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连载：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

妨碍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关键在哪里？在我们的头脑里，在我们的思想上，在我们的观念中。因此，创新体制，一定要做到脑筋大转变，思想大解放，观念大更新。要打破精神枷锁，冲破思想的藩篱，走出观念的误区。 　　——魏文彬语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魏文彬当了厅长，也想烧三把火。 　　可他遇到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对厅长这个职位太陌生了，就算他想烧火，也不知道火柴在哪里，不知道该往哪里点。 　　既然没有方向感，那就先摸一摸方向吧。上任后第一件事，魏文彬去各间办公室拜访。 　　进入广电系统十几年了，魏文彬还从来没有在厅机关串过门。这次他逐间办公室拜访，每进入一间办公室，所有成员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可他只是站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魏文彬不是一个讷言的人，他为什么说不出来？因为厅机关的办公条件令他哑语。 　　从经济效益极好的电视台走进了广电厅，魏文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许多人挤在一间很小的办公室不说，办公桌竟然不是统一的，什么颜色都有，油漆也不同，甚至有些办公桌，明显是修理过的，腿上露着白森森的木质。 　　他想对新同事们说：“我魏文彬向你们保证，一定要改善你们的办公条件。” 　　可这话他没有说出口，因为他没有底气。 　　据一名对广电厅财务状况非常了解的老人说，当年魏文彬上任的时候，广电厅账上只有500万元。这是前任厅长给他留下的全部家底。500万对于一个靠行政拨款维系的事业机构来说，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但如果要用这区区500万来发展一项事业，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事后，魏文彬回忆说，每走进一间办公室，大家便请他讲几句话，可是他一句都讲不出来。他的脑子里，映出的是另一幅画面，那是一幅与山乡和乡民有关的画面。与这幅画面有关的关联词是三个字：五角钱。 　　这是一个极其遥远的故事，遥远得就像一张泛黄的旧报纸，像一首被人遗忘已久的老歌，就像在岁月的源头、生命的寒秋固执地定格在树枝上的最后一片枯叶。 　　那一年，魏文彬12岁，刚刚在山村读完小学，然后赤着脚，背着母亲用几块旧布缝成并且打了几个补丁的书包，沿着崎岖的山路，走向镇上的中学。那时，他太小了，也太懵懂了，并不清楚，自己所背负的，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重量，不理解父亲那昏黄的眼神目送他远行的背影时，那沉重的叹息和无穷的期翼。他的脚步显得轻快，歌声也非常悠扬。 　　魏文彬的家在湖南北部桃源县的山乡，如果用文学的词语形容，那确实是一个山青水秀、人杰地灵的地方。但另一面是落后贫穷，穷到何种程度？广电系统到过那里的人说，直到20世纪90年代，那里还没有一条现代意义的柏油路，那条通往山村的土石路，是乡亲们一锄头一锄头掘出来的。 　　许多人谈起中国乡村的落后，往往爱归咎于愚昧和贫瘠。这绝对是误解，中国的山村并不贫瘠，中国的乡民也并非一开始就愚昧。落后来源于观念，儒家文化中有一种东西，就是要导向草根阶层的愚昧，这是一种文化的劣根性。只要对这种劣根性稍稍反叛，命运就会导向完全不同的结果。 　　魏文彬本人的经历便证明了这一点。 　　他说：“我虽然出生在农村，家里实际上是书香门弟，祖上是晚清的一个秀才。我记得（19）58年搞大跃进的时候，家里的线装书有八大柜。小时候家里很穷，但文脉还在，几部大著作，《三国演义》、《红楼梦》、《封神演义》、《聊斋》等，我是在牛背上看的。小学毕业之前，这些书我全都读完了。我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读史记不要字典，大部分都能解释出来。” 　　这就是魏文彬同村里其他孩子的不同，正因为这种不同，导出了他的第一个人生理想。他说：“我有一个很好的心态，从来没有想过当官。从小有过当大队支部书记的梦想，我想，让我来当书记，我会干得很好。以后再没有想过这件事。” 　　如果说人生是由许多不同的梦组成的话，当大队支书就是魏文彬的第一个梦。这个梦做的时间很短，随后被五角钱的巨大精神负担改变了。 　　那一年，魏文彬沿着家乡的土石山路走到了镇上，进入镇中学。在乡村小学读书时，根本没有书本费学杂费一说，没有课本，老师便将课文写在黑板上，学生一字一句地抄下来，没有作业本，捡一些香烟盒，用针线缝在一起。但镇中学不一样，必须缴纳几块钱学费，否则就无权就读。 　　60年代，一个劳动力一天的分值只有几分钱，几块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家里东拼西凑，还是没有凑齐这笔巨款。父亲说：“伢子，你先把这个交给学校，其余的先欠着，等我借到了，立即就还。” 　　魏文彬捂着这散发着父亲体温的角票，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深一脚浅一脚向村外走去。此时，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感受到了亲情的沉重，也第一次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是存在等级的。离村已经好远了，他仍然一步一回头，希望母亲突然从村里跑出来，将刚刚借到的钱送给他。这当然不太可能，就这点钱，差不多掏光了村里的鸡蛋，刮平了村里的盐罐。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全球电视产业100强之中，美国占了30%，而收入却占了全球电视产业总收入的52%。而在这100强中，排在前10位的，美国占了其中8席，总收入在10强中占85%，占全球100强的35%。 　　中央电视台是惟一挤进全球电视产业百强的，其年收入，仅占1%。