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苗族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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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苗族来源摘要：湖北苗族99%分布在恩施州。湖北苗族因遭封建王朝的统治和镇压,被迫从湘黔两省聚居区迁来，其绝多数都是乾隆嘉庆年以后迁来，少数如建始龙姓苗族是明朝期迁来，“老苗子”是明末清初迁来。关键词：:湖北；苗族；来源作者：田万振教授湖北民族学院南方少数民族研究心研究员《湖北省志·民族》记:全省苗族总人数为179144人，其鄂西州(更名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苗族人口为177573人，占全省苗族人口数的99.12%；剩下的0.8%多的苗族多因建国后工作调动、迁厂、求学等原因而杂居湖北城乡各地[1](P107~110)。湖北苗族来源,最主要的就是研究恩施州的苗族来源。恩施州境内苗族致有三种类型，一种以建始龙姓苗族为代表，明代时就已迁入非土司区域;另一类在明末清初，迁入几个县交界之处的高山峡谷地带,这就是所谓“老苗子”;还有一类,迁移时间从乾嘉年间起，一直延至民国后期,迁移规模都,呈分散零碎状,这类苗族占恩施州内绝部分。一、建始龙姓苗族来源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建始黄土溪龙氏谱祠》记：“吾祖……世居江西武陵郡”。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建始蟠龙村的《龙氏谱祠新序》记:龙氏苗族“原姓武陵世家”，“元末明初，离乱逃奔，吾祖自江西始迁湖北施南府建始县红寨，住居九世焉。迨明末清初”，“幸随堂祖国钦公从永历后主(指南明帝———引者注)迁云南省数十余年，流离困苦……归家以后，散居四方，子孙遂世居建邑焉”。建始龙姓苗族来自江西武陵郡。武陵郡，汉高帝时置,原为秦朝的黔郡,其辖境相当现今湖南沅水、澧水流域，湖北清江流域,重庆市乌江流域和贵州省东北一部分。西汉时郡治湖南溆浦县南，东汉时迁至临沅(今常德市)。隋、唐时又复置武陵郡，郡治仍在今常德市，但是辖境在原管辖区域基础上扩至贵州东部和广西三江、龙胜等地。境内被称为“武陵蛮”等[2](P399,473)。唐代分全国为十道，今湖南省在“江南道”内。开元年间，江南道又分为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现今湖南省部分在江南西道内。江南西道常被人简称为“江西道”[3](P103,142,295)。龙氏族谱“江西武陵郡”、“江西武陵世家”的“江西”实指湖南省。“江西武陵世家”、“江西武陵郡”的本意为湖南武陵郡,或曰湖南武陵地区世家。建始龙氏苗族迁自现今湖南省武陵地区,即湖南西部。关于建始龙姓苗族迁来时间，雍正六年谱书记载：“吾祖始迁建始下马台，生五子，编为长受(寿)里”，且“龙灿公编为本里七甲里长”。里甲制是明朝地方基层行政制度，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每十户为一甲，十户设一长,这是与鱼鳞图册相配的编户制度。清朝同治年间《建始县志》记：“旧制(指明朝旧制———引者注)编户七里”，并有“长寿里”之记；同时，又记：“今并景阳、新陇、永福、革塘四里于坊廓、太安、长寿之内,实编三里分四甲。”[4]一个“旧制”，一个“今并”，清楚地说明，建始在明代为七里，龙氏族谱“吾祖灿公编为本里七甲里长”之记并非乌有，而确实存在。建始龙姓苗族在明代迁入建始。龙氏族谱《墓志》记：二世祖龙灿“葬圈木树坡台上”；三世祖龙丈夫“葬桥东基坎上”；四世祖龙干“葬桥东坎上”；五世至八世祖“龙相珠公、年公、友礼公、友通公、友升公、运公、妣向氏俱葬红寨上台”；龙运之子龙国钦、龙国命分别葬于“四合(院———引者注)前凸上癸山丁向”和“宅后二台上”；龙国钦之子龙腾青“葬汤家湾”；龙国钦次子、龙乘云之父龙腾极葬于“现宅后”。龙纲、龙灿以下代代可数,龙乘云为龙氏十一代孙，是黄土溪龙氏谱书的订撰者。以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之记,上推10代，25年为一代计,共250年,应在1478年。若按同治七年(1868年)族谱上推,应在1518年。从这两个年代看,龙姓苗族应是成化至正德年间，即明代期迁入建始。从成化年间至正德年间，明朝在全国封建统治已经巩固，成化年后，明朝与苗族矛盾十分尖锐，明朝政府对苗民的残酷镇压是湘黔边苗民迁移的原因。依雍正年间龙氏族谱所说，兄弟七人，各奔一方，分散迁移，该谱说到来建始下马台的始祖只一人的事实，同治年间龙氏族谱反映的龙氏始祖迁到红(洪)寨高山的事实和“离乱逃奔”的字眼,都渗透出龙氏苗族逃避镇压而始迁建始的真正原因。黄土溪和蟠龙的龙姓苗族当为一支。同治年间蟠龙村的谱书载：“堂祖(龙)国钦公从永历后主(南明皇帝———引者注)迁云南数十余年”。雍正年间黄土溪谱书记：“叔祖(龙)国命公原任明守备”，“叔侄计定,遂统领族亲千余户，携眷竟奔滇省从事明主永历皇上”。族谱上记,龙国命、龙国钦,龙运公之子。