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连载：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

说的就是我们这块儿的事情。<div id=[/img]

他弯下腰来，在她的耳边小声地问道：“怎么样？” 　　她摆了摆手，同样轻声地说：“没事没事。” 　　她的话尚没有说完，他突然伸出双手，往她的双肩上一按，整个人便借助这一按之力跳了起来，同时高叫一声：“太好了！”女医生哪里受得了他这激动的动作？差点摔倒下去。   他顾不得医生，立即跑到那块玻璃前，隔着玻璃冲儿子打手势，说儿子，走走走。 　　他冲出检查室，儿子也正好从里面出来。他一把将儿子搂住，那情景，不像是父子俩，倒像一对兄弟。儿子显然从父亲的表情中明白了一切，脸色也缓和起来。 　　不久之前，魏文彬还在构思给省委的辞职信，此刻，他在心中却默默地对儿子说：“儿子，对不起，老爸要做事去了。” 　　一座山背了十几个小时，现在终于放下了，那种轻松，绝非语言所能形容。回到家，进门第一件事，便是对儿子发号施令：“儿子，给我找点酒来，我要喝酒。” 　　这一晚，他喝得酣畅淋漓，醉得欢天喜地。 　　第二天下午的见面会在湖南广播电视报招待所举行，那是他平生第一次面对三百多处级以上干部讲话，而且手上一个字的讲稿都没有。他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期间一次又一次被掌声打断。 　　魏文彬说：“这时，我轻松了，没有包袱了，可以滔滔不绝。这么大的困难都过来了，一般的阻力，还能与此相比吗？自从得知儿子没事的那一瞬间，我知道，我的生命闯过了最为严峻的一道险滩。往后，我无所畏惧。” 　　魏文彬说，那个下午，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上天赐予他和儿子极大的恩惠，做人要感恩，他要用自己的全部热忱、全部生命回报更多需要恩惠的人。

医生手持彩超探头，在儿子的右腹部探过来扫过去。魏文彬站在医生身边，目光在显示屏、探头以及医生的脸中画三角形。他自然看不清显示屏上那些图案的含义，但他能看懂医生的表情。在其中一个地方，她反复探照，脸色显得异常凝重，眼神又显得有几分犹疑。这不是魏文彬期望的眼神，看到这种眼神时，他那颗悬着的心，升得更高了。 　　儿子就在面前，他不方便同医生说话，只是用手在她身上轻轻地碰了一下，意思是问她   ：“情况怎么样？”她没有看他，而是将探头移向一个部位，然后不易觉察地点了点头，答案是：“这里有点问题。” 　　检查结束，魏文彬将儿子支到隔壁房间休息，关上门，闩好，问医生：“怎么样？” 　　医生说：“有点问题，肝部有一颗黄豆大的瘤子。” 　　魏文彬脑子嗡地一炸，全身发软，几乎要坐到地上。他强撑着问道：“是良性还是恶性？” 　　医生说：“现在还不能肯定，要做CT才能确诊。” 　　她一边说一边写病历，魏文彬在一旁看着。医生的字不好认，龙飞凤舞，但有一点，他看得千真万确，那是Ca两个外文字母，后面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Ca是癌症的英文缩写，那个问号表明怀疑。医生怀疑儿子得了肝癌。这是最可怕的一种癌症，死亡率之高，令所有人闻之色变。那一瞬间，魏文彬完全傻眼了。这么多年来，他是第一次和儿子贴得这么近，又离得这么远。他第一次意识到，儿子已经17岁，17年来，关于儿子的成长，他竟然什么都不知道，甚至对于他到底是如何长大的，自己一无所知。此时他才意识到，作为父亲，自己是如此的不合格，如此的失职。 　　缓过气来之后，魏文彬来到隔壁房间，拉起儿子的手，说：“儿子，快走。”急急地赶到CT室。他并不是个急性子的人，可这一次，无论如何他都慢不下来。最大的期望是尽快拿到结果，许多事情，还等着他决定，他期望以最快的速度迈过这道生命的坎。 　　可是，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这家医院的CT机坏了，几天前送到广州修理，要到下午两点才能运回来。魏文彬想带儿子去另一家医院检查，可这里的医生告诉他，那家医院的机器稍差一点，最好还是等到下午。 　　中午，坐在饭桌上，魏文彬告诫自己，一定要坚强，不能让儿子看出自己正面临巨大的煎熬。他想，无论如何，一定要好好吃下这餐饭，就算下午有事，也等下午再说。儿子坐在他的对面，手里端着碗，神情恹恹的，对这一切不知是否同样产生了预感？