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域中生存的藏人

　　<STRONG>沟域是藏人生存的基础</STRONG>　　一位初学藏语的汉族朋友问我，为什么许多藏人之间在问及对方的家乡时，不用“帕玉”（藏语，家乡之意）这个词，而用“龙巴”（藏语，主要指山沟）？我只能告诉他：“在乡下人的眼里，山沟就是家乡。”其实，西藏人口虽已接近300万之众，并分布在西藏高原12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却世代生活在崇山峻岭间的条条山沟里。这些山沟归属于不同的地区行政区划，其规模和构造千差万别，可是，沟中不仅资源及其资源的原始配置方式相近，居民的生存方式也无大别。　　藏人依山沟而居，即所谓的谷地，沟中有流水。逐沟而上，海拔越高，气候愈加寒冷。沟之上部多为高寒草地，不易农耕，只能放牧，也就是所谓的纯牧区。由于西藏纯牧业地带的人民仍保持逐水草而牧的原始游牧习惯，定居下来的游牧民屈指可数，所形成的村寨更是微乎其微。　　在被藏人称为“家”的山沟，顶部往下总有一个过渡带、也就是沟的中部地带，这里既有大片的可用于放牧的高山草场，也有一定数量的耕地，气候条件和地势条件又适合农耕，农牧业比重大体相当，即所谓的半农半牧地区。在西藏高原，不可移动的田地总是与定居相联系，为了定居，人民修建房屋，而后形成村寨，围绕土地进行耕作。因此，半农半牧地区的居民绝大多数已定居并形成了相当的村寨规模。　　村寨分布的山沟之底部大都地势平坦，邻江河，易于灌溉，人口相对集中，交通方便，这些地区分布有西藏主要的耕地，并形成了人口聚居区和主要城镇。西藏人口聚居程度最高，经济最为发达，城市化程度最明显的所谓藏南谷地，就是西起萨噶，东至米林的一条长1200多公里，宽300公里，夹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与念青唐古拉山之间的一条超大沟域，而沟底流淌的是西藏最大河流雅鲁藏布的江水。如果将雅鲁藏布江视作一条从西向东的一条纵向长廊的话，那么，还有无数沟河与之横向交织。其中，拉萨河、年楚河和尼洋河与雅鲁藏布江的交汇处及其附近的宽谷冲击平原，即所谓的“一江三河”地区又形成了西藏最稠密的人口带，最重要的城镇带和最发达的经济带。这里也是藏寨分布最稠密，沟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于居住于沟域的居民而言，生态环境决定着他们的生产行为，他们几乎利用起了从高山到低谷的每一寸土地，地势较为平坦且易于灌溉的土地大都被用作耕地，耕地之外的所有裸露之地均为天然牧场，每每冬季来临，草原上的牧草枯竭之时，闲置的耕地也要用来放牧。村寨是人之居所，也是畜之居所。每当晨光普照，村民出工，牲畜出圈，黄昏降临之时，牲畜也总是追随主人的足迹回归居所，许多时候，牲畜就是藏族村民家庭中的一员，即便今日，人畜同院而居的状况仍很普遍。即便是那些居住沟域底部、拥有大面积高产农田的农户也饲养有相当数量的牲畜，从这个角度讲，生活在沟域中的藏民中有纯粹意义上的游牧民，但几乎没有不染指畜牧业的藏寨和农户，更难以寻觅纯粹意义上的农民。　　考虑到西藏绝大多数居民居住于两山夹一河的沟内，其经济活动也主要在封闭的沟内进行，再考虑到“域”这个词的多重含义和在经济学文献中的反复引用，便想到用“沟域经济”对西藏的经济现象加以表述。　　<STRONG>从沟域中寻求答案</STRONG>　　我对西藏发展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从那个时候开始，便坚持每年进藏，近距离的观察西藏，体会西藏。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大量接触各种藏学研究成果，尤其是社会和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即便这样，仍感觉不能很好理解西藏的发展和变迁，尤其是西藏农村在社会和经济层面上固有的许多特点。　　首先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庐山中”。我还记得，每每来到西藏农村，展现在我面前的仅仅是我童年曾有过的山沟里的生活画卷，除了山沟的名称不同外，其他的一切均是那样的相似。可是，我的汉族同事对山沟里的一切感到新奇，他们好像来到了一个陌生世界，对各种事物都感到稀奇，总是喋喋不休地问个不停。我的麻木与我的这些从事社会研究的学者们的好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对细节问题的关注更显现出我们之间的差异。　　其次就是，“它山之石，难以攻玉”。从山沟里出来，回到水泥和钢铁铸成的现代城镇后，我试图从文字和图表堆砌出的书籍和文章中去再一次认识山沟，可仍难以找到需要的感觉。