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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威宁地区及滇东北方言区苗族人民文化发展情况,很多同志都很关心,尤其是省内外的许多民族研究学者及作家们,都作了不少论述,这给当前有关历史、文学方面的搜集整理,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参考资料。我本人自幼成长于威宁地区,尽我所知,再作一点补充。我准备谈的有两点:1、基督教传入威宁石门坎前后,苗族的社会处境。2、教会学校对苗族文化的影响。一、基督教传入威宁石门坎前后,苗族的社会处境。苗族古歌传说,苗族祖先原居于长江游一带一个较的平原里,在那里修筑了较好的城池,开辟了不少美好的田园,种了稻谷和棉花。黄灿灿的稻穗,白晃晃的城池,引起了异族的嫉妒和眼红,进而发生争夺抢劫,后因战败而丢失美好家园,辗转西逃。最后接连被追逐逃入贵州土司土目辖区。这虽是民间传说,但苗族之战败而迁入黔西北一带,这是无可置疑的。只是迁入贵州起于何时,由于缺乏史证,无从嵇考。下面有几种传说:有的说,苗族入黔,在虞夏之际;有的说,彝先苗入黔。杨汉先同志讲,约在唐宋时期。若按十一区一位老人的说法,苗族迁到威宁境内,已是三十二代,则相当于九百多年了。古歌传说,苗族之所以战败,是对方的火药武器威力较,无法战胜,不得已而西逃。按火药之发明距今也是千多年了。根据这些说法来看,汉先同志的说法较为适时。古歌里写道:当时土司土目境内是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山峦重叠,沟壑纵横,云雾漫漫,细雨蒙蒙,禽兽充斥,虎豹横行,冬季北风凛冽、雪纷飞。苗族被逐入这些地方,与天斗,与人斗,其生活之艰苦是可以想见的了。贵州古代史云:苗族,是我省人口较多的兄弟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黔东南、黔南及松桃、威宁、贞丰、望漠、安龙、镇宁、紫云等县。关于苗族的源流,有人认为:苗即是其祖先。“苗民,谓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弃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变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为居于西裔者三苗(1)。”“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2)以后由江淮至洞庭入湖南部。《史记,吴起传》载:“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三苗是苗族的先人。但《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二苗,姜姓之别也。”明显记载姜与三苗有关。《尚书,牧誓》谓“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吕思勉氏以为蛮、髦“乃以双声之字为言重”,苗即蛮、髳、髦之音转,因此认为苗族与殷周时的髳人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还有槃瓠之说。这些说法是否正确,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苗族进入黔西北一带,是投靠封建领主以求其保护,因而苗族成为农奴或奴隶,本身没有土地,全是讨土司土目土地种,因而土地依附关系较深,甚而逐渐由土地依附关系发展到人身依附关系。苗族虽名为农奴,但其处境并不比家奴好,所负担的租谷和徭役是非常繁重的,据说谷物不够上租,领主即强迫去摘杨梅或捕捉蝗虫来抵带租谷等等。土司土目的粮赋是升出斗入,极尽其利盘剥之能事。别人当夫有饭吃,苗族当夫无饭吃。别人当夫有期限,苗族则苦磨终日,疲于奔命,年三十晚上还得不到回家与亲人团聚。土司土目的徭役繁多:起房盖屋、烧柴、挑水、耕种、收获、婚、丧、嫁、娶、所需人力物力,无不落在苗族身上,还要随喊随到,稍迟,就要受到申诉甚而是被撵走。此外还得陪嫁,比诺嫁女到骚诺时,迫使三百男女青年陪嫁。又威宁七区禄姓嫁女到云南武定县,以六家苗族之众随女陪嫁,如此等等,可以看出当时苗族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在领主的眼里并没有把苗族当人,而是当作劳动工具和牲畜役使。