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 东胡 突厥三大族系人种的探索

本文依据古典文献和考古资料，对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的匈奴、东胡、突厥三大族系的人种作一探索，并对国内外前人所提出的论点略抒己见。我认为匈奴、突厥均属突厥种，东胡属蒙古种。　　近20年来，中国学者潘其风、韩康信先后发表了几篇专题论文，研究匈奴、鲜卑、突厥各族的种属，为学术界探索匈奴、东胡、突厥三大族系的人种，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和先导。种属与族属不同。区别各民族（或部族）要根据各族的语言，经济类型，生活地域，风俗习惯和心理素质等的不同要素；而区别各族的种属，则要根据人体特征，如头骨（颅盖骨）形态，眉弓，眉间突度，额倾斜度，鼻突高低，面宽大小，身材高矮，肤色，发色（头发颜色），眼色素深浅等。　　本文不拟详论人种学上的各种问题，只探索北方各族——主要是 匈奴 、东胡、突厥三大族系究属蒙古种抑属突厥种，从而辅助把各族的族源族属弄清，因为这些问题，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尚争论不休，不一其说。一、匈奴的人种　　潘其风、韩康信二位学者在《内蒙古桃红巴拉古墓和青海大通匈奴墓人骨的研究》①一文中，根据内蒙古伊盟杭锦旗桃红巴拉生产队所在地属于战国时期的匈奴墓葬出土的人骨及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附近发现的东汉时期的匈奴墓葬出土的人头骨进行研究，认为：（1）桃红巴拉M[，1]墓及M[，2]墓的人骨显示出蒙古大人种的特征。（2）大通县出土的人骨三具都属于蒙古大人种。但潘、韩二氏又说：（1）桃红巴拉出土的人骨，M[，1]和M[，2]的骨骼均残破不全，很多部位都已残失，是经过修补后才进行鉴定和研究的，故不能做较多的测量和比较。（2）能够明确地定为属于匈奴族的颅骨材料，至今发现数量很少，漠北诺颜山及其周围墓葬出土的人骨更是寥寥无几。（3）桃红巴拉出土颅骨的面部特征与贝加尔湖出土的匈奴颅骨有些相似，但头盖骨的水平直径和横径所反映的头型则存在着较大的差异。（4）60年代中，匈牙利人类学家托恩，研究了在前蒙古人民共和国胡吉尔图地方发现的一具男性颅骨，因这具颅骨已经破损，使得头指数无法测知，但看起来好像与桃红巴拉的头型有些差异，而大通颅骨的头型也与贝加尔湖的颅骨不尽相同。　　潘、韩二氏综合上述四组的颅具材料，即（1）桃红巴拉一组，其时间约属于公元前3世纪；（2）贝加尔湖一组；（3）胡吉尔图一组，这两组的时间较晚，均约为属于公元前1世纪或公元前后；（4）大通一组，其时间最晚，约为属于公元2世纪。并引用前苏联人类学家杰别茨的推断，认为外贝加尔湖地区的匈奴人并非其前一阶段居民的直接后裔；而另一位人类学家高赫曼则更进一步认为外贝加尔湖的 匈奴 人是外来的。　　此外，潘其风还在《毛庆沟墓葬人骨的研究》②一文中说，1979年夏，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乌盟凉城县毛庆沟发掘了一批属于战国时期的墓葬，共采集到26例个体的头骨和下颌骨，其中完整的有14例（男六、女八）。潘氏认为，毛庆沟墓葬头骨的体质形态特征，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的现代华北组接近，与北亚和北极区类型差别明显，只是面部扁平性上与北亚类型有些相似。毛庆沟的头骨绝大部分出自与匈奴文化有关的墓葬，在中国所采集到的与匈奴有关的人骨中，这是数量较多、保存较为完整的一批材料，这对于研究匈奴的体质类型有重要的价值。　　潘、韩二氏为国内著名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对匈奴人种的研究用力颇勤，但因数据奇缺，且出土的地点和时间都不大集中，因而他们对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敢十分肯定（这是他们治学态度严谨的表现），而引用外国学者的说法，也各有分歧。