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论西藏史前农业的几个问题（1）

　　<STRONG>一、史前农业研究的方法</STRONG>　　作为史前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前农业研究并不是孤立的。它通过一组或一系列古代居民遗留下的与农业生产活动相关的遗存反映出来。比如与农业定居有关的聚落遗址的分布，在空间上表现出某种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存在；与生产活动相关的工具的制造与表现技术水平高低的场所或作坊之类的是否存在；作物种类的多寡及其在考古文化中所表现的数量上的程度；与定居相关的家畜品种及其在考古文化中所反映的比例，等等；这一系列的因素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将有可能构成某种“自成体系的农耕文化”。由这些诸多因素而构成的文化，即是我们研究史前农业的对象，也是我们对这一对象实现某种研究时必须据此而开展的切入点。　　除上述由考古学文化特点构成的某种研究方法外，我们还依赖自然科学的诸多鉴定手段，以及捕获大量相似或相同的民族学实地调查资料，诸如通过调查研究迄今仍保留有原始农业生产活动、方式的材料，实现某种更为客观、真实的比较研究。　　以上几点是史前农业研究中最为常见的有效方法。相对而言，这里所述的这几点只能算是我们认识史前农业最为基本的方法。　　<STRONG>二、西藏史前农业研究中的几个问题</STRONG>　　1、农作物种类　　迄今为止，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经科学鉴定而确定为农作物种类的西藏史前遗址有两处。第一处是1977～1979年发现、发掘的昌都卡若遗址，该遗址出土了单一的粟（或小米）炭化颗粒。经碳十四测定、树轮校正后，该遗址的年代断为距今约4000～5000年；①第二处是山南地区贡嘎县昌果沟遗址。该遗址于1991年9～10月进行全区文物普查时发现。②从此时至1994年进行正式发掘期间，曾搞过几次复查。③1995年由西南农业大学农学系博大雄先生就遗址出土“青稞”炭化颗粒问题，作为专题调查进行过清理。④值得庆幸的是，傅先生的此次工作获得了令人振奋的可喜成果。原先我们以为，昌果沟遗址出土的农作物只有青稞，但经科学鉴定、研究之后，除青稞外，还有粟。这两种作物属于该遗址农作物遗存中的主流。另外，还发现有少数几粒“小麦”种子的炭化粒，1粒“豌豆”种子的炭化粒，以及草本植物“人参果”的地下茎炭化物。经碳十四鉴定、树轮校正后，该遗址年代的上限为公元前1370年，或为距今3370年左右。⑤　　除上述两处遗址外，拉萨曲贡遗址的孢粉中也见到目前尚不能确定种属的禾本科植物存在的证据，“也许就是青稞麦之类”的谷物。⑥　　从目前发现的考古材料看，西藏史前农业的谷物种类中，粟与青稞是古代藏族先民栽培的两种主要的品种。而且粟曾在某段时期里，被古代藏族先民作为长期种植的一种农作物，在考古学文化中也有所反映。所以，傅先生的鉴定、研究文章指出：“卡若单一的古粟显示了新石器时代中期西藏高原上有粟而无麦，即西藏高原原本无麦，并不是青稞的初生起源地”，而“继卡若之后，昌果沟古粟的再度发现表明，粟肯定是西藏高原上长期、普遍栽培过的农作物，而且应当是整个西藏高原上最早栽培的粮食物作。”⑦在博先生进行的这些分析中，古粟在卡若与昌果沟两处不同区域、先后时间不同情况下的发现，以及考虑到我国粟的起源可能在黄河流域高纬度、高海拔地区等因素来看，⑧他所提出的“粟是西藏高原上长期、普遍栽培过的农作物”的观点，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但他提出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西藏高原上有粟而无麦”，西藏“并不是青稞的初生起源地”，以及认为粟“应当是整个西藏高原上最早栽培的粮食作物”等的观点，可能失之独断。相比之下，张先生发表在《西藏研究》的文中指出较早的作物时的某些论述，可能更有某种启发性：“在‘西藏山地原始农业’中，藏族先民种植的作物绝不仅仅是青稞一种，还有更多的种植品种，特别是比它更早的栽培作物，例如以块茎根为主的无性繁殖的作物。”尽管张先生在文中未叙述比“青稞”更早的栽培作物的具体名称，但对史前人类来讲，在还没有掌握谷物的人工栽培技术之前，哪怕是块茎根的人工种植，其目的都是为充当粮食而进行着生产活动。