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祭升温，纪念古人成地方新机遇？

</u> 4月5日，山西洪洞举行大槐树祭祖大典，同一天，陕西黄陵县举办了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十几天之后，河南新郑举办了盛大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i> 　　而在刚刚过去的五一节，一场女娲大典的公祭又在甘肃天水拉开帷幕。各种大型公祭此起彼伏，掀起了一拨祭祖热潮，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公祭与公祭经济俨然成为不少地方区域定位的热点。</i> 公祭依据考</strong> <strong>　　祭神还是祭祖？</strong>　　新京报：最近几年全国各地举办的大规模公祭，大多是祭伏羲、大禹、黄帝等等传说中的人物，这些人物是否存在都难以从学术上证明，这种祭祀究竟是祭神还是祭祖？　　王学泰：我们能看到的记载都已经非常晚了，对于战国时的事疑古学派认为是传说，当然口头的东西很难证实，只是作为一种符号存在。我们没有宗教观念，所以大家把祖先崇拜当宗教看。　　最实际的观念就是祖先归天，会保佑你。人死了要祭祀就是因为人在另外一个空间存在，能给自己带来祸福。神崇拜和祖先崇拜很难分清，神的观念本身就是飘荡不定的灵魂东西，不能认真，否则什么都搞不了。所谓祭祀就是借助物质和礼敬，以求得神灵的庇佑。所以，祭祀更偏重自己熟悉的本地人。不过只要老百姓愿意，又是本地，就算祭“外来的和尚”在祭祀逐渐游乐化的当代谁也无权非难。　　陈明：学术上能不能得到证明不是可不可以祭的理由。　　上帝、佛祖也不是学术可以证明的，不照样虔诚信仰行礼如仪？传说人物的形成是历史选择的结果，说明他得到某种程度的认可，符合某种价值理想。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文化符号，信的人多了，也便成了祖或神。祖先与神灵，分属不同的祭祀系统。当今祭祀的主要应该是祖先意义上的吧？古代的部落、族群需要凝聚力，今天的社会也需要。涂尔干认为所有形式的宗教至少在发生学意义上都是出于这样一个社会目的，我比较赞成。文化认同、社会乃至世界整合是重要的政治议题，这些现象的出现与此有关。  　　刘五一：其实这就像一家一样，延续了五代同堂了，逢年过节对目前在世的老人都会有个磕头等形式；而我们对于过去久远的前人也会有表达敬意的活动，我们所做的也没有提到他们是神，这样认为就有点偏了。　　居易：从城市策划的角度来讲，这些祭祀活动无非都属于城市纪念的概念。所谓城市纪念就是根据城市历史来对一个城市进行纪念，所以这不仅仅是城市形象的问题，还包括一个城市不能忘的历史，每个城市的城市纪念，只要有根据都是应该的。我们现在国家的城市纪念不是嫌多，而是嫌少。　　新京报：从历史研究考证的角度看，把炎帝和黄帝确认为中华民族的祖宗是否站得住脚？　　王学泰：原来三皇没有定义，后来到汉代，宣皇帝是按照五行学说来做，五行学说实际上成为皇朝更替合法性重要的说法，汉朝是土德，取代水德，尚黄，所以把黄帝作为其合法性的来源。

<strong>公祭力量辩</strong> <strong>　　民间自发？官方介入？</strong>　　新京报：现在不少大规模公祭活动都有地方政府的主导，甚至时不时冒出国祭、国家级这种说法，政府介入这种活动是否妥当？　　王学泰：如果不借机骗钱，可以在合法的情况下办这些事情。在过去王朝有祭祀官，是因为政权的来源就是上天，所以官有土地权，当地官员很重要的职责是祭祀当地的山川，皇帝就要祭祀国家的山川。五岳三度，这是国家的事情。但现在官员身份变了，他是受人民之托，替大家掌握公共权力的。宪法规定我们政府的指导思想是以无神论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政府怎么能把祭祀作为自己的职责呢？　　陈明：政府有关部门出面是正常的，因为社会不可能举办这样的活动。