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刘亚洲：甲申再祭

又逢甲申。　　　　三百六十年前，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中国天地大变。一个旧王朝死了。一个新王朝刚从母胎里生出来也死了。一个更新的王朝跃上了历史舞台。这个王朝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他们自己。我们今天的一切都与这个王朝有关。　　　　六十年前，公元1944年，郭沫若在延安写了《甲申三百年祭》，那时已是革命胜利的前夜，这篇文章对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相当看重这篇文章，把它奉为党内整风文件。今天读《祭》文，有褒亦有损。褒，它促使我党吸取了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损，它鞭笞的是封建之尸，宣扬的还是封建之魂。文笔顺，动机也纯，唯立意矮了三寸。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前人，连毛泽东也不能免俗呢。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北京的时候，一只脚踏进吉普车，兴冲冲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啊。我们决不做李自成。他说：“还有殿试呐!”毛泽东虽然是开玩笑，可还是反映了他心灵深处的暗影。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做李自成？仅仅不做李自成就行吗？我们不仅不能做李自成，我们谁都不能做，只能做自己。共产党是人类之旗，在漫长的封建长河里根本没有参照物。事实上，我们当然没有做李自成，但我们的脉管里有李自成的血，“赶考”能打满分？进城后，运动蜂起，争斗惨烈。革命吞噬革命。人民专政人民。神州又一次“陆沉”。这种情况直到邓小平时代才结束。　　　　甲申年对中国人有特殊的含义。重温甲申，心中犹有万马奔腾。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想说：一切当代史都很难跳出历史（一切当代史都会对应历史）。为了明天而逼近历史。遂有此文，再祭甲申。　　一、合格的领袖　　　　甲申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历史就是领袖的历史。也就是说，纯粹是英雄的历史。当我们说人民创造历史的时候，其实是说人民的代表——英雄——创造历史。在西方，在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其历史也一样是领袖的历史，但自那以后就渐渐不再是了，今天尤其不是。中国没有宗教。中国真正的宗教是儒教。儒教不除，君主坚挺。一个人的历史就是全部历史。全部历史就是一个人的历史。我们民族总是格外需要领袖。　　　　1644年，中国有四个皇帝：顺治(其实是多尔衮)、崇祯、李自成、张献忠。哪一个是合格的领袖？历史这个女人只对合格的领袖敞开怀抱。不合格者是为优胜者扫平道路的。如果把甲申年发生的一切看作是一场历史的交媾的话，那么不妨可以这样比喻：崇祯把房间打扫干净，李自成把床铺好，张献忠替人家宽衣解带，最后多尔衮兴冲冲地云雨巫山。　　　　崇祯皇帝显然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统治者。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一个朝代。朱元璋家族的血统中有着最无耻的基因。崇祯皇帝的名言是：“朕非亡国之君。”他怎么不是？他扎扎实实是亡国之君。明朝亡在他手里是历史的必然。亡得应该，亡得毫无悬念。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而崇祯皇帝是以毁灭人才亡者。通览晚明史，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崇祯皇帝仿佛与他手下那些人才都有深仇大恨似的，非要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快。　　　　征战天下的战略就是重用人才的战略。明虽亡，仍人才遍地。今天中国虽饱经了磨难，仍人才济济。关键是怎么发现和使用他们。同样是一批人，在崇祯皇帝手里是亡国之臣；在李自成手里是阿谀奉承之臣；在多尔衮手里却成了开国之臣。这个事实，三百年以降，仍极具警醒力。　　　　数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形态不仅是“人治”，而且是“一人治”。朕即天下。“一人治”下，人才愈多，天下愈稳。崇祯为什么不学刘邦、李世民，管他视人才为奴才也好，或视奴才为人才也好，总是源源不断地开发，使江山长治？这便是崇祯皇帝的性格了。他的性格决定他的命运。他的命运决定民族的命运。他把自己当天才，把臣属当庸才。然而不幸的是他自己偏偏是个庸才。二流的领导不敢用一流的部属。崇祯充其量是个三流货色，敢用谁？人才不用，国家必亡。　　　　崇祯为什么不能用人才？史载：“帝刻忌。”何谓刻忌？猜忌和嫉妒，再加刻薄。他拥有世界最大的帝国，心却比针尖还小。有两点可以说明：一、他不敢负责。李自成兵临城下，有人建议调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入援京师。此举意味着放弃辽东。崇祯皇帝明明想这么做，而自己偏不说，要让臣属们说。臣子们早看透了这一点，偏不说。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是，崇祯召一个大学士商议此事，大顺军的炮声已在西直门外隆隆响起。崇祯说：“今事已急，此议如何，你说一句话就可以定夺啦!” 那个大学士跪在地上，不发一言。崇祯追问再三，大学士始终像个哑巴。崇祯皇帝一跺脚，回后宫去了。须臾，城破。二，崇祯具有深刻的农民性格。这一点无疑是朱元璋血脉。“东事”和“剿匪”都需要钱，前方再三告急，崇祯甚至打算借民间一年的房租，结果全国怨声鼎沸，骂崇祯皇帝是“重征皇帝”。他没有钱吗？李自成破紫禁城，打开皇宫藏钱的地方，不禁惊呆了。库中“有镇库银，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有许多金银都发霉了。如此巨大的积蓄，何愁发不出军饷？李自成吃了个饱。　　　　人才中不乏天才。崇祯更不敢用天才。袁崇焕就是天才，所以才死得那么惨烈。史载，袁崇焕对崇祯皇帝说：“予我钱粮兵马，我一人足以守辽。”多豪迈!崇祯无语。他为什么无语？他阴暗的心里那一刻飘过什么呢？我觉得那一刻他肯定生出了一丝嫉妒心。我就不信崇祯后来能被皇太极那么拙劣的反间计瞒过，磔袁督师于市。根据崇祯的性格，我敢说他可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嫉妒。中国人也最不缺嫉妒。培根说嫉妒是“凶眼”。崇祯皇帝就拥有这样一双凶眼。弗洛伊德讲，人的嫉妒心是天生就有的，但是西方文化克制这个东西。《圣经》中明确把嫉妒列为七宗罪之一。中国文化则放大了这个东西。西方文化是制造天才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扼杀天才的文化。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扼杀天才的历史。思想压抑、嫉妒杀人。每个人都是嫉妒者，每个人又都是被嫉妒者。在中国，思想或行为出众者，要么一棒子就把你打回去，要么你得具备权势背景。中国文化告诉我们，离天才一定要远，因为天才是要伤人的。天才总是得不到同时代人的原谅。人们从不赞美活着的天才，而只赞美死了的天才。离统治者越近，天才越不幸。　　　　张献忠的嫉妒心也很强，包括嫉妒知识分子，嫉妒人才，但他有一点比崇祯皇帝强：招数使在明处，不像崇祯那样偷偷摸摸的。张献忠在四川称王后，开科取了第一任新科状元。其人才华横溢，张献忠整天让他不离左右，时刻垂询，可没多久却又杀了此人。有人问其故，张献忠捋着大胡子说：“我太爱这小子了!”嫉妒在中国人身上，决不止于心理的冲动，而是经常表现为嫉妒的行为，表现为实际地迫害他人，乃至杀害他人。　　　　扼杀人才，扼杀天才，必然鼓励狗才。天才孤傲地守着自己的信念，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地狱。袁崇焕被凌迟时，北京老百姓把他的肉吃了个干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天才者的地狱。狗才欢快地守着主子，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天堂。狗才有三个突出特点：一、向上爬。“哪里有向上爬的动机，哪里就有吹捧。”(斯坦格尔语)二、向上告密。嫉妒者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三、造谣中伤。被造谣者只有掌握了权力，造谣者才会把嫉妒变为恐惧，把仇恨变成崇拜。中国人自古以来只崇拜权力，不崇拜天才。　　　　李自成是一个合格的领袖吗？答案是否定的。他的悲剧不在于他输了，而在于他差一点赢了。他当然是英雄。人们成为英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因为历史的误会，有人是因为历史的巧合，而李自成成为英雄是因为历史的无情――先对他有情，继而对他无情，因此他特别令人同情。在李自成牺牲三百年后他的遭遇还那么强烈地撞击着一个旷代伟人的心。李自成的铜像今天就寂寞地耸立在北京城北边，那是他进京的方向。他已经被人们写滥了。但人们尚未发现的是，他输在同他的对手崇祯皇帝一样的弱点上：农民性格兼小家子气。历史再无情，也是由他本人书写的。在中国，农民性格毁掉了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包括毁掉了发誓不做李自成的人。农民问题是我们今天依然要面对的问题。中国自古奉行小自耕农本位，大地主很少，因为中国反对土地兼并有两千年历史，地主不能成为决定因素。小自耕农以家庭生产为主，没有剩余资本，纵有剩余劳力，也无法输出，这就是中国没有工业的主因。穷人喜欢骂富人；富人又喜欢骂更富的人。农民就在这种低层次上可劲儿地徘徊。李自成进北京后，完全是一副庄稼汉作派。国家已是他的了，可他还要敛财。一如崇祯，国家已不是他的了，还要敛财。李自成全盘接收了崇祯的国库不算，天天还要对达官贵戚们严刑考掠，搜刮金银。大顺军从进京到离京，一共四十二天时间，几乎天天要把大量的金银运往西安。吴三桂起兵后，李自成亲征山海。大顺军精锐悉出。可这些远征军战士居然带着大包小包去打仗。何物？全是劫掠来的珍宝。还带着女人。闯王进京的目的就是为了捞一把呀。他根本无意在北京建都。他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他的眼光只比项羽前进了十公里。　　　　李自成一生都在战场上驰骋，可是他最大的对手却是他自己。他没有改变自己，因此他也无法改变世界。他的战场是如此辽阔，他的胸襟却如此狭小。