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自述

八十自述茅于轼[img]http://static14.photo.sina.com.cn/bmiddle/49a3971dx64049a6a79cd"  alt="外链图片" border="0" class="thumbImage_690" style="max-width:690px;cursor:pointer;" title="点击看大图" onclick="window.open('http://bbs.service.sina.com.cn/forum/show_pic.php?u=http://static14.photo.sina.com.cn/bmiddle/49a3971dx64049a6a79cd');return false;" />　　我到底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我经常在想。最近我得出结论，确实有所不同。有两件事可以说明这个不同。一是走北京飞机场的人行传送道。大部分人都站着被动地等传送道把自己往前送。而我却等不及，要在传送道上往前走。我不得不绕过许多人，还要对他们说对不起。这可以说明我与众不同。其实大多数人也会跟我一样，在传送道上往前走。只不过他们碰到障碍(有别人挡道)就停下来了，而我却偏偏要绕道往前走。我也有教训这些人的意思，因为他们不懂得应该靠右边站着。我认为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有没有素质，只要看一点，就是懂不懂得照顾别人。不管一个人文化是高是低，学历是高是低，如果不懂得照顾别人就是没素质。这一点我经常在思考和观察，我认为这个结论是经得起考验的。　　再一点跟别人不同的是在飞机上吃晚餐。我们3:45就上了飞机，要飞三个小时。可是起飞不久，四点多钟乘务员就开饭，把饭分配给了每个人。这时根本不到吃饭的时间。可是大多数人就乖乖地吃起来了。而我等了一个多钟头才开始吃饭。这说明我和大多数人不同。　　我的这点不同，来源于我的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这也许是我与众不同的根源。自由和独立的思想从小就有。1950年我们刚刚分配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时，每天下班后要有两小时的政治学习。那纯粹是浪费时间。我最不愿意政治学习。每到下了班开始政治学习时，大家都规规矩矩坐下来“学习”，而我则拂袖而去。我猜别人一定对我很有意见。其实他们未见得愿意浪费时间，只不过不好意思反对而已。我的爸爸妈妈　　我爸爸名叫茅以新，妈妈名叫陈景湘，都是1902年出生，爸爸比妈妈大六个月。爸爸活到1990年，妈妈活到1992年。妈妈生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老二叫茅于杭，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教授，老三叫茅于兰（女）是首都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系副教授，小弟弟叫茅于海，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名教授，后离职去了美国从商。我们四兄妹相隔都是两岁。　　我的父系出了个茅以升，是中国的桥梁专家，是我的二伯父。他修建了钱塘江大桥。大伯父叫茅以南，五十年代初就去世了。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大部分时间在铁路和公路供职。我们一共有19个堂兄弟姐妹，大房有八个，二房有七个，再加我们这房四个。这19个叔伯兄弟中出了三个右派，比例是远高于别的家属。这跟茅家的自由思想有关。我还有一位姑妈，叫茅以纯，她很不幸，在抗战中1941年去世了，活了不到四十岁，她生了二个儿子，姓戴。　　我的祖父叫茅乃登，是清朝时江浙联军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部的副长。曾著文“江浙联军光复南京”记述了1911年9月响应武汉的辛亥革命的起义。他死得很早，只活了六十多岁，我很小时候得知他去世，那时候我们在杭州。爸爸特别去南京奔丧。他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是我的祖母曾经教我写字，鼓励我写好字。