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铁路沿线藏区人文环境现状评析

[摘要] 本文从思想观念、制度文化、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对青藏铁路沿线藏区的人文环境问题进行概要的述评，以期解决两个层的问题，一是通过综合评估，使当地政府和群众意识到人文环境的优劣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直接或潜在的影响，认识到改善、优化人文环境的重要性，树立全民人文环境意识；二是通过综评，集中反映青藏铁路沿线藏区在诸如思想观念、制度文化、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及风俗习惯等方面表现出的与改革开放和大规模经济建设不相适应的人文环境问题，使人们对改善、优化旧的人文环境，逐步适应新的人文环境有一个思想理论和心理方面的准备。[关键词] 青藏铁路；人文环境[中图分类号] C955“21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557(X)(2006)02-0071-06　　青藏铁路新线(格尔木——拉萨段)通车在即。建成后的青藏铁路穿越的地区大部分为藏族聚居区(以下简称为沿线藏区)，这条拉动青藏两省区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线开通后，必将首先带动沿线藏区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最直接受益的也将是这些地区。沿线藏区面临着又快又好发展的最佳历史机遇期。　　改革开放20多年东西部发展差距日益加大的经验证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首先要求有一个相对超前的、优化的人文环境。影响地区发展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经济的因素，还在于制度化、社会传统、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道德、规范等人文环境方面的欠缺。因此在实施这些战略和规划时，除了要重视有形资本的利用与开发外，还必须对人文环境等无形资本进行正确的开发与优化。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宗教信仰三个因素孕育了沿线藏区独特的人文环境。由于古丝绸南路和明清以来的青藏路穿越了这些地区，交通的便利使沿线藏区在过去不同的社会制度中，人文环境表现了一定的先进性和适应性。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这一地区的封闭性和民族的相对保守性使沿线藏区的人文环境越来越表现出双重性——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尤其是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今天，其消极的一面已成为沿线藏区人文环境落后—经济发展迟缓—民族问题突出—经济效益低下—产业结构失衡—政府决策失误—生态环境恶化—恶性循环链中重要的环节之一。它集中表现在思想观念滞后、制度创新乏力、政府效率低下、公民缺乏信任感、社会缺少秩序和规范等。这些将会严重制约沿线藏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也会影响甚至抵消国家为建设青藏铁路新线投入的巨额资金所应带来的经济产出和社会进步的回报。　　如果不在青藏铁路新线通车之初就对沿线藏区的人文环境做出全面、正确的评估，并据此拿出完整的、切实可行的改善、优化措施，那么，无论国家投入多少人力物力，都改变不了沿线藏区的落后现状。因此，我们必须以全方位、多视角科学态度，重新审视沿线藏区的人文环境问题把改善和优化人文环境放到同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同样重要的地位，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把改善、优化人文环境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　　这里我们从思想观念、制度文化、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重要方面对沿线藏区的人文环境问题进行概要的评估，使当地政府和群众意识到人文环境的优劣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直接或潜在的影响，认识到改善、优化人文环境的重要性，树立全民的人文环境意识；二是通过综合评估，集中反映沿线藏区在诸如思想观念、制度文化、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及风俗习惯等方面表现出的与改革开放和大规模经济建设不相适应的人文环境问题，使人们对改善、优化旧的人文环境，逐步适应新的人文环境有一个思想理论和心理方面的准备。　　一、思想观念方面　　历史上沿线藏区的传统农牧区，包括发育程度很低的城镇的社会特征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条件下，在孤立于社会之外的一家一户的范围内，以简单的工具为手段，以人畜力为动力，以土地、草场和劳动力为基本生产资料来实现对自然力开发和利用。与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相适应，沿线藏区人们的传统观念陈旧、单一、落后，具有明显的乡土性和保守性。沿线藏区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宗教文化，这种文化通过上千年的积淀，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很深、很普遍。长期以来，高原恶劣的地理生存环境给人心理上的威慑压力，加之佛教“因果”、“宿命”学说的深入传播，造就了沿线藏区以藏民族为主的各民族特有的心态和心理框架，现实表现对人生、对生命的认识上的独特性。这种认识上的独特性在实践中则反映为重来世，轻现实；重供奉，轻奋争；重理想，轻现实；重信佛，轻科技；重祭祀，轻创造；重命运，轻劳动等等观念特质。这种观念给社会和个人的影响是：精神上安于现状，不求上进，听天由命，安于贫贱，追求平稳，自得其乐；在经济生活领域，则靠天养畜，生产热情不高，自甘充当大自然的奴隶，不去主动研究自然规律和全面系统地总结生产经验，不去研究生产难关和创造新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工具。结果，生产水平、生产工具远远落后时代。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形成了沿线藏区各民族共有的狭隘的社区意识、封闭的地区意识和浓重的宗法意识，使观念文化明显倾向于和自然经济、农业文明和游牧文化相吻合。这种心理意识和观念文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得以充分伸张，但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沿线藏区也和全国一样进入了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国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藏区经济发展的特殊制度和政策，推进了藏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一举解决了沿线藏区长期没有解决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问题。改革不仅赋予了农牧民以财产权力和择业自由，也使农牧民从旧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以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经过20多年的改革，沿线藏区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逐渐转向商品经济，商品化程度逐渐提高。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沿线藏区第二、第三产业有所发展，农牧民收入水平逐年提高，农牧区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社区社会分化也不断加速。伴随着农牧区社会结构、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变化，农牧民开始重视信息、技术和文化，农牧区社区社会分化的加速也在农牧民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结构中有所反应，尤其是随着外来文化和城市文明的传播，广大农牧民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也不断趋于丰富和多元化，现代商品社会中独立的个性意识、民主观念、法制观念、开放意识、竞争意识等逐步地、由被动到主动地为沿线藏区农牧民所接受。　　我们可以将沿线藏区农牧民在思想观念方面的现状概括为：对人的个性的认识发生本质的变化，“宿命论”心态环境的潜在与稳定性被逐步打破；封建等级观念在逐步消除，民主意识已开始为公众所接受；开放意识有所增强，正在努力适应现代化社会的要求；商品经济观念已初步形成，农牧民的市场与从止观念增强；竞争观念有所增强，但与现代化社会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距离。（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