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论西藏史前农业的几个问题（2）

　　所以，恩格斯在他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论述生活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上游主要在土尔其，中游主要在叙利亚，下游主要在伊拉克，最后流入波斯海湾——笔者注）草原上的闪米特人（或闪族人），生活于印度，以及沿奥克苏斯河及克萨尔特河、顿河和德涅伯河的草原（这一地理范围从南亚次大陆一直延伸中亚、西亚至黑海以北的欧洲东部——笔者注）上的雅利安人的经济生活时指出：“甚至当闪米特人和雅利安人继续被挤向北部和西部的时候，要不是他们已经能够通过谷物的种植在亚洲西部和欧洲的森林地带这种不大适宜的土壤上养活他们的牲畜，特别是在这里过冬，那他们也是不会移居这里的。十分可能，谷物的种植在这里首先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31］此外，这部著作的另一处叙述图兰平原（俄罗斯境内——笔者注）以及黑河以北的草原（包括俄罗斯的高加索、乌克兰等——笔者注）游牧生活时也指出：“但谷物一旦作为家畜饲料而种植，它很快也成了人类的食物。”［32］以上恩格斯的论述中，只是将“谷物”的种植，视为可能“由牲畜饲料的需要引起”，而没有认为“农耕是为了满足牲畜饲料而生产”。这种概念所包含的对象之范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农耕文化不仅仅是谷物的种植。在更早期历史阶段里，人类通过原始锄耕、园圃种植等运作方式同样可以实现农耕文化的发展。　　其次，张先生的这种观点没能限定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来进行论述。“瞒足牲畜饲料而生产的”西藏农耕，大致可能在哪一段历史进程中出现等问题，应该有个界定说明。诚然，农业与牧业分工不明显问题，在吐蕃有关文献记载中有所表现，正如在张先生文中所引用的那样。但这些史料并不能作为证明史前农业中西藏农耕生产状况的论据，更不能以此而论证“西藏早期农耕生产的普遍规律”。因为讲到事物发展的“规律”，我们所进行的研究必然涉及到产生——发展——消亡等问题。另外，据有些学者的研究，吐蕃时期为了保持畜牧业的继续发展，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如“随季节变换牧场”；“储备干草，以备冬用”；加强牧业管理，设立专职官员“楚本”，等等。［33］这样一些措施，是围绕牧业本身而进行的，而非主要通过农耕获得的食物（包括牲畜可食的干麦杆等）来满足牲畜的饲料。这一点对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及生活资料较有限的原始居民来讲，他们首先更多的考虑是满足人的需求，然后才有可能考虑满足牲畜所需。　　<STRONG>四、结语</STRONG>　　无论是青稞起源，还是青作农业起源，都涉及到对西藏史前农业的研究。基于这种认识，笔者通过对目前发现考古材料的分析，试图描述西藏史前农耕文化及其相关问题。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包括本文在内）都仅仅是一种视野有限的探索。除在本文中已论及的外，与此问题尚存较为密切关联的问题还有以下几点：　　1、西藏农业起源问题。根据目前考古材料，我们很难为这一问题得出个肯定的结论。研究过程中要充分理解和尽可能地认识到古代社会经济的产生、发展模式并不可能是单一的事实。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从狭义上讲，农业起源涉及到的内容有栽培作物的种类，运作方式的不同选择所导致的不同发展经过，家畜饲养等。从广义上讲，除上述内容是必须的外，还应涉及不同经济文化类型在不同区域内的“非单线”发展模式的研究。实际上，这一问题更多涉及的内容是研究如何产生古代文化及其规律，从而对农业起源问题进行探讨。人类古代史的进程已向我们表明，在旧石器时代（相当于从人类起源始，迄于距今1万年左右的人类发展史），人类的许多文化具有很强的相同或相似特点。但到新石器时代，地球的各个角落出现了许多差别很大、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这些文明的如何产生、发展等问题的研究，由大量的考古学材料说明了这样的一种事实：我们过去所认为的人类发展经过的许多有关描述，并不能作为“永久性真理”的评价准则；事实上，我们通过对大量出土于地下的古代文化遗迹、遗物的整理与研究，使我们获得了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认识上的极大突破。所以，我们研究西藏农业起源等问题，除对零碎材料的整理、研究是必要的外，还应关注西藏古代文化的发展、演变所经历的诸多历史事实。　　2、在西藏史前农业的早期发展阶段里，有哪种谷物（或有性繁殖作物）是作为主流来进行栽培的。关于这一问题，尽管在本文中引用博先生的研究成果来进行了叙述，但这些只是某种端倪，更为具体的状况尚待进一步研究。　　除上述两点外，作为西藏古代经济生活组成部分的农业与畜牧业的关系，以及这两种经济生活方式在地域上的分布状况，后期社会进程中的相互作用等，也都是我们在今后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责任编辑　李登贵）注释：　　①关于卡若遗址的年代，有几个不同数据。