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时期的禅宗传承

20世纪50年代，法国藏学家保罗·戴密微（Paul Domieville）在对1900年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汉文写卷P.4646《大乘顿悟正理决》进行了一番研究后，写出了他著名的《拉萨僧诤记》一书，对上述传统说法提出质疑。根据P.4646写卷汉僧摩诃衍给当时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的上奏文可知，摩诃衍后来在吐蕃传播禅宗不仅得到赞普的允许，而且赞普还曾“赦令颁下诸处，令百姓官僚尽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方面对敦煌藏文佛经写卷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汉地禅宗顿悟派似乎并未如藏史所记载的那样，在桑耶寺僧诤失利后便全面退出吐蕃，敦煌藏经洞内相当部分藏文禅宗写卷的存在，证明摩诃衍的禅宗世系在不仅藏族僧人中得以传承，其教义体系还有明显的发展趋势；特别是P.996藏文写卷，作为目前仅存的阐述吐蕃禅宗世系的文献，还提到继汉僧摩诃衍之后吐蕃曾发展出一条藏族禅师传承的史实，禅宗的传播似乎一直持续到吐蕃王朝灭亡以后，其教义法理对后来西藏宁玛派的大成就圆满思想产生了相当明确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国外藏学界就敦煌藏经洞藏汉文禅宗写卷的研究，对重新认识吐蕃王朝时期汉印法诤、汉地禅宗在吐蕃的传教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与线索，如果再能结合我国近年来有关吐蕃艺术史的一些新的文物考古发现，这一段史实的面貌可能会更清晰一些。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在藏东昌都、青海玉树等地相继发现了几处吐蕃时期的摩崖石刻造像，这些早期摩崖石刻造像不仅是极难得的吐蕃时期佛教艺术遗存，更难能可贵的是它们大多都伴随着古藏文题记，这些题记记述了当年在远离卫藏的吐蕃王国边地一些颇有作为的藏族僧人们的传教活动，其宗教活动很可能直接承袭着摩诃衍的禅宗系统，对我们认识这一段史实将会有更多的帮助。本文将利用已发现的文献研究与文物考古的资料，为吐蕃时期禅宗的发展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不妥之处还望诸位方家不吝赐教。一、摩诃衍在吐蕃的传教活动法藏伯希和P.4646敦煌汉文禅宗文献《大乘顿悟正理决》（以下简称《正理决》）是研究汉禅僧摩诃衍（Mahayan）在吐蕃传播禅宗历程的重要文献，该文献的内容由3部分构成：1、敦煌文官王锡撰写的序文部分（叙述8世纪吐蕃印汉僧诤事件）；2、对印汉僧诤的辩论所写的问答篇（包括旧问、新问、又问）；3、摩诃衍本人给赤松德赞赞普所写的上奏文。摩诃衍给赤松德赞赞普写的上奏文里，简明扼要地记述了他在吐蕃传播禅宗的历程及他作为禅师所遵循的北宗传承。关于摩诃衍在吐蕃传教的事迹，他这样写道：“当沙州降下之日，奉赞普恩命，远追令开禅门。及至逻娑，众人共同禅法。为未奉进止，罔敢即说。后追到（讼）割，屡蒙圣主诘（问）；讫却发遣赴逻娑，教令说禅。复于章蹉，及特便（使）逻娑，数月盘诘。又于勃営漫，寻究其源。非是一度。方遣与达摩（麽）低同开禅教，然始赦令颁下诸处，令百姓官僚尽知。应该说摩诃衍的这段奏文已经比较明确地叙述了他在吐蕃传播禅宗的全部过程，它包括以下一些要点：一、摩诃衍最早是奉吐蕃赞普之邀请赴吐蕃传教的；二、他的传教后来确实受挫，并因此而离开逻娑（注意离开的是逻娑，而不是吐蕃）；三、摩诃衍后来曾数次返回拉萨与赞普讨论禅宗的问题（这也说明他一直活动于吐蕃地区），并最终获得了在吐蕃传播禅宗的赦令。据这段上奏文可知摩诃衍到吐蕃本土传教是在沙州陷入吐蕃那一年（786年），“奉赞普恩命”而去的，正如《正理决》王锡序文中所说“于大唐国请汉僧大禅师摩诃衍等三人”赴吐蕃传教。摩诃衍在卫藏最初的传教似乎相当顺利，赞普妃没庐氏、苏毗王子等不少显贵即从摩诃衍出家。寂护死后，摩诃衍的影响更是迅速扩大，藏文史料说当时只有意希旺波、贝扬等少数僧人还遵循寂护教法外，绝大部分藏僧都信奉或附和摩诃衍。寂护的大弟子意希旺波等为了恢复印度佛教势力，建议赤松德赞迎请寂护高足莲花戒（Kamalasila），莲花戒进藏后，由赞普主持，与摩诃衍展开辩论。《正理决》中的“问答篇”便是摩诃衍为这场辩论所作的回答；莲花戒所著的《修习次第》的最后部分也是对摩诃衍的辨驳。