有趣的是，他和崇祯皇帝一样，也是一个妒才嫉能的人。他杀李岩，与崇祯杀袁崇焕异曲同工。宋献策送给他的图谶“十八子，主神器”，明明是千年前李存勖[注:李存勖，李克用之子，后唐的建立者。他本是沙陀人，因其父子镇压黄巢有功，被唐王朝赐姓李。后唐建立前，李存勖着人编写了拥戴自己登上皇位的图谶。] 炮制的东西，却像梦魇一样死死地缠绕着他的心。李岩亦姓李，也是人才，近乎天才，他便举起了屠刀。李岩不过是常对他提点不同意见，便不能容。在中国，每一个想要提不同意见和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最后都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提不同意见，是在举国皆奴中成为自由人的最起码的先决条件。提不同意见，就是对狗才宣战，但往往失败。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杀李岩，牛金星起了重大作用。这应了鲁迅的一句话：暴君统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残暴。幸亏李自成失败了。如不失败，大顺王朝不会比大明王朝好到哪里去。总得有人失败，否则，在专制道路上会人满为患。　　　　农民的革命性甚不坚决。李自成也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逼反吴三桂后，李自成决意亲征。宋献策和李岩都劝他不可贸然出征，说：“皇上去于皇上不利，三桂来于三桂不利。”他执意要去。但他嘴上说打仗，心里还抱有幻想。首鼠两端。既不坚定，又有欲望。离开北京时他带了两个人，一个是吴三桂的父亲，一个是原山海关监军，吴三桂的朋友。此举说明，他还想招安吴三桂。李自成优柔，吴三桂果断，多尔衮更果断。碰撞的结果自然可知了。打则打，和则和。打了就不能和，和了就不能打。失了身就不要立牌坊。过高的欲望必须克制。短期内巨大的成功挑起了李自成天一样的欲望。从这个意义上讲，短期内的成功也许不是成功。　　　　张献忠似乎不值得多说了。他不是人，近禽兽。他已然变态了。他的变态因绝望而起。大明王朝被昔日伙伴李自成推翻。清军又席卷中原。天下无论如何是论不到他坐了，不免自暴自弃。张献忠在四川的暴行，千年的岁月也冲刷不去。2002年我到成都任职，成都附近某县基建，挖掘出近万具白骨，据考证也是张献忠所为。甲申年十一月初十，大西军驱赶人们到成都东门外九眼桥屠杀。当刽子手将要举刀时，迅雷炸响三声，张献忠怒斥苍天：“你放我到人间来杀人，今天为什么用雷来吓我？”命令士兵驾起大炮，对天空连放三炮。这一天，被杀者无算，尸首塞满了河道，九眼桥也因此而折断。张献忠军每屠杀一个地方，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说明他变态最好的例证是这么一件事：打下麻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带着他最心爱的一个小妾去参观。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张献忠笑咪咪地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张献忠说:“不亦快哉!”<div id=[/img]

　　　　在朱元璋家族手里，汉民族已经烂透了。明朝哪里出现过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封建之树常青。中国已成死水。死水只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变臭，变烂。一切都逼近绝境。就在这个关头，英姿勃勃的多尔衮登场了。满族人具有极大的进取心。他们在关外的日子过得挺滋润：沃野千里，牛羊成群，政治清明，军队剽悍。但他们没有满足于此，把目光投向中原。中原到手后，他们的步伐仍没有停下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注视着远方。和成吉思汗一样，八旗铁骑几乎把冷兵器时代的征伐演绎到了完美的极致。多尔衮及其后代对中国历史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国家的完全统一。直到今天，我们还享受着睿亲王留给我们的这一笔丰厚的遗产。清朝接手明朝时，明朝只剩下三百五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没有多尔衮，今天我们出山海关就出国了。出嘉裕关也一样。中国领土在满清人手里翻了三倍还多。清朝留给民国的领土是一千一百万平方公里。　　　　明朝是个大国，但汉民族是个弱势民族。清国是个小国，但满族是个强势民族。强势民族最醒目的标志是，它的心胸非常开阔，什么好的东西都可以接受。因为开阔而虚心，又因为虚心而开阔。它像崇拜自己的祖先一般崇拜汉文化。梁思成先生当年曾陪同一位苏联建筑家参观故宫。面对金碧辉煌、气势磅礴的皇家建筑群，那位建筑家说：“我禁不住要跪下来了!”想必多尔衮在踏进紫禁城的那一瞬间，也会生出同样的感觉吧，否则你就无法理解他和他的子孙为什么那样如饥似渴地学习汉文化。满清开国，面临的问题是汉化。满清亡国，面临的问题是西化。开国的摄政王汉化成功了，实则是失败了。亡国的摄政王西化失败了，实则还是失败了。 [注: 有清一代，一共出了两位摄政王，第一个是摄政王多尔衮，第二个是摄政王载沣，末代皇帝溥仪之父。故有谚曰：“成也摄政王，败也摄政王。”]　　　　满清从不拒绝在他们看来是优秀的东西，这正是他们强盛的原因。在所有的优秀东西中，他们最不拒绝的是人才。这有点像今天那个最强大的、称霸全球的国家。　　　　它如大海吸百川般地吸纳全球人才，特别是中国的人才。现在，一流的人才在国外，二流的人才在沿海，三流的人才在机关，搞腐败。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籍。目前在许多西方强国都可以组成北大、清华的尖子班。中国缺乏人才吗？否。中国缺乏容纳人才成长的土壤。明朝也一样。崇祯自毁长城。清朝皇帝像重视生命一样重视人才，包括重视敌人阵营中的人才。锦州总兵祖大寿曾杀死无数清兵，投降后又逃跑，十年后再降，皇太极仍能容忍，使用。器量如海。难怪无数人才死心塌地为之卖命。此种宽容大量，不要说朱明王朝差远了，就是李世民也要自叹弗如呢。多尔衮又在皇太极之上。吴三桂来降，多尔衮立即给了他与自己平等的待遇- ---　　　　封王。今天读史至此，我辈仍觉惭愧。我曾去过满清的发祥地赫图阿拉城（在辽宁省新宾县），城廓狭小。可此地怎么能养育出心比天高的爱新觉罗们呢？入关前，他们活得再有滋味，也不过是解决了温饱。史载，山海关大战前，清军驻欢喜岭，战前吃的是菜肉包子。即将投入一场决定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当是饱餐士卒，肯定拿最好的家当，却不过是菜肉包子，可见平时他们吃些什么。但就是这些视菜肉包子为佳肴的人，竟有气吞宇宙的气概。　　　　赵无眠认为满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朝代之一，此说虽有争议，但不争的是，清朝十三个皇帝在帝王群中是排名靠前的，尤其与明朝十三帝比。爱新觉罗氏品种优良。朱氏残次。爱新觉罗氏中佼佼者首推多尔衮。努尔哈赤有军事天赋，皇太极有政治天赋，多尔衮兼而有之。今天回顾甲申年历史，我们清晰地看到，在多尔衮身边簇拥着一个人才班子，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精英群。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当今世界强国的政府也有这样一个精英群。它是靠制度确保精英登上政权的宝塔尖的，多尔衮则是靠感觉把精英们拢到宝塔尖的。两个相隔数百年的精英群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①有一条连续、完整、清晰的战略思路。汉朝对匈奴的胜利固然有刘彻的决心，霍去病的豪情，张骞的顽强，李广的勇敢，但最重要的却是战略思路完整而有延续性。战略的较量有点像武林中高手过招，在凝神运气之际胜负已分，甚至不必刀刃相交。“9·11”事件之后，那个国家迅速抓住这一契机，一举突入中亚，控制了彼得大帝做梦都想染指的地方，这绝不是临时即兴发挥，而是有着非常长期的战略研究和准备。②不犯错误，少犯错误，犯了错误能及时改正错误。而缺乏精英群的国家则很容易犯错误，常犯错误，犯了错误还不知道改正错误。两个精英群的不同在于他们的结局：那个国家的人才始终是人才，在朝在野都是人才。中国历代统治者包括多尔衮在内，对待人才的态度就像对待厕所一样，需要的时候上一下，方便完了就完了。所以中国的厕所都很脏。　　　　多尔衮的聪明使他拥有了巨大的人才库，而人才库又使他变得更聪明。多尔衮的每一个举动都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他受封“睿亲王”，当之无愧。甲申年，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签收的是怎样一个巨大的摊子呀。你看他，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帷幄中迭出妙策。仅用人一项，就不知超出崇祯千万倍。吃掉中国后，他脚下不仅匍匐着汉人，还有蒙古人、回人、藏人。清朝分而治之，分而用之。对藏族人，用宗教。你不是信佛吗？我在承德给你建庙，全部仿造拉萨的气象，请喇嘛来当大爷。对蒙古人，用婚姻。你不是不安份吗？我把所有的皇女都嫁给蒙古的王子，她们生的儿子，都是我的外甥。你长大了，会造舅舅的反？　　　　对汉人，那就不客气喽。汉人远没有蒙古人和藏人那般幸运。多尔衮对汉人用了两手，两手都很硬。一手是把汉族的儒教神圣化。多尔衮进关不久就演了一出祭孔的剧目。接着兴科举。他知道汉人有个毛病，就是好做官。我给你做官的希望，你就会服服帖帖的。另一手是镇压：杀人，剃发，换衣冠。这又是对儒教的强奸。儒教的先师讲过，头发肢体受之父母，不可动。我偏动。满人剃发，前额不留发，为的是在纵马奔驰和射箭时避免散发遮住视线。而颅后一条粗大的发辫，露宿时可做枕头。汉人剃发，则纯粹是亡国，不，纯粹是亡种的象征。最彻底的征服是心理的征服。外表的变化对一个人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一个男人来说，剃发近乎于阉割。在某种意义上远甚于身体的死亡。多尔衮的剃发令实则是一种精神凌迟。三百六十年了，我们汉人的伤口还在滴血。在中国境内，只有一个民族必须剃发，那就是汉族；只有一个民族必须改换衣冠，那还是汉族。多尔衮敌视汉族人的心态与他崇拜汉文化的心态同样强烈，却又出色地统一在一起。今天，汉族成了全球唯一没有民族服装的大民族。前不久在上海亚太经济组织会议上，全部领导人都按东道主的服饰穿着，被称作“唐装”。那是什么“唐装”？那分明是满洲的马褂嘛。旗袍和马褂是多尔衮留下的纪念碑。　　　　