况且，青稞标本的发现，仅就一处遗址的状况来定出这样的结论，似乎有些过早了。要知道目前发现西藏古青稞标本才刚开始，今后不排除在西藏中部以外的区域里发现比目前材料更早的标本的可能性。　　至于“青稞的起源”，一直是学术界较有争议的问题。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起源于“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山区及其毗邻的低地”，而“西藏山地则位于该中心地区”，⑨另一种观点认为“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西藏高原上已辗转接触到了西亚‘麦’（青稞）的农业文明”，⑩起源于西亚。［11］尽管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但这些观点所进行的论述过程使我们获得了更多的启发。我诚挚地期盼在今后的西藏考古发掘中有更多的有关史前农业遗物的发现，这样会使我们的研究取得更大的突破。　　2、生产工具（农耕工具与收割工具）　　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史前时期之石质工具种类中，较为容易辨别的有镰、锄、铲等。除此而外还有石刀、点播棒以及某些石斧和骨制、木制等工具。在西藏史前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中，较常见的有双肩石铲（在拉萨曲贡遗址中较多）、切割器、石斧、石刀、铲状器、锄状器等。　　双肩石铲在目前西藏考古文化中只有在拉萨曲贡遗址中出土，其用途可能为掘地之用，如垦荒、翻上、种植等一系列农业生产活动中，都有可能使用它。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根据四川、云南等地出土的双肩石铲年代，西藏双肩石铲的年代可能不属于史前时期，而是约在商代。［12］切割器与石刀一般认为用于收割谷物或切割动物皮革以制造服装等。石斧多为砍伐之用，但也不排除掘地等。另外，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见于卡若、曲贡、昌果沟等农耕文化因素较明显的遗址中，都出土有一件称为“穿孔石球”的砾石工具。穿孔石球的基本形状为圆形，据非洲布须曼人史前壁画的描写，穿孔石器可分小型、中型与大型三种。小型可做狼牙棒棒头或网坠（捕鱼工具附件），大型可做某种宗教仪典活动的道具，而大小适中的则称为“重石”，用来增加挖土棒的重量以利于挖取植物块根和刨穴点种。［13］根据西藏出土穿孔石球的体积，有可能作为“刨穴点种”的生产工具。　　3、加工谷物工具　　史前农业的加工工具中，最易辨认且常见的是磨盘与磨石（或磨棒）。这些工具的出现，表明史前人类对农业生产活动的把握程度，开始趋向一种较为成熟的阶段，同时也说明了谷物栽培技术的产生已具有某种可能性。无论中外，凡是属于较典型的史前农耕文化遗址，几乎都出土这种谷物加工工具。主要见于西藏中部地区的拉萨曲贡、［14］昌果沟、［15］山南琼结邦嘎［16］等史前遗址中。尽管在昌都卡若遗址中出土过研磨器，但从其体积上看，似乎不像粮食加工工具。《昌都卡若》报告中未对其具体用途作出解释，不过发现有石杵。［17］比较而言，西藏中部发现的磨盘与磨石的制作特点较统一，形制上表现某种固定模式，可说是这一区域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典型器物，数量上显得相当可观。　　一般而言，我们对磨石与磨盘的认识是作为粮食加工工具来理解的。不过有学者认为，也有可能用于加工喂养牲畜的饲料。如在非洲撒哈拉地区的地面上遗留下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磨研工具，生物学家通过对孢粉的分析，认为这些还有可能磨研类似谷物的野草种子之用。［18］另外，根据磨盘与磨石出现于北方草原地带，认为这些工具“似不完全限于农具，有可能用来加工采集植物的”。［19］西藏境内发现的磨盘与磨石有独特的形制特点，一般为一块石块加工成凹形，磨石长宽比例小，且很有厚度感。而在中原地区发现的磨盘几乎为一块石板，研磨面较平。甚至最为典型者底有足部；磨石一般为类似于木棒，长宽比例明显大于西藏的磨石，所以中原考古文化中一般称之为“磨棒”。　　4、家畜饲养　　“农业的产生和定居的稳固，为家畜饲养创造有利的条件。