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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六枝特区郎岱镇，穿青人为李芊墨试穿穿青族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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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郎岱镇，穿青人在服装和生活习惯上已基本汉化，只有少数人还保留着族人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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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坤家供奉着五显神坛，这是穿青族人身份识别的重要标志。
“我属于一个尴尬的民族，一个被承认又被否认的民族，一个即将消失民族——穿青族”。
10月26日，以这句话开头的一个简短的帖子，在微博上引发了关注。网名“笑楚”的发帖者称，在最近开展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她的“穿青族”同胞们将面临民族成分被变更的危机。
这个闻所未闻的民族称谓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五十六个民族里并没有“穿青族”这个成员。
50年前的定性
“在外面我很少跟人提起自己的民族，因为那听起来像是个神话”。11月7日晚，在贵州省织金县城的一家嘈杂的小饭馆里，一位容貌秀丽的姑娘面色尴尬地对记者说。
这位姑娘就是“笑楚”。她的真实姓名叫李芊墨，32岁，一家网络公司负责人，现居上海。
这里是李芊墨已经逝世的父亲的故乡。最近数年中，她每年都要回来一趟。她正在尝试以织金县为探索源头，去揭开56个民族之外的另一个幽暗群体——“穿青族”的谜团。
民族身份的尴尬，从孩提时代开始就一直时隐时现地困扰着她。
李芊墨的父亲李发荣，1949年出生于织金县八步镇的一个偏远山村。十多岁就远离故乡，走南闯北，后来成家。
每年的农历四月八日、九月二十八日等穿青人的特殊节日，李发荣会当成节日来过，使得同事们常常笑称其为“苗哥”——在他们眼里，这位性格直爽的贵州汉子所说的“青”族，不过是苗族的分支罢了。
但李芊墨记得，她小时候见到自家的户口本上，“民族”一栏旁明明白白地写着一个“青”字。直到现在，在李发荣的大哥——居住在贵州省织金县的李发兴的户口本上，“民族”一栏旁，依然写着“青”字。
童年时代，李芊墨一直被父亲的同事们称为“小苗女”。但在家的时候，他曾经严肃地告诉女儿，“记住，你的民族是青族。”李发荣没有解释为什么。
这一切要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说起。
1953年，中国开展了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工作，理清国内各民族的基本构成是重点任务之一。在这次普查中，全国各地上报的少数民族名称多达400余种，其中贵州省就有80多种。“穿青族”正是其中之一。
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网站上，一份标题为《进行民族识别，确认56个民族成分》的材料提到了当年的普查情况，并指出：“这400多个名称中，有的是同一民族的不同自称或他称，有的是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分支的名称，有的是以居住地区的地名为族称，有的是不同的汉语译音，等等”。
两年后，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在贵州组建了一支50多人的工作组，开始深入毕节、安顺等穿青人聚居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这支工作组的带头人是著名社会学、人类学专家费孝通。中央民族大学博士杨然在博士论文《穿青人问题研究》(2006年)中描述了这次调查的详情。
在历时四个多月的调查后，工作组完成了一份《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分调查报告》，判断穿青人是明朝初年及以后一段时间内进入黔西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移民，并最终认定：穿青人是汉人而不是少数民族。
费孝通教授当时认为：“迁居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前后有若干批。早去的汉人曾经长期和内地隔绝，和后去的汉人，在语言、风俗习惯上有一定的区别，并且受到后去汉人的歧视，因而自认和汉人有区别，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人要求承认是少数民族。例如贵州的穿青、广西的六甲等。”
但基于民族团结的初衷，国家允许穿青人在个人资料中填写“青”这一带有少数民族色彩的民族成分。
1978年9月，在政协全国委员民族组会议上作题为《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的讲话时，费孝通回顾了当年工作组从历史、语言、地理、政治、经济等角度对穿青人进行民族识别的过程，并重申“穿青是汉人，是汉族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少数民族”。但他同时也强调，为了团结，“必须在政治、经济上对穿青人适当照顾，帮助他们更快地发展起来”。