看来匈奴人是否属于蒙古人种的问题，尚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这里需要考虑人种学材料应与文献数据的互相参证。中国史书记载，匈奴自公元前3世纪兴起之后，不断与西汉王朝“和亲”。汉朝每年都遣送公主至匈奴嫁给单于，而随从公主陪嫁的侍女也不在少数③。从汉初开始，中原就有不少汉人越过边塞逃往匈奴，或因战败留落在匈奴，此后还不断有人奔赴匈奴地区居住④。高帝刘邦时，燕王卢绾因涉嫌叛汉，亦曾率领家人及数千骑兵逃往匈奴⑤。武帝时，大将李陵因兵败，亦有2000余士卒随同他一起投降匈奴，单于把他的女儿嫁给李陵为妻⑥。汉使臣苏武出使匈奴，被单于扣留，流放在北海（今贝加尔湖）为时长达19年之久，苏武娶当地匈奴女子为妻，生子名兴国⑦。至于匈奴人因经常南下入侵，从汉初至昭帝时止的六、七十年间，先后把中原汉人虏入匈奴做奴隶的人口，至少也在100万以上⑧。其中年轻貌美的女奴可能被奴隶主纳为姬妄（如汉末蔡文姬被虏后被匈奴左贤王纳为姬妄）⑨。可见匈奴人与属于蒙古大人种的汉人混杂的情况。　　以上是指西汉时期的情况，东汉以后匈奴人与鲜卑人的混杂，数量也很可观。史载公元91年北匈奴因与汉朝的战争失败，主力西迁，但有10余万落（“落”即户）约数10万匈奴人仍留在漠北，加入了属于蒙古种的鲜卑人群中去，“皆自号鲜卑”[⑩]，也就是与鲜卑族人融合在一起，并互相通婚，所以后来出现了“匈奴父鲜卑母”的“铁弗匈奴”这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11)。　　如此庞大的属于蒙古种的汉人和鲜卑人与匈奴人在血统上混杂，不能不在人种类型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匈奴的某些人骨中出现蒙古人种特征的现象，是很自然的事。　　此外还有一个匈奴人是否也曾与羌族人混血的问题也不能不考虑。考大通县在青海省西宁市西北，向东北渡过大通河即可到达河西走廊的武威市。武威市在汉代称姑臧，其地羌、胡杂处，有不少匈奴人经常至姑臧与羌人市易货物。《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日市四合（每天开市交易四次）。”故青海大通墓葬出土人骨的种属，究为匈奴人骨，抑为羌族人骨，或为匈奴人与羌族人混种的人骨，似乎都很难遽作定论。　　对于匈奴人种的研究，我们除了利用人种学资料外，还可以利用考古学数据。根据考古发掘，漠北的诺颜山第25号匈奴墓葬出土了一幅匈奴人像刺绣画(12)。画中人头发浓密、梳向后方，前额宽广，眼睛巨大，上唇有浓密的胡须，面孔严肃，显得很威严。蒙古考古学家策?道尔吉苏荣认为这个绣像的画中人就是墓主，是个匈奴人。由于蒙古人没有胡须，故一般学者认为这个绣像的主人不会是属于蒙古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人像的眼珠虽绣成黑色，但瞳孔却用蓝线绣成。这就对于解决匈奴人属于突厥种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因为突厥人的容貌特征（人种特征）之一就是蓝眼多须，而这个匈奴墓中出土的匈奴人绣像，正是蓝眼珠和有浓密的胡须。还有，这个绣像面孔严肃，显得很威严，这与《汉书》卷六八《金日??传》传说“日?? （音觅低）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严（严肃、威严）”，完全一致。金日??是匈奴人，《传》载“金日??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55—1957年在陕西长安县沣西乡客省庄发掘西周墓葬，发现一座特殊的墓（第140号墓）。据考古学家鉴定，认为截至1957年止，这是中国境内发掘出唯一的一座匈奴古墓，死者可能是匈奴使臣或使臣的随员；出土的大多是匈奴的物品。墓内随葬物有两件长方形透雕铜饰(13)特别值得注意。