不可否认的是，西藏的独特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随着中央政府对西藏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西藏的经济发展，过去几年出炉的有关研究西藏社会经济的书籍和文章也不胜枚举，其中不乏许多精彩论述。可是，多数研究者并没有将研究触及到山沟，即便是触及到，对于西藏农村在社会经济层面上固有的许多特点的研究并没有基于可度量的经济价值尺度，而是侧重于文化和社会层面。因此，不是本人的孤陋寡闻，那就是“它山没有多少石头”。　　近年来，中央政府将解决“三农”问题纳入其行动纲领后，研究西藏农牧区发展的各类书籍文章也呼之欲出。不仅中国的学者，西方学者也开始关注起西藏的山沟和山沟里的经济发展。然而，作为一个生在山沟，并年复一年的回到沟里进行调查的我，总感觉现有研究成果与沟里的状况差之甚远。比如，耕地是从事农业生产最重要的基础性资源，然而，至今人们对这一资源的数量分布仍存很大的争议。生活在山沟深处的许多农户并没有用面积单位丈量土地，而是以土地对种子的承载力“克”来计量耕地，“1克”耕地所指的是播种28斤青稞（或是小麦）的那块地的大小，如果撒播的油菜，则为承载18斤种子的面积。为了将“克”转换为规范的面积单位，我也曾用皮尺对多个山沟的耕地进行过测量，遗憾的是，对相同“克数”耕地测量的结果不仅不相同，有的差距甚至超过30％。可是，在“规范的”统计表里，“克”被直接转化为亩。　　挥之不去的山沟情节和多年在山沟生活和调查的经历，不仅使我加深了山沟对藏人和藏地重要性的认识，多年的努力也积累有一定数量的第一手资料和一些研究成果。系统的研究山沟经济并由此对西藏经济发展的研究有所作为，一直是我长期追求的目标，但由于理论修养的不足，一直未能将此愿望付诸实施。利用在四川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一机会，通过加强系统的理论修养和导师的指点，完成这一心愿的机会基本成熟。　　<STRONG>西藏的和谐与与均衡需要从沟域做起</STRONG>　　记得在90年代中期，也就是第一届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以后，当时在国家科委的资助下，藏研中心上马了国家级重点研究课题《青藏高原的环境与发展》，并将一个名曰《青藏高原的环境与农业发展》的子课题委托与“青藏高原研究协会”的专家，研究结论认为：“西藏不能大力发展农业。因为大力发展农业势必破坏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西藏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生态重地，绝不能为了增加一点粮食产量威胁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粮食产出的不足可以通过多种形式进行补偿，环境系统一旦遭到破坏，后果不堪设想。”虽然当时已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但那个时候人们更关心的是“谁养活中国人”，其结论不仅不符合时宜，与课题的立项初衷也相距甚远，研究工作最终夭折，然而，学者们倡导的利用补偿机制保持社会、经济和环境均衡的思想给人启发，与今天倡导的和谐概念相得益彰。　　均衡是西藏山沟里传统经济得以延续的重要基石，藏地山沟相对封闭，每条山沟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居民据地力而耕种，逐水草而放牧，资源禀赋决定生产布局，环境承载力决定生产规模。产出结构及其规模又决定居民的消费和消费水平，消费品供给的结构性和产出量的不足主要依靠山沟内纵向的劳动、劳力交流和物物交换得以实现，因此，在生产环节上，生产者尊崇自然法则，安排生产，进行产业布局，做到生产与自然的均衡。在消费环节上，消费偏好受资源和环境约束，消费水平受资源的承载力约束并与其基本保持均衡。高山深沟阻断了人、物和信息的横向交流，他们很难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在封闭的自然经济的状态下，沟中居民不但没有与恶劣环境抗争的能力，也缺乏相应的愿望，因为传统文化倡导的是“人要崇天”，而非“改天换地”和“人定胜天”这样的思想。其结果就是，人们只能依靠沟中资源所给予的产出，安排消费和再生产，为了均衡，人们只有牺牲消费。此外，高原的传统文化及其信仰也对此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上的解析完全基于封闭这个前提，然而，藏地山沟的封闭正在被快速打破，道路与通讯的建设开启了山沟间相互隔绝的封条，将条条山沟与产业发达、信息集中的中心城镇横向相连，人们不仅开始了解外面精彩的世界，而且看到了通过市场体验这种精彩的机会，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生产和建立在自然法则上的消费理念开始动摇，越来西藏东部河谷中的大片耕地。