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连载：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

为什么要这样做？潘礼平说：“当初的冲动纯粹是为了把节目搞活，想让观众注意到，想玩小聪明，一句话想出风头。” 　　他们采写的新闻稿，大段大段地被部领导用红笔划掉。稿子送到魏文彬那里终审，他在那些被红笔划掉的内容下面划圆圈形恢复符号。稿子重新回到两人手中，他们看到一串一串的圆圈，大为感动，将魏文彬引为知己。这样的次数多了，两人对魏文彬有了一种特别的崇   拜、信任和依赖，以后，只要被领导枪毙的稿子，他们就拿着直接找魏文彬。 　　有一次，他们采访了一条新闻，报道一个城中村的发展史，解说词是梁瑞平写的，激情四射，文采飞扬，有一种田园牧歌般的淡雅超然。部领导看了稿子后，当即作为不会写新闻的反面教材，签呈全新闻部传阅。梁瑞平和潘礼平觉得，这篇稿子，一定能够得到魏文彬的认同。他们拿着文稿去找魏文彬，魏文彬看过之后，将部领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我们搞新闻，不能死抱着五个W，应该允许不同风格嘛。 　　还有一次，他们采写了一篇常德某个乡棉花丰收后农民搞庆祝的新闻。当时的场面非常热烈，农民们载歌载舞。他们便在文稿中说，这个乡的农民搞了一个棉花节。如果是今天，风筝节、西瓜节遍地都是，节的概念，人们也容易接受。可在当时，节这种概念，只停留在传统节日上面，农民们只不过搞了一次庆祝，他们硬是安上了节这个概念，许多人都接受不了。 　　审稿的时候，恰好魏文彬也在，由他主持。稿子看完了，魏文彬对各负责人说：“你们先说说看法吧。” 　　所有人都沉默。不说吧，魏文彬会觉得他们没有水平，不适合现在的位置，说吧又怕说错，因为魏文彬最终肯定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而他的看法又往往与众不同，别人还不容易驳倒。这些人于是打起了太极拳，有的说，很新颖，但是不是长了点？有的说，节这种提法，是不是有点太突出了？最后，见都没有人说了，魏文彬开始说，他半点都没有否定这个节目，而是从创新、情趣、导向等几个不同的侧面，对这个节目大加赞赏。 　　魏文彬自己也说：“湖南广电的两平，是被我圈出来的。如果不是我画了那些圈圈，这两个人，大概早离开湖南广电了。” 　　虽然有“两平”，还有其他一些相当不错的新闻人才，可毕竟，湖南电视台新闻部是一个五十多人的大机构，魏文彬能解放三几个人，却根本无法解放这个部。 　　为了让湖南新闻彻底上一个台阶，他想到了一个主意，希望做一个新的节目，用这个新的节目来带动整个新闻部。同时，他又将梁瑞平、潘礼平调到晚间新闻，希望他们对这档曾经引起很大轰动的节目进行改革。 　　从那时起，晚间新闻开始大改版，这两个离经叛道的人，有意将金科玉律从他们的栏目中剔除，有些新闻不强调时间，有些新闻不论地点，更多的新闻完全不考虑套话式的语句，尤其特别的是，他们开始尝试新的播报新闻方法。比如说，全世界的新闻都是由播音员坐着播，他们偏偏站着播，全中国的播音员都是广播院校播音系培养出来的播音腔，他们却希望播音员说大白话。别的电视台讲究播音员的胸腔共鸣，他们却完全不要胸腔共鸣，只要标新立异。 　　晚间新闻再一次火爆起来，成为湖南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 　　张华立进入电视台后被魏文彬安排在新闻部。他说：“湖南电视台抓内容生产，是从抓新闻开始的。湖南的新闻节目，有两大里程碑，一是《晚间新闻》，一是《焦点》。” 　　《焦点》栏目，正是魏文彬从党校回来后，为了突破旧有格局创办的。因为创办于1989年，所以，这一年的《焦点》就称为《焦点89》，后来又办了《焦点90》、《焦点91》等。 　　当时，湖南电视台的结构是部室，新闻部下面，只有某个节目组。为了办一档全新的新闻纵深报道节目，魏文彬想出一个新主意，不搞节目组，推行独立制片人制。这是湖南广电推行独立制片人制的最初源头，第一个制片人叫刘惠东，当时只是一个新闻组长。 　　魏文彬给了刘惠东一个优惠政策：人员由他自己挑选。刘惠东所挑的人，都是电视台当时学历最高、思维最活跃、在别人眼里也最离经叛道的。其中就有后来湖南广电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现任潇湘电影集团董事长的丁晖、成为湖南广电集团副总经理湖南经济电视台台长的吕焕斌、娱乐频道总监张华立、湖南卫视新闻中心副主任施华耕以及先后担任过经视副台长和生活频道副总监的吴澧波等。 　　