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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习习四印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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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cey 发表于 2015-3-25 21:37: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四印苗是贵阳附近的一支苗人,苗语自称“逮猛”。清镇市、修文县、乌当区都有。还有一部分在贵州六枝特区一带。清镇市四印苗人居住得比较集中,他们称为“上十七,下十八”的一些寨子,都是四印苗的聚居区。估计总人口只有数千人。人类有一种顽强的主观性,凭猜测,会对这样“小众”的人群不以为意。但一次次地行走,让我感到实际情形恰恰相反,文化、科学类的无形物,是不与人口、资源等数量成正比的。当年,袁隆平先生就凭着小众的野生稻植株,培育出了大面积丰产震惊世界的杂交水稻。文化何尝不是如此?越是小众的群体能够特立独行地走到今天,越是有着古朴坚实的文化底蕴。厚重的文化是他们的筋骨,让他们拧成一个坚强的团体,任尔东西南北风,他们都坚守着千古传承的文化习俗,在岁月的流逝中抱团取暖,与凛冽的世风抗衡。四印苗的服饰承载了自己族群的历史,我将在下一章再叙。

    四印苗居住的清镇市麦格乡是一个看上一眼就能留下记忆的地方。山是满目青翠,水是澄澈透明;而更可贵的,是这青山绿水之下,藏有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这让人不得不佩服四印苗的先祖们,为子孙后代选择了这样一个特别宜居之地。这里苗人们的日子过得挺惬意。他们从祖辈竹编糊泥的小屋,搬进了贴有瓷砖的、颇有气派却是“千屋一面”的楼房里。年轻人和一部分中年人出外打工了,老年人成为家庭的顶梁柱。白天上坡干活,晚上收活路回家,男子咂着叶子烟杆,对着看不太明白的电视节目间歇地打瞌睡;戴发簪、穿绣花衣裙的中老年女子则是日夜“连轴转”,在屋里屋外忙活。见我们进屋,女子照例退避而不参与男子与来客的谈话。苗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当年住竹编糊泥屋子的时候相差无几。
                    
    因为我不懂苗话,而他们的汉语表达能力有限,所以,我仿佛是面对一座宝山富矿,而琢磨不准它究竟有哪些蕴藏。比如他们在某种时节会有彻夜的唱诵,但他们没法用汉语来表述自己的唱诵是什么意思。我在省市苗学会的专家当中打听,也没能寻访到懂得四印苗语言的苗学专家。就连四印苗最集中的、关于祖先迁徙历史的唱诵是在什么时候进行,也没能得到一个准确的回答。

一、祭鼓,在龙年龙月龙日

    时光流转到2012年,这是一个龙年,年中听闻,四印苗将于龙年龙月龙日在龙潭寨祭鼓。这是12年才有一次的大节(有人说是13年,但四印苗是依12生肖来算的,我认为12年的说法不会产生歧义。)信息仿佛从天而降,特别令人兴奋。龙滩寨居住着三百多户“四印苗”。祭鼓的日子,“上十七,下十八”寨子的苗人都会赶来参加。

    龙潭寨的四印苗在古代由北方迁徙过来的老祖宗是6个,祭鼓活动也就集中在这6位祖宗的后裔家里进行。王兴邦家是这一个龙年主祭的地点。每一次的龙年祭鼓,都要祭祀远祖簪汪,也要祭祀过往12年中去世的族人。

一眼望去,这是一片藏蓝色的纯民间节日。在苗乡,再绚丽的盛装其底色都是藏蓝,浓郁沉稳,千年不变。在龙滩寨,这几天必须说农历的日子,才能与节日合拍。头天(虎日)苗人们从藏鼓之处隆重接鼓进寨;第二天(兔日)迎客,夜晚唱诵;第三天(龙日)跳场,夜晚唱诵;第四天(蛇日)凌晨寅时宰牛;最后以送鼓结束。