一个时代华纳，便相当于20个中央电视台。    　　与此相比，湖南电视台算什么？在国际传媒市场，半点地位都没有，连名字都排不上去。 　　再将视线扩大一些，从整个内容产业的角度来看，整个美国，内容产业的年产值在5000亿美元以上，中国连50亿美元都没有。 　　美国电影产量仅占全世界的6%，可是，他的电影票房却拿走了全世界电影市场的70%。 　　魏文彬说：“这两个数字我能记得是因为它深深地伤害了我。我看，这两个数字的对比就可以做个大报道，在这两个数字面前无动于衷，要么是蠢，要么就是没有民族自尊心。” 　　深深地伤害了他的，实际上远不止这两个数字，还有许许多多的事实。 　　洛杉矶成为美国西海岸最为重要也最为著名的城市，他们所凭的是什么？就是内容产业，就是一个好莱坞。他们生产一部大片，利润便高达十数亿美元，就是大半个中国内容产业的年产值。美国的电影年收入有300亿美元，其中200多亿来自国外。 　　美国的视听产品出口仅次于航空业，年收入超过300亿，并且在快速增长。这个数字在魏文彬担任厅长时正快速增长，进入21世纪之后没几年，视听产品出口已经超过了航空业出口，成为美国第一大出口产业。 　　魏文彬阅读这些资料时，美国时代华纳的年收入是130亿美元。今天，这个数字已经升到了超过400亿美元。仅仅130亿，便相当于1000亿人民币，而当时占有中国电视市场最大份额的中央电视台，一年的收入，也才只有10数亿元人民币，近百倍的差距。美国《纽约时报》一天的广告额，便相当于《人民日报》一年的广告收入。 　　湖南广电是多少？6000万，大概只是好莱坞一部二流电影的利润。不是票房，而是利润。 　　迪斯尼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多大的产业？而这份产业，最初竟然只是一只小老鼠，只是与这只小老鼠相关的动画片。迪斯尼成功的历史，让魏文彬看到一个事实，文化产品具有极其广阔的利润空间。突然之间，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类只有两种消费，一个是物质消费，衣食住行；再一个就是文化消费。人们满足衣食住行的消费后，就需要文化消费。人类是先满足物质生存的需要，然后再慢慢提高和改进文化消费的需要。” 　　这也就是说，文化产品的开发，具有极其广阔的前景，尤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综合实力的增强，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人，将会对文化消费具有极其广泛和全面的需求，这就是广电事业发展的巨大市场。 　　思考、思考、再思考，季节在悄然转换，春天匆匆而去，炎夏来临。整整3个月，近100天时间，魏文彬苦心参悟，终于悟通了两个字：产业。 　　用100天悟通两个字，这种效率似乎也太低了些。 　　然而，在1993年的中国，有多少人悟到了这两个字？又有多少人真正悟通了这两个字？即使是今天，真正悟通这两个字的，又有多少？1993年的6月，魏文彬提出了大产业的概念，直到10余年之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文化产业这个概念，才在最高决策层提出来，并且第一次写进了中央文件。 　　由于这一缘故，我们是否可以说，魏文彬的思想，至少超前了10年？或者说，魏文彬用3个月时间完成的这次惊心动魄的观念革命，在10年后才得到广泛一致的认同？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魏文彬用3个月悟通两个字，这种效率，就实在太高了。 　　此时的魏文彬，不再是站在湖南广电事业的高度，也不是站在整个中国广电事业的高度，而是站到了全世界传媒产业发展的高度。这种思想登高的感觉是特别的，3个月前那种迷惘和茫然一扫而空，瞬息之间，他觉得自己的面前透亮了。那是一种被阳光照耀心灵的感觉，那是一种灵魂深处的通透。直到这时，他才发现，十几年前的那个充满浪漫和诗意的文学青年不存在了，那个与缪斯相关的梦，早已经远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个全新的梦，开始像血一般进入他的身体，深入他的灵魂。 　　突然有一天，魏文彬告诉厅办公室，通知厅机关处以上干部开会。 　　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目瞪口呆，这个魏厅长，上任3个月了，突然通知开这么一个会，他到底准备干什么？以前的厅长要开这样的会议，通常会提前很长时间要求办公室写讲稿的，这类讲稿一般都由厅长本人口述要点，办公室的秘书记录之后写出初稿，然后是一遍又一遍反复修改，不到开会的最后一刻，稿子很难定下来。可魏文彬此前竟然没有透露半个字，他到底要开一个什么会？ 　　会议开始了，幸好办公室主任有经验，事前准备了录音机。他将录音机放在魏文彬面前，看了一眼桌子上，竟然只有一页纸，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字，这里圈一下，那里划几条线，整个就是鬼画符，这难道是他的讲稿？ 　　厅里的处以上干部坐在那里也迷惑。俗话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魏文彬沉默了3个月，现在到底要搞出一个什么惊人的东西来？

人还是要事业为天，没有事业，再大的官有什么用？“自古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 　　——魏文彬语 　　当上厅长，走进了厅里专门为他安排的办公室。那一瞬间，魏文彬直觉得鼻子发酸。这   间办公室无论是面积还是设施，和他当台长的办公室差了一大截，那张办公桌简直就是老古董，椅子也不是豪华的大班椅，而是破了几个洞的藤椅。 　　他当台长，手里可支配资金有上千万，现在，他当厅长了，官大了，管着台长呢。可是，手里却没有钱。用他自己的话说，“余钱剩米只有几百万”。到底几百万？曾任两台（电视台和电台）台长的何共淮说是500万，刘自成也说是500万，魏文彬说：“恐怕还没有。”就算是500万，这就是当时魏文彬的全部家底。 　　就是坐在这把破藤椅上，魏文彬开始规划湖南广播电视的未来。 　　一个月过去了，魏文彬没有任何动作，甚至厅里的日常事务，他都不太过问。 　　人家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三把火是完全有必要的，烧了三把火，下属才会认识你，才能相信你，也能够更好地和你配合。