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乾隆平定金川之影响

　　［内容摘要］乾隆平定大、小金川是清朝中期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民族事件，它直接反映了清代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政策。两次对大、小金川的用兵，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成为清政府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嘉绒藏区而言，战争是残酷的、不公平的，但是，在客观上保持了金川地区的稳定和统一，促进了民族交流和生产力的发展，加速了金川地区在清朝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下的封建化进程。　　［关键词］乾隆；大、小金川土司；影响　　［中国图书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03（2003）-01-092-06　　清代乾隆年间，曾两度调动大军攻打四川西北部的大、小金川土司。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对战争的性质及其过程进行了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人近来读史偶有所得，对乾隆两次攻打金川的实质及其对清政府和嘉绒藏区的影响有一些想法，在此写出来求教于同仁与专家学者。　　<STRONG>一</STRONG>　　大、小金川位于今四川西北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是大渡河上游的两个支流，因沿河有金矿而得名，为内地通往西藏、青海、甘肃的桥梁和咽喉。大金川，藏语称“促浸”，因“促浸水出松潘徼外西藏地，经党坝而入土司境”。①小金川，藏语称“赞拉”（纳），因距赞纳水源较近而得名。②康熙以前的金川土司主要是指小金川。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清政府以金川土司嘉尔利泰之庶子莎罗奔（色勒奔）随岳钟琪征西藏羊峒番有功于清，赐副长官衔。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奏授安抚司，于是自称金川，“以分金川土司之势”，③大、小金川土司的分设从此开始。莎罗奔于乾隆七月（1743年）病亡，其嫡亲胞弟色勒奔细承袭土司之职。　　清政府自雍正元年册封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直至乾隆十年（1745年）的20多年间，虽然大、小金川土司与邻近其他土司经常发生摩擦，但并未引起清政府的足够重视，只是以地方官的调停及开导训化而了事。　　乾隆十一年（1746年），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细以联姻之计，囚禁小金川土司泽旺，夺其印信。十二年（1747年），又攻打革布什咱及明正土司。四川巡抚纪山以大金川“小丑跳梁”相责，为讨逆安边之借口，一面奏闻请旨，一面檄饬泰宁协副将张兴带兵弹压，同时，令副将何启贤领兵在杂谷脑等处设防，对大金川进行南北夹击，却反遭大金川土司的伏击而告失败。川陕总督庆复奏请“以番治番”之法，令小金川、革布什咱、巴旺等与大金川相邻的土司发兵协助，对大金川进行围攻。乾隆未采纳庆复之奏，决计惩创金川。遂调云贵总督、征苗良将张广泗补授川陕总督，谕令：“大金川之事……不得不劳师动众……用之于一举，毁穴焚剿，芟除荡涤之为愈也”。④张广泗以治苗之法治金川，调集三万余众，兵分两路进攻弹丸之地大金川。第一次金川之役开战，自乾隆十二年三月至十四年（1749年）正月，历时两年，调集东三省、京、陕、甘、云、贵、两湖、四川等省兵力，共计八万余众，耗银二千余万两，最后以岳钟琪率十三轻骑深入土司官寨，受金川土司色勒奔细的顶礼叩拜而和平解决，金川初定。