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藏政教上层与满州清政权的初次互使

　　以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和戴青绰尔济喇嘛为首的西藏政教上层的使用，于公元1642年到盛京与满洲清政权联系，这是西藏各派政教首领与满洲清政权正式通使的开端。在此稍前，满洲统治者皇太极也曾派出过一个以察汉喇嘛为首的使团前往西藏，后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中途作罢。此后，满洲清政权对西藏各派政教首领的初使得以在同伊拉古克三使团回返西藏时随行而完成。这种联系为西藏地方与清政权的关系发展打开了局面，对有清一代西藏地方政权及藏传佛教各教派与国家中央政权的关系，以及藏传佛教的传播与自身地位的提高，蒙藏地区政教格局的形成，均发生了重要影响。这一重大事件，历来为治清史和藏传佛教史的学者注目，在许多论著中都有提及。但是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尚缺乏系统的考究，因而对其意义亦缺乏深入中肯的评价。笔者在学习藏族史的过程中，接触到一些资料，拟对这一问题做一探讨，错漏之处，尚祈专家指教。　　十七世纪上半期，是满洲清政权新兴崛起和中央明王朝迅速没落崩溃的阶段，明王朝内部的争权夺利、宦官乱政腐朽没落，农民起义军的发展和壮大又削弱了它的统治基础，而满洲清政权的打击则加速了它的灭亡，改期换代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满洲统治者则抓住了时机，不断收服、吞并周边各民族群众，积极壮大自身实力，准备与明王朝进行最后决战，志在进取中原，夺取全国的统治权。在这当中，满洲统治者十为注重对蒙古各部势力的争取，它通过礼遇喇嘛和扶植藏传佛教而吸引蒙古贵族和民众信仰上的向心力，从而成功地团结了蒙古各部，巩固了它在北方草原地区已有的权势和影响。派遣使者前往藏传佛教的中心地域——西藏，正是在此情况下发生的。　　当时，在藏传佛教的内部，也存在着剧烈的动荡和斗争。藏传佛教的两大派别——格鲁派与噶玛噶举派的斗争，卷入了信仰藏传佛教的蒙藏民族内的不同政治势力，并且政治势力利用教派的斗争，在保护某一教派的旗帜下掀起了更大的政治动乱。以固始汗为首的蒙古和硕特部势力，支持新兴起但受当时地方政权限制排斥的格鲁派和它的领袖达赖喇嘛（当时是五世达赖在位），对抗后藏的藏巴汗及他支持的噶玛噶举教派，几次刀兵相见，其它小的教派与小股政治势力则不同程度地介入他们的斗争，更使藏传佛教和西藏地方的政局出现了空前的危机。藏传佛教客观上需要有强大的政权力量作支持，这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上层集团派遣使者去盛京与满洲政权联络的根本原因。　　据史料记载，西藏政教上层与满洲政权双方并没有事先的联络和同时遣派使节的协议，双方派人联系都是自发性的，这乃是当时双方为求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顺应时代发展之举。以后，双方关系又用宗教的纽带来巩固和加强。元明以来北方蒙古草原广大地区都程度不同地处在藏传佛教的影响之下，清政权则把扶植和利用藏传佛教作为团结蒙藏等民族的一种方法；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我国北方各民族间的联系和交往，对密切各民族间的关系，加强我国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具有进步意义。<STRONG>一、满洲清政权初次遣使的过程</STRONG>　　为了巩固与蒙古各部势力的联系，满洲清政权十分重视蒙古部众对藏传佛教的深刻信仰，确定了礼遇喇嘛和尊崇藏传佛教的方针。在此以前，皇太极早就有通使西藏的打算，目的在于深入弄清藏传佛教内部的情况，以便利用藏传佛教来团结和控制蒙古力量。