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一场“扒粪运动”(转载)

中国需要一场“扒粪运动” 　　　 　　　　　中国的市场正在经历重商主义时期，中国需要一场“扒粪运动”。 中国人正在承受着“造假谋利、损人利己”思想的炼狱。 　　 　　一段时间来，基金黑幕、医药代表高额回扣、足球中的黑哨以及学术领域的剽窃问题闹得沸沸扬扬，是我们生活中的黑多了，还是现在揭出来的黑多了？其实一个国家进入现代化过程，就要考虑到会有这种代价。除了经济失序。还有社会领域的失序，文化的混乱，观念的混乱等等。特别要强调的是，现代化进程中失序一定包括道德失序，而最为严重的失序就是丧失基本的是非感。很容易存在这个危险，一个社会到后来连道德基本标准没有了。如果一个社会整个道德体系失范了，就没有重建的基础了，这确实是要注意的。然而如今中国的传统社会风气江河日下，公德堕落，私欲横流，几乎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如对别人的痛苦、路人的求援、社会的丑陋面，国人大多麻木不仁，视而不见，完全没有爱心和社会正义感；随地吐痰，乱扔脏物，践踏花草，骂街，闯红灯，挤公车，抢座位，皆是国人缺德的寻常举止；对于公家的东西，一些国人或糟蹋，或盗窃，或化公为私，或损公肥私，很快会把公物变成空壳；一些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则乱投资，重复建设，大造劣质工程，致使楼倒桥坍，国家损失惨重；一些地方官员则大肆挪用重点建设资金、偷漏国税，来建造楼堂馆所，买小车手机，充实小金库，甚至贪污分赃；还有，头头脑脑们往往都费尽心机伸手向国家要钱，一旦成功，如得唐僧肉，众人喜不自禁，分而食之，早早把钱花光，至于责任忘在脑后，没有钱了，可修改预算，以材料涨价等理由伸手再要钱；工程刚到一半，总不能半途而废吧，于是，国家只好再投资。如此“钓鱼”，损公肥私，公德何在？道德良心何在？中国需要一场“扒粪运动”，以助社会公德心战胜利己思想、消除冷漠。 　　 　　美国的“扒粪运动”或许是个借鉴 　　　　美国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扒粪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有力地制止了腐败的蔓延滋生，促进了美国社会的改良，使其躲开了一场重大危机。中国的现状和当时的美国仍然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都在经历现代化的过程，这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必经阶段。在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往往有一段高速增长时期，这同时也是“黑象丛生”的特殊阶段。比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就处在现代化的高速增长期，而美国从 19世纪 70年代到 20世纪 20年代也属于这个阶段。从两个阶段的性质来讲是具有可比性的。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肯定会有一些共性。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双方在进入这个阶段的前提状态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背景等方面不太一样，最后解决问题的办法可能也不一样。因此，在中国进行“扒粪运动”成效应该是可以预见的，再次我们借鉴美国的作法也是情理之中，迫在眉睫的时代之需。 　　 　　“拯救美国”的“扒粪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空前富裕，进入所谓“镀金时代”。但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社会结构短期内发生了重大变化， 同时也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一边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另一边却是血汗工厂、贪污受贿、尔虞我诈、假冒伪劣……经济秩序极度混乱，社会生活开始动荡。