越多的居民开始向往外面世界的消费模式，政府也在企图通过拉动消费提高农牧区的生活水平。然而，沟中居民又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外面的世界多精彩，他们缺乏足够的能力走出山沟去分享外面的精彩；欲享受相似的精彩，只能依靠生他养他的山沟。然而，大多数山沟的资源及其环境很难承载新消费理念下的产出需求，虽然传统文化在制约人们不断增加的物欲方面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但其效果无法与往日封闭环境里的作用同日而语。在国力还不是十分强大，国家难以给予西藏强大的发展动力之际，山沟居民及其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山沟里做文章，向山沟索取，企图通过山沟经济规模的数量型扩展和质量效益性发展，提高产出，满足居民日益旺盛的消费需求。但是从山沟经济发展的轨迹看，依靠增加耕地面积和加大畜群规模增加消费供给的数量扩张型道路难以行通，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就是一道迈不过的坎。通过技术和资金的投入，可以有效地提高效益，但是，投入高寒农业的边际效益快速递减规律以及适合西藏山沟的农牧业技术的匮乏的现实，使得效益型发展道路在走过头几年的辉煌后，越走越不经济。借助市场，通过引进资金和技术，提高经济效益，进而振兴山沟经济的道路并不平坦。因此，立足山沟经济，不仅难以追求到相似于外面的精彩，而且将打破沟中业已存在的人之欲望、经济之规模与资源和环境间的传统均衡关系。　　在西藏这样一个环境封闭、生态脆弱的地区，随着开放的深入，旧的均衡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如果没有新的均衡去替代正在消失的旧均衡，那将直接威胁这个地区的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随着国力的逐步增强，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加大对西藏的供给来缓解西藏在经济、环境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为此，中央政府不惜使用强有力的行政力量，通过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和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等手段，打造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供给系统。尤其是近几年，在国家的调控下，系统功能得到不断完善，系统供给快速增加，以至于常常出现供给总量大于地方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情况。　　供给系统的加速运转加快了山沟多方位开放的进程，也更强烈的激发出了山沟居民分享外面世界精彩的欲望，但是，传统均衡的制约又很难让他们体验这种精彩。如果仅仅依赖传统系统，不是系统失衡，就是居民心态不平。我们注意到，除了加速开放外，供给系统的运转已经在西藏的中心城镇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产业系统、市场系统和其他服务系统。西藏地方政府在制定发展规划时选择了诸如旅游、藏药等一批新兴产业为重点扶持的支柱产业，而非沟中居民赖以生存的传统农牧业。近年来的发展轨迹和政府的政策行为，可以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脉络：为了弥补差距，重塑均衡，政府正试图借助供给系统的力量，用沟外系统去弥补沟内系统的失衡现象。但我们注意到，正是由于对沟域经济基础性研究的不足，政府的一些用于弥补沟内均衡的经济政策受到影响。比如，劳务输出是政府为促进农牧民增收所设立的一个主要途径，但其输出总量，尤其是低一级地方政府拟定的输出总量，超越了农村富裕劳动力的供给总量。又比如，政府将移民搬迁作为扶贫攻坚的一个重要举措，并为此兴修水利，开垦耕地，兴建移民新村，但在完成搬迁后却发现，移民没有地方放牧，农牧无法形成互补，生活条件虽有改善，但生活又面临许多新的困难。由此可见，对西藏沟域经济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西藏经济运行和结构的特殊性，其研究成果也可以为政府解决农牧区的发展问题提供借鉴。（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