官员毕竟不是作家，作家坐在家里想天下事，一台大戏，可以独自完成。官员需要上上下下的配合，才能干成哪怕一点事。这个魏文彬倒好，整天将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不和人交流，不开会，甚至不和他的班子成员见面，一切放任自流，顺其自然。 　　省里的领导对广电厅有一种期待，对魏文彬有一种期待，可这种期待过去了30天时间，见新官上任的三板斧，连一板斧都没有抡下来，有点沉不住气了。再次见到魏文彬的时候，带点玩笑地说：“文彬，你是不是在坐月子呀。”魏文彬笑一笑，没有回答。他有许多的问题没有想清楚，此时还不是表态的时候。 　　两个月过去了，一如既往，每天早晨，魏文彬夹着大公事包来到厅里，随即进入办公室，坐下来的第一件事，便是从包里掏出一大堆材料，点起一支烟，边看边思考。到了下班时间，魏文彬又夹着他的公事包离开了黄土岭，回到德雅村电视台大院，进入家门之后，什么事都不问，一头扎进那间小书房里，电话不接，来人不见，谁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 　　这些消息，全都反映到了省有关领导那里，领导见到广电厅的负责人，半是玩笑半是关切地问：“你们那个魏文彬在干什么？”魏文彬上任都两个月了，除了上任时的那次见面会以及后来到各处室转了转，再没有和相关负责人见过面，也没有拿出一些具体的措施。这个全省最年轻的厅级干部，到底在干什么在想什么，他们也不清楚。 　　直到第三个月，魏文彬觉得终有所悟。 　　春天的雨总是淅淅沥沥、洋洋洒洒，在窗外舒卷着浓浓的春意，魏文彬却浑然不觉。脑子里映现的，只是一幅画面。 　　那还是他当台长的时候，去国外考察，来到法国时，当地正在举办一届国际马拉松比赛。作为电视台台长，魏文彬很想看看人家怎样转播这样的赛事。他不懂法语，人家主持人说些什么，他半句都不懂，可有一件事强烈地震撼了他。在赛事现场，竟然盘旋着一架直升机，他问身边的翻译，那台直升机是怎么回事？人家告诉他，直升机是电视台的，他们正在进行空中直播。 　　人家是电视台，湖南台也是电视台，他魏文彬别说用直升机进行直播，就是一台几百万的转播车，他也买不起。此时他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意识到了湖南电视台的弱小，甚至意识到了整个中国电视业的弱小。 　　想过了电视，他又想广播。当记者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模范人物的报告文学，在电台播了整整一个星期，那时他得意得不行，觉得自己异常强大。现在，他当上了厅长，再次思考电台时，突然联想到了美国之音。湖南的广播人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可实际上，他们的声音，连湖南全境都无法覆盖。美国之音却能飘洋过海，深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想到覆盖，魏文彬自然想到了湖南的天空。电视和广播占领的是领空，覆盖率的竞争，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大空战。但是，湖南的广播电视别说去占领别人的领空，就连自己的领空，都被别人占走了。湖南电视台和长沙电视台之间的竞争如火如荼，在这场恒久的竞争之中，山东卫视悄然入侵，形成了“湖南的地山东的天”这种局面。湖南的广播电视，已经被挤迫到了一个极其狭小的空间。为了突破这种局面，厅里鼓励发展第三产业，一些优秀的广播人电视人，开始下海经商，办起了红砖厂、养猪厂，开起了餐馆饭店。 　　诸多事情像电影一样，在魏文彬的脑中一幕幕闪过。他突然想到，现在自己是厅长了，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全局性考虑未来的发展。什么样的高度，才是全局性高度？湖南广电厅的高度？还是全国广电事业发展的高度？显然不是，应该是国际广播电视市场的高度。他必须了解，西方发达国家的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维亚康姆为什么那么强大？美国之音是怎样走向世界的？他们的今天，也许就是湖南广电的明天，他必须了解自己的明天。 　　他走出了那间办公室，来到电视台，来到广播电台，向他们索取国际传媒业的资料，将国际传媒巨头诸如默多克、维亚康姆、《纽约时报》、时代华纳、迪斯尼等跨国传媒的资料拿到了手中。

进入全新境界的魏文彬，领导艺术开始圆熟起来。他想在电视台大刀阔斧地改革，同时也知道，在现行机制下，动作如果太大，定会引起强劲反弹，只能从常规入手，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 　　规章制度，哪一任领导上任都要制定，哪一个领导都会强调。可实际上，真正让这样的制度成为新的游戏规则并且为将来改革铺平道路的，还真是少见。    　　在电视台要执行这种制度绝对不容易。魏文彬的办法是执行之前，让职工充分讨论，直到每一个人都通过为止。制度执行之后，他又抓住了一件违反制度的小事大做文章。这件小事说起来简直不值一提：某个职工因为不小心摔坏了一只茶杯。一只茶杯值多少钱？几块而已，可是，因为这一行为违反了制度，管理部门拿出制度对照，从部门管理层到具体责任人，都要按制度扣发当月奖金。将所扣的钱加起来，竟然超过了千元。 　　这个数目出来，台务会几乎炸锅了。当时有人说，这个制度有问题，一个茶杯扣1000多元，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活，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扣奖金，而是修订制度，甚至有人说，干脆终止这个制度的执行。也有些年轻人非常坚决地表示，制度就是制度，既然已经实施，就要坚决执行，不因任何阻力而改变。魏文彬事后说，其实，他也非常犹豫，此事虽然涉及很多人，1000元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影响到某些人的生活，他会长时间不安。但是，定下来的制度如果不执行，他将会威信扫地。最后，他痛下决心：坚决执行制度。 　　这件事在电视台引起了一场地震，几乎所有人都觉得魏文彬是小题大做，太过分了。同时，大家也因此有了一个教训：魏文彬执行制度异常坚决，毫不留情，自己必须立即着手做的一件事，便是将制度背得滚瓜烂熟，并且小心不要去触犯。 　　人才，魏文彬可以保护，机制就不是他一个台长所能左右的。