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松潘卫“番人”略考

　明王朝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形势险要地区，均设置卫、所，实行军事管制，借以安辑边陲。卫、所制本为地方军事编制组织，“卫”设指挥一人为长官司，“所”设千户一人为长官。松潘地处险要，民族成分复杂，为西南民族走廊的咽喉要冲，也是西藏通往内地的一个桥头堡，为西南边防前沿阵地之一。松潘自唐广德初（763年）陷于吐蕃后，遂有不少“番人”（明代汉籍称今日藏族为“番族”、“番人”等，记松潘藏民为“松藩番”，指文沿用这一称谓，在此特作说明）移居于此。北宋前期，“番族”豪帅潘罗支据有松州，遂改州名为潘州。迨元代，“番人”已成为松潘地区的主体编户，承担各种赋役，其动向往往影响到四川西北和甘肃东南土著“番人”社会的安危。明太祖洪武十二年（1379年）定其地，即设松潘卫，不久又置松潘卫下属的“番人”十七族长官司，实行土官制度，并辅之以保甲制。明代“松潘番”十分活跃，在西南民族走廊上充当各色中介人，为沟通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它的风俗文化较之西藏本土，有着明显的嬗变，清楚地呈现出民族融合的轨迹。明宣德初（1426年），“松潘番”为反抗明朝驻防军的无故杀掠而揭竿起义。自此以后，时叛时服，迫使朝廷宿重兵以资弹压。 　　<STRONG>一</STRONG>　　松潘卫，隶属四川都司，治所在今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洪武十四年（1381年）复置松潘卫下辖的“番人”十七族长官司，秩正七品，它们是：勒都、阿昔洞、北定、牟力结、蛒匝、祈命、山洞、麦匝、者多、占藏先结、包藏先结、班班、白马路、阿思、思囊儿、阿用、潘斡寨等长官司。因十七族为松潘卫的望族大姓，故诸长官司因族而得名。后复置八郎、阿角寨、麻儿匝、芒儿者四安抚司以隶松潘卫。考诸长官司及安抚司所辖地区，则略知松潘卫的辖境约当今甘肃丹曲县西北、迭部东南，四川若尔盖、松潘、平武、黑水、马尔康等县，介于西藏与内地毗邻处，为唐宋以来“番人”出入之地，形势相当险要。《明史·四川土司·松潘卫》载：“松、茂、碉、黎当吐蕃出入之地……松潘为四川屏蔽，叠、茂为松潘咽喉……松潘地险阻，控制西番。”1379年，平羌将军丁玉略定松潘后，曾对明太祖说：“松潘为西羌要地，军卫不可罢。”①遂筑松州城，置松潘卫，使松潘成为西南边陲的军事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松潘虽然形势扼险，但是山多田少，土质硗瘠，不宜屯种，若驻兵3000人，就会出现粮秣不济的危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曹震治理四川军务，“架桥立栈”，②开辟出一条自茂州（四川茂县）通往松潘的陆路，以解决运输粮秣的困难。为了防止“番人”等土著部落劫夺粮饷，明政府还在粮道险要处筑起坚固的墙栅、墙壁。《明史·马昊传》：“（马）昊以松潘地险阻，番人往往邀劫馈运，乃督参将张杰等修筑墙栅，自三舍堡至风洞关，凡五十里。”《明史·何卿传》：嘉靖五年（1526年），何卿镇守松潘，督军民“自威、茂迨松潘、安龙夹道筑墙壁数百里，行旌往来，无剽夺患。”即自威州（四川理县）经茂州至松潘，沿途数百里粮道两侧筑起墙壁，以防止“番人”土著部拦路剽夺。明王朝非常重视对“番人”的有效管理，实行土官制度，选用顺服朝廷的“番族”酋长或宗教首领担任长官司、安抚司的长官。这些长官又称土司，代代世袭。松潘士官每三年朝贡一次，得到丰厚的回赐。　　勒都、阿昔洞、北定、牟力结、蛒匝、祈命、山洞、麦匝、者多、占藏先结、包藏先结等十七族多为“松潘番”大姓，明政府以其各自居地范围为单位分别建置长官司，而长官司的土官亦多为“番族”豪帅。在明代，松潘地区的羌族除一部分迁入茂州外，其余的已融合到“番族”部，两者原有的族属失去其鲜明的个姓，故明人统称两者为“番羌”。松潘苗族，时人称其为“洞蛮”。