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国内敦煌吐蕃历史文化研究述要

　　［摘要］敦煌发现的古代文献与吐蕃关系密切者相当多，不管是藏文的还是汉文的，都对唐代吐蕃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对敦煌学乃至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我国学者对敦煌吐蕃历史文化的关注为时甚早，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取得相应的成果。自1978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敦煌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历史、文献、考古、艺术、科技、藏医、天文历法、语言文字等方面都涌现出大批的研究成果，成为敦煌学研究中成就较大的学科之一，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为21世纪敦煌吐蕃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　　历史上的敦煌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自古以来即被称作各民族经济、文化交融的大都会。早在先秦时代，这里就先后定居过三苗（？）、火烧沟人（羌）、月氏、乌孙和匈奴等。后来又有汉、鲜卑、退浑（吐谷浑）、粟特、吐蕃、温末、回纥（回鹘）、突厥、龙家、南山、鞑靼、党项、蒙古、裕固等民族先后繁衍生息于这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们之间既有你死我活的争斗，也有和睦共处、友好往来的岁月，尤以后者为主，构成了历史上敦煌民族关系的主旋律。各民族在这里或游牧，或农耕，开发建设着祖国的边疆，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物质、精神文明，这在今存于世的敦煌石窟艺术和见藏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敦煌文献中都可反映出来，不绝于史。　　在上述诸古代民族中，除了汉族之外，对敦煌历史影响最大的当属唐代的吐蕃。公元786年，敦煌被吐蕃攻陷，自此至848年张议潮起义推翻吐蕃贵族的统治，吐蕃统治敦煌达68年之久（吐蕃占领敦煌与退出敦煌的时间学界存在争议。兹采其一说）。有关这一历史时期的文献，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有大量发现。既有藏文写卷（亦称吐蕃文书或称古藏文卷），也有与吐蕃密切相关的汉文写卷。不幸的是，这些文献大都于20世纪初由英人斯坦因（A. Stein），法人伯希和（P. Pelliot ）等巧取豪夺，席卷而去，其中就有约5000余卷的藏文写卷流落巴黎和伦敦。我国藏学研究的先驱于道泉先生早在30年代初负籍巴黎就学时就注意到这些文献的重要价值，且受北平图书馆的委托，谋求对这些文献进行复制、摄影，以期携归国内供国人研究，但由于受到收藏单位的多方掣肘，愿望一直未能实现，以至国内学人长期无缘从事研究，只能兴望洋之叹。　　我国学者对敦煌藏文文献的价值虽早有认识，对其研究也酝酿已久，但成果的发表却迟至1978年，开风气之先的当为黄文焕先生发表的《河西吐蕃文书简述》（《文物》1978年第12期）一文。该文通过对敦煌、酒泉、张掖、武威以及兰州等地所藏吐蕃文书的调查与整理，指出现存河西的吐蕃文书达9000多页，并论述了这些文书多方面的宝贵价值。随后，他又发表《河西吐蕃经卷目录跋》（《世界宗教研究》1980年第2期），通过对河西所藏古藏文经卷中百余人题记的研究，指出这些既是民族文化交流的物证，同时也是吐蕃奴隶主利用佛教统治人民的具体反映。继之，他又发表《河西吐蕃卷式写经目录并后记》（《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12期）一文，通过对两部佛经抄本的研究，以阐明中唐时期吐蕃与兄弟诸民族在文化方面的协作。这些成果引起了我国学界对敦煌藏文文献的广泛重视。　　继其后，王尧、陈践先生合力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研究，其切入点就是巴考（J. Bacot）、托玛斯（F. W.Thomas）和杜散（Ch. Toussaint）合作发表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Documents de Touen一houang e1-atifs al histoire du Tibet）》（巴黎，1940年版）和法国科学院与巴黎国立图书馆合作影印的两巨册《法藏敦煌藏文写卷选刊（Choix de documents tibetains conseves a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巴黎，1978，1979年版）。　　 敦煌发现的吐蕃文《吐蕃历史文书》共存3件，编号分别为P. T. 1289，S. T. 750，Or. 8212-187。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是研究吐蕃历史最重要的文献之一。王尧、陈践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合力将其译为汉文发表。