他只能采取迂回的方法，先征服人心，然后再施展自己的计划。为了征服人心，他着手做了几件大事，第一件，让电视台的年收入突破千万大关。 　　当台长之初，湖南电视台的年收益只有900多万元，他不仅提出要突破千万，而且差不多是在原有数字上翻了一番。这个目标提出，电视台的员工是哈哈一笑。会议散了，下面便有人说，省委也不知怎么选的，竟然选了一个爱吹牛的人当台长。他提出的第二个目标，是要给全台的职工安上空调，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待遇。装中央空调，仅设备就需要几百万，每个月耗去的电费以及维护费用，同样是一个天文数字，对于一个年收益只有几百万的电视台来说，这无异于天方夜谭、画饼充饥。第三个目标，他要给电视台所有正式职工装上电话。这就更是近乎吹牛了，90年代初，安一台家庭电话，就是一大笔费用，台里能拿出这笔钱？这一目标更加深了职工的一种印象，认定魏文彬是吹牛大王。说这话的不仅仅只是那些反对魏文彬的人，甚至包括了魏文彬的一些爱将。张华立就是魏文彬的爱将之一，他曾公开说过：“老魏有一张能把稻草说成金条的嘴巴。” 　　然而，谁都没有料到，魏文彬担任台长第一年，果然突破了千万大关，而且翻了一倍，第二年，收益竟然超过了2700万。1993年，也是魏文彬当厅长的第一年，电视台总收入突破5000万的时候，魏文彬心中特别地受用。他和很多人讲过当时的感受，那时，他走出办公楼，站在电视台的院子里，仰首望着夜空，心中默默地说：“我做到了，我真的做到了。”那一瞬间，他或许有了某种自我欣赏、自我肯定。他一个人在夜空下徘徊，想唱一首什么歌，可是，他找不到一首能够准确表达此时心情的歌。 　　整个省广电系统，年收益不足6000万，湖南电视台一家，就占了80%。此时，人们才意识到，魏文彬不仅会吹牛，更会实干。 　　此时，魏文彬在电视台的声誉如日中天，绝大多数人相信，只要老魏说的，就一定能够做到。魏文彬也意识到，基础已经打下了，下一步，应该着手机制改革了。 　　恰在此时，一纸任命，将他从德雅路召到了黄土岭。

1990年底，魏文彬接任湖南电视台台长。 　　此时的魏文彬刚刚跨过40岁的门槛，心理上完全成熟了，当年的一腔热血还没有冷。 　　上任之后的魏文彬雄心勃勃。他当时的一种心态是，除了小时候曾想过要当大队书记之外，后来的几十年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当官，现在竟然当上了一台之长，成了电视台近   千号人的一把手，大权在握了。既然这个官是意外获得，他也不想通过这一职位获得更进一步的权力，要搞，就一定要把这个台搞好，搞得老百姓喜闻乐见。 　　他将刘学稼叫进自己家里，商量内容改革的事，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这件事给魏文彬最大的触动是发现了许多权力的盲点。他说：“我那时悟到了几个东西。一个单位，权力不是最重要的，机制是最重要的。当时的一把手，他难道不想搞好？但就是搞不好。我也是主要领导之一，我也想搞好，可大家出了力，效果就是不明显。机制比权力重要。我推而广之，想到全国，小平同志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代领导人，他有一些闪光的思想，他的一些表现，真的令我佩服。他在全国有那么高的威望，但是，是不是他一声喊，所有的事情就能办好？一个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要安徽的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去做实验，还要发动“两个凡是”的大讨论，还要做那么大的思想准备。第二个体会，人才的重要性，我是这个时候感受到的。人才决定生产力的水平，决定你工作的水平，决定你产品的水平，这一切都是人才决定的。人才在一个什么高度，你这个事业就是一个什么高度。” 　　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结果，他发现了一个天大的弊端。从本质上讲，电视台应该是一个生产单位，它生产的是精神产品，它不是一个行政单位。他说：“生产单位只能以效益为纽带、以质量为纽带，用质量和效益将千把人运转起来联系起来，而不是靠权力。以权力为纽带，那么把一个单位凝聚在一起的是权力，起作用的是权力，得到的利益也是权力。很现实，评职称，权力说了算，提拔，权力说了算，分配，权力说了算。这样一来，把你这个当台长当一把手的害死了。这就会出现一种生态现象，大家都向你靠拢。这里又形成了一个规律，首先靠拢你的，靠你靠得最近的，不是最优秀的人才。最优秀的人才在后面，它符合这个生态规律。人成群的时候，水平总有高低，能力总有大小，悟性总有差别。靠权力靠得最近的人，他心知肚明，他写写别人不赢，说说别人不赢。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个毛病，表现出来的就是清高。他一看你周围围的这一群人他瞧不起，他不来了。你说你周围转的这一群人，心态坏吗？不坏，不过就是个生态规律。常年这么转，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出现了，转久以后，也会转出感情。人都是有感情的，你这个领导是有水平的，是高明的，但这些人转久了以后，你难免在用人上决策上做出一些不恰当的决定。只要你做出一两次这样不恰当的安排，就寒了这些人才的心。” 　　魏文彬说：“我从当厅长开始，就进入了一种境界，不敢说是一种忘我的境界，真的是把自己的东西交给这个社会。中国从政有很多因素，有很多偶然因素。在广播电视厅，是不是我的能力最强、水平最高？这个只有天晓得。我相信可能还会有比我强的人。可能还有很多人比我强，他没有这样的机遇，给了我这样的机遇。” 　　这话半点不假，魏文彬进入了一种境界。但是，他将进入境界的时间划定在当上厅长之后，并不十分准确。更为准确地说，应该是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尤其是经历了1989年那场风波之后。 　　从党校回来，魏文彬便着手新闻创新，改版了《晚间新闻》，创办了《焦点》，这两个栏目，一改湖南人不看湖南电视只看长沙电视的习惯，收视率方面，省台和市台的差距在快速缩小。魏文彬从中尝到了甜头，胆子也越来越大，这两档节目，也越来越大胆。 　　正在此时，那场风波开始了。 　　担任台长的宋竹初恰巧出差了，身为常务副台长的魏文彬，肩上的担子异常沉重。那段时间，他几乎住在办公室，一天24小时守在电视机前，收看中央台的新闻节目。