苗族人民在封建领主长年累月的残酷奴役剥削下,最终还免不了冻饿至死。元代封建王朝在这些地方设置土司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其对边陲的统治势力,明朝沿用这种制度,自然也是顺时用事,并使之更加完备,这是不难理解的。由于长时期的遭受这些封建统治者和封建领主们的双重压迫和剥削,给山区苗族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痛苦,致使人民的生活就更加困难了。清朝改土归流后,苗族人民的生活处境并没有什么好转,相反承受各种徭役租赋等等的负担更为繁重。所谓改土归流,实质上仍为土流并存,对各族人民进一步搞“土流并治”,人民的负担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土司的统治势力并没有削弱,那一套黑暗残酷的剥削制度仍完整地、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并“挂着王朝分封臣官职的招牌”(《贵州民族研究》,81年4期徐建行所作《解放前五百年我省民族关系分析》)变本加厉地奴役剥削劳动人民。而“流官多索取民财,廉洁者少,贪墨者多……土民受逼,日渐穷困。”(同上)。更严重的是上流官勾结在一起,百般压榨人民。苗族人民在这样风雨交迫、双重煎熬的痛苦生涯里,被压得透不过气来,只得逃入深山密林里以从猎维生。苗族自迁入黔西北一带后,人身极不自由,不仅受到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还遭到非人所能忍受的民族歧视。清末民国初年,这种双重压迫和民族歧视等等习惯势力。一直相沿,无所改变,或更有甚者。清光绪年间,彝族地主硬性在苗寨埋人,用武力逼走了一寨苗民;雍正年间,一家土目被清政府捉去坐牢,需要银钱赎人,就硬性向穷苦苗民索款,没有钱,只好上山连续打猎三年,弄得衣服破裤通,好容易才猎获得麝香十七斤,凑得钱财为土目释难。苗族在极端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下,已丧失了参加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权利。正因为如此,使他们长期处于无文化、蒙味无知、非常落后的境地。他们在无力抗击这些压迫的同时,又遭受到历代特别是元、明、清各个朝代历次南征的所谓“平服叛乱”(三朝共平乱五十五次,《民族研究参考资料20集31页》)的征战、屠杀、迫害。苗民们面对严酷的现实,只好向着荒岭,一迁再迁(被逼到三十度以上的高山上),直到流离失所,贫无立足之地的地步。解放初期,可说是民族地区生产发展的黄金时代。在国GCD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阳光普照下,人民当了家,作了主人。各族人民都分得了土地,生活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也随之提高,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生气蓬勃的好景象。不用说,苗族人民的生产劲头也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空前高涨。这种现象是史无前例的。可是,五十年带后期,由于遭受到极右路线的干扰,在工作上生搬硬套,搞一刀切。在吃锅饭期间,国家经济又陷于停滞不前,影响了生产的发展,使党的民族政策一度受到极的破坏。二、教会学校对苗族文化的影响帝国主义传教士们,凭借着不平等条约进入了我国的国境,而后又闯入到“抬头望天是白天,弯腰看地是夜间,隔山说话听得见,走到面前要半天”的苗族地区。英人党居仁一九0四年到葛布(现赫章县境内)设教堂办学校,当时有汉族的鲁著如、娄云波、鲁绍州等人同来工作。一九0五年英人柏格里来到威宁石门坎设教堂办学校时,有汉族王太老爷等参与工作。从此基督教就逐渐在威宁和滇东北苗族地区传开了。无疑基督教传入滇、黔、川边区苗族人民,正如上述的各种情况,不少人由于深信种种神奇怪诞之说:什么了不起的“天国”,什么可怕的“地狱”,无不奉之若有所见,而又畏之如附其身,甚而成为一种精神枷锁。解放后虽有不少的人逐渐有所认识,但少数人还迷恋着所谓“上帝”,而把幸福寄托在一切幻想上。