其中最核心、最严重的是腐败现象如同某种“综合症”一样突然并发，其广度与深度都令人瞠目结舌，似乎全社会都深卷其中。正是严重、普遍的腐败造成社会道德整体败坏、精神全面危机，更使贫富差别急剧扩大、各种社会矛盾突然尖锐，已经危及到社会的稳定。美国，处在一场巨大变动的前夜。　　 　　　　但就在此关键时刻，美国新闻界开始的“扒粪运动”（muckraking）却有力地制止了腐败的蔓延滋生，促进了美国社会的改良，使其躲开了一场重大危机。记者 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是这场“扒粪运动”的重要人物，他的自传《林肯．斯蒂芬斯自述》（展江、万胜等译，海南出版社2000 年版）对这场影响深远的运动作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引人入胜，更发人深省：腐败是怎样发生的，如何制止、清除腐败，新闻媒体的职责是什么，怎样才能保持社会稳定、使之良性发展…… 　　　　整体性腐败 　　　　斯蒂芬斯1866年出生在美国旧金山一个商人家庭，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到德国、法国学习心理学和伦理学，于1892年回到美国纽约，进入报界。一开始，他就被派往华尔街采访证券、金融消息，不久又长驻警署，负责采访纽约的犯罪消息。这种经历，使他既结识不少财经巨子，又与警界、社会最低层、各种犯罪分子多有往来，因此他对种种犯罪开始有了直观的了解和认识。他发现，金融界和政界关系密切，通过钱权交易双方都获得暴利；贪赃枉法是警界常事，警察定期向酒吧、歌舞厅要黑钱；种种犯罪分子往往是各有“门道”，可以少判、减刑甚至不受任何惩处。这些，使他对社会的腐败黑暗渐渐深有体会，开始认识到此时的腐败已不是个别人、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整体性腐败，是一种社会的病态。于是，他从单纯、客观的犯罪报道，转为深挖其后更深的腐败背景。　　 　　他的一些“揭丑”性报道渐渐引人注意，供职的报纸销路也因此大增。但他马上就发现，“一份报纸真的犹如一位女性或政客。当它年轻、诚实、充满理想的时候， 它迷人、可信、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影响的人们看到这一点，看到它的用处，就试图占有它。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获得并保有它，进而利用它，滥用它，最后毁灭了它。”（《林肯．斯蒂芬斯自述》第232页，除特别注明外，下面引文均出自此书）他感到，如果真想做一番事业，一定要有自主的舞台。几经周折，他在1901年接受《麦克卢尔》杂志的老板麦克卢尔（S.S.McClure ）的诚心之邀，出任该刊编辑部主任。以此为平台，他真正开始了揭露政界黑幕的生涯。　　 　　　　他首先以城市为单位，调查其腐败情况。他发现，他调查的这些城市全都腐败 透顶，存在着政界、商界、司法界、警方等有组织的腐败。每个城市的权力都被这 一小撮人掌握，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控制了城市的一切资源。这些结果使他相信，几乎所有美国城市都同样腐败。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他又随机抽取了几 个城市作调查，结果是包括首都华盛顿在内的城市全都一样。由此，他认为，“一旦贪污腐败以同样一种形式在各地出现，那么这种普遍的罪恶一定是有自身原因而非个人的结果，不是某些坏人道德败坏的偶然事件。”（第329页）也就是说，主要是制度、体制上的原因。他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为《城市的耻辱》，引起轰动。 但随着调查采访的深入，他发现城市是州的一部分，市政无法与州政分离，腐败的 州总是庇护腐败的城市，虽然有些市政府与州政府是由不同的政党掌管。所以，州才是趋善或趋恶的单位。于是他的调查重点由市转向了州。对各州的调查更加触目惊心，那些大公司如从大铁路公司到面粉商、教材出版商等都想法设法买通法律或法律的解释权，使自己获得暴利。“这是一个过程、也的确是一种体制，很显然是一个城市、一个州、一个州际商业体制，而不是政治性的政府，当然也不是民主政府。”