透雕的花纹是：两侧各有一颗树，枝叶茂密；树下各系一匹骡子，都有辔鞍；中间二人，高鼻，长发，穿绑腿裤；两人互相搂住对方的腰部和一腿，作摔跤状。高鼻是突厥人的容貌特征（人种特征）之一。这两块铜透雕中的匈奴人既然也是高鼻，那末对于判别匈奴人属于突厥种，也增添了一种物证。　　诺颜山第25号匈奴墓葬是一座大型的贵族墓葬。从这个墓葬的规模宏大和随葬品之多，可见墓主并非匈奴的牧民百姓，而是一个身居要职的人物。诺颜山在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北70英里处，当时属匈奴最高统领中心单于庭的辖境。该山周围有大群的匈奴墓葬，但很少发现墓主的人像画。足见这个墓主如不是一个最高统治者——单于，最低也是一个位列诸王的显赫贵族。故这个墓出土的人像刺绣画的容貌特征（人种特征）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加之与客省庄第140号墓出土的透雕铜饰的人物形象及《汉书?金日??传》互相印证，其证据力较之人种学材料，实有过之而无不及(14)。　　以上是叙述出自匈奴人的主要活动中心大漠南北所发现的人种学和考古学的材料。至于匈奴强盛时其势力所及的天山一带及公元91年西迁后在中亚地区停留期间的人种学材料，外国学者也有发现。但天山一带和中亚地区更多属于突厥种的各族人民。匈奴与他们接触或通婚，自然会发生混血。正如美国学者W.M.麦高文在论述西迁后匈奴人的种族成分时所说：　　匈奴人因为曾经久居远东，且常和中国人及其它的蒙古利亚种人通婚，故极可能在他们的血管中渗有颇多的蒙古利亚种血液，因使哥德人及罗马人对他们的外貌感到惊异，可是他们决不是纯血的蒙古利亚人。即使匈奴人仍居于蒙古利亚境内时，已因与印度欧罗巴种的阿兰那人及各种芬乌格里安人民杂婚之故，而使其所含的蒙古利亚种因素趋于减少而不增多。这一主张，更因在匈牙利及欧洲其它各处匈奴古墓中发掘所得的人骨而获得证实。从这些骨骼加以判断，可知公元第4世纪及第5世纪时侵入欧洲的匈奴人，其种族带有高度的混合性，而其中的蒙古利亚血统不过是若干重要因素之一而已。(15)　　敏岑海尔芬也说：　　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遗留下的材料太少，不能在匈奴游牧部落中确定各个种族的关系。此外，大多数的头盖骨都是从一般下层牧民的坟墓中挖出来的，匈奴贵族的户体很多都被毁坏了。有些“欧蒙型”（即欧洲型与蒙古型的混合型）的头盖骨可能是阿兰人的(16)。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玛利亚人中，有的是南西伯利亚型的。其余在Vienna Cimmering坟墓中发现的一具男尸虽被认为是匈奴人，其实也是混血人种。(17)　　最后附论一下中国考古学者朱泓在黑龙江省文管委会主办的《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发表的题为《人种学上的匈奴、鲜卑与契丹》一文。文中把匈奴人种归入蒙古大人种的类型，这一点与潘其风、韩康信二位的主张大体上相仿。只是认为：“据有关学者研究，桃红巴拉墓葬可能属于林胡的遗存，而崞县窑子、毛庆沟、饮牛沟的墓葬则可能与楼烦有关。林胡、楼烦至战国晚期已改称匈奴。故上述各考古遗存又被称为‘先匈奴文化’或早期匈奴文化”(18)。如果朱氏的这两个“可能”能够证实，那末桃红巴拉等地墓葬的人骨就不是匈奴人的人骨，而是属于被赵国和被匈奴征服和吸引的附属部落（林胡、楼烦）的人骨。匈奴附属部落的人骨并不能代表、尤其不能等同于匈奴的人骨。　　此外，朱氏文中还把北匈奴的人种与南匈奴的人种分开，认为二者在“种系构成方面存在着不同的来源。……正是这一种族渊源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离心力，早已在貌似强大的匈奴共同体内部埋下了分裂的种子，最终导致了南北匈奴的分背”。这就是说，东汉初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人种渊源的不同。　　