　　　　最不容易得到的而又最容易从指缝中溜走的，是机遇。机遇就像个小偷，来的时候无声无息，走的时候你却损失惨重。一个民族的生命固然漫长，要紧处也就那么一两步。　　　　我个人理解，机会和机遇听起来相同，其实有区别。前者小，后者大。前者往往是由英雄来把握的，后者则需要人民、甚至需要文化和历史来把握。甲申年，崛起的满清王朝同时面临着机会和历史机遇的挑战。它极好地把握了前者。　　　　谁掌握了胜利谁就掌握了历史。谁掌握了机会谁就掌握了胜利。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伟人所以称其为伟人，就是抓住了机会。机会是一个区别英雄与狗熊的台阶，上一步什么都是，下一步什么都不是。看似一小步，往往需要一辈子的苦功来走。英雄人物对机会的把握，恍如精彩的一击，却用的是一生的心血。　　　　李自成起陇亩，不读书，凭着直觉闹革命。他对机会的把握向来问天。崇祯元年元旦，大雪，李自成与几个穷哥们在山中饮酒。兄弟们推自成为首造反，道：“或取皇帝，也未可知。”自成说：“当问天。”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曰：“若可作皇帝，雪与矢齐；不然，则否!”结果，漫天大雪飘然而下，雪没过箭羽。自成大喜，遂起。十余年后，他进北京。在承天门也就是今天的天安门下，他又问天。对准承天门的匾额张弓搭箭，道：“若射中‘天’字，便坐稳天下。”结果不中。一头一尾，两次用箭，说明他的思想还停留在朴素的初级阶段。　　　　李自成占领西安后，成立了大顺政权，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此刻，明王朝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他的对手是谁呢？就是在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洲人。只有满洲人的力量可以使李自成的事业发生重大逆转。一如今天，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那个当今块头最大的家伙――的力量能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发生重大逆转，其他国家都办不到。甲申年的李闯王需要什么？时间。今天的中国需要什么？时间。倘若李自成不要急于北上，把北京留给崇祯，其实也是把从山海关到大同、宣化一带的长城防线留给多尔衮。尤其是山海关，从明初起到今天已修了二百多年，固若金汤。更有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实为天险。甲申年以前，清军四次入关，都是从山西、蒙古、河北等地破边墙进来的，饱掠之后又循原路退出，不敢久居，就因为山海关横亘。没有山海就没有中原。李自成应当在西安把屁股坐稳。取了关中他处于多么有利的位置呵。刘邦和李世民在向他招手。百二秦川，金城千里，那是古中国的天府。李自成又是陕西人，在桑梓无疑魅力无穷。经营好根据地，再争雄。那时中原鹿正肥。　　　　甲申年的西安弥漫着一股浮躁的空气。轻易到来的胜利使李自成丢掉了耐心。耐心是伟大的东西，但它看上去平凡，是一种伟大的平凡。谁有耐心谁就会成功。皇太极的耐心是相当出色的。几次入关，他的马首都曾叩北京。八旗士兵们肯定不止一次在北京灰色的城墙下咽下口水。许多臣属都劝皇太极拿下北京，但皇太极谆谆开导他们：明朝是一棵大树，根深叶茂，现在以我们满清的力量，还一下砍不倒它。取了北京也没有用。我现在带你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棵大树的枝蔓一根根砍掉。今天砍一根，明天砍一根，天长日久，它就成了枯干。最后轻轻一推，便轰然倒地。皇太极这一番充满哲理的话已和他的英名一同载入史册。皇太极要的不是一座北京，他要整个中国。历史也正是按皇太极的预测亦步亦趋。李自成如果有皇太极一半耐心，大顺军就可能统一黄河和长江流域。彼时满清若再问鼎中原，成本必大不同。　　　　李自成对机会的把握停留在初级阶段，满清王朝对历史机遇的把握也停留在初级阶段。当我用中国眼光来审视甲申年时，我为中华民族的幸运而欢呼。当我用世界眼光来审视甲申年时，我又为中华民族的不幸而嗟恨。正是在甲申年，在世界另一端的英国，克伦威尔率领着国会军在马斯顿草原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次战役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崇祯皇帝自缢五年后，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走上了断头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东西方先后有两位大国的君主走向死亡，可他们的死亡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西方资产阶级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中国却又一次以暴政取代暴政。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讲是没有历史的，因为它只不过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能从中产生，所以说它的历史是一个平面圆圈的循环。西方则跳出了这个圆圈，步入了波浪式上升的轨道。甲申年，正是西方步入这个轨道的标志性年份。中国落后于西方自此始。至郭沫若写那篇著名的文章时，西方无论在政治文明、经济制度和技术上，均已领先中国三百年。　　　　我一直有个看法：鸦片战争发生的不是时候。马克思说鸦片战争有双重性，有消极意义也有积极意义。如此理成立，那么鸦片战争错过了两个最好时机：一是在明朝烂透了的时候。果子烂完了，丢弃算了。那时资本主义进来，中国肯定发生沧桑巨变。第二个时期是满清刚入主中原的时候。那时候它的体内还涌动着原始的激情和冲动，中华文化已经使它醉了，如果一旦出现一个比中华文化更优秀的文化，它会毫不犹豫地弃劣从优。日本人的门户也是被西方炮舰打开的，但日本以一种现实明智的态度去对待西方炮舰后面的文明，举国上下出现了全盘西化的热潮。十八世纪的日本人肯定做得不会比甲申年的满族人更好。不幸的是，鸦片战争偏偏发生在满族已经被汉文化彻底同化之后。满族最后全盘吸取了中华文化，继承了中华文化，但是吸收的却是中华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因此结局也最糟。　　　　沉溺在封建泥潭中的明朝是不可能自救的，而满清本来可以做到这一点。从他们在甲申年的表现来看，他们对历史机遇有着多强烈的敏感呵。山海关之战就是明证。李自成打下北京，满洲方面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当时清军已出动，准备像以前四次那样，从喜峰口或墙子岭等地破长城，进京畿地区游击。甲申年四月十五日，大军来到沈阳西南一个叫翁后的地方，突然停止前进。原来，是吴三桂派来请兵的使者到了。直到此时，多尔衮才知道北京陷落的准确消息。吴三桂请求多尔衮继续按原来的路线进军，从喜峰口、墙子岭一带进入长城，截住李自成的退路，与关宁兵一齐聚尔歼之。形势变于呼吸间。昨天的敌人变成了朋友。更强的敌人出现了。留给多尔衮的时间只有一日。这是这个年轻人短暂的一生中最长的一日。他果断决定，大军直发山海。他才不会理会吴三桂要他走喜峰口和墙子岭的要求呢。他知道时机天降，来不得丁点犹豫。他决心在山海关与李自成军做正面战斗。当一个国家打败了一个强大国家，它就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翁后决策，饶是大战略家手笔。八旗军如离弦之箭。清军以每天二百里的速度插向山海关，相当于红军抢渡大渡河的速度。而李自成离开北京后，磨磨蹭蹭。北京距山海关四百余里，大顺军竟走了八天，平均每天三、四十里，结果与清军差不多同时抵达山海关。如果李自成早一天到，山海关之战就不是后来那个结局了。在次日发生的决定中国命运的山海关大决战中，多尔衮命吴三桂先与大顺军接战。大顺军越战越勇，吴三桂眼看就不能支。这时候，从海面上突然刮来一阵狂风。此风怪矣!起来的真是时候。且又是对着农民军刮去。后来清朝史籍中把这股风称为“神风”。这股风莫非也是机遇？多尔衮立即抓住这股风的绝好机会，挥军出动。万马奔腾。山呼海啸。农民军被这股遮天蔽日的沙尘吹得闭上眼睛，重新睁开时，忽然发现对手已换成剃光了前额的清军士兵，战斗意志一下就垮了。李自成正立于高岗之上观战，一个和尚告他：“鞑子兵!”自成拨马就走。这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　　　　机遇就像阳光，它会公平地照在每一个人身上。捕捉机遇就是捕捉历史。满清没有像英国那样走上一条更新的发展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满人有这个可能。汉人则毫无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指责满人，有点无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知彼。甚至到了二百年后英国军舰打到家门口，道光皇帝和他的臣子们居然都不知道英国在哪里。　　　　甲申年，李自成也输在不知彼上。他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有相当部分基于此。最患不知彼。只知道自己有多强大，不知道敌人有多强大。特别是，敌人的强大要比我们认识的强大还要强大，事情就不可为了。满清虽然是游牧民族，生产力低下，但战争力不低。游牧民族的战争热情和战争能量整整燃烧了几个世纪，摧毁了三个文明。他们不会种地，但是会发明战争机器。马镫就是中国游牧民族发明的。有了这个小东西，所向披靡，竟骑马打到欧洲去了。萨尔浒大战时，明兵的披甲由藤、皮革或荒铁所制，朝鲜援兵的披甲则是纸做的，少数是用柳条做的，而清兵几乎人人皆披精铁制成的铠甲。除护住胸部和背部外，连头、手臂和脚，都被层层防护，甚至连战马也披甲。由于其甲胄非常坚硬，除非用强弓，否则百步之外根本无法洞穿。萨尔浒大战是万历四十七年的事，到甲申年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八旗更精锐。　　　　大顺军在漫长的革命战争中也炼成了钢铁。秦地是出过“虎狼师”的。大顺军亦是一支“虎狼师”。我举一例：大顺军的战马平时是不饮水的，而是饮血。杀俘虏的血饮马。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打仗前一天，往往不饮马，让马特别饥渴。上了战场，战马一旦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骑这种马陷阵，无不克。这种事到今天想起来也令人毛骨悚然。但大顺军仍远不是八旗铁骑的对手。何止不是对手，完全不堪一击。你想，敌人有多强大？当时有人这样称赞八旗兵：“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　　　　然而，在郭沫若写作那篇文章的时候，我们不仅知己，而且知了彼。我们比满清幸运百倍。宥于历史条件，满清王朝只能在“坏”与“更坏”之间做出选择，我们则可以在“好”与“坏”之间做出选择。历史机遇一如向满清招手那样向我们招手。明清鼎革的甲申年，中国既存在着国民道德素质问题，也存在着当权者统治素质问题。