他说：“我每天都要收看中央台的新闻，看着社会一天天地乱，此时我才第一次思考一个问题：当官并不是种田，并不是养猪，还需要思考许多复杂的问题。政治问题太重要了，牵一发动全身，一个决定，可能关乎全局，关乎全国十几亿人。这时候，我才开始思考政治问题，才开始有了很强的政治责任感。” 　　也正是从此时开始，魏文彬的思想状态渐渐从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和文人，成为一个兼具政治意识并参透国情民意的成熟官员。关于这一点，陈先绪感触至深。陈先绪比魏文彬年长5岁，1984年就是湖南电视台的副台长，主管文艺，一直干到2005年退休。陈先绪是中国电视界的“名腿”，早些年曾流传“北有陈汉元、南有陈先绪”的美誉。从80年代开始，湖南电视台的几乎所有重大题材、重大事件的文艺晚会，几乎都留有魏文彬和陈先绪共同的印记。陈先绪说：“我和他在业务上有超然的默契，他指明一个方向，我不需要问为什么；我想出一种思路，他也不需要问我为什么。”在长期的合作中，陈先绪深有体会地感觉到：“魏文彬和我这种人，都是忠诚于主流意识的人，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忠诚，并不是为了包装仕途和政绩。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以后，我们做了一台特别文艺晚会《我们不会忘记》，感动了好多人。我和老魏在策划过程中，始终都带着一股对国家命运的深沉关切，半点应付都没有。到高潮处，我们都流泪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潘礼平说：“当初的冲动纯粹是为了把节目搞活，想让观众注意到，想玩小聪明，一句话想出风头。” 　　他们采写的新闻稿，大段大段地被部领导用红笔划掉。稿子送到魏文彬那里终审，他在那些被红笔划掉的内容下面划圆圈形恢复符号。稿子重新回到两人手中，他们看到一串一串的圆圈，大为感动，将魏文彬引为知己。这样的次数多了，两人对魏文彬有了一种特别的崇   拜、信任和依赖，以后，只要被领导枪毙的稿子，他们就拿着直接找魏文彬。 　　有一次，他们采访了一条新闻，报道一个城中村的发展史，解说词是梁瑞平写的，激情四射，文采飞扬，有一种田园牧歌般的淡雅超然。部领导看了稿子后，当即作为不会写新闻的反面教材，签呈全新闻部传阅。梁瑞平和潘礼平觉得，这篇稿子，一定能够得到魏文彬的认同。他们拿着文稿去找魏文彬，魏文彬看过之后，将部领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我们搞新闻，不能死抱着五个W，应该允许不同风格嘛。 　　还有一次，他们采写了一篇常德某个乡棉花丰收后农民搞庆祝的新闻。当时的场面非常热烈，农民们载歌载舞。他们便在文稿中说，这个乡的农民搞了一个棉花节。如果是今天，风筝节、西瓜节遍地都是，节的概念，人们也容易接受。可在当时，节这种概念，只停留在传统节日上面，农民们只不过搞了一次庆祝，他们硬是安上了节这个概念，许多人都接受不了。 　　审稿的时候，恰好魏文彬也在，由他主持。稿子看完了，魏文彬对各负责人说：“你们先说说看法吧。” 　　所有人都沉默。不说吧，魏文彬会觉得他们没有水平，不适合现在的位置，说吧又怕说错，因为魏文彬最终肯定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而他的看法又往往与众不同，别人还不容易驳倒。这些人于是打起了太极拳，有的说，很新颖，但是不是长了点？有的说，节这种提法，是不是有点太突出了？最后，见都没有人说了，魏文彬开始说，他半点都没有否定这个节目，而是从创新、情趣、导向等几个不同的侧面，对这个节目大加赞赏。 　　魏文彬自己也说：“湖南广电的两平，是被我圈出来的。如果不是我画了那些圈圈，这两个人，大概早离开湖南广电了。” 　　虽然有“两平”，还有其他一些相当不错的新闻人才，可毕竟，湖南电视台新闻部是一个五十多人的大机构，魏文彬能解放三几个人，却根本无法解放这个部。 　　为了让湖南新闻彻底上一个台阶，他想到了一个主意，希望做一个新的节目，用这个新的节目来带动整个新闻部。同时，他又将梁瑞平、潘礼平调到晚间新闻，希望他们对这档曾经引起很大轰动的节目进行改革。 　　从那时起，晚间新闻开始大改版，这两个离经叛道的人，有意将金科玉律从他们的栏目中剔除，有些新闻不强调时间，有些新闻不论地点，更多的新闻完全不考虑套话式的语句，尤其特别的是，他们开始尝试新的播报新闻方法。比如说，全世界的新闻都是由播音员坐着播，他们偏偏站着播，全中国的播音员都是广播院校播音系培养出来的播音腔，他们却希望播音员说大白话。别的电视台讲究播音员的胸腔共鸣，他们却完全不要胸腔共鸣，只要标新立异。 　　晚间新闻再一次火爆起来，成为湖南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 　　张华立进入电视台后被魏文彬安排在新闻部。他说：“湖南电视台抓内容生产，是从抓新闻开始的。湖南的新闻节目，有两大里程碑，一是《晚间新闻》，一是《焦点》。” 　　《焦点》栏目，正是魏文彬从党校回来后，为了突破旧有格局创办的。因为创办于1989年，所以，这一年的《焦点》就称为《焦点89》，后来又办了《焦点90》、《焦点91》等。 　　当时，湖南电视台的结构是部室，新闻部下面，只有某个节目组。为了办一档全新的新闻纵深报道节目，魏文彬想出一个新主意，不搞节目组，推行独立制片人制。这是湖南广电推行独立制片人制的最初源头，第一个制片人叫刘惠东，当时只是一个新闻组长。 　　魏文彬给了刘惠东一个优惠政策：人员由他自己挑选。刘惠东所挑的人，都是电视台当时学历最高、思维最活跃、在别人眼里也最离经叛道的。其中就有后来湖南广电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现任潇湘电影集团董事长的丁晖、成为湖南广电集团副总经理湖南经济电视台台长的吕焕斌、娱乐频道总监张华立、湖南卫视新闻中心副主任施华耕以及先后担任过经视副台长和生活频道副总监的吴澧波等。 　　《焦点》到底是一档什么类型的节目？由于种种原因，这档节目后来停播了，但借鉴《焦点》的另一个节目，在全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就是央视的《焦点访谈》。湖南人十分谦虚，没有人说《焦点访谈》就是《焦点》的移植，不过可以肯定，湖南的焦点，比央视的《焦点访谈》早推出好几个月。 　　《晚间新闻》改版和《焦点》的推出，形成了两个为老百姓说话的窗口。老百姓的感情是非常质朴和热烈的，谁真心站在他们的立场，他们的眼球就投向谁，支持倾向谁，湖南电视台的收视在急剧上升。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湖南广电，在新闻节目制作方面，一茬新人正在崛起。日后电视湘军的主要干将，大多数在这些新闻节目中受到锻炼和磨炼。