我个人认为，上述这个说法需要商榷，因为：　　（1）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载，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为了争夺“单于”这个位置的最高权力。其时匈奴北部（漠北）连年发生天灾，“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驻牧于匈奴南边管领八部之众的右奥?K日逐王比（名“比”）乘机归附汉朝，自立为单于（南单于），建立南单于庭于汉西河郡的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一带），与漠北的蒲奴单于对立。于是匈奴遂分裂为南北。　　（2）匈奴分裂的潜在政治因素由来已久。同上《传》载，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单于舆（名“舆”）死时，比因不得继位为单于，口出怨言，“内怀猜惧，庭会稀阔”（不常参加单于庭的最高会议）。蒲奴单于欲杀右奥?K日逐王比，这就迫使比不得不背离蒲奴而独立。可见匈奴分裂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不是由于种族上的原因。　　（3）匈奴是一个包括众多不同民族成分或种族成分的部落的部族，研究匈奴的人种，应以匈奴族的核心氏族——挛?L氏（19）（历代单于所从出的氏族）的人骨为代表，才具有典型意义。其它与挛?L氏血缘亲近并互相通婚的氏族如呼衍氏、兰氏、须卜氏……等的人骨也同样具有代表性。但与挛?L氏等无血缘关系的附属部落或被役属部落的人骨则没有代表性。过去国内外学者对于这方面注意不够，似应重新审定哪些墓葬出土的人骨是属于匈奴核心氏族的人骨，而哪些非是，才能正确地解决匈奴的人种问题。南单于和北单于的氏族谱系证明，他们都是冒顿单于的子孙，都是属于挛?L氏的族系。故他们的分裂仅为政治上的分裂，并非种族上的变异，故与种族来源无关。

二、东胡——鲜卑和契丹的人种　　东胡的人种学材料，现时发现的很少。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组，曾于《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赤峰宁城夏家店上层文化人骨研究》的文章，对夏家店上层文化（东胡文化）遗存的人骨进行过研究。文中说，年代相当于西周至春秋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的头骨，是偏长的中颅型、颅高较高，为高颅型和正颅型，面宽较窄，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华北人头骨比较接近。而在鼻型和面部扁平度上有些接近北亚蒙古人种。后一特征在女性头骨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从头骨测量比较，这些头骨和现代通古斯头骨之间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　　潘其风、韩康信二扬学者曾根据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苏木（乡）和扎赉诺尔两地及巴林左旗南扬家营子的古墓出土的颅骨材料（20）进行测量，并作了一些比较研究，从人类体质特征方面探索鲜卑的人种类型。据参加发掘或清理、调查上述三处墓葬的学者说，这三处墓葬的时代大致都相当于东汉时期（但年代略有早、晚之分）。墓中出土的遗物都以游牧民族的遗迹为主，在文化内涵上也反映出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潘、韩经过详细研究之后说，完工、扎赉诺尔和南杨家营子三组颅骨的体质特征，在大人种方面都应归入蒙古人种范围，并且与现代亚洲蒙古人各分支中的西伯利亚（北亚）、北极和东亚蒙古人种分别有程度不同的接近关系。