到了郭沫若写作《祭》文的甲申年，经过鸦片战争来百年的猛醒，经过先贤们的奋斗，二者都达到古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按说，伟大的民族变革应当到来。　　　　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个伟大的变革，不过不是在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时候，而是在几乎六十年后，邓小平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在那之前，我们又一次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郭沫若在文章中“祭”的那个亡灵真是强悍，不仅在中国游荡，不仅在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国家游荡，甚至一度完全笼罩了我们北方那个庞大的邻国。古希腊创造了城邦政体。秦王朝创造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体。希腊的影响是世界的，秦朝的影响只能是中国的。那个北方邻国创建了现代集权专制，它的影响也只能是中国的，当然阶段性地它也影响了欧洲东部几个小国家。毛泽东曾担心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那毫无可能。在中国复辟的只能是封建主义。过去是，如果根除不绝，将来也可能是。邓小平的历史功勋不仅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还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任何进步”的平面循环，使中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转到了与世界发展潮流一致的方向。伟大的改革从来都是伟大精神的产物。邓小平的精神应该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的“邓小平元年”。邓小平改变了我们的内心。内心的变化比政治经济领域内的变化更深远。邓小平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思想才是最性感的器官。　　　　今天，机遇再次眷顾中国。中国的安全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自秦汉两千年来的历史中，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自鸦片战争一百六十年来，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海上的威胁；自1894年甲午战争一百年来，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东北面那个小岛的威胁。二十一世纪，中国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百年和平来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肯定将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不应该让任何其它因素动摇这座平台。中国百年来的革命再革命，为的不就是寻找一个和平的环境，使自己更加强盛吗？现在这个时机来了，我们要抓住它，不能让它溜走。不能为局部欢呼。心境最重要。我们要善于改变心情。改变心情就改变了世界。　　　　回到甲申年，满清丧失历史机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要从被它征服和反过来又征服了它的汉民族身上去找。于是引出下一个话题——

　　　　前面谈到，中华文明一经成熟就丧失了活力，开始衰朽。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能延续至今，少数民族尤其是满族立了大功。每一次民族溶和也可以说是民族征服之后，都是中华文明的高峰。但这座高峰，往往是用鲜血铺就的。　　　　甲申年的历史是用汉民族的鲜血书写的。满清贵族踏着汉人累累的尸体步入他们最辉煌的事业的祭坛。明成祖时曾进行过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为六千万。明末为一亿。而满清入主中原后，到清世祖时又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只剩下一千四百万人了，锐减了百分之八十多。约六千万人民在明清鼎革战争中遭到屠杀。一个小小的扬州，就被杀害了八十万人。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屠杀。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就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为“杀穷鬼”。两年之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如此大规模屠杀两次，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入关之后，也是一杀再杀。直杀得惊天地，泣鬼神。江山在屠杀中改变颜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完全沿袭了满清灭亡中国的方略――战略一致，路线一致，手法一致，连屠杀都一致。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现代版。　　　　少时读史，为汉人落泪。长大读史，另有滋味。甲申年的历史为何这么悲？一个大国亡于一个小国，怨谁？军队不可谓不多，武器不可谓不精，地域不可谓不广阔，为什么只会望风退？满清入关的时候，满八旗、蒙古八旗、汉八旗、兵力加起来才十七万人。李自成就有百万大军，更遑论明军正规军。汉人上亿。可就是这十七万人，竟斩关夺将，一路凯歌。他们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最大的奇迹。谈及此，作为军人，我几乎忍不住要对八旗军膜拜和顶礼。与此同时我也痛思，我们的祖先怎么了？如何懦弱至极？　　　　就在和甲申年同一个时代里，欧洲发生了一件事情：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率大军对荷兰进行灭国性攻击。荷兰极小，抵挡不住，但誓死不降。荷兰人民挖开海堤，引大西洋淹没其国。宁将全部财产和家园毁于海水，也绝不留给侵略者。随即登上舰船出海，漂流远洋，决不屈服。有古汉人之风。古代汉族人是世界最强悍的民族。先秦史是汉族的青春史。翻开司马迁的《史记》，有记载叛徒的篇章吗？据统计，在汉朝时，一个汉兵可以顶五个匈奴人。到了宋朝，情况颠倒过来，一个金兵可以抵十个宋兵。到了明朝，我看一个清兵恐怕可以抵一百个汉兵了。至清末，甲申年几乎和满清同时登上世界舞台的英国的几千人远征军，绕过大半个地球来打中国，清朝有常备军百万，竟被打得叫饶。　　　　是什么改变了我们？是什么使汉民族变得这么不及格？从理论上说，甲申年我们已经被开除过一次“球籍”了。我们在心灵上已经死了，虽然我们在肉体上还活着。我们输掉的是战争吗？我们输掉的是精神。是文化使我们生存至今，不，苟存至今么？有人曾沾沾自喜地说，没有一个民族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而不被同化，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对此，我要唱反调。何止我，先哲们早就唱反调了。黑格尔说：中国是灾荒亡国。他指的才不是自然界呢。鲁迅也说过中国人是“灾民”的话。中华文化最诡谲之处就在于，它很难死，也很难生。它僵而不亡，亡而不僵。犹太人始终固守了精神上的祖国――犹太教。而我们在精神上早失去家园久矣!我们民族的延续主要靠繁殖后代。梁启超说：“中国人种……世界最膨胀之有力人种也。”我们民族的繁殖力特别强，有数量没质量。每当灭顶灾害到来时，数量往往起决定因素。对汉民族统治最酷烈的清朝使汉族人极大地焕发了生殖激情，二百余年人口翻了好几番，至民国接手时，已是四亿五千万了。就是拿到今天来比，也只有印度才能望其项背。这种繁殖是以退化作为代价的。犹太人两千年前是什么样，今天还是什么样。纵是奥斯威辛的大屠杀也不能对他们予以丝毫的改变。我们则变了，变得连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甚至连征服汉族的满清人也变了。清亡时，你到北京街头走一走，到处可以见到遛鸟唱曲的八旗遗老遗少。来自旷野的血性的民族竟被糟踏成这么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唯有郊野中偶尔可见几个旗人在放鹰。从他们豪迈的动作中，以及从猎鹰威风凛凛地捕捉麻雀的动作中，才依稀可见当年努尔哈赤和多尔衮的雄风。　　　　中国为什么会屡屡丧失历史机遇？如果说满清丧失历史机遇是偶然的话，汉民族则是必然的。鱼从头烂起。最根本的原因还要从源头上寻找，那就是文化。回顾甲申亡国史，一个庞大的民族被一个弱小的民族所征服，其根本原因也是文化。读懂甲申史，你就毫不奇怪我们民族为什么会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外面。　　　　宗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那是另一本大书了。读甲申，与其批判宗教，不如批判儒教。在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任何一次重大挫折后面，都可以看到一只黑手，那就是儒教。汉族是在汉武帝手中获得这个名称的，但汉武帝对汉民族又是有罪的。秦王朝如果不颠覆，或晚颠覆，中国也许就不是现在这副德性。秦始皇不容儒。当然，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又与继承他的那个朝代独尊儒术有着某种血缘联系。鲁迅也不容儒。梁启超、林语堂、胡适，都不容儒。毛泽东也不容儒。他说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孔，虽说有其现实的政治动机，可不含一丝文化反思的成份吗？存疑。儒教确立皇权，皇权确立独裁，独裁确立专制。专制是战无不败的。甲申年失败就败在这一点上。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奉儒教为宗教的民族则肯定是要堕落的。