质量，是媒体的生命，没有质量的传媒，等于一堆废纸，一堆废话。 　　——魏文彬语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视，地方台界限十分明显。媒体的生命在于内容，然而，各省级电视台的内容生产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它们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新闻生产方面，电视剧生产   以及娱乐节目生产，始终是地方电视台最薄弱的环节。 　　魏文彬初到电视台时，作为新闻部主任，他惟一能做的，就是将自己这一摊子抓起来。当时的湖南电视台新闻部，主抓的就是《湖南新闻联播》，每次从头至尾，都是领导在开会，这些会议新闻还不能减，否则领导会有意见，能够让魏文彬施展的空间，实在太小。当时有很多人给魏文彬提建议，希望他加强社会新闻。 　　湖南电视台在全国虽然相对落后，但社会新闻还是有相当基础的。早在80年代初期，全国的三大媒体还将新闻视角集中在领导干部以及各种会议上面时，湖南台就开始大力抓社会新闻。别的媒体搞仰视，镜头只对准官员，他们却开始俯视，关注民生。他们的电视记者走上公共汽车，将市民坐车难的问题，摆到了电视屏幕上。接下来，他们又播出了关注街头算命以及湘江污染的一系列报道，非常轰动。1981年青岛召开全国电视新闻工作会议，他们搞社会新闻的经验，在会上得到肯定。 　　然而，抓社会新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键是新闻联播的时间是限死的，大量必须尽快播出的会议新闻将时间占完了，社会新闻被挤到了边缘，时过境迁，新闻变成了旧闻，再播出就没有意义了。 　　魏文彬进入新闻部之前，台里推出了一档新的新闻栏目《晚间新闻》，这是全国最早的一档晚间新闻，也被同行称为湖南广电新闻改革的里程碑。不过，最初的晚间新闻，实际仍然延续着旧有的模式，甚至成为新闻联播的补充，主要播出新闻联播无法播出的新闻。魏文彬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优质资源，一定要利用它。他开始有意识地往这个栏目中加进社会新闻内容，并且不断增大比例。这一实践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非黄金时段播出的这档新闻节目，在省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不过，他毕竟只是新闻部主任，许多事，他做不了主。《晚间新闻》做了很短一段时间，性质开始变了，许多在新闻联播无法播出的“边角余料”开始充斥晚间新闻。尽管如此，这个节目的成功，让高层领导看到了魏文彬的能力，他思想上的敏锐以及专业上的超卓，不仅让领导欣赏和认同，也让同事信服，他的人格令那些反对他的人折服，觉得有必要重新认识魏文彬。新闻部主任当了11个月之后，魏文彬被提拔为副台长，分管新闻。 　　此时的魏文彬，对于领导艺术，仍然处于一知半解阶段，他甚至天真地认为，既然自己是分管新闻的副台长，新闻部便成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自己有了足够的施展空间。可真正要干的时候，他才发现，要进行改革，实在太难了，哪怕是将晚间新闻办成心中的模样，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渐渐地，这个栏目沦为了二线新闻栏目。 　　牵一发动全身。所有一切都是几十年形成的，盘根错节，以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解开这个结。如果想创下一番事业，必须有一批冲锋陷阵的勇士，有一批敢为天下先的精英人才。早在当新闻部主任的时候，他就开始培养覃晓光，提拔他担任新闻副组长、组长。待他担任副台长之后，又力主提拔覃晓光担任新闻部副主任。希望借助覃晓光的新闻敏锐以及出色能力，把新闻工作做得更好。 　　但即使如此，仅靠一两个人，要想扭转一个栏目甚至一个电视台，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别说他作为副台长同覃晓光这个副主任配合达不成这一目标，就是两年之后，他担任了常务副台长，同样感到力不从心。 　　就像面对的是空气，魏文彬浑身的劲没法使上。即使如此，他的能力才华，仍然得到了厅里以及省里的认同和肯定，省委将他列入后备干部名单，于1987年选送到中央党校青干班学习一年。 　　魏文彬说：“这是我一辈子最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我对哲学、对国情、对政治的了解是很少的，这一年，在中央党校我扎扎实实地读哲学，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研究社会演变的内在规律。虽然只有一年时间，却相当于过去读整个大学。”也正是这一年，中央党校将做着文学梦的魏文彬变成了一个哲人魏文彬。 　　回到湖南之后的魏文彬，满腔热血，希望大干一场。新闻仍然是他选择的重点。 　　然而，机制的陈旧是任何创新的劲敌。别说是在整个机制上进行创新，就是在新闻写作手法上面进行小小的尝试，都被认为是触犯了禁区。五个W被尊为新闻的金科玉律，任何人都不能越雷池半步。 　　当时新闻部有两个年轻人，一个叫梁瑞平，另一个叫潘礼平。这两人是一对搭档，梁瑞平负责写稿或者采访，潘礼平负责拍摄。梁瑞平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生，根本没有学过新闻，不懂什么五个W，也不想按照那套八股搞新闻。潘礼平自我评价，“我基本上就是吊儿郎当、玩世不恭的形象，别说评先进，连工会积极分子都没有得过。”这两个人的自我评价是四个字：歪瓜劣枣。原因很简单，不喜欢按常理出牌，喜欢离经叛道。同样是报道会议新闻，别人的镜头是领导正襟危坐在台上作报告，他们却跑去抓一些幕后花絮。同样是解说词，人家通常都是摘录领导讲话的内容，他们却搞出一些诗一样的语言。