（第369页）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无论是市还是州， 都不乏决心清除腐败的有志之士，但他们都不能当政。因为长期的腐败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结构紧密坚硬，外人难以插进。这种情况甚至造成了一种荒诞的“悲剧”，如果不参与腐败，城市或州根本不可能兴修或维持营运铁路、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等等。一个想“做事”的人，就无法洁身自好，不得不服从官、商由来已久的腐败性“游戏规则”，举国上下莫不如此。《为自治而斗争》一书，是他对各州腐败调查研究的成果。 　　　　 　　腐败的主要特点就是官商结合，但原因何在？他提出，主要不应问是“谁”（ who）、而应追问是“什么”（what）造成了腐败。 政治家和不少民众往往把腐败 归咎于商人，“商业”成为所有政治和经济上罪恶的根源。但他的调查表明，“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商业有一个共同之处，不是它们的大小而是它们对特权的需求：特许经营权和特别立法，这些都是以立法腐败为前提的；保护性关税、保障其特殊利益的法律解释、法律实施中的放宽或‘保护’要求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的‘提携’ ……‘特权’才是邪恶的根源；而‘特权商业’是恶魔。”他明确写道：“对我们造成损害的正是特权”，而“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很重要。”（第417 页）“特权”来自于政府，从根本上说，是政府的权力过大和不受监督造成了腐败。清除腐败，就要减小并监督政府的权力。　 　　　 　　当然，强调制度因素的重要并不否定“人”的因素、否定道德因素。长期、普遍的腐败导致了道德的普遍堕落，只要有机会，从政客、商人到一般平民，都有不捞白不捞的想法，谁有机会都会“捞一把”，连最起码的罪恶感都不存在了。最常见的是许多选民将自己的选票卖给商人或政客，“在一些镇上，贿赂已经公开化了，而且不再称为贿赂。付给选民的钱，不管是2美元、5美元还是20美元，都被称作是 对选民‘计时付酬’。”（《林肯．斯蒂芬斯自述》第391页）因此， 他希望美国人民意识到：“他们的领袖在大处腐败，而他们在小处腐败。”（第357页）而公民普遍道德水平的提高，是反对腐败的重要基础。 　　 　　与老罗斯福交锋 　　　　从市到州都如此腐败，不能不使斯蒂芬斯深思联邦政府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姑且不论政府的实效性和可信性，我力求弄明白的是，总统、国会和政府部门代表 的是人民的共同利益，还是代表着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第505 页）带着这些疑问，他来到华盛顿拜访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老罗斯福”）总统。他与罗斯福总统之间的“交锋”，格外有趣，也格外引人深思。　　 　　　　罗斯福本人为官可谓清廉，深信自己代表了人民利益，而且也确实为之努力。 但当谈话深入到他的某些具体法令法案时，罗斯福总统坦言，为了通过某些利国利民的条款，有时他不得不与参议院和众议院做某种交易，对此自己也时有忐忑，因为参众两院并非代表共同的利益。斯蒂芬斯立即抓住此点，尖锐地指出这实际也是一种贿赂。对此，罗斯福勃然大怒，坚决否认这是一种贿赂。斯氏则穷追不舍：“总统先生不是曾说过，尽管参议员们所行不端，你还是不得不与之周旋吗？”罗氏答曰：“不错。”他又问道：“总统先生也曾说过，为了笼络某些参议员，你不得不对他们的人选委以官职，不知正确与否？”“不错。”罗斯福答道。斯氏于是得出结论：“那么，这岂不是意味着总统先生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票而不惜授之以利吗？”但罗斯福仍然否认这是贿赂。这时，斯蒂芬斯反复向罗斯福说明：“这正是最令人难以容忍的贿赂。因为这种做法是以公薪的名义花人民的钱，而不是动用参议院的钱，况且如此作为仅仅是为了赢得由人民选出的参议员的支持—支持反映人民意愿的议案！这已经不仅仅是贿赂，遮遮掩掩、数目不多的贿赂了。而正是这种做法，引发了现在总统和人民鏖战正酣的腐败机制。”（第505 页）他越说越激动，而罗斯福总统似乎已被他打动。