最近，黄布凡、马德又对该文献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与译注。　　敦煌发现的《吐谷浑（阿柴）纪年》、《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等则是用吐蕃文撰写的反映北方民族历史文化状况的重要典籍。前者记载了吐谷浑灭亡后附蕃的吐谷浑王室和国家自公元706年至715年间发生的大事，是研究吐谷浑史弥足珍贵的资料。后者则是五位回鹘使臣撰写的出使吐蕃等地的报告，记吐蕃北方的突厥、默啜、契丹、乌护、回鹘等30余大小部落的名称、地理位置及其生活习俗等，是研究8-9世纪中国北方诸民族的重要历史文献。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区，吐蕃统治时期，很注意融洽敦煌当地各民族间的关系，同时也很注意保持和周边民族的和平共处与友好往来，这在敦煌古藏文文献中都有反映。王尧、陈践《敦煌藏文写卷P. T. 1083，1085号研究—吐蕃占有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探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5期）、《归义军曹氏与于阗之关系补证—P. T. 1284号吐蕃文书译释（《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马林《敦煌文书P. T.1083号藏文写卷考释》（《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黄盛璋《关于沙州曹氏和于阗交往的诸藏文文书及相关问题》（《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等都利用相关的文献，以揭示吐蕃统治时期所推行的民族政策、外交措施以及敦煌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推行的部落制，在敦煌吐蕃文文献中也多有反映。通过数十年的研究，其历史概况已逐渐明朗起来，可知者有上部落、下部落、撩笼部落、丝绵部落、行人部落、僧尼部落、纥骨萨部落、悉东萨部落、中元部落等。关于部落的设置情况与历史演变，杨铭《吐蕃时期敦煌部落设置考—兼及部落的内部组织》（《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刘忠《敦煌阿骨萨部落一区编员表藏文文书译考》（《中国文研究》1999年第1期）等都有精深论述。张广达、姜伯勤、杨际平等则以敦煌汉文史料为主要依据，结合吐蕃文资料以探讨古代敦煌的部落，其成果可与吐蕃文献的研究相辉映。杨铭《关于敦煌藏文卷子中Lho-Bal研究》（《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及《敦煌文书中的Lho-Bal与南波—吐蕃统治时期的南山部族》（《敦煌研究》1993年第3期；《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也是研究吐蕃部落情况的力作。　　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法律文献也是研究吐蕃历史的珍贵资料，其内容基本上是就狩猎伤人和纵犬伤人赔偿命价及盗窃追赔来标明尊卑贵贱严格等级差别的文献。其数量虽然不多，仅有三件（P. T. 1071，1073，1075），但因其所载法律条文不见于其他文献，故具有特别的重要性。王尧、陈践曾合力刊布之。　　在敦煌发现的吐蕃文文献中，宗教文献所占比重最大，其中尤以佛教文献为多。吴其昱先后发表的《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敦煌蕃文写本佛经四卷考》（《敦煌学》第2辑，1975年）、《卧轮禅师逸语敦煌吐蕃文（伯希和一一六号）译本考释一一兼论卧轮与摩诃衍入蕃所授禅法之关系》（《敦煌学》第4辑，1979年）、《卧轮禅师出家安心十功德蕃本试释》（《珠海学报》第11期，1980年）、《卧轮禅师出家安心十功德蕃本试释（增订本）》（《敦煌学》第5拼，1982年）等，前者介绍了收藏在台北中央图书馆收藏的几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藏文译本，后三文则译释并探讨了与卧轮禅师相关的吐蕃文写卷。王尧对敦煌发现的吐蕃文佛教文献也相当关注，单独或与陈践合作先后发表了《蕃古时期的敦煌佛教事业探微一一P.T.999、1001藏文写卷译释》（《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2期）、《从一张借契看宗教的社会作用—P. T. 1297号敦煌吐蕃文书译解》（《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4期）、《敦煌吐蕃文书P. T. 1297号再释））（王尧主编《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下），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中国藏学》1998年第1期）、《（于阗教法史）—敦煌古藏文写卷P. T. 960译解》（《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等论文。在佛教文献，王先生尤精于对《贤愚经》及吐蕃文译者的研究，先后发表有《敦煌本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