　　　　上个世纪我们北方那个大国的崩溃，就是思想摧残的结果。它解体的直接原因貌似经济的停滞，其实正是长期的思想控制造成了经济的停滞。那个邻国的执政党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做着一项工作：使人民丧失思想的能力。丧失了思想也就丧失了创造力，甚至丧失了生命力。几十年只能造成二、三代人的智力衰退。几百年呢？几千年呢？思想的专断必然导致权力的专断。在以毁灭思想为要务的时代，思想者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死亡，一是投降。　　　　在古代中国，国家为一家之国，一姓之国。甲申之际，顾炎武曾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一朝一姓亡是亡国，全民族为异族征服则谓之亡天下。甲申年的历史是既亡国又亡天下。天下人不能为国出力，故国亡。国家不能保护人民，故天下亡。最浅显的道理是，既然国家是你一家之国，我凭什么拼着一腔热血去保卫它？保卫别人的东西？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家姓史而已。帝王既视国家为私产，人民也视国家为商品。这一点，从北方大邻国的执政党的解体上也能得到印证。当执政党宣布解散时，不但广大群众异常平静，而且广大党员也异常平静。他们并没有失去政权的感觉。人民无主权，政权难持久。人民不把这个政权当成是自己的政权，而看成是当权者的政权；党员不把执政党看成是自己的党，而看成是党内当权者的党。绝大多数党员看着执政党被解散，宛如像是别的党被解散一样。这些人除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外，没有捍卫过别的什么。　　　　这一点，从明朝皇帝与臣属的关系上得到的印证最无情。明朝最少自由。明朝是一个打屁股的朝代。没有哪一个朝代像明朝皇帝那样喜欢打臣子的屁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廷杖”。一言不合，扒下裤子就打。有时候，一百多个大臣被摁在丹墀下，露出一水的白花花的臀部。棍棒飞舞，鲜血横飞，蔚为壮观。朱元璋和他的子孙们视臣属为粪土。对最高贵的士大夫的侮辱往往从最见不得人的私处开始。朱元璋绝对有虐待倾向。到了崇祯皇帝，更上一层楼。某次，一个大臣对自己的错误不承认，崇祯大怒，下令就在金銮殿上用刑。几个内阁大臣连忙奏道：“在殿上用刑，是三百年没有的事!”崇祯皇帝说：“这家伙也是三百年没有的人!”几打死。　　　　明朝对臣属压迫最深，而明朝皇帝的下场也最惨。李自成将要杀入紫禁城时，崇祯皇帝击钟呼唤百官，无一人前来。随他在煤山赴死的只有一个太监。李自成找到崇祯皇帝的尸首后，把它放在大路口，没有一个明朝大臣跑去哭泣，只有一个和尚用麦饭做祭品，吊丧。而次日，李自成下令百官报名出来相见，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跑去了，在院子里站着等了一整天，还没见到李自成和刘宗敏的面。史书谈到甲申年这段历史时写道：“百官皆好降。”为何好降？难道和“廷杖”没有一点关联吗？明朝从朱元璋到朱棣到朱由检，开创了屠杀大臣最多、最惨、最无理、最无耻的先例，明朝大臣也开创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规模集体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气节真的还不如几个粉面柳腰的妓女。　　　　还有一个事实我注意到了：离专制中心越近也就是离北京越近，投降的大臣越多，尽节的大臣越少。越往北发生的战斗越少，而越往南则战事越烈。明朝人写的书《甲申传信录》中讲：李自成攻北京，明朝守北京的大营兵四十余万，部将数以千计，“临敌力战，死于疆事者仅二人而已。嘻!”北京陷落时，全国官员自杀者中，南方人多于北方人。具体数目如下：浙江：六人。江西：二人。河南：二人。北直隶只有一人。燕赵之地无悲歌。吴越之地有义士。中国的风向肯定是渐渐南转了。大屠杀都发生在南方。我对音乐是外行，但一听到扬州的评弹，我总有一种挥不去的哀戚之感，隐隐听到八十万生灵的惨痛的呼喊。哀怨中有悲惨。悲惨中有哀怨。袁崇焕是南方人。收拾袁崇焕遗骨掩埋的佘姓义士也是南方人。他再也没有回到南方，一直在北京守着袁督师的遗骨，一守就是十七代。　　　　在明朝受尽屈辱的大臣们到了清朝之后，一个个都焕发了崭新的青春。在与自己同胞作战的时候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气、谋略和聪明才智，真令人叹为观止。真正打下汉族天下的是汉族人。《康熙传》中指出：“满族人在征服中华帝国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由汉人中最勇敢的人替满洲人为反对他们本民族而战。” 吴三桂在宁远前线，并没有显出多么强的战斗力，可一旦易帜后，变得像豹子一样凶猛，对李自成军百战百胜。吴三桂一直从东北打到缅甸。他的战功只有也从东北打到南中国海的林彪可与其媲美。洪承畴 [注：洪承畴，曾任明朝蓟辽总督，率十三万大军援救被皇太极围困的锦州，在松山大败，被俘后投降。清军入关时，积极为多尔衮出谋划策，并亲统军队平定江南。] 曾被困松山，一筹莫展，但投降后，妙计倍出。传檄定江南。明朝兵部侍郎钱谦益曾投水自杀，可由于“水太凉”而没有死成，也投降了多铎，做了清朝的官。他和写作《圆圆曲》的吴伟业的文艺创作都在入清后达到了新的高潮。钱谦益曾发明了一件样式特别的外套：小领，大袖。一位江南学者问他这衣服代表哪朝风格，钱谦益故作戏语道：“小领示我尊重本朝之制，大袖则不忘前朝之意。”那学者讽刺道：“先生真是两朝‘领袖’!”钱谦益受的羞辱太多了，可他仍滋滋润润地活到八十二岁，这说明他在新朝过得相当好。满清对这些明朝旧臣的最高待遇就是把他们统统放进了《贰臣传》。中国第一部史书黄钟大吕。最后一个朝代撰写的史书则饱含激情描写叛徒。非一个叛徒，一大窝也。

　　　　甲申年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的典型场景如下：一群人站在一起黑压压一片，走起路来整齐划一，喊起口号来震天价响。他们最爱喊的口号是“爱国”和 “中国人民受屈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对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要比对专制还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百倍。由于近代的屈辱使中国人心理存在着某种“不完整”，所以我们一次次说“站起来了”，正是这种心理的反应。思想看起来比疆域还统一。但一旦敌人来了，大家立即作鸟兽散。明末，清军尚未入关，但几次撕破边墙进京畿骚扰作战。孙传庭 [注：孙传庭，陕西巡抚，曾在潼关南原设伏大败李自成。李自成只剩下十八骑，逃往商洛山中。] 挟潼关大胜的余威，进京勤王。一天，他的部队与一小队清军骑兵相遇了。明军有几千人，用孙传庭的话讲：“俱为身经百战之士。”清军只有几十人，双方隔着一条河。明军叫骂道：“我操你的老婆女儿!”清兵大笑，从军营中拉出近百名妇女，穿红戴绿，指着说：“这些都是你们的姐妹母亲，都被我们操了!”说着就真在光天化日下干起来。同时有十几个骑兵下河向这边渡来，几千明军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跑，被踏死的不计其数。　　　　专制吃人。人民变成羊。汉民族就是羊。汉民族的膝盖特别容易弯。既容易向皇帝弯，也容易向敌人弯。甲申年，整个中国大地上都飘扬着一股羊的气味。羊群再大，也是羊。狼并不介意它面对的羊究竟是一只还是一群。甚至愈多愈好呢。扬州城破，清军开展大屠杀。扬州顿成地狱。比地狱更难忘的场景是那些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就像一个蒙古兵可以命令几百个波斯百姓互相捆绑起来，然后乖乖地把他们杀掉一样，清兵在扬州也是这样。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不说，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相同的情形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南京，一个师的国民党部队，遇见十六个日本人的小队，就乖乖投降了。几百个日本兵押着几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去燕子矶屠杀，　　　　这些俘虏连逃跑的勇气都无。一位军委副主席讲：在他的老家山东某县，七、八个日本鬼子来扫荡，三、四万军民在“跑反”。　　　　为了活命，扬州城那些因美丽而闻名的妇女们，愿意把她们的身体献给清兵而换取生命。有的女人在满城的哀号惨叫中精心梳妆打扮，尔后倚门，向清兵献媚。一个清兵士卒说：“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清军令这些妇女全部脱光衣服，押走。直到康熙年间，在宁古塔(黑龙江)或蒙古附近，有人还看见过这些年纪已大、饱受欺辱的妇女。她们操扬州口音，身穿兽皮。她们悲惨的灵魂至今仍游荡在白山黑水间，我深信。　　　　曾有一个玩笑，问：猪除了可以吃外，还有什么用？答：可以用来骂人。走笔至此，我突然想，猪比羊出息多了。一个人是杀不了猪的。猪坚决反抗。猪的吼声是绝望而雄壮的。它一辈子只有在被杀时才发出这最后的吼声。杀羊简洁明快。羊知道死期已到，但不反抗。屠户根本不用捆绑，只用手轻轻摩挲羊的头和身子，羊便驯服地躺下。屠户用刀在羊喉咙处轻柔地一抹，血喷出来。羊的眼睛里淌下一行泪水。我们应当学习猪的胸襟。　　　　专制社会下的人格多奴性，最少宽容精神。奴性越大，宽容精神越少。缺乏互相信任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个源远流长的特点。这样的民族总是怯于公战，勇于私斗。中国的内战是世界史上的奇观。我认为，越是内战厉害的民族，外战越不行。反过来说，越是外战不行的民族，内战越凶。孟德斯鸠讲过一句深刻的话：“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有人认为此话有双重含义，一是说明统治阶级的残暴，二是说明人民的残暴。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得最淋漓酣畅。“一个民族只要干出 ‘大跃进’和‘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尼斯大全’而永垂史册。”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不够。“文化大革命”才走，我们已开始遗忘。“文化大革命”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史，政治史，乃至心灵史，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永远无可回避的话题。潘岳说：“自建国以来我们所搞的一系列‘革命运动’ 暴露出来的问题与结果是：自己内部培养的精英层几乎全部被打压，中产阶级萌芽也被消灭。”正因为中国没有革封建主义的命，资本主义反过来就顶翻了所谓的无产阶级。鲁迅说：“中国爱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人斗争，就是不敢同外国侵略者斗争。”　　　　