完工组显出与北极蒙古人种相似的成分居多，可能还含有一些西伯利亚和东亚蒙古人种的因素。扎赉诺尔组主要是西伯利亚蒙古人种和北极蒙古人种的混血类型，某些个体上反映出较强的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性状，同时也不排除在某种程度上还杂有一些东亚蒙古人种的因素。南杨家营子组的情况同扎赉诺尔组有些相似，但在该组所见的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性状则更为明显。总的说来，完工组与扎赉诺尔组的面部形态特征比较接近，而两者的差异仅仅主要表现在头型和颅宽，即完工组独具长颅和狭颅，最大颧宽也较大。南杨家营子组与扎赉诺尔组相近的项目较多，只是南杨家营子组低颅型的出现率略高，头高的绝对值也更小，颧宽较狭，面部更为扁平。南杨家营子与完工组之间的差异比较大。　　关于上述三批颅骨的族属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是认为属于鲜卑（翦伯赞、马长寿、宿白三位老一辈的学者均主此说）；二是认为非属鲜卑，乃是属于 匈奴 （中科院考古研究所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中主此说）；三是认为不论鲜卑说或匈奴说都论据不足（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主此说）。　　我个人认为，匈奴人不属于蒙古种，而是属于突厥种，上文业已论证。故完工等处三批人骨虽有若干接近或类似匈奴人种的性状，但也不能因此便认定为匈奴的人骨。因为原先活动在辽东、后来占领了漠北匈奴故地的东部鲜卑人，曾于东汉时期（公元91年以后）吸收了数十万匈奴人的加入，并与他们通婚，二族间发生较多的混血，后来东部鲜卑与拓跋鲜卑又长期混杂，因而在鲜卑（不论是东部鲜卑抑是拓跋鲜卑）的人骨中出现匈奴人骨的性状，是很自然的。正如学者朱泓在《人种学上的匈奴、鲜卑与契丹》一文中所推测的那样：“完工组所体现的以北极蒙古人种为主要体质因素的特点，可能代表了拓跋鲜卑祖先类型的特征，而扎赉诺尔居民中种系成分的复杂性，表现了他们很可能是鲜卑、 匈奴 两族混血的产物，抑或他们中的某些人本身就可能是‘自号鲜卑’的匈奴族成员。”此说值得参考。　　其次，完工等处三批人骨都没有发现匈奴人所具备的显著的深目、高鼻、多须等人种特征，这就可以否定这三批人骨属于匈奴人骨的说法。反之，完工等处三批人骨的颅型、鼻型和面型等形状却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东胡文化）的人骨大体上相合（或接近），这就可以推断完工等处三批人骨的人种学类型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类型的人种学遗存基因是一脉相承的（“遗存基因”为区别人种的重要标志之一）。这种遗存基因一直影响到东胡族系的鲜卑后裔。故法国学者伯希和（Pelliot）在《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一文(21)中，断言原来属于辽东慕容鲜卑、后在西迁至青海的吐谷浑人亦为属于蒙古语系（语族）的人种。　　第三，完工等处三批人骨出土的年代既在东汉时期，其时匈奴业已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早已入塞，北匈奴主力不久也西迁中亚。当时留在漠北的尚有数十万匈奴人无所统属，都全部跑到辽东加入了鲜卑，此后逐渐鲜卑化，成为鲜卑的一个组成部分，与鲜卑完全融合为一体了(22)。故说完工等处三批人骨出自东汉时期的匈奴人，这就与史书记载匈奴人的事迹和活动地区不大符合。　　第四，考陈巴尔虎旗在今伊敏河下游、海拉尔市北部，扎赉诺尔在陈巴尔虎旗之西。经考古资料证明，这些地区都是拓跋鲜卑的祖先从大鲜卑山向西南移徙时所经的路线(23)。巴林左旗在西拉木伦河西北、阿鲁科尔沁旗之西，其地正在乌桓族驻牧地乌桓山的周围；而鲜卑族驻地的鲜卑山则在科在中旗之西，与在大兴安岭北簏的大鲜卑山仅隔岭相望（鲜卑山在大兴安岭南麓）(24)。