出于同样的考虑，财富论坛先后两次邀请他参加，他同样拒绝了。相反，2006年上半年，他接到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邀请，却丝毫没有犹豫便答应下来。 　　魏文彬担任厅长已经13年，在一般人看来，他定是走遍了世界各地。实际上并非如此，即使加上他当台长的时间，15年来，他出国不超过5次，平均每3年不到一次。有关这一点，他固执得令人难以理解。他说：“我的骨头我的血肉是中国的。我曾多次说过，如果我倒霉   了，落魄了，就算去讨米，我都在中国，而不到外国去。我爱我的国家、我的民族，这颗心，像石头一样坚硬。” 　　正因为这一思想，魏文彬此前从未去过美国。那么，他为什么爽快地答应了哈佛的邀请？他说，他一直坚定地认为，世界文明的源头在中国，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要去哈佛宣扬这一观点，要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认识并且了解中国，对中华文明产生兴趣。 　　也难怪广电集团规划建设部主任周新民说，他总在“无耻地吹捧魏文彬”。谈到魏文彬时，他用了七个字概括，叫“读不尽的魏文彬”。

三天之后，传来魏文彬的父亲去世的消息，阿义立即想到自己发短信时，正是魏文彬守在父亲病榻前的时候，全广电系统都知道魏文彬是个大孝子，那个特殊时刻，他心里的伤痛，大家感同身受。因为在那样的时刻打扰了他，阿义心里顿时充满了愧疚。 　　职工的事，就是魏文彬的事，职工的困难，就是魏文彬的困难。为了帮助职工解决这类看起来很小的困难，魏文彬不遗余力，任何小事都当成大事来办。    　　那还是他刚刚当上厅长时，有一名职工的子女升重点中学。那所学校原本规定前200名不交集资款，这名子女恰恰在200名之内。考试结束后，学校又改变了这一规定，仅仅只收50名非集资学生。集资款需要一万多元，普通职工，有几家能够拿出来？为了此事，这名职工四处奔波，却又活动无门。 　　一次开创新研讨会，魏文彬点他发言。他心里牵挂的是孩子上学问题，注意力无法集中，因而言不及义。魏文彬会后将他叫到一边，问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题，他将此事说出来。此事牵动了魏文彬那颗敏感的心，他开始为此奔波，甚至找到省委的领导，希望由领导批条子解决此事。这一方法未能凑效，魏文彬又亲自去了那所学校，一次又一次找校长沟通，用他的口才去打动校长。最后，这名校长说：“魏厅长，我这里省长市长各种领导的条子有一大摞，如果我认这些条子，学校的规模可能要扩大一倍。今天，我给你破一个例，不因为你是厅长，而是你把普通职工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这种真情打动了我。” 　　软和硬其实是一种辩证，软到达了极致就是硬，这种硬，甚至远远超过了所有物理学意义的硬，是一种无法攻击的硬，是一种力敌千钧的硬，是一种哲学意义的硬。正所谓无情并非真豪杰，魏文彬的情感敏感而且细腻，往往一件极小的小事，平淡的一句话，都能触到他情感中最软的部分。但另一面，他又是一个坚硬如铁的人，在许多事情上面，他硬到了近乎无情的程度。 　　身为厅长，解决家人的一些切身利益问题，可以说轻而易举，甚至不需要他开口，许多事情，都有人主动帮他办好。可直到今天，他的父亲、母亲、弟弟、弟媳以及妹妹，仍然是农村户口。当厅长以来，他不知帮多少职工解决了农转非问题，可涉及到自己的家人，他却始终不肯网开一面，哪怕一丝一毫。 　　有一年，县领导拿着一个农转非指标找到他的弟弟。弟弟拿到这个指标后，立即来到省城，将这一消息告诉他。他对弟弟说，人家之所以将这个指标给你，全都因为你这个哥哥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如果没有这个缘故，人家连你是谁都不可能知道。哥哥也知道，这件事对于你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当哥哥的，我不能强迫你。不过，我请你想好，如果你想哥哥当一个贪官，那你就接受这个指标。如果你想哥哥当清官，我请你理解我、支持我。 　　他的话之后，弟弟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魏文彬也沉默，他能说什么？ 　　第二天，弟弟一言未发离开了他。其后的十几年时间，弟弟再未提及此事。去年，在巨大的生活重压下，弟弟英年早逝，惊闻这一噩耗，魏文彬痛哭流涕。他第一次意识到，为了他所追求的这份事业，弟弟的牺牲是何其之大。如今，他惟一能够弥补的，便是将弟弟的儿子带在自己身边，以弥补他失去的父爱。 　　因为这份事业做出巨大牺牲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魏文彬的儿子。 　　覃晓光介绍说，魏文彬的儿子魏然别说上名牌大学，就算是想出国留学，根本不需要魏文彬开口，只要他默认，肯定有很多人为他四处奔波，出钱出力。实际上，确实有很多人在跑这件事。魏文彬知道后，在广电局内，他是再三强调，任何人不准插手这件事，否则他就不客气，至于系统外，他不能用权威拒绝，却可以用情感拒绝。魏然不仅没有出国，甚至连找工作，他都不准任何人插手。魏文彬的观点十分明确，儿子已经长大了，应该自己去创事业闯天下了，不应该享受丁点荫庇。 　　正因为如此，魏然毕业后好一段时间，实际处于游荡之中，处于失业状态。不知是出于对父亲的失望还是理解和支持，几年之后，他离开了长沙，前往北京闯荡，成了北漂一族。 　　魏文彬的坚硬，还体现在他对事业和荣誉的态度上面。功名利禄四个字，世界上有几人能够超脱？正如《红楼梦》中疯道人所唱：“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自古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攘攘乾坤，熙熙众生，谁不为功来，谁又不为名往？ 　　如果说魏文彬将功利完全抛在九霄云外，肯定没有人相信，也不是事实。可魏文彬心目中，始终有一杆秤，事业和荣誉的份量，在他的心目中，是极其清晰的。 　　十几年来尤其是近些年来，一些莫名的荣誉纷至沓来，什么十大传媒人物，什么影响改革进程的年度人物，莫衷一是。对于这些，魏文彬仅仅一笑置之。所有荣誉中，登上讲坛宣扬多年来的思想结晶，对任何人都有巨大的诱惑力，对魏文彬同样如此。影响他人的判断有益于社会，功莫大焉，对于个人的意义也完全不同。就是在这种荣誉面前，魏文彬也在努力评判利弊。 　　所有的演讲邀请中，有几个非常著名的邀请。一次是北京大学的邀请，一次是复旦大学的邀请。这是中国两大著名学府，听讲者都是中国未来的精英阶层。抓住这样的机会，无疑会扩大个人的影响力，也会对社会有一定积极意义。经过仔细思考，魏文彬最终拒绝了。魏文彬许多高层朋友对此持有异议，认为他不应该放弃这样的机会。魏文彬却认为，满足虚荣心的同时，实际也正在助长虚荣心，这是一种危险信号，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他所追求的事业，都不一定有益。