摩诃衍的上奉文中对这一段的记述相当含糊，但也可以感觉到他的传教受到很大的阻碍，实际上应该是僧诤失败了。于是他离开拉萨去了讼割这个地方，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拉萨，时间可能在792年左右。摩诃衍离开拉萨后的这段时间里曾“屡蒙圣主诘问”，这似乎是说僧诤失利后，赞普并没有完全忘记他，于是就有了第二次受赞普之命返回拉萨的“教令说禅”，但这次“说禅”似乎并不是传教，而是向赞普本人讲解禅宗问题，这次拉萨之行似乎是无果而终，这才又有了第三次的拉萨之行，这也是为什么摩诃衍在其文结尾处感叹曰：“非是一度”。第三次赴拉萨仍是向赞普解说禅宗，赞普经过“数月盘诘”、“寻究其源”后，最终允许摩诃衍在吐蕃传教禅宗，这就是上奏文提到的结果“方遣与达摩麽低同开禅教”，并向吐蕃各处颁令。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此时他的传教活动中显然又有了一名重要伙伴达摩麽低（Dharmamadi）。总之，法诤失败后，摩诃衍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曾几度受命返回拉萨与赞普讨论禅宗，最终获得在吐蕃传教禅宗的许可应该是在796年左右。敦煌汉文文献记载，796年摩诃衍返回敦煌，受到敦煌吐蕃统治者的欢迎，是年还被授予“吐蕃大德”、“国家大德”等尊号，试想，如果摩诃衍的传教活动没有得到赞普的许可，敦煌的吐蕃官员是绝不可能给他以如此之高的礼遇的。然而有趣的是这以后敦煌却没有了关于摩诃衍的任何消息，而且这以后吐蕃也确实不再见到摩诃衍的任何踪迹，摩诃衍的销声匿迹似乎与他上奏文提到赞普允许他们在吐蕃传教的结果是矛盾的。好在敦煌藏文禅宗文献弥补了敦煌汉文史料的不足，一份名叫《大乘无分别修习义》（P.996）的藏文禅宗写卷记述了吐蕃时期出现于吐蕃的藏族禅宗传承系谱（“善知识”禅宗传承），在这条系谱中，一位名叫“曼和尚”的人正好位于禅宗北宗与藏地禅宗传承链接的中间位置，无论是历史年代、族属、名称，还是他在这条禅宗谱系中的转折地位，这位“曼和尚”都应该就是摩诃衍本人。摩诃衍是这条传承中的曼和尚的理由如下：1、P.996写本中明确说到曼和尚是一位汉僧禅师（和尚原也是对汉地僧人的称呼，藏文写卷中在这里采取了“和尚”的音译），曼和尚姓氏中的“曼”（man）与摩诃衍（Mahayan）名子中的“摩”也比较接近；2、P.996写本中曼和尚曾到“tsong-kha”地方传教，而《正理决》摩诃衍上奏文中也提到他离开拉萨赴“讼割”传教，“讼割”即为“宗哥”的不同译音，在藏文中一般写成“tsong kha”；3、P.996写本中提到其弟子虚空藏从曼和尚学到了大乘顿悟正理决教义，并能够很好地实践之，而这一教义正是由摩诃衍本人在吐蕃所传授；4、种种迹象表明，虚空藏禅师就是摩诃衍上奉文提到的那位“达摩麽低”（Dharmamadi），他不仅是摩诃衍的弟子，简直就是摩诃衍共同传教的伙伴了。据P.996号藏文写本，汉僧禅师曼和尚在宗哥传教后，收授了不少弟子，其中最优秀的弟子是虚空藏禅师（藏语称南喀宁波，nam kavi snying po），曼和尚在传教30年之后将自己的衣钵传给虚空藏禅师后返回内地。敦煌藏经洞汉文文献反映摩诃衍的禅宗思想的仅有P.4646、S.2672等《正理决》写卷，写卷以问答形式写成，主要针对当时印度僧人和赞普的提问阐述禅宗教理，针对性很强，却没有完整地反映摩诃衍的禅宗思想，摩诃衍的禅宗思想实际上在藏文禅宗文献里得到更全面和系统的保留。记述摩诃衍禅宗理论的除藏文写卷《大乘顿悟正理决》（P.21、P.823、P.827等写卷）外，还有《禅定顿悟门》（S.468、S.709、P.117、P.827等写卷）、《禅定不义观六与十波罗蜜多经说》（P.116、P.117等写卷）、《摩诃衍之禅》（P.812、P.813等写卷）等，这些写卷是对摩诃衍《大乘顿悟正理决》的重要补充。特别是P.116藏文写卷中将摩诃衍的禅宗思想以“语录”的形式写出，后来成书于西藏本土的《禅定灯明论》、《大臣实录》等大成就派教义曾多次引用P.116藏文写卷中的摩诃衍禅宗语录。摩诃衍是将汉地禅宗传入吐蕃时期的重要人物，他在吐蕃本土早期的传教相当成功，但很快与印度中观派僧人发生教理之争而受挫，后离开卫藏到吐蕃边地传播禅宗，并由此发展出一支藏族禅宗世系；他的禅宗思想对后来卫藏的大成就派教义的形成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史载摩诃衍在宗哥传教长达30年，后返回内地故乡。（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