故完工等处三批人骨出土的地方，都是属于当年拓跋鲜卑或东部鲜卑的活动范围。因此不论这三批人骨是属于拓跋鲜卑或是东部鲜卑，总之都是鲜卑族的人骨。而东汉时期 匈奴 人却没有在上述地区作过较多的停留，因为前、后《汉书》的《匈奴传》都明确记载，匈奴自西汉时被汉武帝多次击败后，不仅“漠南无王庭”，统治中心日益西移，东部地区的匈奴人口也随着西去；北自今伊敏河下游，南至西拉木伦河一带早已尽为乌桓鲜卑人独霸的天下。故说上述完工等处三批人骨出现在东汉时期，那末在时间上和地域上都不可能是匈奴的人骨。　　契丹属东胡族系，是鲜卑族的一支，故研究契丹的人种，对于进一步了解东胡——鲜卑的人种有重大的意义。1981年内蒙古乌盟察右前旗豪欠营辽代墓葬出土了保存完好的一具女尸（M[,6]墓）和一具男尸（M[,3]墓），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宝贵实物数据。　　据北京自然博物馆人类学学者邵福根对这具M[,6]墓出土的契丹女尸的体质形态进行了多项目的详细比较研究之后说：在17项比较项目中，有8项在南亚蒙古人种的范围之内或互相接近；有7项则在东亚蒙古人种范围或接近。因此，女尸头骨的特征基本上属于南亚和东亚蒙古人种的特征；年龄估计在30—35岁(25)。　　对于M[,3]号墓出土的契丹男性尸体，北京自然博物馆另一位人类学学者时墨庄也在做了详细的比较研究后说：从葬具、葬式观察，这具男尸显为契丹的中上层贵族，年龄在40岁左右；从他的颅形、鼻形及铲状门齿等人骨特征观察，无疑地应列入蒙古大人种之内。　　随后，时氏又从人骨的多种项目与鲜卑男性人骨比较，继续说：通过这一比较可以看出，M[，3]墓人骨与其它几处鲜卑人骨有许多相近似的特征，特别是与东汉古墓中与鲜卑族有关的南阳家营子人骨最为接近，而南阳家营子所属巴林左旗，正是契丹族兴起后第一个京都（即上京临潢府）的所在地。这进一步说明契丹族祖先在体质上与东汉时期鲜卑古墓的人骨有着更多的联系。至于其间的差异，则可能是由于契丹族后来不断向南发展，因与当时其它邻近民族互相融合的结果。此外，时氏还以M[,3]人骨与近代蒙古族人骨比较，认为契丹族的后裔可能与该地生活的蒙古族人有关，故其后裔须从近代蒙古族中去寻找(26)。　　最后，北京自然博物馆还有一位人类学学者张守祥，他对M[,6]和M[,3]两墓出土的契丹女尸和男尸进行了人骨生前面貌的复原工作之后说：从头骨复原面貌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它的唯一客观基础就是头骨，面貌的一切特征都是对头骨分析研究的结果。如今通过对契丹人头骨复原出来的头像，都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点，即脸部比较扁宽，颧骨较高而且横突，鼻梁较低，两眼之间距离较大。这样就进一步证实了种属鉴定的正确。此外，男性复原像还具有现代蒙古人的显著特点，这就为研究契丹族后裔提供了证据(27)。

三、突厥与回纥的人种　　突厥族分布的地域极为广泛，东起今贝加尔湖，中经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天山、东哈萨克斯坦，西至顿河沿岸，直至欧洲的乌克兰，都有他们的踪迹。故在近世纪以来，仅仅依据零散、有限、不全面的出土人骨进行研究，去确定突厥的种属，各家之说，自然难免分歧。韩康信先生在《塞、乌孙、匈奴和突厥之种族人类学特征》一文中，对前苏联学者研究突厥人种的情况有过介绍。他在文中转述金兹布尔格的看法，认为南西伯利亚和南阿尔泰山区的突厥人，是属于混杂的南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类型，而山前阿尔泰、东哈萨克斯坦、天山及南俄罗斯草原的突厥人则有程度不同的蒙古人种和欧洲人种的混杂。金氏还说，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属于公元6—8世纪突厥人的人类学类型并不是单一的。