《明史·许贵传》说：“松潘地杂番苗”，即指苗族与“番族”诸部相杂处。明代把松潘地区的“番族”和苗族各分为“生”、“熟”两种部落，“生番犷悍难制；熟番纳马中茶，颇为柔服。”③所谓“纳马中茶”，即汉蕃“茶马互市”。参与互市并朝贡的“番族”，谓之“熟番”；不奉朝命，犷悍难制，则谓之“生番”。《明史·熊浃传》：“副总兵张杰……诱杀熟番，上功启边衅。”边臣守将若诱杀“熟蕃”，或遭物议，或获罪责，说明政府对柔服的“熟蕃”采取保护政策，借以安辑边陲。洪武二十一年，“朵贡生番则路、南向等引草地生番千余人寇潘州阿昔洞长官司（今四川若尔盖县阿昔乡），杀伤人口。”④“草地生番”，即居白草坝之番人，本为唐代吐蕃赞普的后裔。《明史·四川土司·松潘卫》载：“白草番者，唐吐蕃赞普遗种，上下凡十八寨，部曲素强，恃其险阻，往往剽夺为患。”“白草番”因居白草坝而得名，“白草坝”处于松、茂交界地带，为松潘入茂州的咽喉要道。成化十三年（1478年），明将张瓒“破松潘、叠溪苗”。⑤“叠溪”在今四川茂县、汶川县西北，与松潘毗邻，这里是苗族和“番族”的杂居之地。宣德六年（1437年），松潘勒都、北定（四川松潘县东南）“番人”据革儿骨寨与明军对抗，“革儿骨贼复聚生苗邀战”，⑥明王朝派大军前去镇压。松潘有黄毛鞑靼（蒙古部落名）。《明史·四川土司·茂州卫》载：“茂州东路，白草最强，又与松潘黄毛鞑靼相通，出没为寇”。“白草吐番”与黄毛鞑靼由于共同的宗教习俗（共奉藏传佛教），相处较为融洽，常互为表里，出没为寇。元世祖忽必烈曾率蒙古东路军经松潘入四川进攻大理国（首府在今云南大理市）东界，之后，蒙古人、回回人徙居松潘。松潘为西南民族走廊的重要地段，这里也有西域胡商往来于途。尽管松潘民族成分复杂，但“番人”为当地主体编户，对“松潘卫”的社会生活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STRONG>二</STRONG>　　“松潘番”以畜牧业为主，辅之以河谷农业，有马、犏牛、牦牛、羊等牲畜。洪武十七年（1384年），松潘八积族作乱，“官军击破之，获马一百二十，犏牛三百，牦牛五百九十。景川侯曹震请择良马贡京师，余给军，犏牛、牦牛非中国所畜，令易粮饷犒军。从之。”⑧犏牛是“番人”用牦牛和黄牛杂交出来的优良畜种，产奶量高，耐寒，也可用来耕地及载运。牦牛一作“髦牛”，是“番人”的主要家畜。　　“松潘番”的商业较为活跃。松潘是“番人”出入之地，也是内地入藏的重要通道之一。明王朝出于国防安全之需要，禁止“番族”僧俗由河州（甘肃临夏）、洮州（甘肃临潭）入内地，指令由松潘、碉门（四川天全县）、雅州（四川雅安）、黎州（四川汉源）入四川，再由四川入内地。《明史·毛纪传》：“自四川雅州出境，过长河西行数月而后止（乌斯藏）。”成化三年（1467年），明王朝议定：“诸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入，不得径赴洮、岷，遂著为令。”⑨正德元年（1506年），侵入青海湖区的蒙古勒勒部为了躲避明朝大军的围剿，“由河州渡黄河，奔四川，出松潘、茂州境，直走乌斯藏。”⑩由此可见，松潘成为甘、青诸部族出入西藏及四川的重要通道，这就刺激了松潘商业的活跃与发展。松潘是汉藏“茶马互市”和“纳马中盐”的场地之一。“纳马中盐”，即“番人”以马易盐，用其所产良马与官方专营的茶、盐直接交易。《明史·食货四·盐法》：“松潘中纳者，上马三十五引，中减五引。”所谓“引”，即指盐引，是运销食盐的凭证，亦指所规定的食盐重量单位。元代有茶引、竹引，明、清有盐引即是。除官方的“茶马互市”、“纳马中盐”外，“松潘番”诸部族的盐、茶走私活动十分严重，曾引起明王朝的警惕。同书《茶法》说：“松潘与洮、河近，私茶往往阑出，宜停松潘引目，申严入番之禁……洪武三十年，檄秦、蜀二府，发都司官军于松潘、碉门、雅、黎、河州、临洮及西番关口外巡禁私茶之出者。”以遏制盐、茶走私活动。　　“松潘番”诸部族的另外一个谋生手段，是劫掠军饷和朝贡使团。据记载，“松潘地险阻，番人往往邀劫馈运。”［11］嘉靖五年（1526年），“松潘番十余寨连兵劫军饷”。［12］宣德年间，麻儿匝（今四川马日康县境）土官喇嘛八让，“遮八郎安抚司朝贡路”。