魏文彬将碗端起来，若无其事地塞了一口，用力地嚼着，然后准备吞下去。可是，他遇到难题了，吞咽这样一个在平常极其简单的动作，此时变得异常艰难，他一次又一次努力，就是吞不下去。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面对儿子了，只得将碗放下，对儿子说：“你吃吧，我有点不舒服，进去休息一下。” 　　进入房间，转身将门关上，他往床上一躺，猛地拉过被子，盖住自己的头脸。此时，他再也忍不住了，躲在被子里嚎啕大哭起来。自己这半生的追求，此刻像过电影一般，在脑际一晃而过。以前，事业大过天，他将事业看得比一切都重，只有这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生命中最最重要的角色，并不是台长并不是厅长，而是父亲。恰恰是这最重要的角色，他一直不曾认真地扮演过，甚至不自觉地放弃了。 　　中午那几个小时，完全不知怎么过来的。直到电话铃突然地响起来，他才从床上一跃而起。果然是医院的朋友打来的，通知他CT机已经从广州运回来了。他放下电话，抓了件衣服便跑出门，带着儿子赶到医院。 　　CT检查之前需要打一针，然后过几十分钟才能上机。 　　等待上机的人很多。魏文彬无法让自己安静地坐在这里。在他看来，这是一次生命的宣判，实在太残酷了。他对儿子说：“我想到外面去走走。”儿子似乎感受到了他的心情，站起来，跟着他走进了医院的院子里。 　　外面，正下着毛毛雨，这是三月南方的雨，细细密密的，你感觉不到雨丝，只是感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清凉，就像是凉丝丝的风刮过一般。父子俩在雨地里踱着步子，两人的手指交叉着握在一起。他想对儿子说点什么，可是，任何语言，此时都无比苍白。他的五指用了用劲，捏了捏儿子的手。儿子似乎从父亲这微小的动作中感受到了什么，轻轻地捏了捏他的手。凉凉的雨丝扑打在他的脸上，也扑打在儿子的脸上。他在心中默默地感谢这场雨，这雨帮了他，他不必再调动起全部的意志力控制自己的泪水。泪水滚动着，融合在雨水之中，顺着他的脸颊滚落。 　　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决定，如果半个小时后，结果是恶性的，明天，他所要做的事将不再是就职演说，而是赶在上午之前，递交一份报告，向省委辞职。他不可能背负着对儿子的巨大亏欠去当厅长。对于魏文彬来说，事业是要全力以赴的，任何杂质都不能有。儿子和事业之间，他必须抉择，而且答案早已经确定，他选择的是儿子。 　　20分钟后，护士小姐过来找到他们，通知去做检查。 　　儿子被送进了检查室的另一面，魏文彬留在检查室中，父子间，相隔的是一块有机玻璃。在他的身边，坐着的是一名女医生，她不断地摆弄着面前的机器，屏幕上显示着千般变化。虽然魏文彬对于屏幕并不陌生，甚至在电视屏幕前有一种近乎艺术家的直觉，可面前这个屏幕，他却找不到半点熟悉的感觉。他看着女医生的脸，不漏过哪怕一个细节。女医生的脸上一开始的神色就写满了凝重，这种凝重，令那颗父亲的心一阵又一阵绞痛。随着时间的推移，女医生的面部开始出现松驰的迹象，线条渐渐柔和起来。这些柔和的线条，成了魏文彬一生中最美的生命音符，这些音符将他的兴奋，从黑暗的最底层一点一点地提升。

我自认虽从政多年，但骨子里始终还是一个文人，一个心灵很少受到污染的文人。 　　——魏文彬语 　　1992年12月23日，湖南省广播电视厅处以上干部在黄土岭厅机关三楼会议室开会。    　　这是一次年终例会，谁都没料到的是，会议结束时，老厅长李青林突然宣布，他这个厅长只做到今年的12月31日，从明天开始，他不再来办公室上班，如果有大事，给他家里打电话，其他的事，找魏文彬处理。 　　这等于宣布魏文彬接任厅长。这是一个厅长向另一个厅长单方面宣布的接班，而不是由省委组织部宣布。这个宣布显然不合程序。这也充分体现了湖南人的一种性格，敢作敢为，敢为天下先。 　　当天晚上，省委副书记杨正午让他的秘书打通李青林的电话。杨正午在电话中说：“老李啊，你怎么就宣布了？” 　　李青林的回答极富意味，他说：“我不宣布，谁宣布？我怕夜长梦多。” 　　李青林并非心血来潮，让魏文彬接任厅长，他是处心积虑，蓄谋已久。 　　早在10年前的1983年，厅里搞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李青林力排众议，主张魏文彬担任湖南电视台新闻部主任。