然而，1950年代的结论一直不被李发荣这样的穿青人认同。
民间的自我识别
原织金县宣传部副部长张成坤就是其中之一。他坚持认为穿青人与彝族、苗族一样，是少数民族的一分子。这位71岁的老人自称穿青人，是当地穿青人中德高望重的长者。
11月8日上午，李芊墨找到了位于织金县一条狭窄小巷里张成坤的家。张成坤和王殿华已经等在家里。后者75岁，也是穿青人。
两位老者向李芊墨讲述了穿青人自我识别民族成分的往事。
1981年，贵州省政府开展全省未定民族的识别工作。织金、纳雍、大方三县的民族事务委员会牵头组成了一支数十人的工作组，开始对穿青人的民族成分问题进行第二次调查。张成坤、王殿华当年均是工作组的成员。
张成坤说，工作组采用查阅历史文献、家谱、实地考察、走访老年人等方式，搜集分析了穿青人的历史源流、迁徙历程、文化特征、民风民俗、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资料。
四年后，在成文于1985年2月的《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分调查报告》中，当地工作组提出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观点：穿青人是以贵州土著民族为主，并在漫长历史中与外籍迁入人口融合而生的一个少数民族。报告的结论是——“穿青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不是汉族”。这个观点至今被众多穿青精英人士所认同。
一个月后，这份报告被有关人员带到北京汇报。张成坤回忆说，这份报告加上厚厚一摞附加材料，“足足有八斤重”。
但报告最终未获批准。由于年代久远，关于那次汇报的详情至今少有人知。在张成坤的记忆里，从此之后，贵州省内再未对穿青人的民族成分进行政府层面的识别工作。但在民间，穿青人呼吁国家承认其为少数民族的声音却并未断绝。
1985年，中国开始逐渐实施身份证制度。次年4月，为了维护民族安定团结，贵州省下发了《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办公会议纪要》(1986)29号文件，明确指示在当地的穿青、蔡家等人群的民族成分问题“没有明确解决之前，先维持现状，即：凡已经按少数民族对待的仍按少数民族对待，填写民族成分时原来怎么填写仍然怎么填写”。
王殿华认为，正是29号文件的出台，使得被归入“其他未识别民族”的穿青人依然在含混中得以延续。
李芊墨拥有人生的第一张身份证是1997年，那时她在湖南读书，上面还是印着“青”字。
文化痕迹
在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后，我国正式确认了56个民族，其中除汉族外有55个少数民族。至于穿青族，仍旧被列为“其他未识别民族”。
虽然国家没有承认“穿青族”是少数民族，但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在全国约73万未识别民族人口中，穿青人的数量多达约67万。他们主要分布在贵州省西部的毕节、安顺、六盘水市、黔南、黔西南五个地、州、市所属的二十多个县内。
2006年8月，疾病缠身的李发荣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后，想回乡与亲人们作最后告别。已在上海工作的李芊墨专程陪伴父亲回了一趟陌生的故乡——织金县八步镇。
陪伴父亲回到故乡后的几天里，李芊墨走访了几乎所有亲戚——她终于与一直以来萦绕于心的穿青人对接了。一年后，李发荣与世长辞。
此后，李芊墨每年都回一次故乡。在那些穿梭在熙攘县城、偏僻山村的时间里，她总是随身挂着一部相机，希望记录到穿青人的文化痕迹。但结果让她惊讶——即便在穿青人数量超过20万的织金县，她甚至连一件穿青人的传统服装都未曾见过。
李芊墨近几年来对穿青人的认知，几乎全部来自于几年前偶然在织金县找到的一本书——《穿青人历史与文化》。这本书向她讲述了穿青人独一无二的图腾——猴;崇奉一种被称为“五显”的神祗;饮食上“天上不吃雕、鸽、雁，地上不吃牛、马、犬”，妇女有“三节袖两节衣”、“三把头”之类的独特服饰发型;还有种种异于外族的节日、婚姻、丧葬习俗……
这本书的主编——现任织金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宏枢正是穿青人。李芊墨这次回乡幸运地见到了他。
在陈宏枢家里，李芊墨终于见到了穿青女性的独特服饰—一整套青黑色为底，在领子、袖口、裙摆等处绣着五颜六色图纹的宽大长袍。李芊墨试穿了这套服装。她请人用相机从各个角度拍下了全新的自己。陈宏枢告诉她，这是以往穿青贵族妇女的款式。
服装是陈宏枢数年前专门托人定做的，但绝大多数时候都被摆在衣柜的最底层。陈宏枢说，类似的服装在整个织金县都踪影难寻，“别说是年轻人，连老年人都早已不穿了”。
第二天清早，在王殿华指引下，李芊墨在织金县另一位老人的破旧屋子里，再次见到了穿青文化的另一抹痕迹——三把外形类似二胡的陈旧乐器——一种穿青人在碰到红白喜事时必不可少的乐器。李芊墨记得小时候家里曾有过这样一把乐器，每当父亲小酌之后，就会拿出来摆弄一番，乘兴拉上几段。
要拜访的老人外出，在李芊墨的请求下，王殿华坐在一张旧沙发的扶手上为她演奏了一曲。演奏前，他花了不少工夫调试音色——乐器很久没被人碰过了。
当沙哑而古怪的琴声响起后，李芊墨安静地蹲在地上，一只手撑着下巴倾听，另一只手举着自己的iPhone手机记录。
老人家里几名幼童对琴声无动于衷，他们全被李芊墨手里亮晶晶的手机吸引住了。一曲拉完，王殿华将乐器轻轻放下，叹息着说，这种乐器现在也很少见了。