当然，以行政等级规定表述这类活动则有些荒唐。我觉得政府介入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法律，开放祠堂、孔庙及其类似机构的社团法人注册，自由活动，规范管理。　　居易：我觉得在公祭这方面，概念和意识都有了，但方法不到位。比如说不能为活动而活动，有些地方活动搞了半天，最后发现不知道到底是谁要搞。活动变成两层皮，市委、市政府轰轰烈烈地要搞，但与老百姓无关，甚至还要老百姓赞助搞，或者有的城市见别的城市搞，自己也要弄，霸王硬上弓。　　新京报：公祭活动是不是应该控制在民间自发行为、民俗的范畴内？　　王学泰：这就应该是民间的事情，在合法的情况下利用基金会来做这种活动。　　我觉得小范围之内的祭祀是合适的，老百姓想祭祀谁这是他们的问题，在没违反法律的前提下不要干预他们。  　　比如说一家子，兄弟几个定期地祭祀家庭祖先，这对家庭凝聚力是有好处的。但放到大的范围来看，其实皇帝祭祀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就是皇帝，用天命来确定自己的位置。政府不应该干预，更不应该替代这些事情。　　陈明：是的，但前提是民间具有系统的组织机构和组织能力。在民间社会成熟以前，政府的参与应该肯定。　　居易：真正的城市纪念活动应该是市民的活动，让市民参与进来，要朝有利于城市认同、强化市民归属感的方向做。

<strong>公祭形式疑</strong> <strong>　　恢复礼仪文化？娱乐化？</strong> 　　新京报：公祭有不少场面搞得很大，甚至邀请娱乐明星，似乎娱乐成分比较多？而且邀请专家开学术论坛，好像也和学术没什么关系？ 　　王学泰：请明星来得好几十万，这钱哪里来的？这几年国家弄了点钱，发展也不慢，城里老百姓生活还不错，可农村的很多事情都是瞎折腾。搞那些学术研讨会也是，其实和学术没有关系，好多人实际上是挣点钱花，很少有人在弄正经事。但古代的祭祀是很严肃的，因为他们都信神，生怕办不好神会惩罚自己，所以都是非常认真地在做。我们现在自己不信神，还搞这些活动，满脑子都是功利金钱的观念，在我看来就是可笑而可恶。 　　刘五一：我们请专家过来是因为之前曾经有个关于黄帝和新郑关系的研讨会，现在希望在此基础上对文化进行更深入的弘扬。有专家早在前年的研讨会上就认可了黄帝出身的学术问题，这次请他们只是借拜祖的机会前来，提供国际赞助的基础。其实对于进一步的学术论证，大家无论在考古上还是专家方面都已经有很充分的论证。这里的问题不像过去各地的争执，它在学术上已经有定论了，所以和学术研究也没有关系。我们这次就是让他们作为最权威的专家过来弘扬一下文化，本身这方面大家已经认可了。 　　陈明：这是技术问题，不难解决。祭祀应该严肃，但娱乐化是世俗化的表现之一，全世界都一样。 　　新京报：也有一些公祭活动强调穿汉服、或者呈现一些古代祭祀礼仪等等，是否有必要？ 　　王学泰：中国有这么多人口，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汉服。因为清朝开始后就改变了，不过当时也提出了要十改十不改，比如男改女不改、成年人改老少不改等等。所以现在比较小的小孩还会穿一些汉服。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江南一些文人想象革命之后推翻满洲就可以再穿汉服了，可真等到实现后却发现汉服穿着不方便了，章太炎和秋瑾穿过，但大部分都没有真正实践起来。我曾经在电视里看到转播祭祀活动，主祭人捧读那些不文不白、酸溜溜的“祭文”，钟鸣鼓乐，看似很庄严，其实很搞笑。这也许是主持者始料不及的，我不知道主持者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表演会不会汗颜？ 　　陈明：这也只是技术问题。总的来说，我希望有公祭活动，但又觉得肯定很难搞好。 　　居易：我认为要用公祭活动来做好城市文化，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必须革新这些活动的仪式和议程。