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疆边墙始作俑于明崇山卫

苗疆边墙始作俑于明崇山卫
自从苗疆边墙被国长城专家罗哲文认定为国南方长城后，引起了世人的注目，对其深刻的内涵、外延进行探讨和研究。据记载，边墙总长380里，其亭子关至镇溪320余里，镇溪至喜鹊营60余里。边墙起脚5尺，高8尺，收顶3尺。最早修建于明万历、天启年间。笔者以为苗疆边墙作为明朝统治者在湖南湘西苗区修建的重要军事建筑设施，与明崇山卫的设置有着极其深刻的渊源。
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实行其所谓的“一统”（也称同）的“经略”政策，不断对国少数民族居住地进行武力拓疆。自东汉、南北朝起，朝廷在武陵五溪地建垒屯兵戍守。“三国则筑垒于酉水之侧”，称“潘承明垒”，形成南方“千里人长城”，以防蛮苗。唐朝时在黔州特置五溪诸州经略史领守史；辰、巫、溪、锦、业五州团练守观察使和黔州经略招讨观察使，先治黔州，后徒辰州，形成军事高压的“人长城”包围圈。宋开九溪十八峒和上、下梅山，设军、寨（在“六里”红苗区设酉阳军、镇溪寨、丰溪寨）割裂苗疆成兰山青苗区、腊尔山红苗区、雷公山黑苗区，形成了国南方苗疆“人长城包围圈”，苗疆范围缩到了偏僻的溪峒山区。明朝武力开疆，推行卫、所制，先后设九溪卫、崇山卫、辰州卫、石岘卫等以控制土司；同时在苗疆周边设容美司、茅岗司、永顺司、保靖司、喇司、白崖司、五寨司、竿子坪司、治古司、答意司、石耶司、平头司、宋农司、酉阳司、乌罗司、铜仁司等，筑成第二道土司长城包围圈，割裂苗疆成青苗区、黑苗区、红苗区，形成了卫、所、土司相结合的“人长城”，并区分苗民为“熟苗”、“生苗”。

“镇竿”生苗地域，康熙三十三年（1864年）《麻阳县志》卷三十载为：“镇竿即古巫黔极北地……西北有溪曰镇，东北有坪曰竿子，统称曰镇竿。”“广袤八百余里”，腊尔山地区称为“红苗巢穴”。清方显《辨苗纪要》所载苗疆：“北至永顺、保靖土司，南至麻阳县界，东至辰州府界，西至四川平茶、平头、酉阳土司，东南至五寨司，西南至贵州铜仁府，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与麻阳县志所载略同。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采取“以兵分守要害，以镇服之，俾之日渐教化”的策略，加强对苗民的统治。湘西苗区除沅州卫、辰州卫、永定卫外，“洪武元年（1368年），辰州卫指挥员（使）刘寅改夜郎坪设崇山卫”，以杨仲名为指挥佥事，“寻省卫置崇山卫千户所”。《乾州厅志》山川志记：崇山在“乾州城西60里，蜿蜒高峻，山顶有瀑布，声闻若雷。《辰州志》舜放欢兜于崇山，即此。”据考古工作者勘察，崇山卫、崇山卫千户所遗址在花垣县吉卫镇老卫城村。卫所四周筑有土城墙一道，周长4公里，高5米，底宽8米，顶宽3米；间有马道，宽1.5米；东西南北各一门，均为砖木结构；城内还有跑马场、演武厅等设施，并利用城外一口山泉作洗马池，从此始称“卫城”。洪武三十年（1398年），崇山卫屡遭苗民进攻，军饷、粮运供给不便而废，另设镇溪千户所，将镇溪、崇山142寨划为十里，下4里归永顺土司，上6里归保靖土司管辖。宣德六年（1432年）崇山卫曾一度恢复，也因粮运困难而废，仍置于土司统治之下，直至清代“改土归流”止。故史书载，清雍正年间“开辟”，“上六里”又才“始入我舆图。”按明朝卫、所制，每个卫5600人计算，湘西苗区4个卫，共有2万余人。朱元璋以此镇压苗民反抗，维护对苗区的统治。
《永绥直隶厅志》载：“雍正八年，总兵周一德平定六里苗，筑吉多坪，建天王庙，以镇抚之；于潮水溪旁摩石为铭：‘圣慈柔远，仗节西来。尔苗入化，鬼域云开。’”雍正十年（1732年）改六里同知为永绥同知。十一年（1733年），同知强迫苗民筑吉多石城（新卫城），城周长3.2里，高4米，脚宽4.3米，顶宽2.3米，东西南各一门，唯北面设二门；城楼5座，内设卡房6间。十三年（1735年）工程全面完工。自此“（吉卫）四面环山，龙盘虎踞，真王地也。”直至乾隆末年的半个多世纪，吉卫一直成为永绥厅的政治、经济、文化心。