卡若遗址的发掘者将该遗址的绝对年代定在“距今5000～4000年之间”（参见西藏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150页）。另外，根据学者们其后的研究，认为该遗址“年代跨越度在距今4300～5300年之间，延续达1000年左右”。并将卡若原报告中区分早晚两期文化遗存合并为早期的（即本文中引用年代）做法，认为应区分为三期，“每一期的年代在100年或100多年，三期之间有明显的空档，间隔都是270年上下。”而“从绝对年代上看，曲贡文化与卡若文化之间还有一段间隔，这间隔并不算太大，可能超不出500年。”进而推测，“目前也不能确定二者之间有直接的源流关系。”（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219～220页），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但为叙述之便，采用了前一种结果。　　②何强：《西藏贡嘎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存调查报告》，载于川大西藏考古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西藏文管会编：《西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贡嘎县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1999年第4期。　　④傅大雄：《西藏昌果沟遗址新石器时代农作物遗存的发现、鉴定与研究》，载《考古》2001年第3期。　　⑤本文采用了傅先生文中的年代测定数据。另外，上述注释③的测定数据中有两个不同年代，最后将遗址的年代定在距今3000年左右。　　⑥王仁湘：《关于曲贡文化的几个问题》，载注释②中所提《西藏考古》第1辑；另外参见《拉萨曲贡》第244页附录三：“曲贡遗址孢粉分析研究报告”。　　⑦见注④。　　⑧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载《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另见佟屏亚：《金色谷粒源流长》，载《化石》1977年第1期。　　⑨参见张先生发表于《西藏研究》的文章。　　⑩参见注④。　　［11］黄慰文等：《最早的农人和牧人》，载《化石》1977年第3期。该文中描述住在地中海东海岸的纳吐夫人对谷物驯化的情形时说，自更新世（约距今300万年始到距今1万年左右，与史前考古中的旧石器时代相当）行将结束时，“尽管还无法弄清纳吐夫人收刈的谷物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种植的，但是至少可以说，对野生谷物‘半驯化’的过程已经在这里开始了。”另安志敏文章。　　［12］参见《拉萨曲贡》第217页中有关“双肩石铲”的叙述，不过报告中并未做肯定结论。　　［13］参见周国兴、刘莉莉：《人之由来》，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83页。　　［14］《拉萨曲贡》第119～123页；另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西藏自治区文管会：《西藏拉萨市曲贡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载《考古》1991年第10期。　　［15］见注②。　　［16］夏格旺堆：《山南琼结县邦嘎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首次科学发掘》，将在《中国西藏》（汉文版）2001年第4期上刊登，另外写有一篇藏文介绍，已投至《西藏研究》藏文版；另见《琼结县文物志》。　　［17］参见《昌都卡若》第112、113页。　　［18］其乐：《撒哈拉本是肥沃草原》，载《奥秘》2000年第3期封二图片说明。　　［19］［20］参见安志敏文章。　　［21］参见《昌都卡若》第154页。　　［22］同住［19］。　　［23］参见注释⑥王仁湘文章；另见《拉萨曲贡》第237页“曲贡遗址的动物遗存”。　　［24］同注［16］。　　［25］王仁湘：《昌都卡若》、《拉萨曲贡》；夏格旺堆：《试析西藏史前石棺葬的类型与年代》，载《西藏研究》（汉文版）1998年第4期。　　［26］侯石柱：《卡若人从黄河走来》，载《中国西藏》（汉文）2001年第1期。　　［27］参见《拉萨曲贡》第222页“曲贡居民经济生活的考察”。　　［28］夏格旺堆：《西藏博物馆里的“史前文化”》，载《中国西藏》（汉文）2000年第2期。该文中简单介绍了西藏史前史的年代学划分。　　［29］朱寰主编：《世界上古中古史》（上册）第1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版，1989年第4次印刷。　　［30］童恩正：《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兼谈农业考古研究方法》，载于童恩正文集《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1版。　　［31］［3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21、157页。　　［33］洛加才让：《论吐蕃悉补野部与畜牧业文化的发展》，载《西藏研究》（汉文版）2000年第2期。　　［作者简介］夏格旺堆，现任西藏博物馆研究部文博助理馆员，主要从事西藏史前史、艺术研究。（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