该支龙姓苗族在明末清初有过迁云南之举,后来又回到建始，“就县安插，散居不一”。建始自1637年受到明末农民起义冲击之后，一直动荡，南明、土司、农民军、吴三桂的分裂势力和清朝势力相互较量，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后，清朝在建始的统治才得以确立。建始县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动荡，使众多人口流离，地无业主，给苗族迁移建始带来了便宜条件。龙姓苗族在明末清初已散居于高坪水田、水田、黄土溪和蟠龙村等地。二、“老苗子”来源所谓“老苗子”是宣恩县苗族的一部分，分布在该县龙潭河乡和椿木营乡。龙潭河的苏、李、黄三姓，也包括张姓，他们自称是“本地人”、“苗子”，并且传说黄家苗族从黄庭坚起，已有50多代。椿木营的“老苗子”是指原在辰州台(有的写为“神州台”)的48户苗子。他们是椿木营最早的居民,后来都参加白莲教起义，也不知去向。无论是48户“苗子”，还是苏、李、黄三姓苗族，现在都无谱书所记。他们是最早在当地的居民，又是苗族，这样“老苗子”问题就提出来了。这里有两个问题要解决，第一，苏、李、黄三姓苗族和48户“苗子”来自何方？第二，“老苗子”何时迁来宣恩？现在地名志上写的“神州台”应为“辰州台”，原来最先来到椿木营的就是居住在辰州台的48户“苗子”。原来这48户“苗子”都参加了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起义失败后，最后有44人被解往施南府，在恩施城全被杀光。所以，后来人都不知道48户“苗子”的姓氏和历史，现在只剩下“辰州台”这个地名。“辰州台”离椿木营镇约一公里处，在通往鹤峰的公路下方，现在《宣恩县地名志》“神州台电站”条下记：“位于椿木营集镇东800米”，“因电站附近山台曾住过湖南神州人,以地名取电站名”[5](P107)。很清楚，“湖南神州”应为“湖南辰州”。48户“苗子”来自于湖南辰州。龙潭河乡鱼泉村的苏、李、黄等姓氏苗家也是从辰州台迁来的。当地苗族老人黄光玉讲，苏、李、黄三家的坟都在尽头岩,坟都朝辰州方向。笔者估计，他们概是从桑植冬瓜棚方向进入鱼泉的，所以坟朝东方辰州方向。黄光玉还说：“我们是从辰州来的。”祖先坟向与黄光玉的自述均说明苏、李、黄、张四姓苗族都来自湖南辰州。据目前材料看，“老苗子”应是在明末清初迁来恩施州。宣恩椿木营、鹤峰营、恩施石窑和建始等交界地区曾有过量的棚民。石窑原名为“十个棚”，地远山荒，相传本无人居住，后有十姓人家迁入，挽草为界，搭棚建屋，立户创业。这十姓人就是张、薛、李、滕、杨等姓[6](P404~406)。椿木营镇东北近十公里地方就是“幺棚”，仅150米就是恩施县。《宣恩县地名志》“幺棚”条记“幺棚”，即最后一个棚的所在地[5](P107)。另据调查，椿木营黄家坪队有“头棚”，看来这便是十个棚最的一房人住地。椿木营还有“赵集棚”、“黄柏棚”、“洗纸棚”。鹤峰营有“黄莲棚”、“老棚”。鹤峰地名志“老棚”条记：“开发此地的人曾住在茅棚里”[7](P60)。显然，棚民是最早开发这一带高山地区的居民。椿木营的“十家坪”、石窑的“十个棚”都是棚民遗存。据笔者考察，48家住地,龙潭河的苏、李、黄等住地虽未称“棚”，但都居住集，与“十个棚”地名内涵相近。他们也是开发当地的最早居民，有与棚民相近的历史背景。另据齐书清有关石窑“女儿会”回忆：“石窑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二日为‘女儿会’……石窑十姓氏《家用杂志》早有记载。民国元年黄氏所编的《日用杂志》上，亦记载有‘十个棚女儿会’的由来；此书笔者(齐书清———笔者注)当时曾亲见，系手抄本”。他还记：“据老人口碑所传，七月十二日为一年一度的‘女儿会’，这一天，不仅宣(恩)、鹤(峰)、建(始)等县的人来女儿会，就是湖南贵州等省的商贩来客也不少，尤以湖南商客最多”[6](P404~405)。这一天主要是男女青年谈恋爱，也做买卖，老人摆古。笔者到椿木营调查，老人们说，这又叫“赶相会”。椿木营、营坪、石灰窑的相约在一起，一般都是三天。官店人后来也参加这个“赶相会”。胡挠先生调查,石窑的张、薛、李、滕、杨五姓从麻阳迁来，女儿会就是这五姓人发起的。从齐书清关于女儿会的记载看，石窑十姓氏共编《家用杂志》，五姓也好，十姓也好，总之就是那部分棚民发起的。他们主要来自湖南麻阳等地，多为苗族。在他们的风俗，有新郎新娘三天不同宿的婚俗；有棺木入墓时，才告别遗体、闭棺的葬俗。这与苗族婚丧习俗相同。所以，很多民族研究者认为，女儿会应源于苗族赶秋[8](P27)，此说较为可靠。宣恩“老苗子”有着与施鹤宣建交界地区相同的文化习俗。《恩施县地名志》说,恩施县石窑的居民都是三百多年前从湖南迁来的[9](P369)，这里居民多数就是棚民。三百多年前正是明末清初，社会各种矛盾相互交错。明朝统治垮台，清朝在全国范围内统治尚未建立，在几个县交界地区,便出现片空地，这为外来移民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许多苗民迁来恩施无人管辖地方，挽草为记，搭棚开荒。他们比改土归流前后迁来的苗族要早，故有“本地人”的称呼。“老苗子”和后来苗族是个相对概念，所谓“老苗子”是相对后来的苗族而言的。据以上情况，我们根本不可能断定“老苗子”就是唐宋以来就一直居住在这里的“五溪蛮”族。