于是他趁机动员罗斯福总统说出为了得到一名参议员的支持，哪一次委任是他最难接受的。几经踟蹰，罗斯福终于说出某名参议员与他私怨甚深，总在政治上与他作对，阻挠他要通过的每一条议案。于是，他不得不任命这位参议员的情妇的弟弟当某市地方检察官。以后，果真就很少遇到这位参议员的刁难。对此，斯氏一针见血地指出：“总统先生，甚至是你本人都能察觉到为了推行你的利民政策，你得在参众院收买选票，以求得到人民选举的那些代表的支持。”（第506页）当斯蒂芬斯把这些报道出去之后，引起轩然大波， 罗斯福又将他召到白宫。怒气冲冲的罗斯福指责他滥用文字，居然公开说它是贿赂和腐败。一些随员嚷嚷道：“什么文章！简直一派胡言！”一位部长指责说：“这是诽谤，总统先生，这已经构成了对美国总统的诽谤。”斯氏故作惊愕地反唇相讥：“还不至于那么糟吧？阁下是想控诉我诽谤总统，对我进行审讯吗？那阁下能否告诉我，我可以要求总统为人证， 证明我所说一切都是基于总统本人所述……”（第507页）几经交锋，罗斯福总统火气稍减，只是把他赶出白宫。 　　　　不久，罗斯福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不满地将这些专门揭丑的记者称之为“扒粪 者”（muckrakers），把他们比喻为著名的宗教小说班扬（Bunyan）的《天路历程》中的“扒粪者”。这位扒粪者手拿粪耙，目不旁视，只知道朝下看，因此看不到任何美好的事物，满目都是地上的秽物。由此，这个称呼便固定下来。虽然官方反对， 但“扒粪”仍在继续，而且这一带有谩骂之词反而得到公众的“首肯”，成为一种受人赞许的尊称。但平心而论，作为政治家，罗斯福总统有时确实不得不与一些议员妥协，才能实施自己的计划。政治，不仅要考虑是与非，还要考虑行与否，总是要看时机，总会有妥协，以“书生之见”衡量，确实不那么“干净”，但正因此一些良好的政见才得以实行。但媒体毕竟不是政治的工具，媒体首先考虑的是公众的知情权、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政治与媒体，各有各的“规则”。然而从总体上说，媒体的监督与批评，恰恰是为正直的政治家减少来自腐败势力的压力和阻力，使其不必有更多的妥协。 　　　　反腐之利器 　　　　调查各种腐败现象，揭开重重黑幕，其难度之大自可想像，不少情节令人惊心 动魄。但笔者以为，更严峻的挑战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媒体自身。由于经常刊 登重要反腐文章，《麦克卢尔》杂志名声大振，销量猛增。但斯蒂芬斯发现，随着广告收入的增加，他发稿的自由反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先是广告部向他提出警告，他揭露的某公司是它们重要的广告客户。后来有几次，杂志主编反复劝他撤下 揭发某些大商业集团内幕的文章，有时甚至不顾他的强烈反对强行撤下他的文章。 他震惊了：“当家的主编不得不被别人当家”，“在我自己的办公室竟然有政治的干预！我抵制了， 我不能像初出茅庐的记者一样被老板牵着鼻子走。 ”（第 461页）由于屡受掣肘，他与几名志同道合者终于集体辞职， 创办了自己的刊物《美国杂志》。由于大家共同努力，《美国杂志》很快就打开局面，影响力与销售量齐头并进。因为这是他们买下的杂志，所以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每人都有可观的收入。这时，当初的志同道合者开始提醒他“悠着点儿”，“因为我们的事业才刚刚起步，还是需要朋友的时候。这一点我却没能做到，因为我觉得如果这样，我就会陷入我过去曾嗤之以鼻的经济的操纵之中了”。由于文笔依旧犀利如常，他的同事也不好再提醒他注意，只是不时给他送来进度报告，告诉他发行量增加多少，广告增加多少，利润增加多少……“用不着多说，我心里很清楚《美国杂志》碰上了难得的成功机会了，而且我们每个人没准还能狠狠地赚上一笔。”但这却使他内心痛苦不堪：“我带着几分痛苦和羞耻注意到，尽管我对自己撒谎，但我实在是很悠然自得。一切都是自己所为，不受任何外界影响，我被我自己的钱收买了，被挣钱的前景收买了。”（第503页）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他决定离开自己参与创办的《美国杂志》，成为自由撰稿人。此时美国的报刊业早已完成大众化过程，各种类型的报刊此起彼伏，种类与发行量每年几乎都成几何倍数增长，在众声喧哗、杂乱无章中蓬勃发展，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当斯蒂芬斯成为自由撰稿人后，同时为全国大约100家报纸撰稿！