此时的魏文彬，一个工农兵大学生、进入省电台当记者才只有14个月，连副科级都不是，也不是党员，电视台新闻部主任却是处级职位。这一提议遭到了众多质疑和反对，最终，李青林急了，站起来说：“你们觉得魏文彬不适合，你们提人选，谁的能力才华超过魏文彬，我就举手。如果不及魏文彬，我坚决不同意，这个官司打到省委我都不怕。” 　　1985年，担任新闻部主任11个月之后，魏文彬被提升为副台长。有人和魏文彬开玩笑，说他是未来的厅长接班人。在魏文彬看来，这只是一个玩笑，根本当不得真。且不说他对厅长这个职位一无所知，以他当时的资历阅历，由副台长到常务副台长到台长，到副厅长然后是常务副厅长，仕途的楼梯还有很多级，每一级都是大坎，他怎么迈过去？不可想像。 　　李青林宣布魏文彬当厅长的消息，迅速在全厅传开，电视台的老同事们，纷纷向他致电祝贺。可接到这些电话，魏文彬诚惶诚恐，那几个月时间，他甚至本能地回避去黄土岭，他想逃避，却又不知哪里有世外桃源。 　　1993年3月，省人大会议如期召开，人大代表们高票通过了关于他的厅长任命，他成了当时整个湖南省最年轻的厅长。这一年，魏文彬43岁。 　　省委组织部给魏文彬打电话，通知他，两天后厅里召开处以上干部会议，由省委副书记杨正午以及另一名常委一同宣布对魏文彬的任命。这次会议有点就职演说的意思，组织部的领导特别嘱咐魏文彬，给他两天时间，好好考虑一下就职演说稿。 　　魏文彬的第一想法，不是写好演说稿然后去履新，而是想，天哪，这么快，我电视台这里还有一大摊子事没搞呢，怎么办？这一整天，他都在电视台处理工作，虽说电视台台长仍然由他兼着，毕竟要去新的岗位了，这边的工作千头万绪，每一件都需要交待。 　　次日起床后，他一头扎进小书房，摊开纸，准备写讲演稿。直到提起笔时，当厅长的想法，在他的脑子里，仍然是模糊的，甚至是遥远的。这个厅长应该怎么做？应该向省委领导向全厅处以上干部表个什么态？未来的湖南广播电视厅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他心里一点概念都没有，甚至不清楚广播电视厅到底管辖着哪些部门，同下面各地市州广电局的关系是什么。 　　捏笔的手渗出汗来了，第一个字仍然没有写下来。身后的门被推开了，17岁的儿子轻轻地叫了一声爸爸。魏文彬暗吃一惊，正在读高中的儿子为什么还没有去上学？他转过头来，看到儿子的脸色有异。 　　“有事吗？”他问。 　　儿子按着自己的右腹部，说：“我这里好痛，你能不能陪我去医院？” 　　魏文彬的脑袋突然嗡的一声，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爆炸。儿子是那种大大咧咧的性格，从小开始，什么事都自己做主，极有主见，他这个做父亲的，几乎没有在儿子身上操过心。然而，今天是那么的不同，他竟然主动提出要父亲陪他去看医生，只能说明两点，第一，他病得很重，第二，他预感到了什么，自己不敢独自面对。儿子手按的那个部位是肝部，难道真的有什么事？那一瞬间，一种不祥的预感铺天盖地而来，魏文彬想站起，但双腿发软。 　　此时，脑子里不可能再有厅长的职位了，惟一只有儿子。他拿起电话，要了车，将儿子送到医院。魏文彬问医生，儿子是否有什么问题？医生说，现在还无法下结论，需要进行检查。同时，医生又表示，可以肯定，疼痛来自肝区，一般来说，肝区是不应该疼痛的。魏文彬说，胆结石不是疼吗？医生说，你儿子的症状不是胆结石。如果说，此前他还怀有某种侥幸的话，那就是希望是胆结石。医生如此肯定地否认，再一次令魏文彬跌入了绝望的深渊。他扶着儿子，楼上楼下，一个又一个科室走动，进行一次又一次检查。 　　最后一次走进的是彩超室。负责彩超的医生和他很熟，彼此打招呼时，魏文彬有点心不在焉。他的眼睛一直注意着儿子，能够感觉到，儿子内心也在痛苦地煎熬着，他和自己一样充满了莫测的恐惧，却又不能表达出来。

最后，刘学稼沮丧地说：“你每次问我转些什么。我一天到晚，转的就是这个。我转不出来呀，台长。” 　　魏文彬默然无语。他明白了：“一切的根本在于机制。这是一个折磨人的机制，磨掉的是人的才华、锐气，最后把人的自尊都磨掉了。这是一个养懒汉的机制，把一些懒汉养得白白胖胖的。能干的有才华的，他们没有干，也没法干，只好去钓鱼，去打牌。”对这个机制   ，他深恶痛绝，下定决心要改革。 　　因为老厅长李青林到年龄要退休，省委决定由年仅42岁的魏文彬接任。魏文彬说：“我这个台长还没有当好，一身的劲都没有使出来，现在要我当厅长，我根本不知道该干什么。”别说是当厅长，就是副厅长，他也没有真正意义地当过，从来都不曾站在厅长的位置考虑过问题。 　　当台长，想改革，却还没有想透从何入手，何况偌大一个广播电视厅，他能有什么三头六臂，当好这个班长？最初接触到这件事，他甚至有一种乡下孩子进城般的恐惧，怕自己干不好辜负了省委的期望，辜负了全厅干部职工的嘱托。