第一，苏、李、黄三姓苗族来自辰州的事实已经说明，称为“本地人”的“老苗子”来自辰州等地，并非一直居住在酉水流域的椿木营、龙潭河鱼泉村。第二,黄姓苗族有50多代的传说，是历史攀附现象，历史上的黄庭坚不是苗族。汉族的黄姓与苗族的黄姓也是拉不到一起的。黄姓苗族始祖是黄庭坚的传说，不能证明苏、李、黄三姓一直居住在龙潭河的鱼泉村。第三，居住地理环境恶劣，不适合四、五十代人长久居住。我们课题组到这些“老苗子”住地考察看到，这些住地都是在海拔较低较集的几个山梁上,四周都是海拔1000米、1200米、800米以上的高山。这些地方被称为“某某家梁子”、“某家台”、“某家坡”、“某家河”等。“老苗子”全住在高山峡谷地带。这些地方是多方交界地,实际上是无人管辖处。苏、李、黄三姓所在的龙潭河鱼泉村，位居桑植县、龙山县、鹤峰县、宣恩县交界的“八公山”。所谓“八公山”，据说是过去八个土司共管地。都管，实际是谁都管不到。椿木营辰州台也一样，地处宣恩、鹤峰、恩施几个县交界的老高山，明朝时，容美土司、东乡土司谁都很难对该地实行有效控制。现在仍然很荒野，交通仍不方便。要不是当地人给我们介绍，谁能相信那些地方曾经居住过人？现在这些地方仍然只有很少人住在那里，多数只留下地名。走到这些“老苗子”住地，给考察者们一个很深印象，这些地方是过去好躲战乱兵灾的地方，山套山，沟连沟，像原始森林。据此种环境,难以作出“老苗子”就是沿宋明以来一直居住此地的苗族的结论。三、苗族陆续迁入湖北湖北苗族是整个苗族的一部分。湖北苗族历史与整个苗族历史紧密相联。康熙叶,清朝进行所谓“开辟苗疆”，以消除“化外”[10](P157)。改土归流主要是以“和平”的不流血的方式进行的，比较成功。对于“苗疆”的“开辟”，从一开始就确定武力“进剿”、“剿抚”兼施、“先剿后抚”的方针。康熙四十二年,对湘西黔东北地区，官府经过十多战，屠杀苗民近万人，“诸苗慑服”，设立乾州、凤凰、永绥(现花垣境)、松桃四厅。雍正年间，又对黔东南“生苗”区“征剿”，鄂尔泰、张广泗花了三年时间,进行了不下十多次规模的“征剿”。每次“征剿”成千无辜苗民被杀，批村寨被烧毁，成千上万老弱妇幼流离失所，史记所记“痛加剿除”、“斩杀无算”、“火其寨”、“犁其寨”的残酷镇压使“诸苗震恐”。以后，清政府便在黔东南置八寨、丹江、清江、古州、台拱、都江六厅。清政府对“苗疆”“开辟”后，广建营汛,驻扎重兵。苗民“就抚”之后，“又被武臣惨戮，其甚卖其妻女以入私囊”，“生熟苗人，人人有赴汤蹈火之惨，有识者已决其有不靖之势矣”[10](P194~169)；量屯兵，圈占苗地，“尽夺生苗衣食之地”，“苗民失业,无以为生”[11](55~56)。苗民奋起反抗,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先后爆发了包利、红银起义，粟贤宗、杨清保起义和石柳邓、吴八月起义。后次起义时间长达两年，波及整个湘、黔、川省交界之地,震惊朝野。以后，清政府实行“汉民之地归汉，苗民之地归苗”的地界清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暂时得到缓和。同时，设立更多屯军和堡卡,实行军事封锁，使苗族与外界隔离，因而苗族长期停滞。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挽救财政危机，更进一步加深对各族人民的压榨。苗族虽地处僻远山乡，也不能幸免。咸丰同治年间，吏治更坏，贪官污吏加倍榨取苗民膏脂，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咸丰五年至同治十一年(1855~1872)爆发了张秀眉领导的苗民起义。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残酷镇压，贵州苗族地区，田园荒芜，人口量散亡。据记载，贵州“上下游废田不下数百万顷，流亡可复者仅十之二三”[10](278)。苗族人民无论在清朝前期、后期,还是在近代各历史阶段，与其它民族一样，除了受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压榨以外，还要受满汉统治者的民族压迫，生活处于极度贫困之,加上统治者们随时镇压，他们不得已随时迁移,以求生存。以上就是湖北苗族来源的的历史背景和根本原因。来凤土堡张姓苗族和苗寨沟的陈姓苗族等就是明末清初从黔东北、湘西迁来的。那时，来凤和宣恩为土司所辖，土司趁明朝统治势力衰败而清朝尚未在该地建立统治之机，发展自己势力。《咸丰县志》记：“钮正已，康熙季年(1666年)任田掌印千户，时土司豪强，侵占客民田地甚多”[6](P167)。这说明,明末清初很长一段时期,恩施地区一带尚有许多无主土地(“无据者量开垦”———咸丰县志)。土司或占或买,尚需要劳力开垦。这给苗民迁来提供了条件。土堡张姓苗族，来自湖南吉首香炉山麻柳田。据78岁张昌吉老人说，张姓从“朝”字辈来到来凤，现已到十四、五代人。陈姓苗族现阶段居猴粟苗寨沟等地。他们来自贵州铜仁“岭朵”。陈胜远墓碑记：陈胜远“生于康熙丁卯年十月，系贵州铜仁县，地名岭朵，生长至甲午年迁移到湖北施南来凤苗寨沟居”。康熙甲午年应为1714年。恩施州内，明末清初至改土归流时，陆续迁来的苗族与改土归流后乾隆嘉庆年间迁来的苗族相比较，后者要多得多。如宣恩李家河满氏，高罗杨氏、龙氏、冯氏、石氏,建始的潘氏、茅田冯氏，巴东潘氏，恩施市罗针田王氏，恩施富尔山石氏、龙氏，咸丰白氏、陆氏、杨氏，利川文斗石姓、周姓、米姓、罗姓和杨姓、徐姓等等。