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色勒奔细年事已高，大金川由其子郎卡主持。郎卡效法前辈，将女儿嫁给革布什咱土司，并以结亲为名占领其地。色勒奔细死后，郎卡请袭土司职。清政府提出归还其所俘掳和掠夺各土司的人口、土地为条件，以换取土司印信。郎卡最后妥协，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三月初六接取印信。然而，不久，郎卡又开始作乱。乾隆仍以“以番治番”之政策来制止大、小金川对四周相邻土司的威胁，但始终未见成效。乾隆三十六年（1717年）六月十五日，清政府以大、小金川土司袭扰邻近土司和联盟反清为罪名，再度更大规模地出兵讨之。此次讨伐至四十一年（1776年），清政府以诱降成功而结束。但无论对大、小金川还是对于清政府来说，损失都是惨重的。清政府先后调集二十三省兵力，加上后勤运输人员等，总计投放此战的人数达四十余万之多，耗银七千余万两；官员折损人数虽然在史籍中没有具体记载，但仅就“二打金川”，一役而言，其官员（千总、把总以上至大将军）死亡人数为三百二十多名；而木里木之役，官兵伤亡达一万有余。乾隆谕阿桂等有云：“于剿平大金川时，所有抗拒番民兵丁，必当尽杀无赦，即十六岁以上男番均当丢弃河中淹毙，是官兵前后所诛番兵番民实不下二万人”。⑤可见，此战役的规模之大，耗资之巨，战斗之激烈，都是十分罕见的。连乾隆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此战是一次“功半而事倍”之战役。　　从乾隆两次出兵金川的原因看，大、小金川土司及其邻近土司之间相互侵扰，扩大各自的战果，使土司间的势力走向均衡。乾隆正是利用这种土司间的相互制约来实现“以番治番”的统治政策。而随着大、小金川土司相互勾结，欺小凌弱，势力日益强大，维持金川地区的均势逐渐被打破，这不仅使边疆不宁，而且也妨碍了乾隆“以番治番”政策的执行。因而，即使是大、小金川土司之间的争斗，也使乾隆焦虑不安，惟恐土司势力的强盛而难以驾驭，决心慑之以兵威，大加惩创。正如乾隆在上谕中所云：“小金川与大金川与革布什杂相仇，敢于效尤滋事，其情甚为可恶。即两处情形而论，亦判然不同，朕意总宜先办小金川，擒其凶渠，治以重罪，则金川自然闻风畏惧，敛迹归剿，斯为一举两利……”⑥故而，完全可以由地方官出面调解的边界纠纷，门墙之内的冲突，乾隆却迫不及待地发兵进讨。“一打金川”，因家族内部为边界而产生纠纷，清廷则借口大金川土司蓄谋造反而发兵；“二打金川”更是先以小金川土司与沃日土司因争边界而发生冲突为借口，对小金川土司进行全面征伐，接着又以大金川土司与亲家革布什咱土司的家族纠葛为导火线，借口大金川蓄意反清，对大金川进行讨伐。其目的在《高宗实录》中详有记述，兹略举一二。阿桂在对土司互相争斗的情形调查后，上奏云：“现在金酋等不过自行蜗斗，并无获罪天朝之事”，⑦而乾隆谕令则云：“……看来以番攻番，自是乘机善策。九土司等果能齐心协剿，其势实有可图。但各土司未经明白传谕，未免尚存观望迟疑之见。著传谕阿桂……不必云奉谕旨，但称钦差、总督之意，明谕九土司：‘郎卡反复狡诈，为众土司之害。彼虽藉词欺诳番属，自以为不见弃于天朝，然天朝岂肯以众人之蠹，再事曲为覆庇！是以从前请颁印信……不准给发。尔土司等集众往攻，原为自除已害起见。钦差及总督控制边隅，不惟不为禁制，且有应行奖励之处，亦决不为之靳惜，尔土司等能殄灭此酋，所有金川之地，就各番寨所近即令分析，画界管理’。如此开导，土司等既可翦灭仇雠，又得增开疆土，自必倍加踊跃，其事尤属易成……镇靖边番之道，亦深有裨益……”⑧可见，两次平定金川的战争性质，从统治者的角度说，完全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而不惜牺牲国内其他民族的利益，是一次非正义的战争。　　其次，在两次平定金川的战役中，到处是肆意地烧、杀、抢、掠，尤其第二次战役，面对十数万清兵压境，金川土司曾多次乞降，表示不敢抗拒官兵，诚意求和。乾隆却置之不理，反而对“促浸赞拉认俱不可留……派兵将此等贼匪搜捕剿洗净尽，勿使稍留余孽……虽为数稍多，亦无足顾惜也”。