    龙年龙月的虎日,沉雄的鼓声在王兴邦家响起。堂屋右侧悬着一面大鼓,一人击鼓,二位苗家芦笙手捧着芦笙边吹边舞,舞步在娴熟中透出一种难以言说的优雅。祖宗牌位下铺设了圣坛,主持仪式者苗语音为“宝冒”。受汉文化的影响,四印苗人用汉语解释,说宝冒就是“掌坛师”。我还是不能接受这样的翻译,而还原其“宝冒”的称呼。这位68岁的宝冒名叫王兴贵,他身着盛装打坐,手持竹卦,午时开始徐徐唱诵。

    将祖先的灵魂凝聚在一面木鼓中,还给木鼓“穿衣”保暖遮羞,是信仰,也是苗人绝妙的智慧。六家人在同时举办仪式。在这四天里,沉缓凝重的鼓声回荡在山寨须臾也不能中断,它会不时出彩,响起各种激越活泼的鼓点来。

    节日祭祖由家族轮换主持。王老者对我一年年的掐算着说,有的家族要一百多年才能轮上一次呢;而我们家是“磨心”,48年就能轮上。他浑蒙的眼里闪出一抹亮光。日子从来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在一个人长长的一生中,能赶得上几个龙年龙月龙日呢?四天的节日犹如深藏于苗人心里的一串珍珠。如此难逢的节庆不需宣扬,敬畏天地祖灵之心就是无声的召唤,周边“四印苗”村寨的上千族人盛装前来参加。

    龙日的跳场活动是高潮。按古规,大芦笙场设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支撑起一个高大的鼓架。午时,将鼓从王兴贵家抬到这里,安放到鼓架上,击鼓手庄严肃穆地将鼓擂响,宣告正式开场。

    女子不能参跳,而由百余名古代“兵士”和芦笙手分两层绕场舞蹈,正转反转一共9大圈。“兵士”的着装最为炫目——男子头戴斗笠(盔甲),手持长“剑”,下身穿着与女性相同的白底蓝花的蜡染裙子。有的上身已经穿了西服,下身依旧是象征军服的蜡染裙,背上还背了这12年中去世的老人的衣裤、裙子、头帕和鞋子。在强劲的时尚风中依旧固守不变的古制,透出了四印苗顽强的集体意志。接下来还要倒上牛角酒连续敬上9次,这是对先辈英雄征战荣归的犒劳。之后,背有逝者遗物的后人在鼓声中跳芦笙舞。然后将遗物在火堆上熏过,这是对逝者告知今日的祭祀。最后,凡来到芦笙场的苗人和各族观众都可以参与跳芦笙,至夜拆除鼓架方休。

    这里没有高音喇叭、没有红绿标语,没有商业炒作,也没有政府部门的“指导”。这在今日,确实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人们沉浸在苗乡藏蓝色的节日浓情中,人心会渐渐地远离浮躁而变得澄澈宁静,仿佛回到人类原初的境界。

    节日里一个最大的谜团,是连续两个通夜的神秘唱诵。2001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红枫湖畔的苗家》一书中,有一篇《跳鼓及打嘎祭祖》,对中寨四印苗鸡年跳鼓有较为详细的田野记录。但对于连续两夜的唱诵,书中完全没有提及。我想不明白,唱诵这个非常重要的、叙述四印苗历史的环节为何会被记录者完全忽略?是中寨不唱,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缘由?

    夜晚的唱诵是由“吴绕”(歌师,苗语音译)进行。苗人只能在龙年学,也只能在龙年祭鼓时唱,鼓声一息,在这里就得等到12个春秋后的下一个龙年了。71岁的“吴绕”王德章告诉我,他这是“第二届”独立唱诵,而73岁的“吴绕”王兴才今年才是首次独立登场,虽然他满腹的歌被族人公认为“懂得最多”,但过去因为兄长在世,“吴绕”的宝座就轮不到他了。

    2010年夏季我第一次来到四印苗地区的猫寨,就发现猫寨的王老咪会整夜的唱诵。唱的是什么?两年多过去了,我曾数次了解,但一直没能弄明白,且求助无解——贵州的苗学专家们听不懂“四印苗”土语;在“四印苗”支系中,没人能够用苗文记录翻译;而王老咪本人,也说不明白自己唱诵的内容,因为其中夹有不少的古苗语。2012年9月,我请清镇市非遗中心的朋友录下王老咪的唱诵。他们录了“开天辟地”的一部分,但王老咪说什么也不愿唱诵其他部分,因为龙年龙月龙日的吉辰还没到啊!不能为此违背了祖制。