中国的汉奸丰富多彩，叫人说不尽，道不完。汉奸在哪里？汉奸在我们心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汉奸高潮，一次是在甲申年，一次是在抗日战争中。汉奸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外国主人面前俯首低眉，百分之百的奴性。二是打内战，征伐自己的同胞时显示出无比的英勇。甲申年，清军兵锋已逼近湖北，李自成被追得如丧家之犬，很快就要死在九宫山。可就是在这个关头，镇守武汉的明朝总兵官左良玉还顺江东下，准备攻打南京，美其名曰“清君侧”。南京在什么人手里？南京还在中国人手里嘛。镇守南京的马士英也露出一副汉奸嘴脸，说：“我们宁可死在清人手里，也绝不死在左良玉手里!”　　　　清军残酷，汉民族在内战中表现出来的残酷性，不让清军。在扬州、嘉定、江阴这些城市发生大屠杀的同时，在汉人控制的地区也发生了大屠杀。几乎在多尔衮重开科举的同时，张献忠也在成都诡称开科取士，在贡院门口设置长绳，离地四尺，将读书人按名册排列，凡站立起来超过绳索的，都被押到西门外青羊宫杀死。先后被杀数万人，贡院中笔砚堆积如山。张献忠讨厌文人，认为文人奸诈伪善，所以四川的文人差不多被他杀光了。他曾一天内杀了自己二十名文官。有人认为他杀得太多了，他说：“文官还怕没有人做吗？”　　　　张献忠不说也罢，可素以军纪严明号称的大顺军，对老百姓又好到哪里去了呢？大顺军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箪壶食浆，以迎义师。一个老农民在城门口拦住几个大顺军战士，絮絮叨叨地向他们讲述自己如何受官府压榨，生活如何凄凉，等等。一个大顺军小头目说：“哎呀，你既然那么苦，何必还活在世间呢？”就把老农杀了。　　　　今天汉民族变了吗？答案在汉民族每一个成员心里。我们身上仍然烙着甲申年深深的印记。我们民族是否能经得起另一场甲申风暴？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太多的勾心斗角，明哲保身。西方文化重视与自然斗，所以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和发明家。中华文化重视与人斗，所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整人高手。中国是告密者的乐园。甲申年，江苏有个曾当过官的人，躲到乡下去教书，在胸前刺了“不愧本朝”四个字，又在左臂上刺“生为明人”，右臂上刺“死为明鬼”。一天，他脱衣洗澡，被人看见，立即向官府告发，被处死刑。南京大屠杀时，日本人抓住国民党军人后，进行甄别。在押的上万人中潜藏着换了服装的师长、团长。日本人喝道：“谁是当官的？站出来!”顿时森林一般的手指向那些真正的师长团长们。结局是一样的：指认人的人和被指认的人都难逃一死。　　　　是什么使我们本民族如此相互仇恨和恐惧？我们在这种仇恨和恐惧中消耗了民族精神的大部分资源。中华文化的根是一种低成本生存。什么生命顽强？越低下的生命越顽强，如蝼蚁。越高贵的生命越易折，如狮子。蝼蚁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毁掉了自己，也毁掉了所有的征服者。内战凶猛，还有一个原因是自私造成的。儒家理论看起来最无私的，其实最自私。“君君臣臣”就是“无私”。而专制下，帝王自私，臣民凭什么为公？你经营你的大家，我经营我的小窝。你杀了我，我就是要流血。一个自私的人是不会爱国的。明朝“靖难之役”时，两个大官相约一旦南京城破，就自杀以殉。北兵进城时，城中大乱。大官甲听见大官乙对家人大声喊道： “外面乱糟糟的，你们赶紧把猪栏门关好，小心偷猪贼。”甲苦笑道：“一条猪都这样顾惜，更舍不得一条命了。”　　　　中国亡在满清手里是中国的幸运。满清统治了汉族则是满清的不幸。从甲申年汉族的表现来看，这个民族的核心部分早已腐朽变质。它的选择是它的必然。它渴望得到的已经得到了。它必然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性格改变命运。命运改变性格。中国既不能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也不能改变自己不能接受的。既得不到自己所爱的，又不爱自己所得到的。没有任何一种不道德不是心安理得的。没有一个人能听见内在的道德质问。生命的价值低于资源的价值。中国政治内涵于中国文化。一部文明史，本来是人越来越从各种桎梏中解脱出来的历史，因而应当越来越成为人的历史。而我们的文明史，却是越来越把人桎梏起来的历史，因而是桎梏史。中国之落后，实际是一种文化上的落后。文化是一种能力。它强大，却容易被人忽视。文化是社会的镜子，而未来则是文化的镜子。  

　　同是2005年的七月，同是涉及台湾问题，同是中国的现役将军，却发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朱成虎将军说：如果中美两国因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冲突，“中国别无选择，只能动用核武。” “如果美国有心干预，我们也有决心做出反应，中国人已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摧毁的准备，当然，美国也必须做好准备，美国西岸一百多个或二百多个、甚至更多的城市可能被中国摧毁。”虽然朱将军说明这只是他的“个人见解”，但已经全球大哗，很象鲁迅形容过的那样，“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美国会众议院专门通过修正案，勒令中国政府撤掉朱成虎将军的职务。虽然还不清楚朱将军算不算破了个中国记录，立了条“吉尼斯世界大全”，成了新中国头一个有幸得到美国国会点名“特别关照”的现役将军，但他至少来了个 “一石激起千层浪”、“搅得周天寒彻”，颇有点“中国军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味道。 　　有意思的是台湾《联合报》7月16日一篇报道。其标题是：“朱成虎个人观点，北京竟然拒美议员要求表示不收回”，内容简介是：“中共十六日拒绝收回一名中共将领所称，如果美国军事介入台湾问题，中共可能对美国动用核武的说法。不过中共强调将全力谋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里有趣的不是报道内容，而是其标题用语：“北京竟然拒美议员要求”。哎呀呀，“竟然拒绝美议员”，多么可怕的罪名！怪不得要用“竟然”两字。下笔之人把自己摆得有多低多贱，尽在“竟然”两字中。 　　更有意思的是当朱将军的“个人见解”不收回、中国政府也无意遵照美国国会的“最高指示”惩罚朱将军的当口，网上便忽然冒出了刘亚洲的新作：《中国未来二十年大战略》。 　　从上次台湾大选到这次朱将军发话，反正只要台湾问题一闹腾，刘亚洲必定露面，而且必定作出一副替中国着想的样子为美国游说，帮台独说话。不论美国逼迫中国做什么，不管台独要求中国做什么，刘亚洲“论证”的结果必定也就会是什么，绝对不会走样。不管人家向中国提的要求如何蛮横，刘亚洲必定能“证明”中国只有接受人家的要求、节节退让才符合中国的利益。这回也不例外。 　　美国再三再四要求中国放弃武力收回台湾的权利。刘亚洲这次文章的核心内容便是“宁可放弃台湾也不要因台湾而打仗”。核心“理由”有四： 　　1．台湾打不得。打台湾就会惹翻美国，就会带来灭顶之灾。本来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不是亚洲。“只要美国还是以称霸全球为目标，欧洲就是它的重心，就是它的基本支撑点”、“即使因为台湾独立而引发战争，美国参战，也不意味着它把战略重心放在亚洲”。“美国的亚洲头号对手不是中国，而是日本”。但是“台海一旦爆发战争，美国肯定会以某种方式介入。中美开战，那就不是统一与台独的对决，而是当今世界两种制度的对决了。”“中国如果在台海开战，还可能马上变成美国动用全部力量对付的头号战略敌人。”多可怕呀多可怕，人家美国的战略本来是欧洲，在亚洲也只把日本当主要对手，并没打算把中国怎么样。但如果中国不识相闹着要统一打了起来，那就是自找倒霉，惹火烧身：“变成美国动用全部力量对付的头号战略敌人”，美国不但会放过日本瞄准中国，而且“不是统一与台独的对决，而是当今世界两种制度的对决”。中国不但收不会回台湾，而且连自己的一切都保不住，会被“美国解放军”来个“两种制度的对决”，彻底一锅端，让你“偷鸡不成蚀把米”，连老本都赔光。不懂这一点就是不懂“大战略”、“凭直觉搞战略”的土老帽。 　　（注：一边说“即使因为台湾独立而引发战争，美国参战，也不意味着它把战略重心放在亚洲”，一边说“中国如果在台海开战”就可能“变成美国动用全部力量对付的头号战略敌人”，矛盾不矛盾？如果美国动用全部力量对付非战略重点，怎么能证明其战略高明，“它强而有战略，因而更强”？） 　　2．台湾不该打。因为“台独分子也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或美国人，因此，我们与台独分子的斗争仍然是内战”。“解放台湾是一场内战，内战的胜利再辉煌，对自己国家和民族也是一个损失，一种伤害。”既然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那打台独也是算是打了中国人，所以不应该。“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我是军人，但我对战争是有选择的。我再也不愿意看到我们民族内部爆发一场惨烈的战争。” 　　3．谁主张打台湾谁不怀好意。“现在最渴望在台湾海峡看到一场战争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台独分子，一种是民运分子。”“ 战争不一定会消灭台独，反而可能让台独坐大。”“ 台海战争将是中国人与中国人的战争，是一群黄雀注视下的螳螂捕蝉式的战争。” 　　4．台湾可以牺牲掉。“发展和统一是国家的两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兼得，但可能同时失去。我们必须在两个国家目标中做出痛苦的选择。痛苦的选择也许就是正确的选择。”“ 如果为了反台独，彻底中断了我们的现代化进程，牺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发展目标，即使把台湾收回来，大陆也可能分裂。” 　　那么刘将军是不是主张承认台独呢？据说不是，因为刘亚洲自有统一台湾的高招，锦囊妙计共有三条： 　　1．“美国是台独之“首”，要先斩去”。怎么个斩法呢？“首先，我们不能与美国为敌。”“ 只要与美国的战略均势还在，台湾就想独而不敢独。永远不和美国摊牌，中美避开了全面摊牌的危局，台独分子的丧钟就敲响了。” 　　2． “争取台湾民心，是最高层次的‘斩首’”。“既争取美国的民心，更争取台湾的民心。”怎么争取？“争取民心应当做三件事：第一，搞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 第二，处理好香港问题。