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前后藏失和的历史原因

　　1903年（藏历水兔年）冬，英国官兵200余人以“谈判”为名，侵入西藏岗巴，有继续深入腹地之势。噶厦政府得报后，给扎什伦布寺拉章下达令书。内称：“英军已侵入岗巴，若继续深入，势必对我政教大业造成严重危害。岗巴地区属扎什伦布寺所辖。你方守土有责，务期竭尽全力，击退英军。否则，噶厦政府不仅要收回岗巴宗，且要给予惩罚！”扎什伦布寺拉章接到令书后,立即召集各扎仓堪布和拉章的僧俗官员开会，会议决定，派遣阿钦·珠旺活佛和四品官孜恰罗岗·巴杜等人，代表扎什伦布寺前往岗巴与英军交涉。代表们给英军奉送了唐卡等贵重礼品后，向英军陈述不能前进的理由，恳求英军撤退。同时，又通过英军向导噶钦·洛桑次仁（系已故四世生钦活佛洛桑班丹群培之“司膳”。原是扎什伦布寺喇嘛）疏通，英军答应撤退。但是，在次年（1904年，藏历木龙年），英国侵略军又从卓木（即今亚东）发动侵略战争。噶厦当时便怀疑英军从后藏的岗巴撤出，又从卓木侵入，是扎什伦布拉章勾结英军向导噶钦·洛桑次仁搞的“阴谋”。于是对九世班禅心怀不满。 是年藏历八月，英国侵略军经江孜进抵曲水，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逃往祖国内地，向清朝皇帝上奏明了当时西藏的局势。 1909年10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由北京回西藏，到达那曲时，噶厦政府全体僧俗官员前往恭迎。九世班禅也率领随从官员亲自到那曲迎接，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事毕，两位佛爷各自拉萨、日喀则。1910年（藏历铁狗年），清军进驻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疑惧，于是年藏历一月三日夜，率少数随从，逃奔印度。当时九世班禅也欲追随达赖而去。班禅出逃的队伍来到岗巴地方后，班禅随行官员中发生了不同意见。一部分官员认为，两位佛爷应在那曲相会友好的基础上，再次在印度大吉岭相会，这样定能消释噶厦对扎什伦布寺方面的前嫌。另一部分官员则认为，班禅应暂住岗巴，派人先去印度向达赖喇嘛致意问安，顺便探听达赖及其属下的真意后再作决定。经过商讨，班禅采纳了后一种意见。随即派遣四品官扎色瓦带了班禅的书信赴印。扎色瓦到达印度，谒见了达赖，呈上班禅的书信，还给达赖和主要官员奉送了礼物。　　达赖回信中表示欢迎班禅来印度。但这时，驻藏大臣竭力劝阻班禅赴印，同时，扎色瓦也点明了其中隐情。他说：“达赖虽在信中表示欢迎班禅去印，但又亲口对我说：‘若班禅不能来印时，可在藏中多多关照政教事业。’”在这种情况下，班禅和其随从官员了扎什伦布寺。事实上，达赖的随从官员本来的意图是，假若班禅也来印度，就可以向中央政府状告驻藏大臣联豫，说他破坏政教，迫害藏民。也便于在国际上制造分裂舆论。但这一目的未能实现。班禅从岗巴后，驻藏大臣把他接到拉萨去主持了藏历新年庆贺仪式。谁知班禅此举，引起了外界种种揣测和非议，也使流亡在印度的噶厦官员对班禅更加恼怒，从而加深了达赖与班禅的隔膜。　 1912年年底，达赖喇嘛和随行官员由印度回西藏。