宣恩县高罗茅坡营和苗寨完整地保留了苗语和苗巫等文化。茅坡营的石姓长期与苗寨苗族通婚，茅坡营龙姓多与冯姓通婚。乾隆、嘉庆年间，清王朝对湘西及黔东的苗族进行不断地镇压，致使苗民量逃亡，茅坡营的龙姓就是当时从湘西花垣董马库迁来的。龙姓原在“洞得嚷(苗语)”，概于乾隆十六年至嘉庆元年迁出三支，一支去了建始；一支去了四川；迁往茅坡营的一支，首先落脚到观音塘下，将祖人安埋，为了让子孙后代知晓，将一索泥巴放在墓上。后经过后老屋场———土墙，有一部分走上了沙道到木龙寨的迁徙路线。龙姓有两弟兄曾回家花垣，未想住了黑店，揭瓦后方逃出，自此不再回老家。冯姓祖籍湖南，在花垣“逮五”(苗语)地方，与“洞得嚷”不远。冯姓到现在已迁来八代人，迁移过程在长潭东乡住了一段时间。当时龙姓到长潭赶场，因都讲苗话而相识，故将冯姓接到茅坡营。冯姓到茅坡营时，田土为李家所有，李家因疾病、人少逐渐衰败，遂将田土转卖给了冯家。龙冯关系很好，龙家也给了冯家一些土地，两家互相开亲。现在冯家共有十几户人家。苗寨主要有杨、吴、张、袁等姓氏，皆来自于湘西花垣，但迁移过程不同。杨姓经过李家河，然后到苗寨。以后吴姓从花垣和尖端坪搬来。苗寨的苗族信仰和年节禁忌，充满了战乱的血腥痕迹。这充分说明苗寨苗族迁移原因是由于清朝统治者血腥镇压所致。与此相近的除了冯、龙、石、杨姓外，还有在清朝乾嘉年间，从贵州思南、铜仁、石阡等地迁来的苗族，散布于宣恩全县各地[9](P45)。利川市文斗石姓苗族，原籍贵州安化(现德江县)猪市巷(谐音)，迁来文斗八、九代人，约在乾嘉年间。文斗周姓，原籍也是贵州安化丘，与石姓只是地名不同。文斗米、罗、杨、董四姓苗族，据他们自己说，原籍贵州安化水井，是因水灾而迁来文斗，到现在约两百多年，约九代人。文斗徐姓苗族，来自贵州思南府火巷街。来时是两弟兄,后来又回去一个，现在十字路共十多代人。来凤县古架等地龙姓杨姓苗族，据62岁龙左清老人讲，他们来自贵州铜仁府铜仁县岩脚寨，与杨家结拜为兄弟，到来凤时已是十代人。笔者以为他们在乾嘉苗民起义时迁来。龙杨二姓皆为苗族。咸丰村乡白氏，原籍贵州安化(现德江县)。因清王朝对苗民的剥削压榨，乾隆十一年(1746年)白氏逃离安化，历尽艰辛，来到咸丰猫儿溪(虎儿溪之意)，白姓改为柏姓。与白氏同来咸丰落籍的还有张、朱、廖、柳姓氏苗族。咸丰梅坪杨姓苗族，亦来自贵州思南府安化县杨家湾。咸丰龙坪陆氏苗族，原籍湖南麻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腊月三十晚，陆至贵一家吃一餐菜稀饭后便逃走，先到宣恩麻柳洞，同行的还有钟、张二姓先辈。恩施市罗针田王氏苗族，据手抄本《家谱》记：“老家贵州省同人(铜仁)府同仁(铜仁)县。先祖居住成杨坝。始祖王永臣,迁移施南府恩施县，地名楠木园(在现车坝一级水库上———笔者注)安家落业。”到目前为止,共十代人。迁来时间应在乾隆嘉庆年间。恩施市富尔山龙、石二姓苗族，原为湖南宝庆(现邵阳地区)人。他们都应是参加乾嘉苗民起义后逃出，都说怕水淹，来后迁富尔山高山。鹤峰龙氏苗族，来自湖南桃源，才六、七代，不足两百年。鹤峰八峰村姚氏苗族来自湖南湘西。按姚华森碑记：“姚公华森(苗族)生于一八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原籍湖南省永顺县塔卧区白沙乡,因不堪忍受封建势力压榨，随你父姚荣善历尽千辛万苦，于一九○六年逃往鹤峰”。姚华森子姚福甫老人说：原籍永顺外白沙堡，苗族，爷爷讲苗语，讨饭而来鹤峰。鹤峰太坪镇麻氏苗族，据52岁的麻富成说，老家系湖南桃源，后迁桑植四门岩，然后迁鹤峰，共九代。巴东沿渡河潘氏苗族的来源清晰。据光绪二十一年已未(1895年)《豪圹潘氏续谱》载：“始祖潘应麟明永乐二年由江西泰和县落籍宝庆府，第十代潘元令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已时湘方县(指今湖南湘乡市、双峰县、连源县)豪塘口生，乾隆四十二湖北苗族来源摘要：湖北苗族99%分布在恩施州。湖北苗族因遭封建王朝的统治和镇压,被迫从湘黔两省聚居区迁来，其绝多数都是乾隆嘉庆年以后迁来，少数如建始龙姓苗族是明朝期迁来，“老苗子”是明末清初迁来。关键词：:湖北；苗族；来源作者：田万振教授湖北民族学院南方少数民族研究心研究员《湖北省志·民族》记:全省苗族总人数为179144人，其鄂西州(更名为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苗族人口为177573人，占全省苗族人口数的99.12%；剩下的0.8%多的苗族多因建国后工作调动、迁厂、求学等原因而杂居湖北城乡各地[1](P107~110)。湖北苗族来源,最主要的就是研究恩施州的苗族来源。恩施州境内苗族致有三种类型，一种以建始龙姓苗族为代表，明代时就已迁入非土司区域;另一类在明末清初，迁入几个县交界之处的高山峡谷地带,这就是所谓“老苗子”;还有一类,迁移时间从乾嘉年间起，一直延至民国后期,迁移规模都,呈分散零碎状,这类苗族占恩施州内绝部分。一、建始龙姓苗族来源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建始黄土溪龙氏谱祠》记：“吾祖……世居江西武陵郡”。