⑨使金川地区死尸纵横遍野，“秽恶之气官兵至不可闻……”⑩如此，大、小金川的联合抗清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军机处月摺包》中我们见到大、小金川藏民的供词：“小金川土司打发三个头人来大金川……要求借兵……索诺木说我原不叫你打沃日，如今大兵来了，抵挡不住，要我帮兵，我不能发兵……到第四次又来求借，我土司索诺木才打发六寨的人来帮他……”。［11］“我们（大金川）是不得不帮小金川的”。［12］　　两次用兵金川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大、小金川及其邻近土司的势力，对嘉绒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清朝政府也产生了恶劣影响。　　<STRONG>二</STRONG>　　用兵定金川是清政府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而推行的“以番治番”政策的失败，同时，也暴露了清朝盛世官吏腐败，尔虞我诈的隐患。这一战役对清朝统治产生了不良影响。　　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以夷治夷”、“以番治番”的羁縻和压迫政策，是历代王朝的一贯措施。这一政策直到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的实施，才逐步被打破。但因大、小金川重要的地理位置和康熙年间金川土司在配合清廷进藏平叛有功，清政府为笼络人心，尽量避免冲突，才决定暂时保留了大、小金川及其相邻地区的土司制度。然而，土司间的冲突、斗争一直很普遍，清政府正是利用这些兼并来限制任何一个土司的强大。这种手段并非权宜之计。如上所述，一旦土司的均势被打破，清政府必不会坐视不顾。因为在土司间发生冲突的同时，也伴随着相互交往和联合、壮大，威胁着封建专制的统治。而清政府解决的办法则是大施武力征讨。大、小金川事件自始至终体现了清政府的大民族主义和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乾隆本身即为少数民族，故对于各少数民族土司的成长极为敏感和恐惧，所以，在统治其他少数民族时，必然带着大民族主义的情绪，其“以番治番”的民族政策在这种情绪下必然导致穷兵黩武的行为。有时，明知是徒劳无用，也要坚持下去，结果暴露了自己在政治上的腐败和国力的衰竭。　　初定金川时，川陕总督张广泗低估了土兵的力量，使清军损兵折将，两年进剿寸土不得，同时张广泗糜饷丧师，却对实情隐匿不报。出兵时，又总以土兵、汉兵挡前，一旦交战，自然相率溃散，兵败将亡。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命大学士讷亲为经略，前往川西军营督战。而张广泗和讷亲却临战不和，各持已见，使军机丧失殆尽。清军四万之众竟敌不过不足三千的民兵，一经交战，官兵闻风溃散，自相蹂躏 。讷亲还密奏张广泗之种种不是，后又有岳钟琪与张、讷之间的不和，贻误战机等呈奏。同时，小金川土司也上奏告张广泗。乾隆震怒，先斩张广泗，后将讷亲正法于营门。这也正是金川战役失败之症候。战役的另一个结果是使国库衰竭，清政府开始从国力极盛走向腐朽衰败。在第二次用兵后，乾隆命勒石于大成殿昨阶前，文中曰：“……予赖天恩，平伊犁，定回部，拓疆二万余里……然费帑不及三千万，成功不过五年。兹两金川小寇，地不逾五百里，人不满三万众，而费帑至七千万，威功亦迟至五年……”［13］如果加上第一次征金川所耗二千余万两，那么，两征金川耗资达一亿两银，占所谓的“十全武功”总耗资的三分之二强。乾隆为平定两金川弹丸之地，穷兵黩武，对于清政府来说，是一场完全错误的战争，它对清政府的经济、政治和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客观上对嘉绒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金川之役后，清政府开始在嘉绒藏区，主要在金川地区实行改土归流，采取一系列遣散分化、改土屯田等措施，取缔了大、小金川，设置懋功厅。这些措施有利于嘉绒地区的民族融合和发展，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封建化进程。　　