对于节日和纪念活动来说，仪式和议程是生死攸关的东西，洋节盛行就和其仪式保留有关，我们现在搞祭祖活动，全是领导讲话、嘉宾发言，然后是一篇不伦不类的东西，根本没法保留下来。你在第一次搞这个活动，决定是否要穿汉服的时候就应该定下来了，以后是否都要这样穿。哪怕是很小的仪式，也一定要坚持下来，这才能保持纪念活动的纪念性。 　　4月19日，“丁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河南省新郑市举行。连战、余秋雨等各界名人云集。 　　4月5日，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在陕西黄陵县举行，约1万余人参加了这次公祭。

<strong>公祭作用论</strong> <strong>　　弘扬文化？增强凝聚力？发展经济？</strong> 　　新京报：有人认为这种公祭毕竟还是以较大的社会影响力传播了传统文化，也有人认为这是对文化更严重的破坏和糟蹋，你怎么看？ 　　王学泰：现在《论语》以及于丹那么火，我觉得很多东西是虚假的，老百姓有多少是真正感兴趣的？无非是有一些白领因为生活紧张而有点兴趣，加上大众传媒鼓吹，好像传统文化真的回归了一样。但实际上我是很怀疑、很悲观的，儒家本身是在往退缩、保守的方向发展。 　　我们的社会正在转型，应该是往工商社会、公民社会、法制社会转。现代社会总体上是不适合儒家的，儒家讲五伦关系比如君臣父子等等，但工商社会中大量存在的是第六伦关系，就是陌生人关系。对于大量的经济活动，一次性的陌生人关系社会，如何处理这些，儒家是没有考虑的。从这点上讲，儒家的思想尽管有不少精华对现代社会有用，但是着眼于整个社会转型的方向，搞宣传和政策制定者应该有所考虑。 　　陈明：应该还是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吧？ 　　新京报：推崇公祭者的一个观点是大型祭祖可以增强凝聚力，你觉得公祭这种形式对于加强认同有多大作用？ 　　王学泰：很多人说这话都是利益驱使，金钱在说话。凝聚力不是靠政治手段捏合起来的，而是由内心而外发散出来，真正要发展还是要好好地把文化教育搞上去。在公民社会中，现代公民意识有了才能有凝聚力。我认为公祭基本上没什么积极作用。 　　陈明：因人而异吧———“百姓以为神，君子以为文。”我觉得公祭的积极作用是强化了社会的文化自觉和认同意识，意识形态话语转型的力度也在加大———在向现代靠拢的同时，也向传统回归。 　　刘五一：我们做这个活动就是为了增强凝聚力，从我们请的嘉宾可以看出，包括国民党副主席也来，所以我们更多是从这个层面来策划整个事件。 　　居易：公祭如果看做一种城市纪念形式，它的存在一来是为了提升一个城市的知名度，二来是为了强化当地居民的归属感。 　　新京报：公祭目前最大的实际作用还是给经济搭台，帮助地方发展旅游产业和经济。这些活动对地方经济发展能起到多大推动作用？ 　　王学泰：有人认为现在对祭祀不要那么认真了，它有利于吸引眼球。且不说这样违反祭祀的根本规则，另外在现代文明中不同的信仰者是懂得互相尊重的。把事关信仰的祭祀活动当做一种文化手段、把文化当做吸引资本的手段则是对对方信仰的亵渎。这样的“文化”是伪文化，伪文化如何能催生正常的经济呢？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 　　刘五一：有付出就有回报。通过加强对根和祖先以及故里的认同，大家也会产生一些向往。另外就是通过这个活动和外面的交流会更多，也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所以这些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经济。 　　居易：对于城市形象定位而言，现在的问题是有个性的城市纪念太少了。既然是城市纪念，就应该寻找城市个性而非共性的东西。但在祭祖和文化名人争夺上，大多数城市都太没个性了。 　　除非像黄帝故里等据说很高级别的公祭，有时候甚至上升到国家层面上，其他一个小城市很难就某位国家文化名人进行纪念，否则它也没有很充分的根据。去年文化部曾给了两个城市端午节的文化遗产纪念归属，一个是纪念伍子胥的苏州，一个是纪念屈原故里的湖南，这个定法有道理，因为他们不一样。但很多城市现在走入误区，以为越是全国意义上的文化名人越有知名度，但反而最后活动做不到位了，孔子、黄帝的纪念都是这样。 　　其实人物名头太大，本地人也对此没有感觉。越是有个性的东西，越有价值，一个城市，要挖掘属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人物。