魏文彬将刘学稼请进了这块圣地，两人坐下来，一包烟，两杯清茶，开始促膝谈心。 　　刘学稼是湖南师大（原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文革前的毕业生，魏文彬是最后一批毕业于湖南师大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他们算是师兄弟。刘学稼的电视感觉非常好，当全国才兴起以散文的笔调做专题片的时候，刘学稼便开始了以报告文学的方式做电视专题片，数次获得全国大奖。    　　魏文彬声情并茂地讲述了在怀化的那次经历，详细描述了那个画面，然后用上了一个词：罪莫大焉。他对刘学稼说：“学稼呀，我有一个梦想，一直都想搞出一些有知识含量，有认识深度，有画面美感的真正的电视。现在，我有条件了，我是台长呀，我可以干了。你先把这件事干起来，我在背后支持你。你来做一台节目，题目就叫《我说湖南》，说出深度来，说出性情来，说出一种自豪感来。我看就由这个小镇说起，由麻石街说起，由马桶说起。” 　　此时坐在刘学稼面前的魏文彬不是一位官员，而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理想的热血男儿。刘学稼是个多少有点老派的知识分子，胸中积淀着被压抑十余年的能量。台长既然将他引为知己，他自然愿意肝脑涂地。 　　那个晚上，两人从晚上八点谈到凌晨四点，谈得热血澎湃。 　　睡了一两个小时，八点钟，魏文彬准时出现在办公区，他对办公室负责人说：你通知下去，半个小时后开会，全台所有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 　　台长是有权威的，他通知开会，几乎没有人敢拖拉。魏文彬坐在主席，刘学稼坐在他的身边。他扫视了一眼会场，副台长来了，总编室主任来了，车队队长来了，技术部主任来了，财务负责人来了。刘学稼仅仅只是一名编导，他竟然进入了这个会场，而且坐在台长身边，显示了这个会非同一般。会场很安静，谁都不明白魏文彬脑子里又在转动些什么。 　　魏文彬脑子里，就在转着一个电视梦，他希望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让刘学稼干出一件大事来。调子是他定的，这件事，由刘学稼负责，人由刘学稼调配，其他所有部门配合，要钱就拨钱，要车就派车。你们各个部门负责人，每个人要给我表态，还要形成一个纪要，如果出现了阻滞，谁出难题，我就找谁算账。 　　这个会的结果好得出乎魏文彬的预料，每个部门负责人都有很好的表态，文人气的魏文彬以为大事成矣，不禁暗暗舒了一口长气。 　　其后的一个星期，魏文彬数度在办公区的楼道里见到刘学稼，他很想问问准备的进度，又担心问了会给人一种不信任感，只好打住话头。一个星期后，他终于忍不住，问道：“学稼，你还没有下去？”刘学稼说：“莫急莫急，我正在办这个事情。”又过了一个星期，还是那句话：“莫急莫急喽，我有些事还没处理完。”一个月过去了，刘学稼的事情仍然没完没了。 　　魏文彬莫名其妙，一切都是会议上定下来的，怎么一个月还无法启动？他对刘学稼说：“学稼，今天晚上，你到我家里来吧。” 　　又是那间小书房，又是一包烟两杯清茶。面对魏文彬递过来的烟和茶，刘学稼动都没动。他说：“魏台，这个事没救了。” 　　魏文彬心中猛地跳了一下，反问：“不是会上定下来的吗？怎么没救了？” 　　刘学稼说：“你是台长，你讲话，大家都要听，发了会议纪要，大家也都很重视。可是，具体事情，需要我去落实。我落实起来就难了。” 　　这次轮到魏文彬说莫急了：“莫急莫急，有哪些难处，我们一起来想办法。” 　　刘学稼将难处一桩桩一件件摆出来。 　　比如申请一台车，按照汽车管理的相关规定，他必须写一份报告，这个报告必须经过主管主任签字，然后是分管副台长签字。签完字后，按理就可以派车了。派车权在车队，车又是权力的象征，权力和利益直接关联。权力是一台最大的孵化器，需要金钱人格来催动。刘学稼是个文人，骨子里有着文人的清高，既不懂这台孵化器的运行规律，也不屑干这件事，结果，这台机器自然无法启动。 　　听到这里，魏文彬按捺不住，差不多要拍案而起。他说：“各部门主管都签了字，他有什么理由阻拦？” 　　