［13］参与劫掠的不仅有私人武装团伙，而且还有土官喇嘛。为此，明政府于险要路段辄筑墙栅或墙壁，以防“番人”拦路劫夺。明代西藏本土及缘边“番人”朝贡使团多由僧人组成，规模庞大且朝贡频繁。由明王朝册封的法王、国师等人数众多，“不可悉数，其徒交错于道，外扰邮传，内耗大官，公私骚然。”［14］据成化元年（1465年）礼部统计：宣德、正统间（1426～1449）入贡的不过三四十人，到天顺间（1457～1464年）就达二三千人，明王朝则报以丰厚的回赐。这种“贡”、“赐”关系，实际上已演变成一种贸易性质，即“朝贡贸易”。这些频繁的携带丰富财宝的朝贡使团，就成为当地“番人”劫掠的主要对象。“松潘番”因充当向导、翻译、经纪等中介人以及刺探情报，故磨炼得非常狡黠与世故，善于索取钱物。《明史·李应祥传》：“故事，诸番岁有赏赉，番恃强要索无已。其来堡也，有下马、上马、解渴、过堡酒及热衣气力偏手钱；戍军更番，亦奉以钱，曰新班、架梁、放狗、（本字无法显示：“足 丽”）草、挂彩。”这则史料既显示出“番人”于钱物“要索无已”的狡黠势态，又反映出他们承受各种苦役的辛酸。“架梁”，即架设桥梁。“（本字无法显示：“足 丽”）草”，即踩着野草走路使鞋子破损。“挂彩”，即手脚被柴草划破流血。“放狗”，即为官方狩牧或巡逻。　　“松潘番”的风俗文化，较之西藏本土及河湟（黄河、湟水、洮水流域）“番人”有着明显的嬗变，染有氏、羌、苗、彝等“西南夷”的习俗，反映出民族融合的轨迹。“番人”习俗之一是喜居毡帐，“富姓以毡为幕（幕帐）”，［15］而“松潘番”则多定居在堡寨里。堡、寨皆为石筑，谓之“碉砦”，汉人谓之“吐蕃石城”。“砦”，寨的异体字。《明史·何鲫传》：“黑虎五寨番反，围长安诸堡……卿皆破之，焚其碉砦。”堡寨内的房屋多为石块砌成，谓之“碉房”。弘治十四年（1501年），明将张瓒进剿黄头、青水诸寨“番人”，“前后杀获男妇七百余人，赭其碉房九百。”［16］“赭其碉房”，即用人血涂染石屋四壁，示意官军极端残暴，血洗“番人”堡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明将何卿讨“白草番”，“俘斩九百七十余级，毁碉房四千八百。”唐代，以军事殖民方式而迁徙甘、青的‘番人”，就依山势筑石城，但仅作军事据点使用罢了。而明代“松潘番”则仿照当地羌、苗的建筑艺术，也以“碉砦”、“碉房”为其民间住宅而与毡幕告别。四川西北部的松潘、茂、黎等地的“番人”以同姓聚族而居，分布在若干堡寨里，大族则三十余寨，小者亦二十余寨。正德元年（1506年），四川巡抚刘洪奏称：“祈命族长官司所摄番众多则三十寨，小亦二十余寨，环布松、潘两河。”［17］祈命族为当地“番人”大族，他们环绕松河、潘河两岸筑起三十个寨子而族居。明政府辄以同姓大族分布的堡寨为单位，来划分地方政区（长官司）的辖域，任命其大酋长为土司，祈命族长官司即是。　　“松潘番”与茂州、威州诸“番人”同俗。“其俗以白为善，以黑为恶。”故皆“乞为白人”。［18］这种崇尚白色的风俗，为唐宋以来缘边“番人”的传统习俗。宋代散居河湟、秦陇地区的“番人”，当他们归顺宋王朝时，往往打着“心白旗”或头裹“心白巾”，自称“心白人”；对不忠于本部落而里通外族者，称之为“心黑人”。［19］“松潘番”仍继承这一习俗，并对茂州、威州一带的羌、苗风俗给予深刻的影响，都愿为“白人”。　　“松潘番”的盟誓仪式，明显受到当地氐、羌、苗、蛮的影响，与唐宋时期吐蕃的盟誓相比较，已大不相同。松潘、茂州一带的吐蕃、羌、苗等族的公私盟誓是“歃血断指耳”，相当残忍骇人。唐代吐蕃与汉人盟誓，取犬、羊、牛杂血而饮之，谓之“歃盟”，未有断指割耳之举。自宋元以来，四川西北的吐蕃，其盟誓已杂有氏、羌之俗。誓场架设“剑门”，盟誓双方从剑门下进入誓场，刺牛、羊、豕血饮之，然后掘地为坑，将双手反缚的羌婢推入坑中，加耒耜及刺（皆为农具）于上，再用石块投击羌婢，以土埋之。巫师诅云：“有违誓者，当如此婢。”［20］缘边“番人”盟誓由以牲畜为牺牲品发展到以奴隶为牺牲品乃止盟誓双方的自残，这一演变过程说明其社会制度正处于奴隶制的上升阶段。（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