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对中国少数民族感兴趣

日本为何对中国少数民族感兴趣——从20世纪上半期日本对华政策看其分裂中国的阴谋（上）


　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日本为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实施了“以华制华”的策略，在国内和中国建立了各种团体组织，有目的地组织调查研究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情况，制定所谓针对“回教”的政策，妄图挑起中国的民族矛盾，进而实现分化中国之目的。　　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人口众多，分布广泛，所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而国民党统治时期实行的错误的民族政策又导致民族之间隔阂严重，这就使日本认为“制定恰当的回教政策对于日本的东亚政策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日本政府和民间都不遗余力，调查研究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情况，制定所谓针对“回教”的政策，妄图挑起中国的民族矛盾，实现分化中国的目的。
　　以中国的“回教”为中心制定对华政策
　　明治维新后，随着近代天皇制的确立，日本对外走上了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此后，日本政府的对外“国策”就是把明治天皇揭橥的“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总战略一步步变为现实。
　　进入20世纪后，日本在其“功利主义的亚洲外交战略”指引下，开始把“经略大陆”这一“国策”付诸实施。为早日实现吞并中国、把“大陆政策”进一步向前推进的“宏愿”，日本一方面以武力为后盾，不断寻找借口，借以挑起战争，进而占领中国；另一方面则妄想以政治手段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即利用民族分化的方式，使中国的各少数民族分别独立、脱离中央政权、任其宰割，以实现其“经略大陆”这一重要“国策”。
　　早在明治末年，日本民间部分人士就对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产生了“浓厚兴趣”。然而这种“兴趣”的产生，从一开始就不是出于宗教信仰的目的，而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即实现其“国策”的要求。
　　进入20世纪后，日本政府和军部也开始行动起来，积极鼓吹要以中国“回教”为中心制定对华政策，即要求日本“树立回教政策为重要国策之一”。对此，矶谷廉介少将曾毫不掩饰地声称：“应从政治与宗教两方面加以观察，日本既欲为东亚之盟主，则对于树立回教政策为重要国策之一，殆无疑议。”少壮派军人板垣征四郎对此也表现出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以近东与南洋为中心之回教问题，对于日本之南进政策，应成为极重要考虑之议题，并应有以解决之。”
　　在政府方面，陆相荒木贞夫认为，日本应以“确立根本的东亚政策为当前急务，其中树立恰当的回教政策又特别急切”。鉴于“回教徒”问题对于日本具有特殊性，他主张“通过拨发经费与扩大预算等方面着手支持从事回教政策之人士”。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民族分裂运动，日本内阁于1936年通过了《对中国实施策略的议案》。该《议案》指出，鉴于中国各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边疆，因此要加紧“对边境的调查（如对四川、甘肃、新疆、青海等派遣资源调查队等），借以实施分裂政策”。“七·七”事变后，为了加快分化少数民族，进而实现灭亡中国的步伐，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周年之际，日本五相会议又作出了关于《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的决定，其纲要之一就是“推进回教工作，在西北地方划定由回教徒形成的防共地区”。
　　总之，就日本利用中国民族问题的图谋来看，日本早就发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力量，因为无论所谓“东亚政策”、“西进政策”还是“亚洲门罗主义”、“大亚细亚主义”，都必定要下一番联络“回教”的功夫，而“回教民族，素以东亚之西北角为根据地，其为事实所难磨灭之优点。旧政当权，对此非但加以藐视，且而时加以摧残”，因此，当处心积虑对外侵略的日本认识到中国少数民族对于其实现“大陆政策”的重要性后，国内各界便着手组织各种团体、研究会，对中国民族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以服务于其对外侵略的国策。
　　调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为侵略中国提供参考
　　在日本民间，着眼于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人很多，“其中尤以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及浪人会首领头山满为最著”，而对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调查最为活跃的当属黑龙会的川村狂堂、涛秀成及浪人会的佐久间贞。他们中有的人在中国从事调查研究长达30余年；有的创办杂志，进行“倡导回民应以取得政权为前提、以权利为急务、以政府为攻击之目标”的蛊惑性宣传；有的鼓励少数民族同胞组织“大回回国”，阴谋肢解中国。
　　对中国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日本政府及军部从一开始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日本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的关注原本就与其侵略亚洲的目的有关。明治38年（1905年）5月，樱井好孝接受日本外务省的秘令，前往新疆、内蒙古一带调查，直到次年12月才返回日本，“行程约二万余千清里”。他在向外务省提交的报告中，详细记载了内蒙古和新疆的地理位置、行政、交通状况、人种、居民成分、宗教信仰、商业物产以及气候等。1910年，日本外务省调查员中久喜信周对河南省的“回教徒”也进行了详细调查。此外，大正三年（1914年），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若林九满也被派到中国湖南游历。他被要求以湖南为中心广泛结交中国穆斯林，鼓动中国穆斯林“活跃”起来。
　　而一向积极推行侵华政策的日本关东军自然也不甘示弱，1935年7月25日，关东军参谋部提出《对内蒙措施要领》，其中特别规定“为了笼络回教徒，要仔细了解其风俗习惯，首先取得他们的好感，再给以必要的援助，终于促进满蒙回教徒的团结，努力设法利用集体力量”。在1936年5月关东军召开的幕僚会议上，详细确定了《西北施策要领》，确定了利用西北少数民族分裂中国的阴谋。
　　日本参谋本部对于我国西北地区的情况也特别注意，不断派出间谍公开或秘密前往西北地区进行调查。据《华北日报》报道，1934年“四月期间共派四次，计一月派臼田中佐、远藤主计，二月派谷萩，三月派川本少佐，四月派柴山、坂庭、西村。以上人员均领有公安局护照，其未领护照赴西北调查者甚多”。
　　同时，一些著名的日本“中国回教”问题研究专家也在日本政府或军方资助下来到中国，“不辞辛苦”地奔赴中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1935年9月，著名“中国回教”问题研究者若林半在其弟子陪同下，用时两个多月，游历了中国中东部地区的绝大部分的大、中城市，详细“调查中国的回族政策及状况，并与之进行联络”。然而此次调查及旅行的费用却是来自外务省。
　　在调查结束后，若林半详细阐述了其政策主张。他认为：“现在日本、满洲国有百四五十万回教徒，中国有七千万回教徒，回教徒居住在一起，结成一大集团。制定对中国的政策与对回教徒的政策之间具有奇妙之处，因为这是真正认识中国的证据。”他指出正确认识并制定恰当的“回教政策”，对于日本“国策”来说是一件紧急重要的事情。因此他强烈要求“政府从速制定具体的对华回教政策，并要热心且忠诚地实行”，而且要“国民意志坚定，信心百倍，甚至为此付出生命也是理所当然的”。与此同时，伪满洲国侍卫官长工藤忠君也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在中国各地调查研究“中国回教”，并成为研究“中国回教”的权威者。他认为对“中国回教”政策的研究要抓紧进行，不能怠慢，因为这是“事关国家的百年大计，应当不断努力推进”。
　　可见，日本各界对中国少数民族关注及调查研究，“原本就与侵略亚洲的目的有关”。

我是来刷墙的<br><br><br><br><br><br><br><br><br><br><br><br><br><br><br><br><br><br><br><br><br>祛斑小窍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