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捐赠不该遭遇道德丈量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对灾区人民的关爱和同情，捐款总数已经超过500亿元。这不仅是我国慈善优良传统道德的延续和升华，而且极大地彰显了人性向善的力量，同时为捐赠者和受捐者输送了丰富的道德给养。然而，在这场史无前例而又感人至深的捐赠活动中，少数企业、组织和个人在捐赠上的种种表现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一方面显示了普通民众对公民道德的重视和社会的道德进步；另一方面也有人把捐赠数量和道德境界简单画等号，陷入误区。　　道德评价没有金钱尺度，捐多捐少取决于恰当、适度与否　　慈善是一种社会行为，是指在政府的倡导或帮助与扶持下，由民间团体或个人自愿组织与开展活动，对社会中遇到灾难或不幸的人，不求回报地实施救助的一种高尚、无私的支持和奉献行为。慈善捐赠通常是以一定数量的金钱和物品的形式表现出来。灾难发生以后，人们在对灾区民众的遭遇表示同情的同时也往往对组织、个人特别是富裕阶层为灾区捐赠款物的数量和捐赠行为背后的道德意蕴表现出极大关注。积极开展道德评价本无可厚非，但几乎都是以捐赠数目多少来评价其道德水平的高低或爱心的多少。在这个评价标准背后隐藏着一个深刻的道德哲学命题，这就是道德评价到底有无金钱尺度？　　道德与财富并无直接同一关系。道德的发展与财富的增长并不成正比，道德高尚的人不一定是经济富裕的人，经济贫困的人也并非道德低贱的人。从2007年全国道德模范名单中可以发现，绝大多数道德模范并不富裕，生活拮据和经济窘迫丝毫不能妨碍他们的爱心和善举。　　反过来，不少腰缠万贯的富翁或者经济条件较好的普通百姓却是道德上的落后者。面对弱势群体，他们拿出的不是爱心而是冷漠。　　道德模范名单出现的“富人缺位”使人不禁思考：要么是道德模范的评选标准不重视企业家和明星对社会发展的经济文化贡献，所谓道德仅仅是纯粹意义上的道德，这显然偏离了现代社会道德的崭新内涵；要么就是企业家“谋其利不正其义”，即商人的目的就是赚钱，社会公益不是企业家的事情而是慈善家的事情，这显然不是民族企业家的本色。对这两个问题的深究，相比会得出令人难堪的道德结论，笔者只是借此例来强调道德与财富并非直接同一。　　在慈善捐赠问题上，不能把一个人道德高尚与否简单地和他们所占有的财富画等号，不必强求“企业家一定是慈善家，慈善家也一定是企业家”。所以，面对出手大方的组织和个人，我们表示由衷敬佩，而面对微薄的付出，我们也不足为怪。款物有多有少，皆显人间大爱。　　捐赠数量与道德境界具有正态关系。冯友兰先生曾将人生境界从低到高划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道德境界，就是人们的道德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人们所处的地位和自身的道德修养。处于“道德境界”的人会为社会利益做各种事，其目的是“正其义不谋其利”。　　当然，道德境界也需要体现在人们实际的道德行为中，行为的道德性越强，道德境界就越高。修养有深浅，爱心有大小，境界自然也有高低。在捐赠问题上，相对于自身已经占有和所能占有的财富范围而言，捐赠数目越大，所体现出的善意和爱心也就越大；捐赠数目越小，所体现的善意和爱心也就相对越小。所以，社会应该鼓励和褒奖为挽救他人生命和谋求他人幸福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无私奉献的精神，献其大利行其大义。　　而这种正态分布关系，应该建立在捐赠数量与占有财富的恰当关系上。　　捐赠数量与占有财富具有恰当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适度”与“恰当”是一种最好的境界，这也符合现代伦理学的要求。经济上富有，自然应该慷慨解囊、大力相助，只要在自身承受范围之内，捐再多都不为过。如果自身经济状况已经比较紧张甚至窘迫，就不必再为表达爱心倾尽所有，甚至使自己从施救者反成被救者。多与少，都应该和自身所占有的财富相匹配。经济窘迫的人所贡献的绵薄之力与富翁所奉献的巨资从道德角度看同样伟大，同样值得敬佩。　　然而，随之产生的一个新问题是，“适度”与“恰当”的标准应该掌握在谁手里，是评论者还是捐赠者？外界当然很难准确得知捐赠者的实际财富，自然也就不能成为判断捐赠是否适度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主要还是存在于捐赠者心中，在特殊时期自己所能承受的限度有多大，多少付出才能最大限度地表达自己的善意，需要自己把握。这就需要发挥道德良心的内在引导和自我监督作用。同时，外界的评价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人们可以根据捐赠者的职业和知名度等因素对捐赠者的财富进行估测和根据灾害程度大小所需援助的多少进行评价。职业较好、财富较多者，应该多捐；灾害严重且影响深远时，应该多捐。　　坚守道德底线，企业捐赠与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　　慈善捐赠是出于自愿、自觉的行为，捐多捐少是捐赠者个人的事情，外界不应该过分干预，也不必将道德高尚与否与捐赠多少简单、直接地画等号。然而，这绝不可以成为有些组织、有些人特别是企业家拒绝“恰当付出”的借口。在慈善捐赠中，有些人一味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创造产品，发展经济，为中国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服务。有些民众一味强调自己也不富裕，拿不出钱来。从企业和个人生存来讲，这无可厚非。