清政府在平定金川后，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在大金川设阿尔古厅，在小金川设美诺厅；又于四十四年（1779年）将二厅合并为懋功厅，从根本上取缔了大、小金川土司制度，对其邻近土司也起到了军事威慑作用。同时，在金川地区改土设屯，将征服的金川兵士留在交通沿线上，在田地肥沃、险关要塞处设屯驻兵；对所俘获的丁口及其家属，除对情罪重大者格杀勿论外，其余都加以疏散分化，或发配边关充塞；或赶上半山区乃至森林中狩猎耕牧；或迁至异地土司管束，兵民杂处，置金川藏民于官兵长期监督之下，成为特殊的公民。当时在金川设骚站和塘汛二十多处，有些名称仍保留至今。还有的金川藏民被遣往内地赐予王公贵族为奴，被强制汉化。“……达失温布策旺、沙布租普、阿布穆木里撤里……等六犯相应请旨并即行正法，其各家口均酌拨伊黎、索伦等处为奴……”［14］有档案记载：金川藏人被发往内地北京、热河、江苏、山东等地区。今天北京香山一带的红旗村、正白旗村就生活着被汉化了的藏族后裔，这是清政府遣散金川降人于内地的历史见证。这样，清政府完成了对金川地区的改土归流。　　清政府的这些措施在客观上促进了嘉绒地区各民族的友好交流和相互融合。在清政府平定金川的过程中，大、小金川土司兵民的抗清斗争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四周土司表面上奉旨围攻大金川，实际上因为他们之间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而在暗地则加以相助。同时，大、小金川靠近内地，在长期的交往中，藏、汉、羌、回等民族早已和睦相处，清政府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反而使各民族联合起来。至今保留的一些地名，如“西瓜闹”、“避瘟沟”等，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汉、羌等族人民对金川藏族人民的支持。“西瓜闹”是在粮台与木果木之间的一个军事要隘，清军驻扎此地后，汉族兄弟送去西瓜，清军食后，不少中毒身亡。传说是汉族人民在西瓜中注入毒药所致。诸如此类的地名还很多。　　其次，在金川战役之前，金川地区就广泛地吸收汉族文化，在小金川的抚边，大金川的噶拉依（今安宁区）、阿尔格（今县城驻地）都建有汉传的城陛庙，关帝庙。战后，乾隆谕令，修复抚边和大金川城陛庙；同时调派绿营兵六千人前往金川，大、小金川各分住三千名。乾隆通过大学士舒赫德下发谕旨：“据明亮奏请将金川屯防兵六千名分作三班更换等语，所办尚未允协。两金川屯改初开，必得勤妥，兵丁留驻垦耕，以期久远之利……”［15］在两金川的要塞关隘处也设有驻军，每年开支军费近八万两银，由四川总督在正项内动支。随着改土设屯的深入开展，天南海北的屯兵来到金川，与金川藏族同住杂处，在共同交往生活过程中，相互通婚，和睦相处。另外，金川人民也积极主动地、多渠道、多形式地加强与其他民族的友好交流。对金川乃至嘉绒地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封建化进程。　　农业上，大、小金川人民主动学习汉族屯兵们带来的先进的农耕技术、畜牧和加工技术，引进外地的优良品种。变刀耕火种为精耕细作；变二牛抬杠为单牛犁地；变木制锄、铧为铁制耕作工具，使农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同时，引进了豆、麦等优良品种；引入河北、山东的屯兵们带来的鸭梨，同当地的山梨嫁接，在金川特殊的自然条件下，培育出至今闻名全国的金川雪梨。　　手工业及贸易方面，改土设屯吸引了不少内地的手工艺匠人等到大、小金川，他们把内地的手工艺和宗教文化与金川本地的民族工艺和民族文化相结合，生产出以精美工艺著称的“金川土司刀”。大、小金川藏族人民还主动走出去，把鹿茸、麝香、熊胆等名贵的药材运往汉区交易，换回自己所需的物品。他们带着祖传的片石砌墙的技艺，除了为屯军修骚站，建碉楼外，还利用农闲时间到成都平原打井砌墙，为人佣工。