《焦点》到底是一档什么类型的节目？由于种种原因，这档节目后来停播了，但借鉴《焦点》的另一个节目，在全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就是央视的《焦点访谈》。湖南人十分谦虚，没有人说《焦点访谈》就是《焦点》的移植，不过可以肯定，湖南的焦点，比央视的《焦点访谈》早推出好几个月。 　　《晚间新闻》改版和《焦点》的推出，形成了两个为老百姓说话的窗口。老百姓的感情是非常质朴和热烈的，谁真心站在他们的立场，他们的眼球就投向谁，支持倾向谁，湖南电视台的收视在急剧上升。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湖南广电，在新闻节目制作方面，一茬新人正在崛起。日后电视湘军的主要干将，大多数在这些新闻节目中受到锻炼和磨炼。

1990年底，魏文彬接任湖南电视台台长。 　　此时的魏文彬刚刚跨过40岁的门槛，心理上完全成熟了，当年的一腔热血还没有冷。 　　上任之后的魏文彬雄心勃勃。他当时的一种心态是，除了小时候曾想过要当大队书记之外，后来的几十年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当官，现在竟然当上了一台之长，成了电视台近   千号人的一把手，大权在握了。既然这个官是意外获得，他也不想通过这一职位获得更进一步的权力，要搞，就一定要把这个台搞好，搞得老百姓喜闻乐见。 　　他将刘学稼叫进自己家里，商量内容改革的事，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这件事给魏文彬最大的触动是发现了许多权力的盲点。他说：“我那时悟到了几个东西。一个单位，权力不是最重要的，机制是最重要的。当时的一把手，他难道不想搞好？但就是搞不好。我也是主要领导之一，我也想搞好，可大家出了力，效果就是不明显。机制比权力重要。我推而广之，想到全国，小平同志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代领导人，他有一些闪光的思想，他的一些表现，真的令我佩服。他在全国有那么高的威望，但是，是不是他一声喊，所有的事情就能办好？一个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要安徽的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去做实验，还要发动“两个凡是”的大讨论，还要做那么大的思想准备。第二个体会，人才的重要性，我是这个时候感受到的。人才决定生产力的水平，决定你工作的水平，决定你产品的水平，这一切都是人才决定的。人才在一个什么高度，你这个事业就是一个什么高度。” 　　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结果，他发现了一个天大的弊端。从本质上讲，电视台应该是一个生产单位，它生产的是精神产品，它不是一个行政单位。他说：“生产单位只能以效益为纽带、以质量为纽带，用质量和效益将千把人运转起来联系起来，而不是靠权力。以权力为纽带，那么把一个单位凝聚在一起的是权力，起作用的是权力，得到的利益也是权力。很现实，评职称，权力说了算，提拔，权力说了算，分配，权力说了算。这样一来，把你这个当台长当一把手的害死了。这就会出现一种生态现象，大家都向你靠拢。这里又形成了一个规律，首先靠拢你的，靠你靠得最近的，不是最优秀的人才。最优秀的人才在后面，它符合这个生态规律。人成群的时候，水平总有高低，能力总有大小，悟性总有差别。靠权力靠得最近的人，他心知肚明，他写写别人不赢，说说别人不赢。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个毛病，表现出来的就是清高。他一看你周围围的这一群人他瞧不起，他不来了。你说你周围转的这一群人，心态坏吗？不坏，不过就是个生态规律。常年这么转，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出现了，转久以后，也会转出感情。人都是有感情的，你这个领导是有水平的，是高明的，但这些人转久了以后，你难免在用人上决策上做出一些不恰当的决定。只要你做出一两次这样不恰当的安排，就寒了这些人才的心。” 　　魏文彬说：“我从当厅长开始，就进入了一种境界，不敢说是一种忘我的境界，真的是把自己的东西交给这个社会。中国从政有很多因素，有很多偶然因素。