自明洪武五年“辰澧诸蛮作乱”起，其后，洪武十四年，“五溪蛮乱”；镇竿苗民、贵州治古、答意苗民反抗皇朝，“命总兵杨仲名率师征剿。”二十八年（1395年）“苗有不服造册者倡乱，泸溪县主簿孙运隆入洞招谕。”在洪武统治的30多年，苗民先后反抗了4次，平均7年多一次。除用明军控制生苗外，朝廷还设五寨长官司、竿子坪长官司，“永顺土司约束镇苗，保靖土司约束竿苗。”宣德五年（1430年），竿子坪长官吴毕节等领苗民反，“总兵萧授筑24堡环守之。”嘉靖十六年（1536年）至三十一年（1552年），“苗王”龙求儿起义，朝廷弹压，沿线设五寨、永安、清溪、洞口、竿子、乾州、强虎、石羊等十二哨，加强军事封锁。万历年间修享子关至镇溪320里“边墙”。天启年间，筑镇溪至保靖喜鹊营边墙60余里。边墙“高八尺，下起脚5尺，上收顶3尺，”布置“汉土官兵七千八百多分防守御”，“每哨间有游兵头目和队长带哨兵更替巡逻，昼夜不分，雨雪不止，如临敌。”“边墙从外者为生苗，边墙以内间有与民村相错居，或佃耕民地，供赋当差……则熟苗也。”（《苗防备览》卷八）明末清初，边墙“夷为废墟”。康熙五十年（1711年），总督颚海“奉命同提督、巡抚会勘”，计划“依旧址，筑镇竿边墙。”但由于沿边墙百余寨苗民“先后诣武昌归诚”，“愿编为民，输粮供役”，“边墙之议逐寝。”直至乾嘉“苗变”，清代衰，朝廷重修边墙。乾隆六十年（1795年）正月十八日，永绥厅雅夷汛黄瓜寨苗民石三保起义，重创清军，围困永绥城，《永绥厅志》记载，“当逆苗困永绥时，群跃登山头，以刀指向城呼之曰：‘问你太爷们，我苗子来告状还要规矩钱八千八百否？’”“义军还用钢锉铲平潮水溪旁象征封建统治的摩崖铭。”乾嘉苗民起义被镇压后，“将提督分驻辰州花园，添设绥靖镇。永绥厅境内，汛堡、碉卡百二十一座。”在明长城段，重修110余里墙壕（自凤凰厅城北面四路口至乾州木江坪段）。嘉庆八年（1803年）在黔东南苗区“南起铜仁的夥哨营，经松桃厅的东部，北与永绥的茶洞相接，计修碉卡一百几十座”，完成了“周围千里，内环苗地二千余寨的封锁线，实现傅鼐实施练勇、屯兵‘兵农为一以相卫’，建碉设卡‘民苗为二以相安’的总体战略。”据记载，嘉庆7年（1802年）永绥厅署移驻花园，曾征调厅民从吉卫至花园的山道上，排成一条长达90华里的搬运队伍，以手相传，把旧城折下的砖石，一块块传递到花园，用以扩建和加固新城。花园城墙周长573丈，高1.5丈，宽6尺，皆青石所造，上有青砖垛口717个，城楼5处，炮台犄角多处，开东、南、西、北及北门5门，门上分别嵌刻：太平、镇定、归化、拱宸、迎恩等字样的石匾，并在东、西两头建城一座，连接城。同时修筑五拱桥和穿城而过的五里长街；嘉庆7年永绥协迁茶洞。次年用青石筑城，城墙周长412丈，高1.2丈，加上厚2尺，高5尺的城垛，城墙共高1.7丈，墙宽1.2丈,设东南西北四门。东称宣化门，南谓叙顺门，西叫怀远门，北为通济门。每门上有炮台楼一座，城墙有城垛420个。民国十九年（1930年）为出入方便，增开西门、北门。茶洞协初驻兵380人，后增至1200人。同期清军在苗区总兵力达2万余名，同时，量修建汛堡、屯堡、碉楼、炮台、关门、关厢等军事设施。仅永绥厅有汛堡三十九座、屯堡二十座，碉楼六十九座，共计128座。绥靖镇统辖军、右营、保靖营。军分防腊尔堡汛、河口汛、凉水井汛、排楼寨。右营都司驻扎隆团，分防隆团营、张匹马汛、刚刚寨、沙子坳汛、老望寨。永绥协分防西山梁营卡、北山梁营卡、滚牛坡营卡，吉多下寨汛，董马汛、葫芦坪汛、杆子坳汛、排吾汛和鸭堡寨汛。
从以上种种来看，与罗哲文所述长城特征相符，即长度在数百里以上，不封闭；由许多城堡、墩台、关门、敌台、敌楼、城墙等所组成的工程体系；湘黔交界的苗疆边墙是明长城的一部分，其军事机构、官兵制度也相同，实为国南方长城。因此，似乎可以作这样的结论，苗疆边墙始作俑应从“刘寅改夜郎坪设崇山卫”之时。“六里红苗”地处“生苗腹地”，为“猩吾所居”、“人迹罕至”、“悬岩鸟道”、“青竹丛生”、“幽岩曲径”，曾被朝廷弃为“化外”“生界”。其境内的古苗河一直沿称至解放后才易名为兄弟河，各族人民获得解放，走向平等、团结、进步和繁荣。首载于湖南《湘西社科纵横》2002年第4期　刊载于长城文化网http://www.meet-greatwal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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