    这次祭鼓,因为是十二年一遇的“宝冒”、“吴绕”们的盛会,十多个“四印苗”山寨的唱诵高手云集龙滩河,这个极为难得的机会,让我有幸初窥了“吴绕”的唱诵。

    几位“吴绕”都说,老祖宗“阿奇王”原来是在“北京”生活。这个“北京”,当是北方的泛指。后来打了败仗,阿奇王王改名“簪汪”,率众一处处地迁徙,一仗仗地打,一次次地败北……“吴绕”王兴才对我数出了46个迁徙途中的苗语地名,还有三次大战的地域。而“吴绕”王世昆则又将朱昌分支后的三支苗人的迁徙路线作了详尽的补充,分别又数出7个、12个、5个苗语地名。

    率领苗人们一路迁徙、应战的,是英雄的首领“簪汪”。“簪汪王”与苗族英雄“亚鲁王”一样,都是有神性的首领,他率众从“北京”辗转曲折来到了贵州,途中经历了两次大的分支。九个老祖宗家族有6个留在清镇这一方成为四印苗支系,而另外3个家族分别加入了“水家”、“歪梳苗”“白苗”支系。这是他们在唱诵中自述的族群演变的历史。

    在迁徙地域上,它的描述比《亚鲁王》更加具体、翔实可考;但在一代代吴绕的口传中,在文化变迁的迅猛潮流中,这些关于四印苗迁徙路程的唱诵也常常令人费解。比如,从北往南的路线,他们唱的都是先到湖南再到湖北,怎么会是这样走的呢?还有,苗人的宽宏包容也让各种文化融入其间。比如,在不识字的吴绕当中,把簪汪说成是“阿奇王”“彭古王”,而一位有着初中文化、工作过的吴绕,就说簪汪是“蚩尤王”。依我所想,“蚩尤王”之说当是附会。在多年的田野调查中,我感到不识字的调查对象可能会在一些数据上说不准确,但对人物张冠李戴的现象较少。因为他们对外界的“张冠”知之甚少。所以,我对自己的调查所得,常常会通过不识字的调查对象来检验。有人说,你这是“由高到低”啊!我认为,从民间文化的纯度上看,我也许是“由低到高”哩。

    我感到遗憾的是,“吴绕”们的唱诵在日渐简化。如今,有关“簪汪”的唱诵只进行三四个小时,在枝蔓的不断散失中,那些诗意的蕴含也逐渐衰减。同是一个大意,但先辈的吴绕能够用精确细致的语言去描述,而后辈的吴绕却更多的是提纲挈领,留下主干而剔除了鲜活的枝叶。要详其原貌,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田野调查。

    唱诵的第二部分是开天辟地。然而,它与苗族中部方言区的《苗族古歌》所唱诵的“开天辟地”大异其趣,而是唱诵一位“欧背佐”的女性始祖。在茫茫无人的大地上,她造山水、树木、种子、秧苗,还造人……

    祭鼓之夜关于簪汪率众迁徙征战的唱诵,散发着悠远绵长的历史信息。没有任何文字记录,这些唱诵为何能够传诵至今?能够意会的是一种信仰的独特力量,它把苗人在唱诵中对时光、对历史和人本的认识植入了心灵。祭鼓民俗,尤其是关于“簪汪王”的一系列唱诵,对学界研究苗族西部方言区的民族史、迁徙史、战争史、文学史、民俗史又是一次重大的贡献。初步判断,这是又一部过去不曾进入学者视野的苗族史诗。我们这一辈人能够把它完整、准确地搜集整理出来吗?我不敢断言。
            
二、过节快活办节难

    二月场以及贵阳各地花场有许多如今还在继续,怎奈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在21世纪的今天,花场及其文化内涵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异。

    看了二月场和祭鼓两个节日,感觉到这里有官方参与主导办节和纯民间过节的两种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上以后者为主,以后则颠了个儿。