每天要写一张大字，她在上面批圈，每批一个圈给我一个铜板。我今天对书法有兴趣，写的字居然能够卖钱，得益于我祖母的鼓励。她在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去世。终年七十。她对茅家的兴起有很大的贡献。虽然居家贫困，但是重视子女的教育。她的三个儿子都是留学生。这在当时是极不简单的事。茅家因为出了茅以升，她大部分时间和茅以升住在一起，生活过得很舒坦。　　我父亲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他原在唐山交大，后因为闹学潮被转到上海交大。毕业后就去美国普度大学留学，学成后去了加拿大实习。最后走欧洲经过西伯利亚回国。回到南京老家，开了一个汽车修理铺。本来应该很赚钱，因为当时南京是国民党首都，公私业务繁忙，对修车的需求很强。但是国民党官僚依仗权势，强买强卖，没有保护伞做不成生意。开的修车铺不但没赚上钱，反而被抓去坐牢。后来就去了杭州在杭江铁路（浙赣铁路的前身）工作，负责机车车辆的工作。那时候茅以升正在杭州修建钱塘江大桥。从那时起，爸爸就在铁路上工作了一辈子。他主持浙赣，粤汉，黔贵几条线的机务工作，去日本购买机车，去美国引进二战的战后铁路物资。开办柳江机厂。他的工作作风是勤劳廉洁，一丝不苟，深得基层群众的拥护，但是和官僚们总是格格不入。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了解他的为人，所以解放后得到共产党的重视，1950年就把他从广州调到北京，任铁道部机务总局的副局长（正局长都是党员干部）。这是他一辈子担任的最高职务。但是非党人士是得不到信任的，有职无权。所以解放后虽然他满腔热情，但是没有可能作成什么事。后来政治运动不断，更谈不上做事了。所幸他倒没怎么挨整，还当过政协委员，待遇按副部级安排。　　我爸爸一辈子最重要的成绩是铁路机车车辆的标准化。解放前铁路的机车车辆都是外国进口的，各个国家的都有。各国的标准不同，车辆就无法连接。比如车钩的高度不同，常常发生列车分离的事故。制动风管的连接十分困难，检修零件因为标准不同，不能统一备制。标准化的工作从解放前一直继续到解放后，做了几十年。他在工作作风方面，廉洁奉公，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对人富有同情心。这些特点在茅家多多少少是普遍的。也许是遗传因子在起作用。　　我爸爸在美国留学时和另一位留学生陈章同房间。陈章看上了他，就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了他。陈章后来成为我的三舅舅。陈家也是苏州名门。我的外祖父陈希濂（舲诗）是光绪时的进士，我在周庄的博物馆中看到过外祖父得进士的报喜照片。陈章教了一辈子书，解放前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解放后继续做南工大教授。大舅舅陈霆锐也是美国留学生，因为替五卅惨案的纱厂工人维权而名噪一时，成为上海著名的大律师，国民党时的国大代表（相当于人大代表）。这就是我的母系状况。　　我妈妈一生多病，在家庭经济拮据的条件下，维持全家的生活，保障子女的健康和教育。她机智幽默，爱护子女。一般婆媳关系总是紧张的，但是我妈和我爱人相处十分融洽。由于我的父系和母系都是知识分子家庭，都有留学生的背景（那时候留学生非常少），所以我们的家庭教育是自由，平等，开放，崇信科学。一辈子的“吃”　　过去的八十年里，生活好的日子并不多。在我开始记事之前，模模糊糊记得家里的日子很好过。那时我父亲在粤汉铁路管机务处，一个月拿近五百块钱，家里有两个保姆。但是1937年抗战开始之后，生活就一天不如一天。那时我在长沙楚怡小学念四年级。我记得大约在1938年，学校的大礼堂临时改作伤兵病院。这些伤兵大概是从武汉撤退下来的。我们小学生去慰问，送面包给他们吃。有些轻伤的伤兵的伤好一点之后，就自由上街。他们有时候闹事，打人。他们的心情很不好，负伤之后失去了劳动能力，今后的生活怎么办。战争对人的伤害太大了。　　楚怡小学当时在长沙是一所相当有名气的小学校，教学质量很高，有一个大操场，还有一个不小的图书馆。朱镕基也在那儿上过学。我记得我们的语文老师姓陈，他借过我家的照相机回乡间老家去照相。湖南人语文水平高，字写得漂亮。那时候也正是我祖母教我写字的时候。前几年我再去访问时，已经今非昔比，显得相当败落。看样子马上就要关门。　　抗战以后，物价开始上涨。我们家从长沙搬到桂林时，记得父亲在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