，店铺老板叫“掌柜的”。实际上，由于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俄语是接受教育和对外交往的正式语言，所以这种带有明清时期味道的陕西方言仅仅是一种家庭成员或同村邻里之间的口头交流工具。在表达像“电话”、“导弹”、“电脑”等方言中没有的新词汇时，还是要用俄语或者哈萨克语代替。     陕西村的后代从哈萨克斯坦实行的义务教育制度中受益无穷。这里的孩子6岁上学，从第一年级一直念到第十一年级，所有的费用都由国家负担。上课时使用的语言可以是哈萨克语或俄语，但是在课堂上不能讲回语。还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教学语言是东干文，它是一种用俄语拼写出来的陕西话。这种东干文使用了40多年，但由于拼写规律性不强，不规范，表达的意思也相对有限，所以现在除了40岁以上的人能懂外，年轻人对它没有兴趣。老一代东干人担心，如果这样继续下去，自己的母语以及它所代表的传统和文化标志会慢慢地丧失。     今年只有43多岁的安胡塞被营盘人尊称为“胡赛舅舅”，他是现时代东干人的领袖，陕西村里的大忙人。他的正式头衔是陕西村的村长、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干协会会长。根据他自己的反复“寻根”和国内有关学者的考证，他的祖籍在陕西长安与蓝田交界处的安家山。对他来说，最关心的一件事是怎样让陕西村的孩子们学习和掌握现代汉语，以便向陕西村的大众推广他们久已遗忘的汉字，用中文这个语言的载体和纽带延续自己的母语和文化。2003年11月，胡赛舅舅选派了7名陕西村里的少年去中国西安博爱国际学校学习中文。这7名少年里有6人高中毕业，还有一位叫马涛的少年19岁，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上了大学。他们7人都是参加村里的考试后从200多名候选人中选拔出来的。胡赛舅舅的长远计划是，等他们学好了，再回来教其他人。以后每年都要派人回“老家”学习，每年又都有学成回来的老师。这样争取用10年左右的时间用中文取代过渡性的东干文，使所有村民都会使用流利的现代汉语，做新时代新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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