或许，其中一些报纸老板确是出于职业道德，但更多的无疑是为了扩大销量。大众总是对公众人物的方方面面深感兴趣，对各种内幕津津乐道。但不管媒体主观动机是纯正还是迎合市场，客观效果却是使媒体充当了反对腐败的重要工具。其实，媒体靠揭露腐败谋利不仅正常，而且这可能是一种更持久、更普遍、更强大的反腐动力，因为道德高尚、有强烈正义感、甘冒种种风险而不计得失反对腐败的毕竟是少数。事实说明，媒体实际是一种非常重要且成本极低的反腐资源，倘不充分利用，至为可惜。 　　　　“扒粪”运动历时十余年之久，一些著名的作家也参与其中，如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的《章鱼》、《深渊》，对一些大公司的种种恶行作了生动、 逼真的揭露。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 的《屠场》揭露出芝加哥肉类工厂的肮脏黑暗令人震惊，据说老罗斯福总统从此不敢吃香肠，并导致了政府通过《食品卫生法》。“扒粪”运动促使社会猛醒，人们开始与各种丑恶现象作斗争。各种立法如潮水般涌来，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纯净食品和药物管理法》、《肉食检查法》、《反托拉斯法》等等，在妇女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选民直接投票的预选、减少任官人数、比例代表制、住房、教育、劳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都作了重大改革。（《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这些措施，有力遏制了腐败的滋生，迅速缓解了已成剑拔弩张之势的社会矛盾。 　　“扒粪”运动揭出社会的种种黑暗的确令人触目惊心，但它的目的和后果却不 是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推翻美国制度、美国社会，而是相反，促其自我调节、改 革，使之躲过一“劫”，从而更加稳定。推而广之，任何制度、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都不能没有大众传媒、所谓“天下之公器”强有力的监督。 　　 　　　　目前的中国该怎样走出这个“黑圈”，而且希望走得稳当，走的成本要小？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的经验是什么？主要包括：第一，市民参政。政府在市政建设，包括教育、管理、卫生、垃圾处理很多方面，让市民选出自己的代表来参与管理；第二，新闻监督。当时新闻记者被称为“扒粪者”，那些富有社会正义感的记者勇敢地揭露社会丑恶现象，将监督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至于后来形成越来越大的力量和传统；第三，司法监督。这也跟美国的特殊国情有关系；第四，行业自律。许多企业家后来认识到，大家都搞腐败，会使运营成本非常高，利润下降，所以企业家为了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会共同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一些学者事后注意到，市民参与起的作用不是很大，因为选出的市民代表进入了政府管理委员会以后往往被收买了，成为官僚体系一个部分，所以市民参与有一定的作用，会加大腐败分子的成本，因为他需要更多的资金来贿赂，但是总体效果不是很大。第二，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比市民参与大一些，但是事后看来也比较有限，新闻媒体也是可以被收买的，而且事实上美国人认为，大部分小报后来也是被利益集团收买了。第三，跟前两者比较，更有效率一点还是独立的司法体系，即司法监管。这一点可以学美国，但是期望值可能要低一点，因为美国司法体系有自身的特点，它的独立性、它的权威一般国家是不能比拟的。学习也要结合我们的国情，以便建立适合我们自己的法律法规。 　　　　<center></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