    2008年我走到石头寨二月场的场坝上,乍一看去,仿佛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处了。场上搭了气派的大舞台,高音喇叭震天响,还挂了大红横幅,气球拖着标语在空中高高飘扬。“二月场”这个传统的“土名儿”没能登大雅,横幅上写的是“东风镇云锦村石头苗寨苗族文化艺术节”。

    场上的活动分成了三块:朗场、舞台演出、老年腰鼓比赛。朗场是民间自古传承的民俗,自然是苗族民众最大的热点,就像条条小溪奔大河,它们会自然地、激情地奔涌而去,不需人为的组织;而舞台演出是官方组织的,重头戏是流行歌曲、舞蹈。演出被纳入了一种既定模式,看上去,很难分辨它的诞生与流行地点,这台节目与任何一个地方的官办节日演出大同小异。老年腰鼓比赛则是正在从城市老年娱乐向近郊农村拓展的一项群众活动。参与者都是汉族村镇里相对年轻的老太太。这样,通过各级官方人士的辛勤工作,把一个苗族极为独特的“二月场”变成了东西南北遍地开花的“文化艺术节”。这样的事情在民间已成惯例。为何?

    我想,其一是办节者左顾右盼追赶潮流,目光游移,眼花缭乱而没法聚焦在自己的地方民族文化上。从众的东西是最不担风险、最容易操作的。办节者对这方水土最宝贵的、丰富无比的东西缺少底气,缺乏文化自信。于是,就做一些随处可见的、大众化的东西。潮流变幻无穷,“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而自己地方民族的文化历经千百年传承,是声光焕发历久弥新的。他们也许很少想过,文化的魅力是什么?是它的独特性、多样性,还是趋同性、单一性?

    在举办跳场的苗族地区,都有民间的自然领袖苗王、寨老等。他们多年来形成了在村寨统领民俗活动、进行民主议事的传统习惯,在民俗活动中具有无可取代的权威性。而官员习惯于按主观意志、按既定套路布置任务,推动下面层层执行。无形中,就以基层行政干部来取代苗王、寨老等自然领袖,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工作惯性,没有把民众的意愿放在第一位,在民俗活动中没能尊重民众的主体性。

    一种民俗之所以能够古今传承,是因为信仰文化主宰了民俗活动。苗族民众相信,通过祭祖、跳场等民俗活动,自己能够与老祖宗沟通,能够将老祖宗请来与后辈团聚,得到祖灵的庇佑。这是非常庄重的大事。而一些地方的行政官员,却以为节日是信手拈来,有钱就能办的,忽略了它的核心是民间信仰。撇开了信仰去办节,也许会有一时的轰动效应,但它是无根之花,只能绚丽一时。“丰悴有时,一去一来而不可常”。那样的节日是将民俗泛化、庸俗化了,往往会造出一些“伪民俗”,不被老百姓认可。

    文化保护是涓涓细流,润物无声;办节则是短平快、吹糠见米。节日有着民族发自内心的文化情怀,办节则是与外力“打造”相连的。

    在浮躁的时代,办节是通往“政绩”的快车道。办节与深入调查研究、抢救、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细致工作相比,方便快捷更有吸引力。在偏离了科学性轨道的“政绩观”支持下,地方办节、“打造”民俗形成热潮。恕我直言,在民间文化领域内,“打造”是需要慎之又慎的事,否则,老百姓不认可的、非驴非马的东西会泛滥开来,种种“打造”会把民俗推向虚假化、政绩化,贻害无穷。办节风的兴盛,导致了铺张浪费、脱离群众,不利于“非遗”保护的深入开展。

    以祭鼓为例,清镇市民委的做法就有自己的特色。市民委对这个节日给予经费支持,即对龙滩寨办事的6家每家给予1000元的补贴,主家给予1600元。除此之外,民委没有插手任何具体事,让民间自己去办。在筹备阶段成功与否,民间要看寨老、宝冒、吴绕等是否积极参与,细节做得是否周全。龙滩寨的68岁的宝冒王兴贵告诉我,就以学唱来说,平常年份把师傅接来后,在屋里只能“打话”教,而不能“唱明”,即必须使用隐语。否则会引起不顺。只有龙年可以在屋里教学。他又说,我平常唱错句把没问题,祭鼓时如果唱错了,就“拿不住”鬼,鬼就会“犯案”。做宝冒要会“打片片”(卜卦),要会看顺与不顺。祭鼓用的牛也大有讲究。王兴才说,这个龙年他是到卫城去买的黄牛,公牛母牛都可以,大小也不论;但毛色要纯,不要花毛,也不能断角断尾。这些民众极为看重的东西,外人并不知晓更没必要干预;而如果各级领导直接插入指挥,难免不会发生一些指驴为马的事情贻笑大方。

    一个节日过得好不好,该怎么衡量呢?