　　<strong>历史学家说</strong><strong>　　大家都可纪念，学术研究应区分</strong> 　　●李学勤（中国社会科学院殷商史研究中心主任）：从黄帝、炎帝到尧舜都和神不同，他们是古代历史传说的人物。当然也带有一定的神话性，古代民族的传说总有一定的神话性。司马迁讲古代历史，就是从炎帝黄帝开始讲的。如果一定要去考证炎帝活在哪年哪天，这恐怕做不到。可这并不等于他完全是一种神。所以我们现在举行纪念仪式，并不一定是在崇拜神，而是一种对祖先的忆念。 　　中国古代的宗教很多，但无论如何说，对祖先的纪念和宗教本身应该区别开来，我们都有祖先，祖先并不是神，对祖先崇拜只是一种纪念。当然我们也要建议有关方面要注意，以后举行这种活动也要说明这一点，不要在这里面掺杂一些宗教性的东西，它不是一种宗教。　　史书上是有明确记载黄帝等人是华夏的祖先，这些都是历代相传的，古人一直以来都认为它有。　　至于黄帝升天什么的，不是历史，是神仙故事，今天我们不会相信。 　　把炎帝黄帝列为中华民族的祖先这种说法，我认为主要是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一种统一性，有很悠久的历史。说我们是炎黄子孙，也就是这种民族精神的反映，也不带有宗教性。　　我们对于炎帝黄帝是否存在，什么时候存在都可以作为学术问题来研究的，但作为文明起源的象征，这还是有它的意义。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传说，有时候争一些历史名人就没有必要了。我觉得大家都来纪念这是很好的，但学术研究就是学术研究，应该科学地对待。　　纪念活动举行适当的话，可以增强大家的凝聚力。我们的公祭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民间行为，一直都有纪念黄帝陵，这对于团结我们整个国家民族、以及海外华人这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方面我觉得应该很好地继承下去，只是不要超过限度，走到极端就行了。　　<strong>经济学家说</strong><strong>　　用文化拉动经济不是这么简单</strong> 　　●卢周来（经济学家）：这事的发生可以理解，在政绩等压力下，出现这样用公祭等形式来拉动经济无可厚非。但作为一种经济行为，有两个方面应该注意。一个是当下的成本和收益的关系，投入成本获得收益是很综合的行为，并不是你一投资马上就有回报，也不是投资越多收益越多，用文化来拉动经济也不是这么简单。投资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资本家不会傻到你马路拉宽了就来投资。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活动投资很大，有些简直是劳民伤财了。我自己亲身体验曾在南方一个小城市，当地借用一个文化名人来拉动经济，但是因为过度开发，前两年还有些人去，现在则已经是门可罗雀。　　所以这里就牵扯到第二个问题，就是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益。你这种投资可能一开始会很吸引眼球，但长期下来观众对它们的好奇感就减少了，所以挖掘文化不是短期、简单的事情。利用文化来发展经济、吸引投资并没有错，关键在于投资是个很综合性的事情，你做决定时要考虑效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