我们创造性地用“一国两制”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还必须创造性地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的治理问题。”“ 第三，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是‘整合’而不是征服” “譬如，是否可以把‘一国两制’的理念改换为‘一国两治’的理念。譬如，可否提出新的统一模式？如‘分而不离，合而不并’。再如，是否考虑可以让台湾多一些国际生存空间。” 　　3．“斩台湾经济的‘首’，就打中了要害”“ 打经济仗，我们打得起，也赢得起。” （注：靠打经济仗来‘争取台湾民心“？靠让人“下岗”来换取人家的好感？如此高明的“战略”难怪普通人“读不懂”。） 　　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刘亚洲的“锦囊妙计”跟美国和台独对中国的要求其实是一码事，只是换个说法而已。 　　美国和台独要求中国放弃武力收复台湾的权利。刘亚洲便说台湾无论如何打不得。 　　台独要求中国政府放弃“一国两制”、台湾政府跟中国大陆政府是“国与国的对等关系”。刘亚洲便主张变“一国两制”为“一国两治”。（既然“两治”，自然是承认了“对等的关系”。） 　　台独要求“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谁也别干涉谁”。刘亚洲便来了个“分而不离，合而不并”。 　　台独说只有大陆彻底实现“民主化”才可以考虑“未来一中”。刘亚洲则主张靠“搞好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来“争取台湾民心”。换句话说，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为了大陆，而是要让台独满意。否则如何“争取台湾民心”？ 　　台独整天闹着把台湾问题国际化，千方百计把外国势力引入台湾海峡。刘亚洲便主张“可以让台湾多一些国际生存空间。” 　　台湾人自己都说陈水扁又闹台独又怕挨打，最怕大陆打过来。刘亚洲便来了个激将法，说：“现在最渴望在台湾海峡看到一场战争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台独分子，一种是民运分子。”按照这种说法，谁主张打台独谁就成了台独和民运的帮凶，想不上当就别动武。这样一来的结论自然是放弃武力收复台湾，这恰好正是台独求之不得的结果。表面上替中国着想，结论却完全符合台独的要求。 　　以替中国着想的口吻“论证”出对方需要的结论，这是刘亚洲的一手绝招。不管美国日本台独要求什么，刘亚洲保险都能用“自己人”的口吻言之成理，这也算中国一奇。奇就奇在以“爱国”的姿态替对方帮忙：不惜一切代价跟美国吊膀子，算是 “美国是台独之‘首’，要先斩去”；满足台独的一切要求，算是“争取台湾民心”；放弃钓鱼岛和东海油气田、任凭日本右翼利用靖国神社教科书之类复活军国主义，算是“主动化解对方的联盟”、“中日如果联手，就有可能形成欧盟那样的亚盟。这不是空谈”。阿Q挨揍，来一句“儿子打老子”就算“胜利”；婊子卖炕，来一个“创造GDP”兼“助人为乐”便心安理得。刘亚洲则是“青出于兰”，把中国利益拱手相让还说这叫“双赢”：外国和台独赢了实惠，中国人赢了“精神安慰”。如此大手笔，小小土包子阿Q之辈学得来吗？

　　刘亚洲文章从来都是理直气壮，振振有词，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这次也不例外。“不能与美国为敌”加“永远不和美国摊牌”就能“斩”了美国这个“台独之首”？这是什么逻辑关系？什么因果关系？再说了，中国并没有与美国为敌，也并没有和美国摊牌，台独不照样越来越嚣张？实际上到底是中国与美国为敌，还是美国与中国为敌？中国想不想与人为敌是一回事，人家想不想与中国为敌是另一回事。人家坚持要与你为敌，由得了你吗？现实问题根本不是你要不要与人为敌的问题，而是当人家与你为敌时该怎么办的问题。刘亚洲偏偏回避了这个要害问题。 　　刘亚洲从来不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替中国说话，而是从来站在与中国人对立的立场替中国的敌人说话，从来都是帮着别人来指责中国。 　　刘亚洲说：“中国没有亲密朋友，并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中国总是和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为敌。”怪了，中国人从来没在全世界到处惹事，从来忙于自己家里，就这样还逃不掉“中国总是和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为敌”的大帽子，这算哪一门子的逻辑？与中国为敌的外国人这样说也罢了，刘亚洲身为中国的将军，却带头污蔑自己的国家，这算怎么回事？ 　　刘亚洲说：“中日走不到一起，原因在日本。” 既然如此，那他就是承认中日关系的障碍不在中国在日本了。然而他马上又说：“中国人要做自我批评。中国几代领导人对日思维都是正确的，但民间却涌动着一股巨大的、不健康的潜流。我们的人民对日本的心理极不平衡，因为中国从未真正击败过日本。”“ 不自信造成了愤怒。愤怒造成了不理智。不理智造成了失态。”“有些民间人士总是批评日本不反省，而我们自己有没有需要反省的地方？”“ 广岛亚运会结束时，六万人退场，会场上竟没有一张纸片。美国报纸惊呼：‘可怕的日本人！’天安门广场升国旗，观看的人群散去后，满地废纸，随风飘舞。这些不需要反省吗？” 　　什么“民间却涌动着一股巨大的、不健康的潜流”，分明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倒行逆施引发的中国人的愤怒的诬蔑。如果是日本右翼这样说那也不奇怪，奇怪的是号称中国将军的刘亚洲，自己也承认“中日走不到一起，原因在日本”，却从不要求日本方面反省，反而说：“而我们自己有没有需要反省的地方”、要求“中国人要做自我批评”。刘亚洲既然承认中日关系的障碍不在中国，那他还让中国人“反省”什么？“自我批评” 什么？中国是被侵略的一方，是受到伤害的一方，是迄今领土钓鱼岛还被日本侵占的一方，是东海油气田受到日本严重威胁的一方，是历史和现时的受害者。世界上哪有把侵略者放在一边不管、反而让被侵略者反省、让受害者“做自我批评”的道理？对“天安门广场升国旗，观看的人群散去后，满地废纸，随风飘舞”这样的反省，跟对南京大屠杀这类罪行的反省是一码事吗？能混为一谈吗？难道因为中国有这类的问题，就没有资格要求日本对历史上的侵略行为道歉反省悔罪？刘亚洲拿中国需要的反省来抵消日本需要的反省，明摆着是帮着日本解脱。如此吃里爬外，还有脸当中国的将军？ 　　刘亚洲的这种逻辑，中国人已经领教得够够的了。君不见“精英”们早已论证了一遍又一遍：鸦片战争是中国人自找的，甲午战争是中国人自找的，八国联军是中国人自找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自找的，七．七事变是中国人自找的，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自找的。现在刘亚洲又来了：“中国没有亲密朋友，并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中国总是和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为敌。”“ 但民间却涌动着一股巨大的、不健康的潜流。”“不自信造成了愤怒。愤怒造成了不理智。不理智造成了失态。一百多年来，我们对日本多数时间是在控诉，其余就是遗忘。”“但提醒之后我们又干了些什么？除了谩骂还是谩骂，除了敌对还是敌对。”刘亚洲说了半天就一个意思：现在中美关系有问题是中国人自找的，中日关系有问题还是中国人自找的。说来说去，外国人跑到中国的土地上怎么杀人放火都有理，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不管干什么都有错。 　　严格说起来，刘亚洲的主张也不能算错，错就错在他的将军位子放错了地方。如果刘亚洲是个台独的将军，那他的一切言论主张都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与其身份完全一致：对美国的一切都顶礼膜拜；对中国的一切都鄙夷不屑；对中华文化深恶痛绝；对中华民族无比轻蔑；对毛泽东恨之入骨；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对唯武器论五体投地；对台湾的一切赞扬备至，不管到哪儿也不忘替台湾的“赫赫武功”吹上两句：“1949年，毛泽东本想一鼓作气取台湾，但金门战役的失败改变了这一历史进程”；对台独满怀热忱，正的反的用尽一切理由否定大陆武力收复台湾的权利：又是：“台独分子也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又是“我们与台独分子的斗争仍然是内战”、“历史上，中国一次次丧失成为强大国家的机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内战频仍”、“解放台湾是一场内战，内战的胜利再辉煌，对自己国家和民族也是一个损失，一种伤害”、又是“我们民族的外交政策总是情感成分居多，理性成分居少”“ 这一代中国人缺乏爱的教育，缺乏道德关怀意识，当然更缺乏一个成熟的大民族所需要的胸襟与思维”“民间有法西斯化的倾向”。好笑的是他连“对战争成本的考虑”都当宝贝理由搬了出来，而且还把他一再冷嘲热讽的毛泽东请出来当救兵：“解放战争中，毛主席特别注意这一点，打大城市都不让用重炮。” 刘亚洲可真有点“病急乱投医”，居然想起靠毛泽东的名字来推销他的“战争成本”论。他也不想想，毛泽东考虑的“战争成本”最多是“不用重炮”，而不是“不打大城市”，而他主张的“战争成本”是干脆投降，仗也别打了。二者是一回事吗？刘亚洲说“内战的胜利再辉煌，对自己国家和民族也是一个损失，一种伤害”，实际是说靠内战取胜获得的政权不光彩不合法。他这一下不但否定了毛泽东，否定了中国现政权，否定了自己的老丈人、中国现政权的共和国前主席李先念，而且顺便连自己这个中将的合法性也给否定了。因为台湾国民党一直说解放军是打内战起家的“共匪”，没资格统治中国大陆。按这个标准，刘亚洲本人也不过是个服务于这支“内战”起家、胜之不武的军队里的“匪中将”，没什么发言资格。刘亚洲这么绕来绕去连自己的中将资格都给绕没了，也真够窝囊的。难怪他到最后干脆什么伪装都顾不上了，直截了当公开宣布：“我不主张轻易对台湾动武，尤其是玉石俱焚的动武”、“我是军人，但我对战争是有选择的。我再也不愿意看到我们民族内部爆发一场惨烈的战争。”（注：当今世界上哪个国家允许自己的军人有权选择战争，亦即有权反战？）说到这里刘亚洲总算现了原形，彻底露出了台独将军的立场。可惜他这个台独骨子的中将偏偏放错了地方，阴差阳错当了个中国大陆的军人，于是他主张的一切都跟自己的身份完全对不上号，成了个吃里爬外的当代汪精卫。 　　刘亚洲说：“一旦台海爆发冲突，美军会集中力量打击中国沿海地区。中国的经济基础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打垮经济，就打垮了中国的战争力量。”这套理论其实一点不新鲜。当年抗日战争时日本鬼子已经这么干过，不但打击了中国沿海地区，而且全部占领了中国沿海地区。