阻拦的理由太好找了。80年代，电视台仅仅只有两台破车，后来魏文彬当常务副台长、台长，大搞基础建设，台里才增加了几台车。可无论增加多少，车永远都不够用。车队里明明停着车，有关人员却说派不出，因为某某副台长早就打了招呼要用车。你回去等吧，有了车立即给你安排。等了一天又一天，车就是没有，后申请的人，倒是拿到车了。原因十分简单，刘学稼没有也不屑输送权力场的运转之源。 　　做节目需要钱，刘学稼必须打个报告，写明需要的数目。接下来又是层层审批，批好了拿到财务部门去过最后一道手续。财务部有一扇工作窗口，负责人坐在里面，报批的人站在外面，彼此四目相对，负责人审查的不是报告的内容，而是报批人的心理，那种目光，就像警察审贼一样。他们也不清楚做一台节目到底需要多少钱，只是本能地觉得别人在掏他自己的钱袋，不管三七二十一，拦腰砍一刀。 　　最邪门的是设备部门，仓库里堆了很多机器，负责此事的人，一手接过报告，看都没看一眼，另一只手伸出来了，两个手指轻轻一搓，一个数钱的动作。预算已经被财务部门砍了一刀，哪来的钱塞这些黑洞？可没有钱，根本领不到设备。

姜欣是对的，魏文彬确实有一个梦想，那就是电视王国之梦。 　　这个梦才刚刚开了头，或者说只是在脑子里形成了一个模糊的轮廓，省委就给了他一个新的位置，一个虽然和电视相关，但主要是行政事务的位置。他的心中，顿时有一种告别心爱女神的失落。    　　离开组织部返回电视台的路上，魏文彬一点激动的感觉都没有，他的脑子里，反复跳动着一幅画面。 　　画面的主体是一个山中的乡镇，一条河从镇子的当中流过，河的两岸，青山逶迤，山川秀美。沿着河的岸边，是层层叠叠的吊脚竹楼，竹楼的前面，是一块又一块由青石或者麻石嵌成的街道，窄窄的蜿蜒的呈梯状排列的麻石小街。遇雨的日子，那些被岁月磨蚀得中间凹进去的麻石上，积着一层浅水。水面如镜，倒映着旁边栉比的吊脚楼。 　　这样的画面，如果出现在画家笔下，那是一幅最美的山乡风情。 　　然而，真实地走进这样的山乡生活，你就能真切地感受到，那些在岁月的风雨中煎熬太久的吊脚楼太陈旧太古老，有一种不堪重负的压抑。那些赤着脚、背着背篓的孩子们在麻石板上踏起的水珠，并不轻快和浪漫。 　　这是1991年，身为电视台长的魏文彬在湖南西南部山区怀化搞调研。 　　这样的山这样的水这样的吊脚楼，带给魏文彬的震撼并不大。出生于湖南北部桃源县山区的魏文彬，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身上弥漫的是乡土的气息，骨子里流淌的是山民的血液。对于山，他太熟悉了。熟悉的地方，不可能有风景。 　　入夜，魏文彬走出了镇上那惟一的简陋招待所，沿着麻石小街散步，耳边不时传出山里妇女大声的吆喝，那是呼儿唤女回家吃晚饭的声音。这声音倒是让他感到亲切，他一下子回到了儿时，母亲面向山峦大声地喊着他的小名：“老虎，吃夜啦！”声音被对面的山谷复制形成回响，在绵延的山脊间酣畅地流动。与之呼应的是鸡、猪和鸟们的鸣噪。 　　麻石街的两边，摆满了高高矮矮的竹制的木制的小凳，那些凳子杂乱却又有秩序，就像旁边那条哗啦哗啦流淌着的溪流。 　　魏文彬沿着小溪的流向走了一阵，背后入夜的山寨开始喧闹起来。这种喧闹令魏文彬感到陌生，这似乎不是山乡该有的夜景，除非是节日。他决定返回看个究竟，重新踏上那条麻石小街，发现那里坐着站着满是人，淳朴的乡民们，将那条原本窄小的小街，挤得变了形。这些人聚在一起，并非举行隆重的节庆，而是看电视。 　　电视是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摆在高处的一幢竹楼前。那是山乡的一间小杂货店，电视机摆在杂货店的柜台上，面对着麻石街，电视机前面，密密麻麻站着坐着，全都是人，男女老少。站在边缘的魏文彬伫立着，小小的黑白屏幕在他们面前，只是一扇小小的窗口。电视中播放的是湖南电视台节目，一个空洞而且苍白的专题片。 　　没有人知道湖南电视台台长和他们站在一起，也没有人清楚此时的湖南电视台台长心灵最深处的感受。 　　那不是普通的感受，而是一种强烈的震撼。 　　魏文彬说：“我是湖南电视台台长。我见他们看我们的专题部做的一个专题节目，就是我讲的那种文化不高、知识不多、情感也不佳的节目，在那里故作姿态、无病呻吟地呵喔嗯啊。我看了觉得汗颜，觉得无地自容，看得我的脸阵阵发热。撒向人间都是沙啊，这就是我们的节目现状。” 　　魏文彬在那里转来转去，恨不得冲上去，将那台电视机给砸掉。 　　这不是乡民的错，而是湖南电视人的错，是他这个电视台长的错。