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不相信仇恨

　　4月21日，纪念遇难者的33个一半足球大小的花岗岩悼念碑按照椭圆形被安放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中央广场上。令人意外的是，其中还包括凶手赵承熙的悼念碑。　　同学们在赵承熙的墓碑上留下自己的纸片，上面写着：“你没能得到必要的帮助，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感到非常悲哀。希望你家人能尽快得到安慰并恢复平静。　　“上帝的恩宠……”“今后如果看到像你一样的孩子，我会对他伸出双手，给予他勇气和力量，把他的人生变得更好。”“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太生你的气，不憎恨你。你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和安慰，对此我感到非常心痛。所有的爱都包含在这里。劳拉。（《新文化报》4月23日报道）　　赵承熙的墓碑与遇难者的墓碑并列着，接受着一样的悼念，学生们放飞33只气球，其中一只就是为了送别他的远行。同学们在留言中，更多想到的是自己平日的责任。在此之前他们为什么没有更多地关爱这样一位心理有病障的同学，他们认为，如果有许多的事情做在前面，赵承熙说不定就不会残酷地伤害自己的同学了。　　没有揭露，没有谴责，更没有将这种仇视泛及到亚裔或韩裔，去追究其“民族性”渊源。对于弗吉尼亚校园里的学子、对于美国乃至关注这一事件的全世界的人们，还有什么样的形式超过这种无声的宽容与爱的教育呢？　　一些媒体在事件发生的早期，无意或有意地将肇事者涂上“颜色”，但从大学校园里放飞的却是同一种颜色的33只气球。在这里，不仅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精神，还有着独立的人文情感。　　是的，逝者已矣，生者要面对的，是生者的责任，谴责赵承熙、将他从学校花名册中删除，无论做什么复仇或惩罚，都已经没有实质意义，而宽容与同情心，却可以使赵承熙的家人以及与赵承熙熟识的人们获得精神上的缓解，并因此认识到，他们生活的社会里还有宽容与关爱，他们甚至会将这种爱心回馈到自己所在的社群之中，成为这种精神与价值的体现者。　　面对人为的灾难，人类有很多方式去面对，有一种爱的方式，它基于宽容与理性，它时刻意识到社会与个人未来的责任，通过追思过去、反思现实，来提升自己与社会的精神境界。[<i> 本帖最后由 light 于 2007-4-25 16:58 编辑 </i>]<div id=[/img]

2007-04-24 作者：林达（又名丁林）知名旅美作家　　在关注美国校园枪击案同时，中国新闻业者在提醒读者，必须关注自己土地上发生的悲剧，这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消息传来，震惊之余，或许我比他人多一层感受。大概持续十年，我每年都去那里一次，这个小镇和州际公路拉开一段距离，非常安静。虽说是南方山区小镇，给人的印象却是开放和国际化的；虽是一所理工大学，风气却很艺术和人文，记得在学生中心还一直悬挂着两张学校收藏的现代手法的经典东方庭院画作，美极了。现在，从电视里看着我们去过的熟悉地方，发生如此惊人事件，自然特别难以接受。事件发生后，评论蜂拥而出。我想，更应该做的，大概是就事论事。一个精神错乱的个人对这一事件的评论延伸到一系列话题，如种族问题、种族品性和教育，再延伸到美国的持枪自由等等。洛杉矶加大教授普雷特就在《潘基文也是韩国人》中评道：“在将韩国学生从校园驱逐出去之前，应该先谈谈美国允许个人自由持有枪支的问题……不应该忘记，为饱受内战煎熬的苏丹带来和平而努力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是韩国人。”这种评论实在离题，他的假设前提是虚妄的。美国并没有要把韩国学生“赶出校园”的公众舆论，以此引出评论就成了自说自话。正在竞选的希拉里评论得更夸张，把话题延伸到政治层面：“这一事件传达了一个信息：必须改变了！”意思是发生如此恶性事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大选应考虑换党换人——话题落到她的竞选上。上述种种话题，种族、教育、持枪自由、政党轮换，话题都独立存在而有意义，只是一定要依附在这个事件上，有的就很勉强。例如，持枪自由在两百多年前被写入美国宪法，有它的历史理由，今天讨论这个命题，也有它的理由，讨论还会长久持续。可是，从常识角度去看，在这一事件上，与其高瞻远瞩地讨论自由问题，还不如检讨具体的制度漏洞。如法律规定卖枪必须对顾客做犯罪记录的背景调查，现在似乎还应该考虑，如何规定实施对顾客精神病史的背景调查。发挥过度反而掩盖事件本质，妨碍吸取真正教训。所幸绝大多数美国民众是成熟的，反应冷静。成熟的标志是遇事从常识出发，把事情局限在“一是一，二是二”的范围。此案不复杂：“导致本案原因，只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个人。”