他又说，公元8—10世纪阿尔泰居民的人种特征，在南部山区的和北部山前地带的不尽相同，即南部阿尔泰居民的头骨是以南西伯利亚蒙古人种成分占优势，而北阿尔泰居民的头骨则更为混杂，其中可以明显地追踪到欧洲人种和蒙古人种的不同成分。　　金氏说，被伯恩斯坦定为公元8—10世纪的天山及葱岭——阿莱地区墓葬出土的人骨，天山的具有大欧洲人种的成分，这反映了他们同具有欧洲人种特征的当地土著居民发生过较多的联系和混杂，因此在人类学类型上便出现了更多的欧洲人种特点。　　金氏最后说，突厥的族源无疑是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其起源地区应该位于北方蒙古人种分布的范围之内，且与分布在东部的欧洲人种地区靠近。早期的突厥人曾沿着古代欧洲人种居住的地区向西散布，并同时与当地居民的混杂也逐渐加强。后来西突厥汗国（公元562—740年）政治势力的扩张，它的种族力量同时也得到扩大。　　另一位前苏联学者阿力克谢夫，在分析中亚、哈萨克斯坦及其邻近的中世纪突厥人的人类学资料之后，也认为突厥人是在混杂的欧洲人种与蒙古人种类型的环境中形成的。他们有许多共同的人种特征，如短颅化、面宽适度、面部扁平、突起的鼻等等。所以他们向西迁移时，不仅带有蒙古人种的成分，而且带有欧洲人种的综合特征。这种人种综合特征的组合，大约早在铜器时代便已形成，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突厥游牧民族在向中亚西迁的过程中，经常处在同当地居民的遗存接触之中，并在那里吸收了欧洲人种的成分；与此同时，当地居民的蒙古人种化也在进行，而这种蒙古人种化的“潮浪”却是由突厥人向西方的移动引起的(28)。　　韩康信先生在文中说，目前在大漠南北地区还没有发现可以肯定为属于突厥人的人类学材料。只有前苏联学者A.H.优素福维奇1949年发表过据说是在新疆罗布泊挖到的所谓古代突厥人的人头骨，共四具（三男、一女），所属时代可能晚于公元6世纪。但他对这组人头骨的种族成分还不能肯定；而罗布泊也不属大漠南北的地域范围。　　我个人认为，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曾在公元6—8世纪活跃在大漠南北及西域、中亚的突厥族，在它兴起之前已被柔然族征服，后于公元552年摆脱了柔然的统治，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突厥汗国，控地东自辽水，西至中亚阿姆河。公元583年分裂为东西二部，以阿尔泰山为界，其东属东突厥汗国，其西属西突厥汗国；东突厥汗国覆亡后，于公元682年在大漠南北重建的汗国史称后突厥汗国。突厥强盛时，不仅击灭柔然，还西破厌哒，东击走契丹及奚，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族(29)。考柔然、契丹及奚俱属东胡族系，在人种上属蒙古种。厌哒，通说谓它为与大月氏混血的匈奴人，印度和东罗马史家都称它为“白匈奴”。契骨属铁勒族系，与突厥同种。东突厥及后来重建的后突厥长期活动在大漠南北（即后来地理学上称之为蒙古高原的地区），并先后虏去了数十万汉人做奴隶(30)，与这个地区的亚洲蒙古人种接触频繁和互相通婚，自然会混入蒙古人种的成分，难怪前苏联学者金兹布尔格说突厥的人种学类型并非单一。至于西突厥汗国长期统治阿尔泰山以西的西域和中亚地区，本来就散布着不少属于操突厥语的各族，这样突厥人与当地土著居民的混血就更容易了。　　由于突厥人在人种学上自成一种（突厥种，大人种中的一个分支），他们所操的突厥语在阿尔泰语系中也自成一个语族（突厥语族），而且他们的后裔在今新疆、中亚和小亚细亚还多有遗存，故突厥人的种属在学术界争论不大。　　回纥与突厥同族，也说突厥语，故回纥的人种特征，基本上与突厥相同。公元840年西迁前的回纥，它的主要部分驻牧于仙娥河（今色楞格河）和温昆河（今鄂尔浑河）流域，在突厥和薛延陀之北。这三族（回纥、突厥、薛延陀）都是属于铁勒族系的分支。在目前的考古中，还没有发现可以明确肯定为属于回纥的人骨材料，故探索回纥的人种特征，除参考突厥的人种特征外，仅能利用文献及其它间接的数据。