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建始蟠龙村的《龙氏谱祠新序》记:龙氏苗族“原姓武陵世家”，“元末明初，离乱逃奔，吾祖自江西始迁湖北施南府建始县红寨，住居九世焉。迨明末清初”，“幸随堂祖国钦公从永历后主(指南明帝———引者注)迁云南省数十余年，流离困苦……归家以后，散居四方，子孙遂世居建邑焉”。建始龙姓苗族来自江西武陵郡。武陵郡，汉高帝时置,原为秦朝的黔郡,其辖境相当现今湖南沅水、澧水流域，湖北清江流域,重庆市乌江流域和贵州省东北一部分。西汉时郡治湖南溆浦县南，东汉时迁至临沅(今常德市)。隋、唐时又复置武陵郡，郡治仍在今常德市，但是辖境在原管辖区域基础上扩至贵州东部和广西三江、龙胜等地。境内被称为“武陵蛮”等[2](P399,473)。唐代分全国为十道，今湖南省在“江南道”内。开元年间，江南道又分为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现今湖南省部分在江南西道内。江南西道常被人简称为“江西道”[3](P103,142,295)。龙氏族谱“江西武陵郡”、“江西武陵世家”的“江西”实指湖南省。“江西武陵世家”、“江西武陵郡”的本意为湖南武陵郡,或曰湖南武陵地区世家。建始龙氏苗族迁自现今湖南省武陵地区,即湖南西部。关于建始龙姓苗族迁来时间，雍正六年谱书记载：“吾祖始迁建始下马台，生五子，编为长受(寿)里”，且“龙灿公编为本里七甲里长”。里甲制是明朝地方基层行政制度，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每十户为一甲，十户设一长,这是与鱼鳞图册相配的编户制度。清朝同治年间《建始县志》记：“旧制(指明朝旧制———引者注)编户七里”，并有“长寿里”之记；同时，又记：“今并景阳、新陇、永福、革塘四里于坊廓、太安、长寿之内,实编三里分四甲。”[4]一个“旧制”，一个“今并”，清楚地说明，建始在明代为七里，龙氏族谱“吾祖灿公编为本里七甲里长”之记并非乌有，而确实存在。建始龙姓苗族在明代迁入建始。龙氏族谱《墓志》记：二世祖龙灿“葬圈木树坡台上”；三世祖龙丈夫“葬桥东基坎上”；四世祖龙干“葬桥东坎上”；五世至八世祖“龙相珠公、年公、友礼公、友通公、友升公、运公、妣向氏俱葬红寨上台”；龙运之子龙国钦、龙国命分别葬于“四合(院———引者注)前凸上癸山丁向”和“宅后二台上”；龙国钦之子龙腾青“葬汤家湾”；龙国钦次子、龙乘云之父龙腾极葬于“现宅后”。龙纲、龙灿以下代代可数,龙乘云为龙氏十一代孙，是黄土溪龙氏谱书的订撰者。以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之记,上推10代，25年为一代计,共250年,应在1478年。若按同治七年(1868年)族谱上推,应在1518年。从这两个年代看,龙姓苗族应是成化至正德年间，即明代期迁入建始。从成化年间至正德年间，明朝在全国封建统治已经巩固，成化年后，明朝与苗族矛盾十分尖锐，明朝政府对苗民的残酷镇压是湘黔边苗民迁移的原因。依雍正年间龙氏族谱所说，兄弟七人，各奔一方，分散迁移，该谱说到来建始下马台的始祖只一人的事实，同治年间龙氏族谱反映的龙氏始祖迁到红(洪)寨高山的事实和“离乱逃奔”的字眼,都渗透出龙氏苗族逃避镇压而始迁建始的真正原因。黄土溪和蟠龙的龙姓苗族当为一支。同治年间蟠龙村的谱书载：“堂祖(龙)国钦公从永历后主(南明皇帝———引者注)迁云南数十余年”。雍正年间黄土溪谱书记：“叔祖(龙)国命公原任明守备”，“叔侄计定,遂统领族亲千余户，携眷竟奔滇省从事明主永历皇上”。族谱上记,龙国命、龙国钦,龙运公之子。该支龙姓苗族在明末清初有过迁云南之举,后来又回到建始，“就县安插，散居不一”。建始自1637年受到明末农民起义冲击之后，一直动荡，南明、土司、农民军、吴三桂的分裂势力和清朝势力相互较量，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后，清朝在建始的统治才得以确立。建始县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动荡，使众多人口流离，地无业主，给苗族迁移建始带来了便宜条件。龙姓苗族在明末清初已散居于高坪水田、水田、黄土溪和蟠龙村等地。二、“老苗子”来源所谓“老苗子”是宣恩县苗族的一部分，分布在该县龙潭河乡和椿木营乡。龙潭河的苏、李、黄三姓，也包括张姓，他们自称是“本地人”、“苗子”，并且传说黄家苗族从黄庭坚起，已有50多代。椿木营的“老苗子”是指原在辰州台(有的写为“神州台”)的48户苗子。他们是椿木营最早的居民,后来都参加白莲教起义，也不知去向。无论是48户“苗子”，还是苏、李、黄三姓苗族，现在都无谱书所记。他们是最早在当地的居民，又是苗族，这样“老苗子”问题就提出来了。这里有两个问题要解决，第一，苏、李、黄三姓苗族和48户“苗子”来自何方？第二，“老苗子”何时迁来宣恩？现在地名志上写的“神州台”应为“辰州台”，原来最先来到椿木营的就是居住在辰州台的48户“苗子”。原来这48户“苗子”都参加了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起义失败后，最后有44人被解往施南府，在恩施城全被杀光。所以，后来人都不知道48户“苗子”的姓氏和历史，现在只剩下“辰州台”这个地名。“辰州台”离椿木营镇约一公里处，在通往鹤峰的公路下方，现在《宣恩县地名志》“神州台电站”条下记：“位于椿木营集镇东800米”，“因电站附近山台曾住过湖南神州人,以地名取电站名”[5](P107)。