但一个不能被忽视的问题是，作为企业和其他组织、个人，不能模糊常态社会责任和非常社会责任的概念与关系。　　常态社会责任是指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在正常的工作、学习、生产和生活中所应履行的社会责任。非常社会责任是指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在社会和他人遇到特殊困难的非常时期应同时履行的社会责任。　　对于企业家来说，在正常的社会运行时期，他们的社会责任就是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产品，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更安全的服务。在这个常态范围内，社会公众对企业的道德责任评价就是权衡企业的产品质量、经营的合法度和企业的诚信度。　　然而，在某些特殊时期，如出现重大自然灾害时，企业的道德责任就必须适度转移到对受困地区和受灾民众的救助上来，这是人道和关爱的必然选择，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完善，是社会对企业和企业家的要求。当然，抽取大量资金或物品支援灾区可能会给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带来一定的影响，从短期看，是对企业发展的压力。但从长远来看，这可以为企业赢得更多道德上的支持，也可以激发员工积极工作的热情，取得员工对企业的道德认同感。　　笔者不主张在一般情况下企业和个人尽其所有来支援灾区而使自身走上破产、瓦解之路或落至穷途末路的境地，因为为挽救一个贫困群体而产生一个新的贫困群体不是社会主义人道救援的本质要求。但是，当国家和民族出现重大危难，需要企业和个人倾其所有的时候，企业和个人必须毫不犹豫地作出奉献，这是人类社会发展最高目标对人的道德的最高要求。因此，捐赠与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并不矛盾，相反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呼唤，是社会责任在常态时期和非常时期的有机统一。　　消极捐赠遭遇道德考问，中美人均慈善捐款比竟为1∶7300　　灾难面前，并不是所有人都积极加入了救助行列。部分民众甚至富人阶层的消极捐赠，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广泛关注甚至是道德考问。这不仅因为人们对灾区民众遭遇重大自然灾害后身处绝境的极大同情，而且也因为人们对企业家和明星群体在经济富裕后回馈社会的多少，尤其是在社会遇到特殊困难时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和行为的强烈道德关注。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同情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的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另一方面“引起我们同情的也不尽是那些产生痛苦和悲伤的情形……我们同情英雄们对在困难之时未遗弃他们的那些忠实朋友所抱有的感激之情”。　　自然灾害不仅使人们设身处地地想象自身处于相似或相同境况状态下的心里感受，而且通过现代化通讯手段更直接地感受灾难给生命财产带来的重大损失，以及给幸免于难的人所带来的巨大痛苦。　　正是基于对灾区民众的同情，人们在关注那些在抗震救灾第一线无私奉献的最可亲、可敬、可爱的人时，也不由自主地关注后方支援的人们，渴望社会各界对灾区的大力援助。在普通百姓看来，企业家和明星是当今社会的高收入阶层，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财富的象征。当救援人员全力救灾的时候，作为占有较多社会财富的企业家和明星也不应该落于人后，理应支持更大、回馈更多。这并不是在“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作用下对富裕阶层的嫉妒，也不是“为富不仁”的思维定式基础上的仇富心态，而是因为富裕阶层有更大的力量帮助受难群众获得新生，有更大的可能实施救助。因此，人们此时会更多地关注他们。　　但是，在此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那就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富人的钱袋时，我们却没有认识到慈善捐赠绝不是富人的专利，社会捐赠才是最重要的社会发展资源。　　有统计显示，本世纪初中国每年的私人捐赠人均只有0.92元人民币，不到当年人均GDP的万分之一。而慈善事业发达的美国，一年数千亿美元的捐款中有80%来自个人捐助，70%来自普通人群。2003年美国人均私人捐款就达到828.7美元。中国和美国的人均收入比为1∶38，而人均慈善捐款之比竟为1∶7300，差距之大令人震惊。　　慈善事业是整个社会的事业，说到底是普通人的事业。只有当全社会都密切关注并积极参与慈善事业的时候，慈善事业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抵制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弘扬利他主义、博爱精神的强大精神力量。因此，在关注成功企业家和明星群体的捐赠行为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一下自身的捐赠行为，正所谓“正人先正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