正由于资料奇缺，故中外学者对回纥人种类型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对于回纥西迁后，由迁往今新疆东部的高昌回鹘（回纥于公元788年改称回鹘）逐渐演变形成的维吾尔族的人种特征，说法更是分歧。　　中国史书表明，由于回纥与唐朝关系特别密切和十分友好，回纥人入居唐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者经常有百千万人，或从事经商，或建屋长住，有的还与唐人通婚；而唐朝亦曾先后以宁国公主等好几位公主嫁与回纥可汗为妻，双方使节频频往返，唐朝对回纥可汗的册封和赏赐连续不断，马、绢贸易更是巨额、大宗。当时回纥与唐朝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彼此影响剧烈，因而在种族成分上自然也会互相混杂。这就是有许多外国学者认为回纥人具有或多或少的蒙古人种成分的原因。　　其实，回纥人的人种特征最显著之一就是深目高鼻的外貌。《北史》卷九七《西域传》于阗国条载：　　自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以西，诸国人皆深目高鼻，唯此一国（于阗）貌不甚胡，颇类华夏（中原汉人）。　　著名突厥学家耿世民教授也说：　　关于古代塔里木盆地民族在人种学的特点……（除前引《北史?于阗国条》外），证以现存南疆各地千佛洞壁画上的材料和现代维吾尔族在人种学上的某些特征，应认为《北史》上述记载是关于古代塔里木盆地居民人种特点的生动写照。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塔里木盆地在纪元后第一个千年期间居住着几个具有较高文化发展水平的、操不同语言的、一般说属于深目高鼻类型的民族集团。(31)　　新疆阿尔泰山和天山一带，自古以来就有不少操突厥语的各族生息繁衍，故在很早的历史时期突厥人居住该地并在那里发迹、强盛，因此这个地区，在公元840年回纥西迁以前早就突厥化了。甚至在公元4—5世纪期间，即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今甘肃河西走廊西部毗邻阿尔泰山的地区，在“西凉”政权辖境之内，就有不少深目高鼻的少数民族人民在那里生活，这从考古的出土文物中可以证实。1977年甘肃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在酒泉市丁家闸生产大队和嘉峪关市观蒲生产大队的所在地发掘了8座晋代的墓葬，其中有一座（编号为JM5）是大型壁画墓，据鉴定为属于西凉主李灏（公元400—416年在位）的墓葬。墓内壁画内容丰富，中有一幅出游图，图中除绘画墓主的仪仗架势和气派外，右侧绘一运输车队，有四辆独轮车，四个推车人，其中一人深目高鼻，另一人着汉族服装。另有一幅绘耕地场面，一人耕地，一人耙地，一人扬场，三人均留少数民族发式，着少数民族服装，皆深目高鼻(32)。从这些壁画的人物，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河西走廊西部地区的民族关系，另一方面反映了回纥西迁之前，不仅高昌（今吐鲁番）以西有许多深目高鼻的突厥化的居民，而且在高昌以东也有不少深目高鼻的突厥化的人口。公元9世纪中叶突厥的同族——回纥西迁之后，经过几个世纪与当地土著居民的混杂、通婚和民族融合，由于操突厥语的回纥人，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语言和人口数量，都在北疆和南疆占居优势，因此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便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与回纥的民族渊源关系，史书记载是明确的。在人种上，由于现时维吾尔人仍为深目高鼻，故人种特征的遗存与承继，也不难找到它与回纥人（突厥种）的遗存基因（即相同人种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