从常识出发的简单判断，避免了不必要的过度反应。任何国家都有精神疾患的病人，这是一个常识；即便世界上没有枪，他还是可能开一辆汽车撞死同样多的人，这也是常识。因此，这是一个单纯的偶然事件和悲剧。基于这样的认识，民众悲伤地上教堂，在校园放上悼念的鲜花，对学生做心理辅导；乐队在住着伤者的医院草坪上列队，吹起鼓舞人心的管乐，相互打气，试图从哀恸中自己如何才能“评”得“语出惊人”，也不必考虑如何利用这走出来，恢复信心和希望，早日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这个时候，民众表现常常比评论家和政治人物更正常，因为他们凭常识看待非常事件和正常生活的关系，不需要端起架子考虑个事件，讨论一个“重大命题”。什么样的病患和教训根据报道，这次枪击事件的制造者，童年时被诊断为自闭症。自闭症在各国都是一个有一定比例的精神疾病。它的特征是，先天形成、病因不明，病况各不相同而复杂，至今没有治愈可能，患者的社会化程度极低。医学界对自闭症的研究历史很短，只有将近六十年，而中国对自闭症引起注意只有二十多年。大家对这个病症缺乏知识，而仅仅中国就有至少180万患者。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无法根据他人感受调节控制自己的行为。各国都试着从积极方面介绍自闭症，例如美国电影《雨人》和一些对自闭症专才的报道，希望借此引起社会对病患的关爱，这当然是对的。同时，自闭症患者差异非常大，很多患者属于医学上所说的“高功能性自闭症病人”，在训练后能够参与一定程度的学习和工作，美国医界的对应思路还是尽量训练他们自立、在社会中生活，这也有它的合理性。可是，这样的思路走过头，也因此忽略了更重要的另一面的介绍和关注，就是自闭症患者无法调控自己的行为、此疾病的本质就是无法适应社会，一些病患也可能被异常愤怒情绪控制，具有攻击性和破坏性，自身也因此处于极大危险中。在我看来，这一事件的最大教训，是社会必须对精神方面的疾患引起高度重视，跟踪关注和评判病患每一阶段的精神变异程度，采取相应措施。这次的枪手很早就被发现有极端的暴力幻想，学校和教师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没有相应的治疗和措施。社会应该从医学研究的特殊角度，去了解病患感受，以最大可能保护他们的安全，满足他们的特殊要求。同时也注重有效预测他们的行为，尽量减低他们和社会的病态冲突。类似事件在中国也曾经发生。曾有一名大学生连续杀害了几名自己的同学室友(即马加爵事件，编者注)，社会反应大多集中到“贫困导致愤怒”的“社会反思”上，完全忽略这个年轻人从小就表现出来的精神异常。这样文不对题的讨论，最终结果就是社会无法吸取应该吸取的教训，无法对未来有可能防范的类似恶性事件增加防范。新闻热点和人性弱点枪击事件在中国引发的另一个话题，有关新闻热点。几乎在美国事件发生的同时，中国发生矿难，有和枪击事件牺牲者同样数量的矿工死亡。有人感叹中国媒体和公众对两个事件的关注程度有很大差异，质疑是否在大家心目中，美国人的命“更值钱”？其实，这是一个新闻性问题。所谓新闻性就是一句大家熟悉的新闻界格言：“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相比之下，后者有更大的新闻性。很少有人直面新闻性的本质所在。尤其在中国，长期来人们习惯于把一切政治化社会化或者道德化，其实是思维简化。因此人们常常忽略一个事实，就是人最不了解的其实是自己，最不愿意正视的是自己的器质性的精神状态。人是有共同弱点的，这些弱点与生俱来。新闻性规律的存在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明。不论事件本身的性质如何刺激，假如重复多次，人会普遍产生精神和反应的疲劳，本能地会降低对事件的关注和兴趣，转而追求仅仅因为“新奇或罕见”而被认为更具“刺激性”的“新闻”。这就是新闻性之人性弱点的基础。换句话说，假如中国发生类似的校园枪击事件，它在美国引发的关注程度，一定强过造成同样人数死亡的伊拉克自杀炸弹的新闻。因为前者是罕见的新奇事件，后者重复发生，新闻性已经很低。新闻性所表达的人性弱点，是一个值得大家清醒认识的事实，对新闻界尤其如此。你不可能违背新闻规律，忽略新闻性；也不应该刻意迎合人的弱点，一味追求“人咬狗”新闻，从而忽略新闻界应尽的社会责任。因此，在关注美国校园枪击案同时，中国新闻业者在提醒读者，必须关注自己土地上发生的悲剧，这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我们还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自己的悲剧为什么重复发生？为什么重复到了已经使人精神疲劳、新闻性降低到了不提醒就可能被忽略的程度？由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新闻业的作用不能低估、也不必高估。它在一定限度内发生作用。防止悲剧的真正步骤，还是需要对症下药的具体措施甚至立法，以及强有力的实施措施和执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