在广播电视厅，是不是我的能力最强、水平最高？这个只有天晓得。我相信可能还会有比我强的人。可能还有很多人比我强，他没有这样的机遇，给了我这样的机遇。” 　　这话半点不假，魏文彬进入了一种境界。但是，他将进入境界的时间划定在当上厅长之后，并不十分准确。更为准确地说，应该是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尤其是经历了1989年那场风波之后。 　　从党校回来，魏文彬便着手新闻创新，改版了《晚间新闻》，创办了《焦点》，这两个栏目，一改湖南人不看湖南电视只看长沙电视的习惯，收视率方面，省台和市台的差距在快速缩小。魏文彬从中尝到了甜头，胆子也越来越大，这两档节目，也越来越大胆。 　　正在此时，那场风波开始了。 　　担任台长的宋竹初恰巧出差了，身为常务副台长的魏文彬，肩上的担子异常沉重。那段时间，他几乎住在办公室，一天24小时守在电视机前，收看中央台的新闻节目。他说：“我每天都要收看中央台的新闻，看着社会一天天地乱，此时我才第一次思考一个问题：当官并不是种田，并不是养猪，还需要思考许多复杂的问题。政治问题太重要了，牵一发动全身，一个决定，可能关乎全局，关乎全国十几亿人。这时候，我才开始思考政治问题，才开始有了很强的政治责任感。” 　　也正是从此时开始，魏文彬的思想状态渐渐从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和文人，成为一个兼具政治意识并参透国情民意的成熟官员。关于这一点，陈先绪感触至深。陈先绪比魏文彬年长5岁，1984年就是湖南电视台的副台长，主管文艺，一直干到2005年退休。陈先绪是中国电视界的“名腿”，早些年曾流传“北有陈汉元、南有陈先绪”的美誉。从80年代开始，湖南电视台的几乎所有重大题材、重大事件的文艺晚会，几乎都留有魏文彬和陈先绪共同的印记。陈先绪说：“我和他在业务上有超然的默契，他指明一个方向，我不需要问为什么；我想出一种思路，他也不需要问我为什么。”在长期的合作中，陈先绪深有体会地感觉到：“魏文彬和我这种人，都是忠诚于主流意识的人，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忠诚，并不是为了包装仕途和政绩。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以后，我们做了一台特别文艺晚会《我们不会忘记》，感动了好多人。我和老魏在策划过程中，始终都带着一股对国家命运的深沉关切，半点应付都没有。到高潮处，我们都流泪了。”

进入全新境界的魏文彬，领导艺术开始圆熟起来。他想在电视台大刀阔斧地改革，同时也知道，在现行机制下，动作如果太大，定会引起强劲反弹，只能从常规入手，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 　　规章制度，哪一任领导上任都要制定，哪一个领导都会强调。可实际上，真正让这样的制度成为新的游戏规则并且为将来改革铺平道路的，还真是少见。    　　在电视台要执行这种制度绝对不容易。魏文彬的办法是执行之前，让职工充分讨论，直到每一个人都通过为止。制度执行之后，他又抓住了一件违反制度的小事大做文章。这件小事说起来简直不值一提：某个职工因为不小心摔坏了一只茶杯。一只茶杯值多少钱？几块而已，可是，因为这一行为违反了制度，管理部门拿出制度对照，从部门管理层到具体责任人，都要按制度扣发当月奖金。将所扣的钱加起来，竟然超过了千元。 　　这个数目出来，台务会几乎炸锅了。当时有人说，这个制度有问题，一个茶杯扣1000多元，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活，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扣奖金，而是修订制度，甚至有人说，干脆终止这个制度的执行。也有些年轻人非常坚决地表示，制度就是制度，既然已经实施，就要坚决执行，不因任何阻力而改变。魏文彬事后说，其实，他也非常犹豫，此事虽然涉及很多人，1000元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影响到某些人的生活，他会长时间不安。但是，定下来的制度如果不执行，他将会威信扫地。最后，他痛下决心：坚决执行制度。 　　这件事在电视台引起了一场地震，几乎所有人都觉得魏文彬是小题大做，太过分了。同时，大家也因此有了一个教训：魏文彬执行制度异常坚决，毫不留情，自己必须立即着手做的一件事，便是将制度背得滚瓜烂熟，并且小心不要去触犯。 　　