老百姓需要文化消费，就像人们饿了需要吃饭、困了需要睡觉一样。他魏文彬领导下的湖南电视台给人们提供的是什么？不是文化的大餐，而是杂烩，还停留在瓜菜时代。在这个文化消费链中，受众真是可怜，他们没有选择，电视人提供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电视人为他们提供的是一盘未经精工细琢的沙子，他们同样吃得津津有味。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魏文彬早已经总结过了。电视台目前的情形是“能干的不能去干，不能干的拼命干”。 　　电视台在当时是朝阳行业，日子红红火火，收入是全社会最高的，有门有路的人，削尖了脑袋往这个行业钻，一千多员工之中，有一些是裙带关系或者拿着领导的条子进来的，这些人中还有一些是领导眼中的红人，台里的骨干。那些真正有才华有能力的知识分子，看到这种状况寒了心，离一线越来越远。一些不懂电视的人搞电视，真正懂得电视的反倒靠边站，不出现这样的无病呻吟作品，才是咄咄怪事。 　　那一刻，魏文彬下定了决心，要以自己毕生的精力，为中国老百姓提供真正的精神产品，矢志不渝。 　　第二天，魏文彬黯然告别那片给他留下耻辱的山水，返回长沙。 　　他将一位老电视人刘学稼请进了自己的家里，请进了自己的小书房。 　　魏文彬的家在电视台大院里。从德雅路288号正门进去，向右有一条小小的坡道，坡道的顶端是电视台的办公区。沿着坡道向前走约十米，右边有几幢房子，是电视台的宿舍区，魏文彬的家就在第一幢的一楼，一套不足百平米的房子。里面空间实在太小，魏文彬将阳台隔了一下，隔出一间小小的书房。这是他心灵的圣地，一个绝对隐私并且绝对文人的角落，轻易不肯让别人涉足的区域。

   　　以前，我觉得魏文彬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诞生是一个异数，现在我才知道，魏文彬们没有在这片土地上沉没乃至灭亡才是真正的异数。 　　这是一片承载着厚重历史重负的土地，也是一片诞生哲人和神话的土地。 　　思想家王船山在这里开坛设讲，酝酿了一次决定湖南数百年思想走向甚至是地域文化定型的新理学革命，直接催生了曾国藩、左宗棠乃至在近代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湘军团体以及湘军精神。 　　诞生于这片土地的毛泽东，颠覆了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开始了一场意识形态的摧毁和重建。魏文彬也在颠覆，他颠覆的是一种文化状态，一种由新兴的电视技术积淀的文化状态。他把传统电视文化中电视人的电视，变成了平民的电视，将传统电视观念中的娱乐大众，变成了大众娱乐，把固有观念中电视传媒的事业性导向产业性，实现了一次观念颠覆，也实现了一次价值回归。从此而始，电视由公主变成了平民，走下了高高在上的辉煌宫殿，成为布衣百姓中最真实最普通也最可亲的一员。 　　与先哲们的伟大相比，魏文彬们无疑是渺小的。然而，他们在颠覆旧观念重建新秩序方面，却是相同的，这大概也就是自曾国藩始，湘军始终作为一个整体，傲然凸现于中国历史长河的真正意义所在。

人字怎么写？一撇一捺，互为支撑，这样才能傲立于世。 　　——魏文彬语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    　　2005年12月23日，是我约定和魏文彬对话的日子。 　　在此之前，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办公室主任王小夫给我找来一大堆资料，绝大部分是这些年来魏文彬所作的年终总结报告以及其他报告。这些报告和我以前读过的那种千篇一律的模式化报告是那么的不同，这是一篇篇美妙的散文，是一条珍珠闪烁的河流，那种体现魏文彬哲学思考的语言和智者的思辨，俯拾即是。读这些报告，就像是在和一位智者对话，有一种超然物外的畅快和醍醐灌顶的警醒。 　　我的思绪游走在这些文字中时，脑中映现的，是一个傲世独立的背影，他就是1993年的魏文彬。 　　魏文彬出任湖南广播电视厅厅长是在1992年底，任命发布时间是1993年初。不是深秋，先是隆冬，后是早春。我不知道满怀英雄主义色彩的魏文彬接过这副重担的时候，是否真的去橘子洲头走一走，立一立，但我分明看到了那个站在橘子洲头的背影，他遥望长空时和滔滔的江水对话，朔风劲吹，寒流和暖意，在他的周围形成巨大的涡流，仿佛两支远古的军队，在这里奔突厮杀。 　　