很清楚，“湖南神州”应为“湖南辰州”。48户“苗子”来自于湖南辰州。龙潭河乡鱼泉村的苏、李、黄等姓氏苗家也是从辰州台迁来的。当地苗族老人黄光玉讲，苏、李、黄三家的坟都在尽头岩,坟都朝辰州方向。笔者估计，他们概是从桑植冬瓜棚方向进入鱼泉的，所以坟朝东方辰州方向。黄光玉还说：“我们是从辰州来的。”祖先坟向与黄光玉的自述均说明苏、李、黄、张四姓苗族都来自湖南辰州。据目前材料看，“老苗子”应是在明末清初迁来恩施州。宣恩椿木营、鹤峰营、恩施石窑和建始等交界地区曾有过量的棚民。石窑原名为“十个棚”，地远山荒，相传本无人居住，后有十姓人家迁入，挽草为界，搭棚建屋，立户创业。这十姓人就是张、薛、李、滕、杨等姓[6](P404~406)。椿木营镇东北近十公里地方就是“幺棚”，仅150米就是恩施县。《宣恩县地名志》“幺棚”条记“幺棚”，即最后一个棚的所在地[5](P107)。另据调查，椿木营黄家坪队有“头棚”，看来这便是十个棚最的一房人住地。椿木营还有“赵集棚”、“黄柏棚”、“洗纸棚”。鹤峰营有“黄莲棚”、“老棚”。鹤峰地名志“老棚”条记：“开发此地的人曾住在茅棚里”[7](P60)。显然，棚民是最早开发这一带高山地区的居民。椿木营的“十家坪”、石窑的“十个棚”都是棚民遗存。据笔者考察，48家住地,龙潭河的苏、李、黄等住地虽未称“棚”，但都居住集，与“十个棚”地名内涵相近。他们也是开发当地的最早居民，有与棚民相近的历史背景。另据齐书清有关石窑“女儿会”回忆：“石窑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二日为‘女儿会’……石窑十姓氏《家用杂志》早有记载。民国元年黄氏所编的《日用杂志》上，亦记载有‘十个棚女儿会’的由来；此书笔者(齐书清———笔者注)当时曾亲见，系手抄本”。他还记：“据老人口碑所传，七月十二日为一年一度的‘女儿会’，这一天，不仅宣(恩)、鹤(峰)、建(始)等县的人来女儿会，就是湖南贵州等省的商贩来客也不少，尤以湖南商客最多”[6](P404~405)。这一天主要是男女青年谈恋爱，也做买卖，老人摆古。笔者到椿木营调查，老人们说，这又叫“赶相会”。椿木营、营坪、石灰窑的相约在一起，一般都是三天。官店人后来也参加这个“赶相会”。胡挠先生调查,石窑的张、薛、李、滕、杨五姓从麻阳迁来，女儿会就是这五姓人发起的。从齐书清关于女儿会的记载看，石窑十姓氏共编《家用杂志》，五姓也好，十姓也好，总之就是那部分棚民发起的。他们主要来自湖南麻阳等地，多为苗族。在他们的风俗，有新郎新娘三天不同宿的婚俗；有棺木入墓时，才告别遗体、闭棺的葬俗。这与苗族婚丧习俗相同。所以，很多民族研究者认为，女儿会应源于苗族赶秋[8](P27)，此说较为可靠。宣恩“老苗子”有着与施鹤宣建交界地区相同的文化习俗。《恩施县地名志》说,恩施县石窑的居民都是三百多年前从湖南迁来的[9](P369)，这里居民多数就是棚民。三百多年前正是明末清初，社会各种矛盾相互交错。明朝统治垮台，清朝在全国范围内统治尚未建立，在几个县交界地区,便出现片空地，这为外来移民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许多苗民迁来恩施无人管辖地方，挽草为记，搭棚开荒。他们比改土归流前后迁来的苗族要早，故有“本地人”的称呼。“老苗子”和后来苗族是个相对概念，所谓“老苗子”是相对后来的苗族而言的。据以上情况，我们根本不可能断定“老苗子”就是唐宋以来就一直居住在这里的“五溪蛮”族。第一，苏、李、黄三姓苗族来自辰州的事实已经说明，称为“本地人”的“老苗子”来自辰州等地，并非一直居住在酉水流域的椿木营、龙潭河鱼泉村。第二,黄姓苗族有50多代的传说，是历史攀附现象，历史上的黄庭坚不是苗族。汉族的黄姓与苗族的黄姓也是拉不到一起的。黄姓苗族始祖是黄庭坚的传说，不能证明苏、李、黄三姓一直居住在龙潭河的鱼泉村。第三，居住地理环境恶劣，不适合四、五十代人长久居住。我们课题组到这些“老苗子”住地考察看到，这些住地都是在海拔较低较集的几个山梁上,四周都是海拔1000米、1200米、800米以上的高山。这些地方被称为“某某家梁子”、“某家台”、“某家坡”、“某家河”等。“老苗子”全住在高山峡谷地带。这些地方是多方交界地,实际上是无人管辖处。苏、李、黄三姓所在的龙潭河鱼泉村，位居桑植县、龙山县、鹤峰县、宣恩县交界的“八公山”。所谓“八公山”，据说是过去八个土司共管地。都管，实际是谁都管不到。椿木营辰州台也一样，地处宣恩、鹤峰、恩施几个县交界的老高山，明朝时，容美土司、东乡土司谁都很难对该地实行有效控制。现在仍然很荒野，交通仍不方便。要不是当地人给我们介绍，谁能相信那些地方曾经居住过人？现在这些地方仍然只有很少人住在那里，多数只留下地名。走到这些“老苗子”住地，给考察者们一个很深印象，这些地方是过去好躲战乱兵灾的地方，山套山，沟连沟，像原始森林。据此种环境,难以作出“老苗子”就是沿宋明以来一直居住此地的苗族的结论。三、苗族陆续迁入湖北湖北苗族是整个苗族的一部分。湖北苗族历史与整个苗族历史紧密相联。康熙叶,清朝进行所谓“开辟苗疆”，以消除“化外”[10](P157)。改土归流主要是以“和平”的不流血的方式进行的，比较成功。对于“苗疆”的“开辟”，从一开始就确定武力“进剿”、“剿抚”兼施、“先剿后抚”的方针。康熙四十二年,对湘西黔东北地区，官府经过十多战，屠杀苗民近万人，“诸苗慑服”，设立乾州、凤凰、永绥(现花垣境)、松桃四厅。