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与中国的全民化时代

中国崛起与中国的全民化时代在五千年中国文明史上，中国人一直向往着大同世界的理想。“大同”理想反映了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历史积淀和内涵——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他所描绘的大同图景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盗窃乱贼而不作。”人们仰望着广袤无垠的星空，人类的大同世界究竟在哪里？活着，原来是那么艰难。写于晋、宋交替之际的《桃花源记》寄托着古代中国人的人生理想。当时政治黑暗，兵祸连连，民不聊生。作者陶渊明虚构了一个渔人偶入桃花源的故事，借以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自由安乐的世外桃源生活图景，反映了广大人民要求摆脱残酷剥削和贫困境遇的意愿。这样的理想国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虽然仅是一个乌托邦，但它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现实的丑恶和黑暗；又像一座灯塔，激励着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近现代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在《大同书》等著作中，系统阐释了古代“大同”学说，使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具有了近现代代意义。他幻想建立一个“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乌托邦社会。孙中山始终信奉并竭力倡导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与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结合起来，形成了民生主义。在孙中山看来，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几乎是一回事，他甚至用“大同主义”去理解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中国古代自政治集团与利益集团产生以来，就进入了一个全民受压迫时代。古代人民之所以憧憬大同社会的理想主义，其根源正在于政治上的等级制度，经济上的贫富悬殊以及文化上的愚昧落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的总根源正在于皇权专制主义自上而下的压迫。那些贯穿于中国历史之中，让人毛骨悚然的“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凌迟处死”……无不残忍之极。当一批又一批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民以“等贵贱、均贫富”之类的口号为旗帜揭竿而起时，今天的人们自然会想象出中国古代的皇权专制主义对人民剥削压迫是如何残酷的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民依旧还是要起义——当中国的历史前进到王朝兴衰周期律 “K线图”的拐点时，人民就会起义不止，直至旧王朝的灭亡和一个新王朝的诞生。经过一场又一场血腥的革命，中国人终于迎来了一个绝对平均主义式的全民政治时代。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让中国人绝对平均、平等地享有知识、财富与权力的政治试验。那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也将是绝无仅有的政治试验，是代表中国人社会理想的一种政治实践。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却留给中国人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时代的理想主义革命运动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的，而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建立在中国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主要针对在温饱中挣扎的中国人起作用的。顺从皇权专制主义思想的便是良民、顺民，反之则有可能成为暴民。皇权专制主义压迫下的“小民”，其共同特点就是贫穷、愚昧与政治上的不自由，即作为个体人的不 “饱满”。伴随中国崛起的步伐，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越来越快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滋生的土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超越了温饱阶段，中国人逐步由单纯的生存阶段走向了发展阶段——个体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同步加速的状态。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人们拥有了更多的知识、财富与权力，处于生存危机中的“小民”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文明的进步常常付出道德的代价”。作为普通中国人，在世界文化的影响下，逐步建立了多元化的价值观，普天大众即使不“良”、不“顺”，也能很好地生存下去，于是，历史上的“小民”也自然不“小”了。此所谓社会转型时期“有钱就变坏，变坏就有钱” 、“我是流氓我怕谁？”之类的说法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土壤。拥有知识、财富、权力的人才是健康饱满的个体。与古代中国社会只有少数精英阶层拥有知识、财富与权力相比，中国崛起的过程就是让更多的中国人更多地拥有知识、财富、权力的过程。无知的人不能自觉。一个健全的人首先需要认识自我。中国崛起能够让更多的中国人得到受教育的机会，皇权专制主义制度下少数精英才能受到的有选择的奴化教育已经被全民化教育所取代。从理论上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拥有了以自己所获取的知识来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权力，而这个权力恰恰是皇权时代的“小民”所没有的。贫困的人不能自立。皇权专制时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存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终生为生计所迫，辛劳一生却一无所有。中国崛起让更多的中国人拥有了财富，走出了生存危机的困境。中国不仅有相当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还有更多的人成为“中产阶层”。中国经济的总量在不断扩大，中国全民分享社会财富的进程在加快，中国社会面貌的改变在加速。虽然贫富悬殊也在扩大之中，但饿死人的社会现象可以说是彻底地告别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了。无权的人不能自由。中国崛起的同时也是政治民主化不断加快的过程，特别是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途径，没有人能够垄断信息的传播。政治权力的扩大，正是“饱满”了个体人社会化越来越趋向最大化的过程。知识、财富与权力的三足鼎立造就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物质、精神上趋向“饱满” ——这就是中国全民化的基础。自觉、自立、自由的人才能真正彰显生命的价值，回归人的本质存在。所谓的全民化，其特点可以体现为：人的自然性（饱满的个体） 人民性（价值最大化的社会人）=全民性。由此我们看到，由饱满个体组成的人民才是真正的人民。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中国问题的实质在于如何让更多的中国人解决好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因而，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个体人全民化才是中国最紧迫的问题，也就是说，当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成为平等的公民社会中的一员，中国才能走向真正的民主政治。西方式的民主，是从个体价值出发的，其本身包含很多的人类普世价值观，是人类向往的光明未来。但民主只是一个工具，或者说民主是个好的工具，它能够有效地解决体制内许多难以解决的难题。体制内的问题一旦解决，无论是个体人还是社会人，就会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但西方的民主也有其自身的狭隘性，因为民主并不能额外增加社会价值的总量。由饱满个体组成的人民才有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全民性是人民民主形成的基础。中国古代社会，皇权滋生的土壤正是将人民束缚于贫困、愚昧与无权的社会现实之下，知识、财富与权力均远离了人民。在人们处于生存危机之中，民主的力量显然是无比脆弱的，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温饱问题的人来说，一包烟、十元钱、一顿饭就有可能改变一次选举的结果，民主也就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中国崛起推动建立平等社会，打破政治的单维控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构建和谐社会，让每一个人的生存都不再成为问题，普天下中国人真正超越了温饱阶段，中国人才能拥有真正的民主与自由。中国崛起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其间还会有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在等待着中国人的艰难跨越。试想，如何将一个在几千年历史上擅长饮酒作诗而对物质世界没有什么具体概念的民族改造成为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全球成功者，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了。一切深析民族苦难的中国人，都应该倍加珍惜中国崛起的大好机遇。中国崛起正在加速推动中国全民化时代的来临，我们可以用简洁的三句话来结束本文的写作：拥有知识、财富、权力的人才是健康饱满的个体人。由饱满个体组成的群体才是真正的人民。由饱满个体组成的人民才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西方人拥有的好东西，比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基本人权，中国人也会有的，只不过和他们曾经拥有的有所不同罢了，也许中国人所拥有的好东西会比西方人拥有的更多，而且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