尽管如此,由于社会的变异和推动,给人民的思想带来了强的启发力量,懂得社会现实和生产劳动的重意义,并不因信了教而放松肉体生活之道。该劳动还是努力劳动;该放牧还是上山放牧;到了场期还是上街赶场做买卖;要培养子女还是送他们入学读书。只在星期天进到礼拜堂做一下礼拜,学一点苗文,学唱一些歌曲。基督教在苗族地区的传播分为四个阶段,即传入初期、迅速发展时期、维持现状时期、渐趋衰落时期,各个阶段情况不同,苗族信教的宗旨和目的,也就随之而异。在初期苗族信仰基督教,正是由于对基督教的实质缺乏认识,加之受苦太深,又无法摆脱,因而寄望于上天堂享福。在另一面,也是为了使自己的子女有读书机会,有文化、有知识,提高民族的社会地位,争取摆脱阶级的奴役和压迫,这个愿望在整个过程尽管表现方式不同,却是始终不变的。基督教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在这个时期里,自然也使他们受到一定的思想影响。尽管基督教的传播,对苗族有着某些影响,但也只反映了苗族某些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上表现出来的一个侧面,并不能以此来否定或取代其他主要方面的实际问题,如经济生活、文化教育和风俗习惯等等的改进。许多事实说明,基督教传入国,并在西南高原地带巡迥施教,自然地交流了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生产、生活和习俗等等,使苗族人民的生活习惯、思想等有了一很的转变,这些转变有下列几点:(一)接受汉族先进民族的思想风尚,改变了苗族相沿千百年来的苗家陋习。前面讲过,外国人来苗族地区传教,主要是靠汉族人员来作具体工作的。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同时又受到汉族人民生活风习的影响,使苗族人民的思想发生了一定变化,这是客观事实,也是改变苗族旧习俗的起点,是促进苗族人民进步和发展的基本因素。若没有汉族人员来苗族地区传教办学,促进文化教育的发展,则如那些“花房”、“吃年饭”、“拜山”、“祭水”、“信巫师”等等的风俗习惯,又必然要保留到很长时间。苗族人民的进步发展,亦必将受到极阻碍,这是可以想象的。(二)学校的建立,使苗族人民有学习文化的机会,相应地促进了苗族人民的进步和发展。由于苗族人民的觉醒,勤奋攻读,仅威宁一个地方的苗族青年就出现不少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本地读书后,有不少人到四川成都、云南、北京等地的高级学府进行深造。至于就学于专院校毕业后献身教学和投入各种工作岗位的人,比比皆是。最近,经初步统计,苗族滇东北方言区,现有学毕业生百余人,其威宁有学毕业生四十多人(以苗族人口计算,每万人约有五人)解放初期,威宁全县学在校生人数为一万零六十六人,苗族学生一千四百三十一人,占全县学生总数14%。教师二百五十二人,苗族教师五十八人,占教师总数的22%。按人口比例,苗族师生人数不仅高于其他少数民族,而且还多于汉族。(三)迎着奔腾的时代洪流,山区变了样,苗族人民正踏步地向前迈进。苗族自迁人黔西北山区以来,头脑里只知道土司土目是最高神圣者,却不知自己是华民族的成员之一,更不知道国家是什么?长年累月,口朝黄土背朝天地为领主们当牛马,一直没有什么权利过问政治或参与政治活动,不知道什么是国家,怎能谈得上爱国保家?基督教传入后,办起了学校,苗族人民经过读书,学到了一定的理论知识,方知道有国,并且懂得国就是自己的国家,从而才肯定“我们苗族的的确确是国人”《石门坎苗文碑》。解放前夕,苗族知识分子张斐然在共昭通地下党的领导下,带领一批青年学生去昭通受训,为起义作好准备,同时又与苗族知识分子吴性纯、朱焕章、王明基、朱晓光等等划武装起义。张斐然带去受训的这一批青年学生,后来成了威宁游击团第五连的骨干。这些活动充分反映了苗族人民与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也说明苗族信教后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们正在国GCD的领导下,在建设祖国的征程上,踏步地向前迈进!注(1)《札记、缁衣正义引郑注吕刑》(2)《史记、五帝本纪》(3)髳、音谋(4)髦、音毛(5)瓠、音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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