雍正年间，又对黔东南“生苗”区“征剿”，鄂尔泰、张广泗花了三年时间,进行了不下十多次规模的“征剿”。每次“征剿”成千无辜苗民被杀，批村寨被烧毁，成千上万老弱妇幼流离失所，史记所记“痛加剿除”、“斩杀无算”、“火其寨”、“犁其寨”的残酷镇压使“诸苗震恐”。以后，清政府便在黔东南置八寨、丹江、清江、古州、台拱、都江六厅。清政府对“苗疆”“开辟”后，广建营汛,驻扎重兵。苗民“就抚”之后，“又被武臣惨戮，其甚卖其妻女以入私囊”，“生熟苗人，人人有赴汤蹈火之惨，有识者已决其有不靖之势矣”[10](P194~169)；量屯兵，圈占苗地，“尽夺生苗衣食之地”，“苗民失业,无以为生”[11](55~56)。苗民奋起反抗,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先后爆发了包利、红银起义，粟贤宗、杨清保起义和石柳邓、吴八月起义。后次起义时间长达两年，波及整个湘、黔、川省交界之地,震惊朝野。以后，清政府实行“汉民之地归汉，苗民之地归苗”的地界清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暂时得到缓和。同时，设立更多屯军和堡卡,实行军事封锁，使苗族与外界隔离，因而苗族长期停滞。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挽救财政危机，更进一步加深对各族人民的压榨。苗族虽地处僻远山乡，也不能幸免。咸丰同治年间，吏治更坏，贪官污吏加倍榨取苗民膏脂，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咸丰五年至同治十一年(1855~1872)爆发了张秀眉领导的苗民起义。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残酷镇压，贵州苗族地区，田园荒芜，人口量散亡。据记载，贵州“上下游废田不下数百万顷，流亡可复者仅十之二三”[10](278)。苗族人民无论在清朝前期、后期,还是在近代各历史阶段，与其它民族一样，除了受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压榨以外，还要受满汉统治者的民族压迫，生活处于极度贫困之,加上统治者们随时镇压，他们不得已随时迁移,以求生存。以上就是湖北苗族来源的的历史背景和根本原因。来凤土堡张姓苗族和苗寨沟的陈姓苗族等就是明末清初从黔东北、湘西迁来的。那时，来凤和宣恩为土司所辖，土司趁明朝统治势力衰败而清朝尚未在该地建立统治之机，发展自己势力。《咸丰县志》记：“钮正已，康熙季年(1666年)任田掌印千户，时土司豪强，侵占客民田地甚多”[6](P167)。这说明,明末清初很长一段时期,恩施地区一带尚有许多无主土地(“无据者量开垦”———咸丰县志)。土司或占或买,尚需要劳力开垦。这给苗民迁来提供了条件。土堡张姓苗族，来自湖南吉首香炉山麻柳田。据78岁张昌吉老人说，张姓从“朝”字辈来到来凤，现已到十四、五代人。陈姓苗族现阶段居猴粟苗寨沟等地。他们来自贵州铜仁“岭朵”。陈胜远墓碑记：陈胜远“生于康熙丁卯年十月，系贵州铜仁县，地名岭朵，生长至甲午年迁移到湖北施南来凤苗寨沟居”。康熙甲午年应为1714年。恩施州内，明末清初至改土归流时，陆续迁来的苗族与改土归流后乾隆嘉庆年间迁来的苗族相比较，后者要多得多。如宣恩李家河满氏，高罗杨氏、龙氏、冯氏、石氏,建始的潘氏、茅田冯氏，巴东潘氏，恩施市罗针田王氏，恩施富尔山石氏、龙氏，咸丰白氏、陆氏、杨氏，利川文斗石姓、周姓、米姓、罗姓和杨姓、徐姓等等。宣恩县高罗茅坡营和苗寨完整地保留了苗语和苗巫等文化。茅坡营的石姓长期与苗寨苗族通婚，茅坡营龙姓多与冯姓通婚。乾隆、嘉庆年间，清王朝对湘西及黔东的苗族进行不断地镇压，致使苗民量逃亡，茅坡营的龙姓就是当时从湘西花垣董马库迁来的。龙姓原在“洞得嚷(苗语)”，概于乾隆十六年至嘉庆元年迁出三支，一支去了建始；一支去了四川；迁往茅坡营的一支，首先落脚到观音塘下，将祖人安埋，为了让子孙后代知晓，将一索泥巴放在墓上。后经过后老屋场———土墙，有一部分走上了沙道到木龙寨的迁徙路线。龙姓有两弟兄曾回家花垣，未想住了黑店，揭瓦后方逃出，自此不再回老家。冯姓祖籍湖南，在花垣“逮五”(苗语)地方，与“洞得嚷”不远。冯姓到现在已迁来八代人，迁移过程在长潭东乡住了一段时间。当时龙姓到长潭赶场，因都讲苗话而相识，故将冯姓接到茅坡营。冯姓到茅坡营时，田土为李家所有，李家因疾病、人少逐渐衰败，遂将田土转卖给了冯家。龙冯关系很好，龙家也给了冯家一些土地，两家互相开亲。现在冯家共有十几户人家。苗寨主要有杨、吴、张、袁等姓氏，皆来自于湘西花垣，但迁移过程不同。杨姓经过李家河，然后到苗寨。以后吴姓从花垣和尖端坪搬来。苗寨的苗族信仰和年节禁忌，充满了战乱的血腥痕迹。这充分说明苗寨苗族迁移原因是由于清朝统治者血腥镇压所致。与此相近的除了冯、龙、石、杨姓外，还有在清朝乾嘉年间，从贵州思南、铜仁、石阡等地迁来的苗族，散布于宣恩全县各地[9](P45)。利川市文斗石姓苗族，原籍贵州安化(现德江县)猪市巷(谐音)，迁来文斗八、九代人，约在乾嘉年间。文斗周姓，原籍也是贵州安化丘，与石姓只是地名不同。文斗米、罗、杨、董四姓苗族，据他们自己说，原籍贵州安化水井，是因水灾而迁来文斗，到现在约两百多年，约九代人。文斗徐姓苗族，来自贵州思南府火巷街。来时是两弟兄,后来又回去一个，现在十字路共十多代人。