家畜饲养，在经济生活上是一项重大的进步。因而，农业和畜牧的出现，成为新石器时代的突出特征。”［20］　　从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标本来看，目前所知家畜品种只有猪。［21］这种特点更加接近于我国华北、华南史前文化中的家畜品种。［22］曲贡文化中的家畜品种有牦牛、绵羊和狗，其中牦牛和绵羊数量最多。［23］因为目前除对这两处遗址的动物骨骼做过科学鉴定外，没有其他遗址的鉴定标本，所以在其他遗址中是否有家畜的饲养就很难说了。不过笔者于2000年10月参加发掘的琼结邦嘎遗址中，出土有不少可能为绵羊、牦牛等的动物骨骼，是否这些品种尚不能确定，更为准确的结论待鉴定报告的公布，［24］　　通过以上描述，我们可以大体上了解史前时期西藏中部与东部两个不同区域农耕文化的不同特点。这些表现某种农耕文化特点的诸多因素，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整体而言，卡若人的经济文化类型以农业定居为主，兼有狩猎；拉萨曲贡人的经济文化类型以农耕为主，兼有畜牧、狩猎。［25］昌果沟、邦嘎等经济文化类型与拉萨曲贡基本相近。　　<STRONG>三、张先生文中的几个问题</STRONG>　　正如前文所述，张先生的上述两篇文章主要探讨“西藏青稞作物起源”及其“演进”问题。在此，根据笔者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发表一些自己所能认识到的意见。　　1、关于青作农业的起源　　张先生文中提到这一问题时，首先界定了三个不同概念，不同研究对象，即“青作农业的起源”、“青稞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起源”是一个问题中的三个不同的研究对象。对于这种提法，笔者表示赞同。而且，笔者觉得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会使我们对西藏史前农业的研究促成一种明确的界定，在研究过程中更易于把握对象与利用相关资料来解决系统性问题。　　接着作者对“青作农业的起源”所可能经过的发展阶段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青作农业的产生，一方面在栽培作物的选择上，首先不应是青稞，而是块茎根作物的栽培；另一方面在运营方式上首先是园圃农艺，而非大田栽培或点播、播撒方式，从而认为，“藏族早期农业演进模式是：从种植无性繁殖有根茎作物转向种植有性繁殖的种子作物——青稞、小麦等谷物。”总体而言，这种发展阶段的推测并不会有很大问题，只是因地而直。这种大致上的发展经过，似乎可由诸多中外民族学材料所证明。但西藏大田栽培农业的产生问题，笔者觉得根据今后更多考古材料的发现，会使我们的研究得到更进一步的深入。实际上，诸如卡若发现的古粟，昌果沟发现的古青稞、古粟、小麦、豌豆等的材料，已经向我们启示着西藏原始农业起源、青作农业起源等问题上，可能还会有目前我们想象不到的“奇迹”。所以，若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尽可能做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材料或信息，则不但对西藏青作农业问题，而且对西藏史前农业的形成、发展及相关问题的探讨，会有一种整体上的把握与局部问题的进一步深入。　　除了出土的谷物外，考古学文化中发现的诸多农具，同样对理解青作农业起源等一系列涉及西藏史前农业的问题具有着深刻的意义。比如，可能使用于刨穴点种的点播捧上加重省力之“穿孔砾石器”（或重石）；使用于砍伐植物以种植作物的“石斧”；使用于收割谷物的“切割器”与“石刀”；使用于谷物加工的“磨盘”、“磨石”，以及一般认为使用于畜牧经济生产工具的“细石器”等与生产活动有关的许多工具与遗迹（如田地遗迹、定居房屋遗迹等），都促进我们对相关问题的更深入探讨。　　2、需要讨论的几个问题　　（1）在张先生发表于《西藏研究》的文中写到：　　在卡诺文化和曲贡文化遗存中发现了炭化的粟米以及人工栽培的青稞，说明藏族先民是最早发现和栽培青稞的民族之一。　　需要更正的是卡若文化遗存中只出土了单一的粟，没发现青稞。至于曲贡遗址出土的作物可参考本文。另外，若非印刷错误，张先生文中的“卡诺”应改为“卡若”。</P（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