人才，魏文彬可以保护，机制就不是他一个台长所能左右的。他只能采取迂回的方法，先征服人心，然后再施展自己的计划。为了征服人心，他着手做了几件大事，第一件，让电视台的年收入突破千万大关。 　　当台长之初，湖南电视台的年收益只有900多万元，他不仅提出要突破千万，而且差不多是在原有数字上翻了一番。这个目标提出，电视台的员工是哈哈一笑。会议散了，下面便有人说，省委也不知怎么选的，竟然选了一个爱吹牛的人当台长。他提出的第二个目标，是要给全台的职工安上空调，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待遇。装中央空调，仅设备就需要几百万，每个月耗去的电费以及维护费用，同样是一个天文数字，对于一个年收益只有几百万的电视台来说，这无异于天方夜谭、画饼充饥。第三个目标，他要给电视台所有正式职工装上电话。这就更是近乎吹牛了，90年代初，安一台家庭电话，就是一大笔费用，台里能拿出这笔钱？这一目标更加深了职工的一种印象，认定魏文彬是吹牛大王。说这话的不仅仅只是那些反对魏文彬的人，甚至包括了魏文彬的一些爱将。张华立就是魏文彬的爱将之一，他曾公开说过：“老魏有一张能把稻草说成金条的嘴巴。” 　　然而，谁都没有料到，魏文彬担任台长第一年，果然突破了千万大关，而且翻了一倍，第二年，收益竟然超过了2700万。1993年，也是魏文彬当厅长的第一年，电视台总收入突破5000万的时候，魏文彬心中特别地受用。他和很多人讲过当时的感受，那时，他走出办公楼，站在电视台的院子里，仰首望着夜空，心中默默地说：“我做到了，我真的做到了。”那一瞬间，他或许有了某种自我欣赏、自我肯定。他一个人在夜空下徘徊，想唱一首什么歌，可是，他找不到一首能够准确表达此时心情的歌。 　　整个省广电系统，年收益不足6000万，湖南电视台一家，就占了80%。此时，人们才意识到，魏文彬不仅会吹牛，更会实干。 　　此时，魏文彬在电视台的声誉如日中天，绝大多数人相信，只要老魏说的，就一定能够做到。魏文彬也意识到，基础已经打下了，下一步，应该着手机制改革了。 　　恰在此时，一纸任命，将他从德雅路召到了黄土岭。

人还是要事业为天，没有事业，再大的官有什么用？“自古将相今何在，荒冢一堆草没了”。 　　——魏文彬语 　　当上厅长，走进了厅里专门为他安排的办公室。那一瞬间，魏文彬直觉得鼻子发酸。这   间办公室无论是面积还是设施，和他当台长的办公室差了一大截，那张办公桌简直就是老古董，椅子也不是豪华的大班椅，而是破了几个洞的藤椅。 　　他当台长，手里可支配资金有上千万，现在，他当厅长了，官大了，管着台长呢。可是，手里却没有钱。用他自己的话说，“余钱剩米只有几百万”。到底几百万？曾任两台（电视台和电台）台长的何共淮说是500万，刘自成也说是500万，魏文彬说：“恐怕还没有。”就算是500万，这就是当时魏文彬的全部家底。 　　就是坐在这把破藤椅上，魏文彬开始规划湖南广播电视的未来。 　　一个月过去了，魏文彬没有任何动作，甚至厅里的日常事务，他都不太过问。 　　人家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三把火是完全有必要的，烧了三把火，下属才会认识你，才能相信你，也能够更好地和你配合。官员毕竟不是作家，作家坐在家里想天下事，一台大戏，可以独自完成。官员需要上上下下的配合，才能干成哪怕一点事。这个魏文彬倒好，整天将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不和人交流，不开会，甚至不和他的班子成员见面，一切放任自流，顺其自然。 　　省里的领导对广电厅有一种期待，对魏文彬有一种期待，可这种期待过去了30天时间，见新官上任的三板斧，连一板斧都没有抡下来，有点沉不住气了。再次见到魏文彬的时候，带点玩笑地说：“文彬，你是不是在坐月子呀。”魏文彬笑一笑，没有回答。他有许多的问题没有想清楚，此时还不是表态的时候。 　　两个月过去了，一如既往，每天早晨，魏文彬夹着大公事包来到厅里，随即进入办公室，坐下来的第一件事，便是从包里掏出一大堆材料，点起一支烟，边看边思考。到了下班时间，魏文彬又夹着他的公事包离开了黄土岭，回到德雅村电视台大院，进入家门之后，什么事都不问，一头扎进那间小书房里，电话不接，来人不见，谁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 　　这些消息，全都反映到了省有关领导那里，领导见到广电厅的负责人，半是玩笑半是关切地问：“你们那个魏文彬在干什么？”