来凤县古架等地龙姓杨姓苗族，据62岁龙左清老人讲，他们来自贵州铜仁府铜仁县岩脚寨，与杨家结拜为兄弟，到来凤时已是十代人。笔者以为他们在乾嘉苗民起义时迁来。龙杨二姓皆为苗族。咸丰村乡白氏，原籍贵州安化(现德江县)。因清王朝对苗民的剥削压榨，乾隆十一年(1746年)白氏逃离安化，历尽艰辛，来到咸丰猫儿溪(虎儿溪之意)，白姓改为柏姓。与白氏同来咸丰落籍的还有张、朱、廖、柳姓氏苗族。咸丰梅坪杨姓苗族，亦来自贵州思南府安化县杨家湾。咸丰龙坪陆氏苗族，原籍湖南麻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腊月三十晚，陆至贵一家吃一餐菜稀饭后便逃走，先到宣恩麻柳洞，同行的还有钟、张二姓先辈。恩施市罗针田王氏苗族，据手抄本《家谱》记：“老家贵州省同人(铜仁)府同仁(铜仁)县。先祖居住成杨坝。始祖王永臣,迁移施南府恩施县，地名楠木园(在现车坝一级水库上———笔者注)安家落业。”到目前为止,共十代人。迁来时间应在乾隆嘉庆年间。恩施市富尔山龙、石二姓苗族，原为湖南宝庆(现邵阳地区)人。他们都应是参加乾嘉苗民起义后逃出，都说怕水淹，来后迁富尔山高山。鹤峰龙氏苗族，来自湖南桃源，才六、七代，不足两百年。鹤峰八峰村姚氏苗族来自湖南湘西。按姚华森碑记：“姚公华森(苗族)生于一八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原籍湖南省永顺县塔卧区白沙乡,因不堪忍受封建势力压榨，随你父姚荣善历尽千辛万苦，于一九○六年逃往鹤峰”。姚华森子姚福甫老人说：原籍永顺外白沙堡，苗族，爷爷讲苗语，讨饭而来鹤峰。鹤峰太坪镇麻氏苗族，据52岁的麻富成说，老家系湖南桃源，后迁桑植四门岩，然后迁鹤峰，共九代。巴东沿渡河潘氏苗族的来源清晰。据光绪二十一年已未(1895年)《豪圹潘氏续谱》载：“始祖潘应麟明永乐二年由江西泰和县落籍宝庆府，第十代潘元令雍正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已时湘方县(指今湖南湘乡市、双峰县、连源县)豪塘口生，乾隆四十二年戊戍偕妻郑氏携子开闻、开斌,媳沈氏、毛氏,孙纹晖、纹光，入湖北省宜昌府巴东县袁(沿)渡河，乾隆四十四年已亥正月十四殁，葬该县贾家坝。”在他们的风俗习惯，新娘到婆家后，在院坐一会儿才进屋，拜屋的竹烛。这实际是三天不同房婚姻礼仪的变异。先在院坐一会儿，表示新娘先已到新郎家，拜竹烛，意味着是竹烛带来的婚姻，实为原始抢婚制的文化遗存。丧俗，孝子要用撮箕往坟的四角各撒一把土后即刻离开，不得回头，怕鬼缠身，夜里不能吹口哨，怕惹鬼来，鬼魂观念尤重。解放前还盛行还猪愿。巴东沿渡河潘姓苗族，解释人走路时之所以老是背着手，是因为祖先迁来时是捆绑而行的。潘氏苗族可能是受官兵追剿或本身是在被官府押解途逃跑的。建始县冯氏苗族，现住建始茅田乡。冯长权说：“我读书填表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笔者注)，爷爷告诉我，我们是苗族”，其民族意识强烈。现存《冯世传墓》碑记：“清朝湖北省荆州府宜都县星山里冯家湾土地下，吾于一世祖生长处，后迁建始县坊廓里封竹坝本庄”，“咸丰十一年辛酉十月吉冯永玺立。”又《冯母袁老孺人之墓》记：“吾十二世祖母系宜都县生长人也。”从墓碑铭文看,冯袁氏应为冯世传的儿媳。冯世传为十一世祖，据传一世祖为冯虎、冯太。冯氏的民族意识很强，不含糊。冯氏苗族的信仰与风俗仍很浓，过年时犹重敬天地和太阳神，而且有还猪愿的观念，重视上坟祭祖，与土家信仰明显不同。他们在丧事，内族(家族)观念淡薄，须请外人，重视外戚。这与湘西等地苗族观念极为一致。年戊戍偕妻郑氏携子开闻、开斌,媳沈氏、毛氏,孙纹晖、纹光，入湖北省宜昌府巴东县袁(沿)渡河，乾隆四十四年已亥正月十四殁，葬该县贾家坝。”在他们的风俗习惯，新娘到婆家后，在院坐一会儿才进屋，拜屋的竹烛。这实际是三天不同房婚姻礼仪的变异。先在院坐一会儿，表示新娘先已到新郎家，拜竹烛，意味着是竹烛带来的婚姻，实为原始抢婚制的文化遗存。丧俗，孝子要用撮箕往坟的四角各撒一把土后即刻离开，不得回头，怕鬼缠身，夜里不能吹口哨，怕惹鬼来，鬼魂观念尤重。解放前还盛行还猪愿。巴东沿渡河潘姓苗族，解释人走路时之所以老是背着手，是因为祖先迁来时是捆绑而行的。潘氏苗族可能是受官兵追剿或本身是在被官府押解途逃跑的。建始县冯氏苗族，现住建始茅田乡。冯长权说：“我读书填表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笔者注)，爷爷告诉我，我们是苗族”，其民族意识强烈。现存《冯世传墓》碑记：“清朝湖北省荆州府宜都县星山里冯家湾土地下，吾于一世祖生长处，后迁建始县坊廓里封竹坝本庄”，“咸丰十一年辛酉十月吉冯永玺立。”又《冯母袁老孺人之墓》记：“吾十二世祖母系宜都县生长人也。”从墓碑铭文看,冯袁氏应为冯世传的儿媳。冯世传为十一世祖，据传一世祖为冯虎、冯太。冯氏的民族意识很强，不含糊。冯氏苗族的信仰与风俗仍很浓，过年时犹重敬天地和太阳神，而且有还猪愿的观念，重视上坟祭祖，与土家信仰明显不同。他们在丧事，内族(家族)观念淡薄，须请外人，重视外戚。这与湘西等地苗族观念极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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