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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绒”为藏族的一支,分布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马尔康、黑水、理县、金川、小金、汶川、茂汶等县及雅安专区、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 清代乾隆年间,清政府在嘉绒地区进行了两次金川之役。大小金川之役不仅是乾隆“十大武功”中耗时最久、耗资最巨的战争,而且给嘉绒地区带来了巨大影响。 <STRONG>清初嘉绒社会</STRONG> 嘉绒地区,北有岷山,南有邛崃山脉。大小金川纵贯全境。境内山势险峻,河流湍急。当时人称其“地险阻异常,山则壁立千寻,水则怒涛万顷,溜坡陡磴,恶箐阴森。”这一带多寒少暑,高山嶂雾弥漫,春夏雨雪不断,只八、九两月稍有晴霁,到冬季,积雪丈许,河水凝结,道路阻绝难行。在历代民族斗争和人口迁徙中,弱小的部落被驱赶到这一片地势险峻、土地贫瘠,气候恶劣的地方。他们依山靠水,在纵横交错的山脉河流分隔下,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即后来的嘉绒各部。 清王朝建立后,积极经营少数民族地区,嘉绒各部也纷纷归附。顺治七年,沃日土司黑儿加归附,授沃日灌顶净慈妙智国师印信。顺治九年,瓦寺土司曲翊伸归附,缴明朝宣慰使印信,顺治帝授予其加渴瓦寺安抚司印。康熙五十九年,其孙桑朗愠恺随征西藏有功,被加赏宣慰司职衔。顺治九年,金川寺演化禅师浪朋归诚,仍授原职。康熙十九年,杂谷安抚司桑吉朋归诚,仍授原职,颁印信。木坪土司坚参南哈于顺治十八年投诚,康熙元年又将明王朝所授董卜韩胡宣慰使司印信缴于平西王。康熙十九年清朝颁给印信,无号纸。绰斯甲土司资立于康熙三十九年投诚。康熙四十一年,清政府颁给他安抚司印信号纸。巴底土司绰布木凌于康熙四十一年归附,授巴底安抚司职。单东革什咱土司魏珠布策凌于康熙三十九年投诚,授职安抚司,颁给印信号纸。 雍正元年,金川寺土舍色勒奔细随岳钟琪出征羊峒有功,经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从金川寺分授出大金川安抚司。年羹尧在奏折中写道;“川省上司多有人众地广之处。理宜分立支派,互相钤束,如大金川土司之上舍色勒奔者,曾因出兵羊峒,著有勤劳,应请给以安抚司职衔,以分小金川土司之势,小金川实为强横故也。这位川陕总督的一纸奏文,充分讲明了清朝统治者对嘉绒各部实行“多封众建”,以“互为钤制”,实现分割治理的政策。 清代雍乾时期,嘉绒各部已形成了这样的势力分布:最东边的是瓦寺土司,管辖百姓一千二百户,有兵丁二百多人,他们接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深。瓦土西北为杂谷土司,是嘉绒最大的部落,有属民一万多户,兵丁六、七千人。杂谷属下梭磨副长官司,他属民五千多户,兵丁三千多人。卓克基、见那达各有百姓三千多户,兵丁二千多人。党坝土舍仅二百多僧众。杂谷、梭磨、卓克基、党坝几乎是从东向西排列在嘉绒各部的北边。从瓦寺向西南,翻过巴朗山(时称班烂山)便是沃日、小金川土司的势力范围。沃日土司管辖百姓七百多户,有五百兵丁。小金川土司管辖百姓六千多户,有兵丁四千人。小金川西边为大金川,大金川管百姓四千多户,有兵丁三千人。位于嘉绒最西北的是绰斯甲,绰斯甲土司有属民九千户。西部、西南部为巴底、革什咱、巴底安抚司有属民八百五十户,革什咱安抚司有属民八百三十户。木坪明正土司处在嘉线各部最南边,虽部众不少,但不善征战。 土司在其辖区内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土司为世袭职,父死子继,无子者土妇、兄弟、女儿均可承袭,如土司家族完全死绝时,还可迎请有土司“根根”者入嗣。土司下属有土舍、大小头人、朗松,土舍是土司直系亲属,为土司婚姻对象。头人,专为土司办事,由于他们地位高低、权利大小不同,所以有大小头人之分。在嘉绒土司衙门里几乎都设有管理政教的机构“朗松”,即“宗教官”。朗松一般由土司弟兄充任,等级次于土司,但土司的任何重大决策都必须取得朗松同意。土司境内的土地、山林均为土司所有。 嘉绒地区,既有农业又有畜牧业。但是,在畜牧方面,缺乏大片大片的肥沃草场;农耕方面,仅在河谷地带和半山腰栽种青稞、荞麦、碗豆等杂粮。耕作技术落后,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发展阶段。 贫瘠的自然条件,交通阻塞,艰难的生活环境,促使嘉绒民族形成了好勇善斗的性格。各个土司,更是为了争夺更多的土地和人民,彼此争斗不已,互相掠夺、兼并,特别是金川土司,最为桀傲不驯,不断侵占邻近土司领地,使自己在这场角逐中.脱颖而出,这便与清政府在嘉绒地区实行的“多封众建”,“互为钤制”的治理政策发生了矛盾,导致了两次金川之役的爆发。 <STRONG>清政府在两次金川之役中的施政</STRONG> 第一次金川之役,从乾隆十二年三月起到十四年二月止,历时两年,清政府以妥协告终。第一次金川之役爆发不久,清政府就开始筹划金川事件的善后处理问题。乾隆十二年六月,清高宗谕军机大臣曰:“朕观金川情形,虽不可遽照苗疆之例改土设流,或分置卫弁,统辖汛兵,或亦派大员弹压,田赋狱讼,听其经理,简节疏目,驯扰羁縻,期于绥靖地方,约束蛮众,不致如土司之专有欺人易于蠢动,可以永除后患。”川陕总督张广泗等则上奏认为金川处在众士司之中,其地势险峻,饷运艰难,难以驻兵安营。应在金川平定后,从恭顺效力土司子弟、头人中,选择其从征有功者,分管金川,实行“众建其地而少其力”之策。清廷对此似为不满,以为是重蹈瞻对覆辙,决意废除土司。九月,乾隆皇帝主张战后金川归入西藏,令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管束,接受达赖喇嘛化导,以为“以番治番,较为妥便。”张广泗上奏认为以塞内土司归外蕃西藏管辖,实在不便,提出不如“以治藏之法治之。”主张在金川兴建、修葺喇嘛寺,以宗教来化导“番民”;同时招民佃种金川土地,酌留官员经理田赋狱讼;即行拆毁金川战碉。后来,张广泗再次上奏,详细提出了在金川实行“番屯”的建议:“查贼众不过五、六千户,而人多贫窘。因地狭故,若招集内地番民,宽授以地,大约可供三千户。逆酋岁收属番田赋颇重,若令内地番众量减其则,以供喇嘛香火,谅必有余。查川西汶川、保县一带所属番民,衣食性情无异,兼有勇于战斗者,若选精壮、无田土者,分授以地,仿古州屯卫之意,设立屯长,约束训练,必感激踊跃。较之招集汉民,风土相习,强弱迥异。较之现在所调士兵,其心之向背又各不同。此番屯胜于汉屯也。”然而实行番屯,仍得留兵护卫。乾隆皇帝认为仍不如划归西藏管辖。因此金川之役的善后措施,朝廷意见尚不一致。(不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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