当李芊墨听说贵州六枝特区郎岱镇下辖的一个偏僻山村偶尔还有人穿着穿青服饰，甚至还有老人会梳穿青人特有的发型——“三把头”时，她又动身了。
经过不时会刮擦到汽车底盘的一段漫长山路后，李芊墨走进了这个小山村。
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已外出打工去了，只有老幼妇孺们留在家里。但他们的穿着打扮已与外人无异。听到李芊墨想看看“三把头”的愿望后，刚从庄稼地里回来的王礼芬满足了她的愿望。
这位67岁的穿青老人花了差不多十分钟时间，将李芊墨的长发东盘西绕后，束成了一个造型奇异的发型。李芊墨请人用手机拍下了整个过程。王礼芬松手之后，这个被李芊墨称为“传说中的发型”随即飘落消失。
临别前，王礼芬的媳妇——41岁的穿青妇女刘金兰送了几件她多年前缝制的传统穿青饰品给李芊墨。李芊墨兴奋不已，这是她搜集到的第一批穿青物品。但王礼芬对此感到难为情，她腼腆地笑着说，当地人现在穿戴这样的东西出门，会“很笑人”(意指会被别人笑话)。
李芊墨可不这样认为。
穿青人的文化痕迹似乎正在全方位退去。这让李芊墨十分不安。在贵州的日子里，她每晚都呆在宾馆整理旅途中记录到的图文音像资料。她打算把这些资料上传到互联网上供人们浏览。
迁移中的尴尬
现在，即便年轻一辈早在互联网上创建了专门的穿青人论坛，但在那些关于民族成分的热烈讨论中，大多是对已有资料的不断重复。
由陈宏枢牵头编撰的《穿青人历史与文化》几乎是当地唯一关于穿青人的书籍。但这本七年前只印了2000本的书末尾印有“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从未公开发行。
在毕节，“穿青人”似乎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毕节日报社的杨春明说，除了领导姓名旁的标注外，“穿青人”这三个字从未在毕节当地的媒体上出现过。他说穿青人“就像一个报道禁区”。
由于国家的民族代码标准中没有“穿青人”一项，当穿青人离开贵州到外省求学、工作时，他们往往会因为找不到对应的民族代码，而遭遇到难以办理身份证、户口迁徙之类的困扰。
杨春明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
三年前，他的儿子考上了上海一所大学。当时由于户口无法迁入当地派出所，一度不能获得学籍。杨春明最后托人找到关系才解决了问题。“其他人的民族成分都是打印的，只有我儿子的是手写上去的”。
《南都周刊》记者在贵州省内穿青人最多的毕节市采访时(织金县即属该市管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领导称，目前当地有上百万人长期在外求学、务工，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穿青人，“他们应该享受到与其他民族同等的政府服务”。但他承认，现实中很难实现。
甚至在毕节大方县，当地企业家李发永数年前在办理二代身份证时，拿到的新身份证上，原先的“穿青人”莫名其妙地被改成了“汉”。
这位57岁的企业家对此倒是不太在意，“现在全民族大团结，什么族都无所谓”。他的精力都放在了企业上。但他的小儿子——31岁的李华难以理解父亲的态度，“如果是我，就一定要去问个为什么”。
这位身材高大的年轻人说，每当他听到穿青人的民曲民调时，感觉“就像在跟祖先们交流一样”。他认为外界的流行音乐永远不会有这样的力量。
曾在大方县坡脚中学任教的退休教师李辉回忆说，大约在2003年前后，国家在针对穿青人民族成分的填法时提出过统一填写“汉族”的意见，但这一度在穿青人中激起了不小的反对情绪。事后，贵州省民委联合省公安厅将此情况上报了上级有关部门。这一说法在杨然的论文中也有提及。
2003年8月28日，公安部下发了一份文件——《关于对贵州省革家人和穿青人居民身份证民族项目内容填写问题的批复》，批复意见为“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对你省革家人、穿青人按照‘凡已按照少数民族对待的仍按少数民族对待，填写民族成分时原来怎么填写仍怎么填写’的原则，在办理居民身份证时，采取一种过渡办法，可填写为‘革家人’、‘穿青人’”。
这一政策“过渡”得并不好——去年，李辉在换二代身份证时，碰到了与李发永一模一样的遭遇——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原本的“穿青人”变成了“汉”。在他之前，李芊墨也因相似原因，变成了汉族。
另一名目前在北京某政府部门工作的穿青人郭翰超，今年6月24日曾到国家民委政策法规司与有关负责人进行了交流。该机构的一项主要职责就是承担民族识别工作。
根据郭翰超的讲述，国家当前对穿青人民族问题的解决态度是，“总体思路是不着急，要维护社会稳定，稳妥地采用各方都能接受的办法加以解决”。具体而言，就是在不突破现有55个少数民族界限的框架内，基本原则是将穿青人“归并为相似的少数民族”。
但郭翰超从政策法规司了解到，目前国家民委正在各地开展调研，并建议第三代居民身份证不出现民族成分。如果这一建议最终得以实施，穿青人今后办理第三代居民身份证时，将不再为民族成分无法确认而费尽周折。
民族身份带给穿青人的不只是迁徙上的麻烦。2005年，李芊墨和多位女性网络写手出版了两本情感类书籍。新书在北京开新闻发布会时，当出版人介绍了李芊墨的“穿青人”身份后，不少人眼中满是怀疑，“他们以为这是策划出来的噱头”。
“我不怪外界的不理解，因为我也对自己的民族一所无知，就像语言障碍者一样，说完一句‘我是穿青人’，便没了下文。”李芊墨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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