当年汪精卫投降卖国，根据的也正是刘亚洲的这种理论：“中国的经济基础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打垮经济，就打垮了中国的战争力量。”既然中国沿海地区都丢了，抗日必败，前途无望，只有投降，“曲线救国”。今天的刘亚洲跟当年的汪精卫还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相形之下当年退到峨眉山坚持抗战不肯投降的蒋委员长比今天的刘亚洲之辈强多了。 　　至于刘亚洲说的美国“10？30？30”模式军事构想、“美军一年之内可以连续打赢5场战争”之类的神话，可惜得很，美国人自己已经悄悄放弃了。他们承认美国一年之内连续打两仗的能耐都没有，更甭提“一年之内可以连续打赢5场战争”了。原因不是别的，恰恰是当年被刘亚洲吹得神乎其神的那场“地区性战争，世界性震撼”、“不像一场战争，而更像一场游戏”的伊拉克战争。卡普兰发表了《美国应如何与中国作战》之后告诉记者：“在谈论任何一场战争的时候，你都不可能去事先设想最坏的情景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目前在伊拉克发生的事情，还会不会去打这场战争呢？”这场伊拉克战争，最现代化对最原始，对来对去对了不过两年多，最现代化的已经给对没了胃口。人家已经没了胃口，刘亚洲偏偏还在那里继续吹那个“10？30？30”，硬赶着鸭子上架。真不知道是刘亚洲的信息跟不上趟了，还是他硬要打肿脸充胖子。不过想想也是，如果刘亚洲不造出个所向无敌的美国神话，怎么能证明自己这个当代汪精卫当得有道理？ 　　台独分子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刘亚洲仍然说：“台独分子也是中国人”。美国明确把中国列为敌人，刘亚洲仍然说：“我们不能与美国为敌”。那么当中国承认台独分子是中国人而台独分子坚决拒绝当中国人时，中国不与美国为敌而美国决心与中国为敌时，中国该怎么办？ 　　按照刘亚洲“我们不能与美国为敌”的主张，只能是“绝对不抵抗”。 　　按照朱成虎将军的主张，必然是“文事必有武备，敢战方能言和”。这也正是毛泽东的一贯立场：“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朱成虎将军一开口，刘亚洲马上坐不住了，立刻跳了出来，甩出个《中国未来二十年大战略》，指责“有些人思维过于僵化，要么就是不打，要么就是大打，忽略了战略艺术。”这话表面上冲着朱成虎将军，实际是冲着军委主席胡锦涛。不管中国外国官方民间，几乎没人认为朱成虎将军是另一个刘亚洲，可以动不动随心所欲信口开河。大家都认为他的发言虽然号称是“个人见解”，但发表这个“个人见解”不可能不经过上级的认可。也就是说，朱成虎将军的发言，军委主席胡锦涛应该是知道的。刘亚洲的文章不早不晚单单在朱成虎将军发表“个人见解”之后、在中国政府表示无意惩罚朱成虎将军之后的微妙时机发表，显然是一驳朱成虎，二训胡锦涛。 　　当今中国奇事多。同在2005年7月，同是就台湾问题，两个中国现役将军发表针锋相对的见解、当众掐架已经够奇的了。刘亚洲更来了个“儿子训老子”，中将教训起军委主席来了。而且还不是只管眼前，而是“中国未来二十年大战略”！―换句话说，胡锦涛这个军委主席可能的整个任职期间的大战略问题已经全叫刘亚洲给包圆了，基本没他什么事，只需要遵照刘亚洲的“最高指示”执行照办就是了。 　　也许有人不信：刘亚洲有这么大胆吗？然而这偏偏就是现实。他不是说过吗：“我只是有点锋芒而已。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是隐讳自己的观点”、“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翻翻他的大作，如《大国策》、《美国论》、《西部论》、《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信念与道德》、《甲申再祭》、《刘亚洲将军谈美伊战争》、《金门战役检讨》……连篇累牍专贬中华文明，专损中国人劣等，岂止“有点锋芒”，中国的一切在他眼里都如同粪土，不值一提，毫无顾忌一笔勾销。人家可是“先进文明的代表”，岂能把中华文化这种“劣等文明”放在眼里？连共产党的老祖宗在他眼里都一文不值：“毛泽东凭直觉搞战略，虽不乏光彩，但终先天不足。他只游过江，没出过海。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同理，同样是“没出过海”的胡锦涛在刘亚洲眼里算老几？一旦感到胡锦涛不肯惩办朱成虎，立刻再来个“锋芒毕露”，跳出来教训教训胡锦涛这个没留过洋的“土老帽”对刘亚洲来说有什么可奇怪的？ 　　在刘亚洲心目中，他“出过海”、留过洋、见识过西方文明的“精英”资格是压倒一切、超越一切的决定性因素，比“土生土长”的中国土老帽优越得没法比，这种优越和对中华文明的厌恶在他的文章时时、处处、事事都要表现出来，一有机会就要损中国两句，捧美国日本几声，这次也不例外。比如：“甲午海战时日本海军要求每个逃生的水兵都必须有风度，因为清国人会看他们的笑话，从而使整个民族蒙羞。”“日本投降后，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兵列队走过市区，围观的老百姓吐唾沫，扔石头，杀声震天。脸上沾有唾沫和血迹的日本兵不为所动，仍整整齐齐地行进。现在日本老板警告员工有一句常用的口头禅：‘不要像中国人那样懒！’一位美国人写道，夜晚从东京的摩天大楼望下去，所有楼层的房间都开着灯，‘每一张办公桌前都坐着一个忙碌的日本人。’” “中国是个战略贫乏的国家，这是我们的文化和历史造成的。”“古希腊诞生了深刻的哲学、法学和文学，但竟然没有诞生一部兵书。可中国自古出现了多少兵书！” 　　刘亚洲在这里又显示了他一贯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老毛病。投了降的日本兵在中国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中国老百姓又恨之入骨，他们敢掉队吗？掉了队等于死路一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敢不“脸上沾有唾沫和血迹的日本兵不为所动，仍整整齐齐地行进”？用这种特定环境下的特定情况来证明日本人素质高，不是诡辩又是什么？“甲午海战时日本海军要求每个逃生的水兵都必须有风度”，怎么“要求”的是一回事，实际怎么做的又是一回事。用“要求” 来偷换“实际”，以此来证明人家“有风度”，这还不是诡辩？况且既然是“逃生”，那又何来“风度”？根本就是逻辑不通。要说视死如归，死得象条汉子，那中国人的例子不知有多少，比如狼牙山五壮士。刘亚洲为什么对一概此视而不见？ 　　刘亚洲想用“现在日本老板警告员工有一句常用的口头禅： ‘不要像中国人那样懒！’ ”、“所有楼层的房间都开着灯，‘每一张办公桌前都坐着一个忙碌的日本人’”之类形容日本人勤劳中国人懒，以此证明中国人低劣，这同样是故意用有色眼镜挑毛病。中国没日没夜拼命苦干的民工、矿工、农民难道还少吗？他们何曾懒了？他们托起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底座，刘亚洲还借日本人之口骂他们“懒”，什么东西！ 　　刘亚洲一边说“中国是个战略贫乏的国家，这是我们的文化和历史造成的”，一边说“古希腊诞生了深刻的哲学、法学和文学，但竟然没有诞生一部兵书。可中国自古出现了多少兵书！”出了兵书，却没有战略，没有战略的兵书算哪门子兵书？没战略是“文化低劣”，有兵书也是“文化低劣”。有也不行，没有也不行，怎么着都逃不掉个“文化低劣”的帽子。这到底是什么逻辑？ 　　刘亚洲2004年3月写了篇《对台湾大选的预测》，开头如下： 　　一、结论：台湾大选将实现其政权的又一次轮替，国亲将赢得选举的胜利。 　　二、民进党失利的原因分析：…… 　　刘亚洲现在似乎得了健忘症，不但不再提“民进党失利的原因分析”，而且来了个倒打一耙：“要说连宋的选败，大陆要负一定责任。而阿扁的胜利，也可以说是大陆帮了忙，把许多人推到阿扁那一边去了”。 　　人们真不得不佩服刘亚洲的脸皮之厚堪称举世无双。自己的预测砸了锅不但若无其事，而且还照样振振有词，一巴掌把责任推给了大陆。连宋选败不怪陈水扁那两颗“奇迹”子弹却怪大陆，胡搅蛮缠的水平简直世界第一。难道这就是刘亚洲代表的“先进文明”？ 　　间的事往往就是这么奇特。刘亚洲把中华文明看得一文不值，而他五体投地的美国人却偏偏对中华文明越来越敬畏。 　　卡普兰在2005年6月号《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美国应如何与中国作战》后接受了多维月刊记者专访。记者问：“您的文章中指出，和前苏联相比，中国对于美国将会是更为可怕的敌人，为什么这样？” 卡普兰答曰：“前苏联只备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中国文化具有吸引力……中国除了具备军事方面‘硬’的力量，还兼备军事之外‘软’的力量，这是前苏联不可比拟的。” 　　《环球时报》2005年01月31日第十版报道：“据美国《士兵》杂志报道，在布什第二任总统期开始后，美政府智库兰德公司即向美国防部递交报告，建议美军加大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法的力度”。 　　在刘亚洲眼里，中国的一切都一文不值，而在美国人眼里，中国的“软力量”却比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更可怕。什么样的“软力量”能让美国人如此坐立不安？美国人自己给了答案：中国文化，中华文明。从《孙子兵法》到毛泽东思想等中华文明的一切精华。――除了以专舔美国痔疮为特色的“刘亚洲思想”。 　　刘亚洲有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而我们自己有没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战争袭来时，伪军满城，这不需要反省吗？”的确，中国人确实应该好好反省反省：为什么现在战争还没有来呢，宣扬中国是“劣等文化劣等人”、鼓吹“亡国有理”、主张“绝对不抵抗”的“刘亚洲思想”就已经这么吃香？吃香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在 “强国论坛”的军事论坛和新华网的发展论坛里，刘亚洲的文章和拥刘派文章基本是有一篇留一篇，一篇不拉（新华网发展论坛里拥刘文章已经积攒到了四十页。当然，那篇《对台湾大选的预测》除外），而老夫批驳刘亚洲的文章和其他人有分析力度的驳刘文章则基本是见一篇删一篇，一篇不留。显然这是有人在利用手中权力暗暗支持刘亚洲，传播“刘亚洲思想”。可见刘亚洲并非个别人的个别行为，而是有相当的背景，相当的势力。这才真正值得中国人反省：为什么刘亚洲能如此飞扬跋扈，旁若无人？他上到中华民族的老祖宗，下到中国共产党的老祖宗，连同中国文化，包括顶头上司一概不放在眼里，说贬就贬，说训就训，现在干脆当众教训起军委主席来了。这到底是为什么？“试问今日之域中，竟是谁人之天下？” 　　中国留美学者 弗雷斯特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