这些活动使被封闭的大、小金川藏民同周边各民族的往来更加密切，也使大、小金川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　　文化上，主要在宗教信仰方面，战前，大、小金川藏族一直崇信单一的藏族原始宗教——苯教。苯教可以娶妻生子，善行巫术，在民众中很有号召力，在抗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乾隆视笨教为“本布尔邪教”。故而下令取缔，甚至不许在金川地区招收喇嘛。“所有该处喇嘛寺，俱令兵丁等分驻，最为自便。且各喇嘛寺经官兵攻打，残破已多，就其所存者，作为兵房，无须添盖。若令喇嘛居住，又须复事葺修，另烦工作……两金川既已驻兵，久之可将该处崇尚喇嘛之事，渐次化改。若复留驻喇嘛，非但该处番人不能改其旧俗，并恐各土司闻风而至，信奉者多。虽非若本布尔之邪术惑人，亦不免日久滋事”。［16］但是，宗教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有其自身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外部作用是无法使其突然消失的。事隔不久，新的矛盾产生了。乾隆也意识到宗教所蕴藏的力量是难以征服的。于是下旨：“两金川喇嘛系邪教，不便仍留其地。但番人习奉佛教，该处独无喇嘛，似非从俗从宜之道，应于噶喇依、美诺两处酌建庙宇，即于京城喇嘛内，派往住持。所有应派人数著理藩院议奏……”［17］同时，“将雍中喇嘛寺铜瓦及装饰华美什件拆运京师”。［18］雍中寺在大金川境内，是嘉绒十八土司地区最高苯教大寺，从来都是十八土司地区信众崇信朝拜之地。乾隆拆雍中寺后，又择地照式建盖寺庙，“在金川建造广法寺，装塑佛像，派班第达堪布喇嘛桑载鄂特咱尔前往住持，以振兴黄教……番众相率瞻仰，邻近各土司均差头目来寺熬茶礼拜。乾隆又命特成额在番地选派通习经典诚谨喇嘛为小金川美诺喇嘛寺住持，量招徒众，仍归广法寺堪布喇嘛管辖”。［19］乾隆还亲书御匾“政教恒宣”四大字，悬于广法寺大雄宝殿前。广法寺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七月十三日开光，其堪布为二品顶戴，行使对十八土司地区的行政、司法、朝贡、朝圣等权力，直到清末才改由达赖派任，且寺院的一切开支均由朝廷纳入国家财政开支。清政府从此利用广法寺在嘉绒地区的地位和影响，统治该地区。　　除藏传佛教外，在金川地区还出现了清真寺、城陛庙、观音阁等，甚至出现了各教各派同在一庙一堂的现象，如小金川县城的观音阁，庙名是佛教寺庙，而庙内住持却是全真道的道士、道姑，也有佛教信徒共同住持，殿中观音、天师、仙道甚至民间诸神都有神位排列，来往信众自由选择教派信仰、敬香；又如大金川的小普陀（今称之为“观音岩”，），也是佛寺，但寺中佛、道均入神位，各教派任其信奉者选择上香。　　这种使宗教社会化混合统一的现象，有利于各民族间团结交流，教派间平等无争议，这虽然是一种历史和社会的特殊现象，但充分说明了嘉绒地区的人们在宗教文化上的多教派、多民族长期友好相处的结果。这不能不说是战争对嘉绒地区在客观上带来的积极作用。　　总之，大、小金川战役是清朝中期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民族事件，它直接反映了清代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是清政府大民族主义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结果。同时，清政府在金川用兵的开支，超过了乾隆进行的各次战争开支的总和，对清政府来说，不仅是劳民伤财，而且对国家经济财政状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清政府由盛转衰的主要原因之一。对金川地区来说，虽然战争是不公平的、残酷的，但是，在客观上保持了金川地区的稳定和统一，促进了民族交流和生产力的发展，加速了金川地区在清朝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下的封建化进程。这一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