魏文彬上任都两个月了，除了上任时的那次见面会以及后来到各处室转了转，再没有和相关负责人见过面，也没有拿出一些具体的措施。这个全省最年轻的厅级干部，到底在干什么在想什么，他们也不清楚。 　　直到第三个月，魏文彬觉得终有所悟。 　　春天的雨总是淅淅沥沥、洋洋洒洒，在窗外舒卷着浓浓的春意，魏文彬却浑然不觉。脑子里映现的，只是一幅画面。 　　那还是他当台长的时候，去国外考察，来到法国时，当地正在举办一届国际马拉松比赛。作为电视台台长，魏文彬很想看看人家怎样转播这样的赛事。他不懂法语，人家主持人说些什么，他半句都不懂，可有一件事强烈地震撼了他。在赛事现场，竟然盘旋着一架直升机，他问身边的翻译，那台直升机是怎么回事？人家告诉他，直升机是电视台的，他们正在进行空中直播。 　　人家是电视台，湖南台也是电视台，他魏文彬别说用直升机进行直播，就是一台几百万的转播车，他也买不起。此时他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意识到了湖南电视台的弱小，甚至意识到了整个中国电视业的弱小。 　　想过了电视，他又想广播。当记者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模范人物的报告文学，在电台播了整整一个星期，那时他得意得不行，觉得自己异常强大。现在，他当上了厅长，再次思考电台时，突然联想到了美国之音。湖南的广播人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可实际上，他们的声音，连湖南全境都无法覆盖。美国之音却能飘洋过海，深入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想到覆盖，魏文彬自然想到了湖南的天空。电视和广播占领的是领空，覆盖率的竞争，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大空战。但是，湖南的广播电视别说去占领别人的领空，就连自己的领空，都被别人占走了。湖南电视台和长沙电视台之间的竞争如火如荼，在这场恒久的竞争之中，山东卫视悄然入侵，形成了“湖南的地山东的天”这种局面。湖南的广播电视，已经被挤迫到了一个极其狭小的空间。为了突破这种局面，厅里鼓励发展第三产业，一些优秀的广播人电视人，开始下海经商，办起了红砖厂、养猪厂，开起了餐馆饭店。 　　诸多事情像电影一样，在魏文彬的脑中一幕幕闪过。他突然想到，现在自己是厅长了，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全局性考虑未来的发展。什么样的高度，才是全局性高度？湖南广电厅的高度？还是全国广电事业发展的高度？显然不是，应该是国际广播电视市场的高度。他必须了解，西方发达国家的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维亚康姆为什么那么强大？美国之音是怎样走向世界的？他们的今天，也许就是湖南广电的明天，他必须了解自己的明天。 　　他走出了那间办公室，来到电视台，来到广播电台，向他们索取国际传媒业的资料，将国际传媒巨头诸如默多克、维亚康姆、《纽约时报》、时代华纳、迪斯尼等跨国传媒的资料拿到了手中。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全球电视产业100强之中，美国占了30%，而收入却占了全球电视产业总收入的52%。而在这100强中，排在前10位的，美国占了其中8席，总收入在10强中占85%，占全球100强的35%。 　　中央电视台是惟一挤进全球电视产业百强的，其年收入，仅占1%。一个时代华纳，便相当于20个中央电视台。    　　与此相比，湖南电视台算什么？在国际传媒市场，半点地位都没有，连名字都排不上去。 　　再将视线扩大一些，从整个内容产业的角度来看，整个美国，内容产业的年产值在5000亿美元以上，中国连50亿美元都没有。 　　美国电影产量仅占全世界的6%，可是，他的电影票房却拿走了全世界电影市场的70%。 　　魏文彬说：“这两个数字我能记得是因为它深深地伤害了我。我看，这两个数字的对比就可以做个大报道，在这两个数字面前无动于衷，要么是蠢，要么就是没有民族自尊心。” 　　深深地伤害了他的，实际上远不止这两个数字，还有许许多多的事实。 　　洛杉矶成为美国西海岸最为重要也最为著名的城市，他们所凭的是什么？就是内容产业，就是一个好莱坞。他们生产一部大片，利润便高达十数亿美元，就是大半个中国内容产业的年产值。美国的电影年收入有300亿美元，其中200多亿来自国外。 　　