据天聪八年满文档案的记载，当时皇太极率大军进攻明边境，遣入率兵往探察哈尔林丹汗之子额尔赫孔果尔的信息，谕曰：“闻察哈尔汗之子额尔赫孔果尔由彼来此。若距黄河西有十日路程，则派额尔德尼囊苏、哈尔松阿前往，若无信息，则不必往。令鄂尔多斯济农收其部众，令博硕克图汗之子集土默特部人，各驻于移营处。我出使唐古特、士伯特部，可取道于彼”。①当时有著名喇嘛内齐陀音和东科尔呼图克图等活动于蒙古地区和满洲朝廷，他们向皇太极和藏传佛教集团不断传送着双方的讯息，遣使的条件已逐渐成熟。　　崇德二年八月辛丑（公元1637年9月23日），蒙古喀尔喀部落马哈撒嘛谛塞臣汗遣使臣朝贡，上表文曰：“马哈撒嘛谛塞臣汗奉表敬候皇上起居万安。闻欲延致达赖喇嘛，甚善。此地喀尔喀七固山及厄鲁特四部落亦有同心，乞遣使者过我国，同往请之。我等共同会议，遣使候安，并献方物。”②在当时，喀尔喀蒙古是满洲清政权最难驾驭但又必须尽快加以收服的力量。这是因为，一方面，喀尔喀蒙古远在漠北，其各部虽于崇德初就开始向皇太极朝贡，但仍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另一方面，喀尔喀蒙古的相对独立性又影响了漠南蒙古的态度，使满州清政权对漠南蒙古的统治陷于动荡和危机中，这又进一步影响了漠西卫拉特蒙古向清政权的靠拢。所以清政权一直感到有必要采取措施解决好喀尔喀各部归服的问题。顺治皇帝曾说过：“当太宗皇帝时，尚有喀尔喀一隅未服，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因往召达赖喇嘛”。③皇太极向蒙古各部宣称要遣使迎请受喀尔喀各部信奉的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达赖喇嘛，借以在宗教上争取喀尔喀蒙古向清政权靠拢，也对蒙古其它部众施加影响，这正是皇太极遣使前往西藏的具体用意所在。　　崇德二年八月庚戌（公元1637年10月2日），喀尔喀部落力量最强的土谢图汗也派使臣向皇太极朝贡上表，表曰：“土谢图汗敬奉表于宽温仁圣皇帝陛下：恭候万安！近闻欲延致达赖喇嘛，反复思之诚是。喀尔喀七固山及厄鲁特四部落皆有同心，若遣使延致，乞同往何如？凡所议悉与皇上无异，谨随表文献黄弓两张、马三匹。奉使卿里萨米、纳古尔舍津二人已自宝庙前起行矣”。④蒙古各部力量虽然分散，但在宗教信仰上已形成一致性，迎请当时藏传佛教中在蒙古威望最高的达赖喇嘛得到了各部的一致响应，清政府在此事上的政治收益颇丰。不久，兀尔寨图台吉妻臣福晋、毕喇式台吉、绰克图卫征等蒙古各部实力人物亦纷纷上表响应延请达赖喇嘛。　　崇德四年十月庚寅（公元1639年11月1日），皇太极正式派遣察汉喇嘛等出使西藏（图白忒）。在致图白忒汗的书中曰：“大清宽温仁圣皇帝致书图白忒汗：自古释氏所制经典宜于流布，朕不欲其泯绝不传，故特遣使延致高僧，宣扬法教。尔乃图白忒之主，振兴三宝，是所乐闻。倘即敦遣前来，朕心嘉悦！至所以延请之意，俱令所遗额尔德尼达尔汉格隆、察汉格隆、玉噶扎礼格隆、盆绰克额木齐、巴喇衮噶尔格隆、喇克巴格隆、伊思谈巴达尔扎、准雷俄木布、根敦班第等使臣口述。”又与喇嘛书曰：“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致书于掌佛法大喇嘛：朕不忍古来经典泯绝不传，故特遣使延致高僧，宣扬佛教，利益众生，唯尔意所愿耳。其所以延请之意，俱令使臣口述”。⑤　　上面两段文字中提到的“图白忒汗”，可能是指西藏的藏巴汗，他支持噶玛噶举派来反对以五世达赖为首的格鲁派，当时名义上仍是西藏的执政者。而致书的“掌佛法大喇嘛”，根据皇太极对蒙古部众的宣称则应该是指五世达赖喇嘛，但是当时西藏也处在动荡之中，新崛起的格鲁派的对手噶玛噶举黑帽系十世却英多吉仍在藏巴汗支持下保持着西藏教主的名义，所以“掌佛法大喇嘛”也可能指却英多吉。这反映了当时藏传佛教内部斗争的复杂性，使初次遣使接触的清政权只好很笼统地称呼西藏政权实力人物和藏传佛教的领袖，为的是在试探中态度不至于出现偏颇，以便在敏感的政治斗争中不至于处于被动。（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