“问浩瀚长空，谁主沉浮？”此刻，我能感受到魏文彬灵魂深处的呼号。 　　12年后的2005年，我踏上橘子洲头，伫立于这块神奇的土地，望着北去的湘江，感受的并非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壮丽，也不是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的激越，而是《超级女声》在明净的天空中巨大的回响，是《国球大典》横贯历史长河的不绝涛声。 　　此前，我通过《还珠格格》知道了欧阳常林，通过《快乐大本营》知道了李湘、何炅，通过《玫瑰之约》知道了冯琪，通过《超级女声》知道了汪涵，通过《谁是英雄》知道了大兵。但非常遗憾，我不知道魏文彬。与这些台前的欢乐英雄相比，魏文彬永远默默地站在幕后为他的团队鼓掌，在欢乐的舞台上，他永远都只是露出一个背影。 　　我去网上搜索魏文彬，以为用“魏文彬”三个字作为主题词的文章会汗牛充栋，事实上这类文章极少，更多的时候，这三个字就像内敛的村姑羞于见人一般，淹没在文字的瀚海之中，只有百度强大的搜索引擎才可以找到。 　　这或许就是真正的魏文彬，让人感到他无处不在，又无所存在。这也正是魏文彬领导下的湖南广电的灵魂，他们正在走进平民的生活领空，和平民一起舞蹈并且欢乐。他们是精英，但任何精英走进平民之中，便如一颗珍珠汇入了大海。大海便是他们的泥土，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精神所系、情感所在。 　　这种平民路线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哲学。而这一切，源于12年前的一个乡村之夜。那是一个典型的湖南山乡之夜，那里有一条魏文彬至今叫不出名字的河流，顺着岸边依次而建的吊脚楼生生不息地流淌，在岸边，还有另一条河，那只不过是一条坐着竹制小凳，远远地看着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的乡民的河。刚刚担任台长的魏文彬，在那个夜晚突然勃发了诗人的兴致，独自步出简陋的乡村招待所，想去和乡风进行一次夜话。最后，他看到了这条乡民组成的河，听到了乡民们看着电视屏幕上那些雪花点发出的欢乐的笑声，他震撼了。那一瞬间，他想把自己变成一个哲人，一个脉搏永远和平民一起跳动的哲人。 　　不能说后来所有的改革都源于这次吊脚楼前的灵魂洗礼。但这幅画面深深地烙进了魏文彬的脑海。每当他遇到阻力的时候，这幅画面便会突然地跳出来，激励他并且鞭策他，令他获得新的动力。 　　出版社约我写湖南广电时，我心怀忐忑。 　　某一天中午，和一帮新认识的朋友吃饭，其中某位官员听说我要采访湖南卫视和魏文彬，当即以一种虚心的态度，表示要和我探讨。他说，魏文彬是湖南的罪人，湖南卫视是湖南的耻辱。我被这话吓了一大跳。湖南卫视令湖南人的名声，在全国提升了许多个档次，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影视文化的地标性所在，但在湖南人自己的心目中，难道是这样一种形象？这位官员又说，如果不是湖南卫视在全国还有点名声，魏文彬早就完蛋了。 　　我说，你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 　　他说，湖南是一个穷省，魏文彬花三四十亿建成的金鹰城不建在市中心，却选在那么一个偏僻之处，对整个长沙的市镇建设起不到丝毫拉动作用，这是在糟蹋湖南人民的税款。湖南卫视赚了那么多钱，不去投资实业，增强湖南的造血功能，却搞什么《超级女声》、《闪亮新主播》，招徕一帮孩子在那里瞎胡闹，这是拿湖南人民的血汗钱当纸烧，点燃的是他自己头上的光环。 　　我想问，是不是那些两弹一星的功臣们卖卫星赚了钱之后，就一定要投资养鸡场卖鸡蛋，才叫造福地方增强了地方造血功能？湖南卫视搞金鹰节，搞《超级女声》，搞《国球大典》，数以万计的演员、观众、歌迷云集长沙，他们在长沙消费，在长沙欢乐，是否拉动了长沙经济？数以亿计的手机短信，是否给湖南经济输血了？大品牌商家开始将目光投向湖南，给湖南带来的将会是什么？ 　　自此之后的6个月时间里，我8上长沙，最长一次住了25天，先后采访了近百人次。最令我惊叹的，并非魏文彬在一片荒山野岭中开创了今天的金鹰城，也不是湖南卫视上星之后，在中国电视业刮起的那股快乐旋风，而是13年前，确定大产业目标的远见和胆识；而是湖南广电这个群体热血澎湃、激情四射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而是13年如一日的亲民追求和恒久不衰的事业热情；而是辉煌中保持警醒、挫败中获得坚韧的大智大勇。