    清镇市麦格乡龙滩寨2012这个龙年的祭鼓节,外界看起来过得相当圆满。最后的一个重要仪式是杀牛祭祖,我因故没能参加。在龙滩祭鼓结束两天后,我又回访了这个山寨。鼓声早已停息,寨上也不再车水马龙而恢复了世世代代的宁静。祭鼓期间,宝冒王兴贵忙得无暇与我们说话。此时,他从正在翻耕的水田里赶来了,双腿沾满烂泥。很难把眼前这位老农与两三天前着盛装端坐圣坛的宝冒联系起来。这就是宝冒的日常状态。他与我们一见如故,声声抱歉祭鼓时太忙,怠慢了客人。

    我们聊起了那天杀牛祭祖的事。祭鼓那天的精气神儿此时在王兴贵身上已全无踪影。他的神情明显不如祭鼓时那样昂扬。他断断续续地说了些自己学做宝冒的经历。他说,一个寨子只有两三个宝冒。年代久远,龙滩寨上家家户户盖了新房子,却几乎已经没人会做宝冒,逝去的祖先由谁来祭祀呢?有钱又如何?有那么一天,你就是堆着一堆钱也找不到人会做了。这被认为是寨上的大憾。于是,他跟随师父王德安学做宝冒。中寨、木林是鸡年祭鼓。一年多以后,鸡年就到了,师父让他到那两个寨子去“掌坛”。他开始有些害怕,自己如若做不好,就会灾祸临头。在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笼罩下,他小心翼翼,做下来非常顺利。

    说到这里,他声言要告辞了,说自己的水牛还拴在田里,活路耽误不起,自己要赶去犁田了。我一再挽留他再聊一会儿。他突然嗫嚅着说:“我在中寨、木林都做得很顺当,唯独在这里有点歪了!”我没听明白他的意思,什么叫“歪了”?他只得涨红了脸说:“那晚上打牛时,牛鼻绳打脱,牛跑了。大家追了一个多小时,才把牛追上。主要是栽桩的时候没有下跪。老祖宗看到牛走的……”他絮絮叨叨地,一再解释那晚发生的事情。哦,原来是那晚出了一点小意外,但并没有造成任何看得见的损失。我也没怎么在意。

    稍后,我访问另外一位吴绕王兴才的时候,他一见面就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寨子打牛没有搞好,宝冒记错了,鼓是不能先进家的。他这一错,准备杀牛时,牛的脚绳和鼻绳都断了。可怜寨上人追了一晚……”我说,牛不是追回来了吗?“追是追到了,不吉利啊。大家担心的是,出了这样不该出的事,日后寨子能不能平平安安……”

    哦,原来是这样。这次祭鼓活动是否成功,外人看的是程序上热热闹闹,方方面面都过得去,没出大事故;而当地苗人们看重的则是老祖宗保佑后人平安,这个终极目的是否达到。这种差别的根源就是信仰,信仰的有无决定着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如果不为信仰,四印苗的族人压根儿就不会举办这间隔12年才有一次的、隆重的祭鼓。四印苗的习俗,在我二十余年来所行走的苗寨中,特别让人为之惊叹,感觉心跳。

    民间过节与官方办节有不同的判断标准。民间衡量一个节日过得好不好,民众人人心中有数;官方评价一个节日办得成功与否,各级领导、报刊舆论起决定作用。民间的这个标准隐隐约约贯穿了节日的始终。当我们看待一个民族节日,一个“非遗”事项的时候,只有站在当地民众的立场,尊重百姓的信仰,才能去伪存真理解事项的本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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