到达江孜宗热龙地方时，九世班禅前去迎接。当时社会上议论纷纷，谣传班禅此去将被囚禁。其实，两佛会见时，达赖喇嘛只是表现得不那么亲热而已。达赖喇嘛到达羊卓桑顶寺停留期间，部署了许多重要政务。达赖的一些随行官员唆使后藏十三个宗的代表，以十三宗名义，要求噶厦政府增加对扎什伦布辖区之乌拉差役。达赖回到拉萨后，噶厦给扎什伦布寺下达命令：“在抗尼、抗英、反清战事中，军粮，军饷全由噶厦支出。目前噶厦钱粮短缺，因此，扎什伦布寺方面应按孜康列空规定，承担全藏军饷总额的四分之一；另据后藏十三宗向噶厦呈文，愿承担向噶厦政府支派骡马、差役的要求。请扎什伦布寺拉章即派代表前来噶厦协商。” 班禅复达赖喇嘛信写道：“扎什伦布寺辖区百姓负担沉重，实无余力承担军饷，也不能再加重骡马差役，望施恩减免。” 噶厦政府一方面要扎什伦布寺将所派代表名单预先报来，同时，给孜本龙夏的令书中指示：“现令你与哲蚌寺阿巴扎仓的旦巴达杰负责处理关于扎什伦布寺方面的代表来商谈增加差役和军饷、粮税一事……”但不知怎么的，信差把应该送给班禅的回信交给了龙夏，给龙夏的“令书”交给了班禅。龙夏立即派人去后藏悄悄地将两文作了调换。后来，扎什伦布派了驻拉萨办事处的秘书长仲钦嘎绕巴、德列康沙、副官长准切多丹巴、大马官乔切德绕巴等为代表前去协商。龙夏和旦巴达杰对扎什伦布寺代表询问一两次后，除马官乔切德绕巴外，把其他代表都关进了孜夏钦角监狱。 噶厦再次重申扎什伦布辖区负担四分之一军饷，并颁布了为噶厦政府支派骡马、差役的“水猪年决议”一式十三份，分发前后藏。　　历史上达赖班禅虽然分掌前后藏政教大权，同属一个教派，理论无争，且两佛间私人情谊甚笃。由于双方官员中少数人员鲁莽行事，为了争得个人权势从中搬弄是非，制造矛盾，使两人感情日趋疏远，乃至恶化，从而导致扎什伦布所辖寺院及广大百姓长时间遭受苦难。班禅见事态严重，恐遭不测，打算秘密逃往内地避难，以去拉孜宗芒卡温泉洗澡为名，再图相机出逃。不意噶厦得知，以班禅外出，按贯列应有一名四品官陪同为由，派拉布宗本孜仲土登列却同往监视其行动，班禅知其来意，只好经谢通门庄园扎什伦布寺，但并未放弃出逃计划。1923年（藏历水猪年）11月13日夜间，九世班禅带随从4人，轻装出逃，另一部分随从于15日夜逃出追随。班禅出逃后，扎什伦布各大活佛及僧俗官员向日喀则基宗（总管）四品官穆甲和孜仲堪穷丹巴格桑禀报了班禅出走的情况，将班禅留下的书信呈上。班禅信中说：“噶厦政府中的负责办事官员，向达赖喇嘛虚报情况，强迫本辖区负担全藏军饷总额的四分之一，使扎什伦布所辖各寺的供养费用日益减少，为了解决这一困难，我不得不前赴内地，到各地募化（捐），请求布施。我去后，请求各大活佛、各位僧俗官员料理政教事务。按规定收租税，不得额外增加百姓负担，还得保证寺内僧众的供养。待我,再论功奖赏。”基宗阅后当即去江孜把上述情况用电话向十三世达赖喇嘛禀报，同时召集在寺中的各大活佛及僧俗官员，盘问班禅出逃详情及去向。并告诫众人，今后不准再有出逃事情，要全寺僧众联名具结，立文为凭。从此扎什伦布寺的活佛、官员及辖区人民遭到了极大的灾难。　　1933年（藏历水鸡年），经安钦达尔巴呼图克图和仲尼钦布当庆巴奴章·洛桑坚赞两位官员的调解，被扣押在拉萨的扎什伦布官员得到释放，被没收的房产、土地得以退还。(编辑 拉拉)（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