美国的视听产品出口仅次于航空业，年收入超过300亿，并且在快速增长。这个数字在魏文彬担任厅长时正快速增长，进入21世纪之后没几年，视听产品出口已经超过了航空业出口，成为美国第一大出口产业。 　　魏文彬阅读这些资料时，美国时代华纳的年收入是130亿美元。今天，这个数字已经升到了超过400亿美元。仅仅130亿，便相当于1000亿人民币，而当时占有中国电视市场最大份额的中央电视台，一年的收入，也才只有10数亿元人民币，近百倍的差距。美国《纽约时报》一天的广告额，便相当于《人民日报》一年的广告收入。 　　湖南广电是多少？6000万，大概只是好莱坞一部二流电影的利润。不是票房，而是利润。 　　迪斯尼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多大的产业？而这份产业，最初竟然只是一只小老鼠，只是与这只小老鼠相关的动画片。迪斯尼成功的历史，让魏文彬看到一个事实，文化产品具有极其广阔的利润空间。突然之间，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类只有两种消费，一个是物质消费，衣食住行；再一个就是文化消费。人们满足衣食住行的消费后，就需要文化消费。人类是先满足物质生存的需要，然后再慢慢提高和改进文化消费的需要。” 　　这也就是说，文化产品的开发，具有极其广阔的前景，尤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综合实力的增强，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中国人，将会对文化消费具有极其广泛和全面的需求，这就是广电事业发展的巨大市场。 　　思考、思考、再思考，季节在悄然转换，春天匆匆而去，炎夏来临。整整3个月，近100天时间，魏文彬苦心参悟，终于悟通了两个字：产业。 　　用100天悟通两个字，这种效率似乎也太低了些。 　　然而，在1993年的中国，有多少人悟到了这两个字？又有多少人真正悟通了这两个字？即使是今天，真正悟通这两个字的，又有多少？1993年的6月，魏文彬提出了大产业的概念，直到10余年之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文化产业这个概念，才在最高决策层提出来，并且第一次写进了中央文件。 　　由于这一缘故，我们是否可以说，魏文彬的思想，至少超前了10年？或者说，魏文彬用3个月时间完成的这次惊心动魄的观念革命，在10年后才得到广泛一致的认同？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魏文彬用3个月悟通两个字，这种效率，就实在太高了。 　　此时的魏文彬，不再是站在湖南广电事业的高度，也不是站在整个中国广电事业的高度，而是站到了全世界传媒产业发展的高度。这种思想登高的感觉是特别的，3个月前那种迷惘和茫然一扫而空，瞬息之间，他觉得自己的面前透亮了。那是一种被阳光照耀心灵的感觉，那是一种灵魂深处的通透。直到这时，他才发现，十几年前的那个充满浪漫和诗意的文学青年不存在了，那个与缪斯相关的梦，早已经远去。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个全新的梦，开始像血一般进入他的身体，深入他的灵魂。 　　突然有一天，魏文彬告诉厅办公室，通知厅机关处以上干部开会。 　　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目瞪口呆，这个魏厅长，上任3个月了，突然通知开这么一个会，他到底准备干什么？以前的厅长要开这样的会议，通常会提前很长时间要求办公室写讲稿的，这类讲稿一般都由厅长本人口述要点，办公室的秘书记录之后写出初稿，然后是一遍又一遍反复修改，不到开会的最后一刻，稿子很难定下来。可魏文彬此前竟然没有透露半个字，他到底要开一个什么会？ 　　会议开始了，幸好办公室主任有经验，事前准备了录音机。他将录音机放在魏文彬面前，看了一眼桌子上，竟然只有一页纸，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字，这里圈一下，那里划几条线，整个就是鬼画符，这难道是他的讲稿？ 　　厅里的处以上干部坐在那里也迷惑。俗话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魏文彬沉默了3个月，现在到底要搞出一个什么惊人的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