据说这两年市面上流行一本书，书名是《湖南人凭什么?》。它暗藏的意思是，湖南人为什么能异军突起？《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一书正是对湖南电视产业高速发展的探索与剖析，对迅速发展的中国电视业有现实启迪意义。 　　在中国最近十几年的改革与经济转型进程中，传媒业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毫无疑问，电视湘军在这场变局中是一支格外引人注目的地方力量。之所以强调他们是“地方力量   ”，是因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媒体资源并非按照市场原则来分布，而是按行政区域划分。在这一历史环境中，湖南广电既不具备中央台的资源配置优势，也不具备沿海省份的经济优势，但是他们却突破了种种局限，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电视湘军到底凭什么呢？ 　　我想，主要是凭着他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改革创新的精神。这股精神，使得电视湘军成为当今传媒界特别能战斗的群体。 　　1999年秋天，第十七届金鹰电视艺术奖在深圳颁奖期间，我和魏文彬同志经历了一个难以入眠的夜晚。那时候，我在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持工作，对于我而言，如何把金鹰奖办成一个有全国影响的文化活动品牌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而电视湘军也刚刚声名鹊起，产业初具规模，文彬同志满脑子都是澎湃的激情。尽管我俩的角色不一样，但是我们兴奋的缘起和使命的归宿却是那样的一致：都希望中华民族文化产业迅速成长和崛起。于是我们促膝畅谈，一个大胆的思路当晚就形成了。不久后，中国视协和湖南广电签署协议，湖南广电获得了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的举办权。 　　一转眼金鹰电视艺术节在长沙举办了五届，每一届我都要和湖南电视人摸爬滚打好一阵子，那些日子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电视湘军的执着追求和创新精神。前三届金鹰节，每次都赶上长沙的秋雨天气，外界有人嘲笑说这是湖南人好大喜功带来的“霉运”，但事实上，秋风秋雨愁不煞湘军的士气，反而增添了他们的斗志，他们追求极致的精神给我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象。虽然几次都是秋雨连绵，而他们依然是满怀豪情壮志。面对这样的团队，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困境可以使他们气馁。 　　以往的金鹰节或许有很多得失可以总结，但我坚信这个文化活动在湖南电视人的手里一定会成长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品牌活动。作为一个地方传媒集团，他们敢于承办一个国字号的大型活动，本身就体现了敢为人先的风范；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团队不仅有心忧天下的情怀和目标，更有极为扎实的操作执行能力，以及改变困局的智慧和勇气。 　　由此，可以看出：《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等影响全国的节目，发生在湖南广电，决非偶然，而是和电视湘军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密切相连的。电视湘军凭什么？凭的就是隐藏在他们团队中那种创业激情，以及他们行走在路上的稳健而扎实的脚步。 　　是以为序。 　　杨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