那段时间，魏文彬的胃病犯了，又遇到寒潮，天寒地冻。参加晚会的每个人都冻得要死。韶山条件有限，晚会只能在露天举行，有些观众实在熬不住，纷纷离开取暖。身有胃病的魏文彬却在那里硬撑着。 　　魏文彬坐在那里，并不是表示一种领导的姿态，而是投入感情。他并不是以一个厅长的身份参加这次晚会，而是作为毛泽东的崇拜者。姜欣十分担心领导的身体，一遍又一遍地观   察他，结果发现，节目到了动情处，魏文彬在流泪，真正的流泪，泪流满面，不可遏止。 　　姜欣说：“我看到他流泪。他的眼泪很容易流，他很敏感，非常火热。领导有两种，一种特别平易近人，甚至碰到一个买菜的老太太，都停下来聊上一阵。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亲民领导。另一种领导连聊天的时间都没有，他脑子里永远在高速地飞着，在想深层次的问题。老魏是后一种人。不了解他的人会觉得他有些冷，有些傲。其实他是一个内心深处非常火热的男人，他有一颗敏感的心。对于文艺作品、对于人类美好的情感，他非常敏感。” 　　另一次是2002年，当时，湖南经视台办了一个经济类节目，叫《经济环线》。因为播出一个敏感人物的经济宏论引起轩然大波，北京方面高度关注，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批示湖南卫视有可能停播进行整顿，有关方面引起了重视，湖南广电也因此面临巨大压力。 　　出了如此严重的导向事件，局里自然要进行处理，首当其冲的是分管新闻的经视副台长凌引迪。局党组召开会议讨论处理方案，成员们认为，既然中央已经批示，处理是必不可少的。可是，魏文彬从始至终一言未发。他也清楚，这一事件的性质是严重的，必须处理，但从个人感情上，他又下不了狠心，毕竟这个凌引迪是湖南经视改革的功臣之一，是湖南广电庞大的人才库中一个元素。 　　处理决定最终作出了，紧接着，魏文彬找凌引迪谈话。凌引迪深知魏文彬内心深处充满着温情和宽容，他为了不给领导增加压力，进门后的第一句是：“魏局，你不要为难，就处分我吧。我知道，现在中央过问了，省委也有了意见，局里肯定是顶不住的。”魏文彬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 　　他心里清楚，新闻部门是全台最辛苦的部门，也是最不容易见到经济效益的部门，可他们不能有丁点差错，丁点的错误导致的可能是毁灭性灾难。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魏文彬心里太清楚了。正因为清楚，他才动情。 　　为凌引迪落泪，是因为此事拨动了魏文彬内心深处那根最敏感的弦。 　　多年来，魏文彬一直爱惜人才，这种爱，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超过了其他许多情感。今天活跃在电视湘军中的大多数中坚人物，都是多年来魏文彬发现、发掘、培养以及小心呵护的，在他的心里，这是湖南广电最大一笔财富，他多次强调：“在各种资源中，人才是第一资源，我们只有把人才资源盘活了，其他资源才能盘活。人才资源盘不活其他资源盘活了也要垮下来。” 　　魏文彬深切地感受到，目前的体制，是一个以权力为纽带的体制，正因为以权力为纽带，所以，总有一批人在权力的中心转来转去，转的时间长了，难免会转出感情来。领导干部有了感情，难免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带有个人情绪的决定。有些人一旦获得了权力，就会滥用权力。他说：“我们国家，有些人一辈子生活在位置的苦恼之中。权力好像他的老婆一样，别人别说摸不得，看都看不得。这种人一旦掌权之后，就会滥用权力，当权力是槟榔，一定要嚼成渣子才吐出来。”他也清楚，自己不能保证身边转的全都是优秀人才，所以，他常常提醒自己，一定要不遗余力地扶持人才。他说：“我多拉一个人才，比我自己做十件一百件事还重要。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什么都不要，就要理解。什么都不怕，只怕尊重。他怕你深夜找他谈一次心，怕你真正理解他。如果理解了、尊重了，他把衣服脱下来给你都行，肝脑涂地。这些年来，湖南广电的一些业务骨干，大部分和我是息息相通的。见到这些人，我比见到我的父亲话还多。” 　　几乎所有的人都说，魏文彬的心特别软。软到什么程度？有几个特别的例子。 　　他当新闻部主任的时候，部里有一位职工的妻子在长沙县乡下，家里有几亩责任田。每到农忙的时候，妻子带着几个孩子没日没夜地辛劳，苦不堪言。这名职工心里总牵挂着农村的家，工作积极性也大受影响。作为农民的儿子，魏文彬深知这个家庭每一个成员所承受的身体和心理压力，可他毕竟只是一个主任，无力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在各个方面关心他、帮助他。每年的双抢，魏文彬便带着部里所有人去他家搞义务劳动，而且硬性规定，各人自带中餐，除了茶水，新闻部的职工不准吃他家一粒米一根菜。这件事坚持了好几年，一直到当了台长，魏文彬每年还过问并且参与这项义务劳动。 　　如今，这名职工早已经退休，他的家庭问题，也早已经解决，每每谈起此事，他都热泪盈眶。 　　《背后的故事》制片人阿义讲到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2005年，局里分房子，各项条件列了一大堆。几乎所有事业单位都有一个硬性分房原则或者说观念：房子是分给已婚者的，房子和家的概念被合而为一。阿义虽然在广电系统干了几十年，以个人条件，应该分到一套更大的房子，但因为他至今单身，被划在了某些条件之外。他觉得心里不平，去找有关负责人，人家说，这样是不合理，可毕竟条件是这样规定的，他个人无权改变。后来，有人给阿义出了个主意：这件事，除非找老魏，其他人都不可能解决。阿义也认同这一点，可他十分犹豫，为了这样一件小事找老魏，适合吗？再三思考之后，他给魏文彬发了一条短信。手机还没有放下，魏文彬回电了，仅仅一句话：“阿义，这件事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