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叙述底层?

　　若干年后，《心灵史》也许将作为一部伟大的书被人们传读。因为在我看来，张承志使我们重新逼近和洞悉了一些很久以来被搁置和忘却了的概念，例如种群信仰、人民主权、阶级冲突，革命与人性，等等。这一切出现在日常叙述逐显普泛化趋势的90年代初期，无疑显得那么尖锐刺耳、不和谐。当然，《心灵史》也受到了少数文化精英的肯定和欣赏，但这也是以剔除了其中若干敏感和刺眼的价值取向作为前提，刻意取舍和选择，被当成一部抽空历史感的寓言和传奇作品进行抽象化、民间化的结果。　　所谓“民间”，是90年代以后被不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认同的一种颇为时兴和有效的阐释方法。在这种叙述中，民间相对于官方、主流以及“宏大叙事”和精英文化而存在，它的特征是感性的、混浊的、蒙昧的、原生态和低等级、不确定的，具有浓厚的草根气息，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用“底层”置换，言外之意，与之相对的精英文化则是理性的、自觉的、高级的，具有清晰的价值外延和主体建构能力。民间概念的提出，为文学话语挣脱教条呆板的意识形态控制，逐步确立和繁殖出自身的审美品性，打开了一扇别致的窗口，其积极意义或许不可否认，但也应该承认，这种试图重新规划文化等级秩序的努力，透露出知识分子保持和构筑自身文化优越感和启蒙者身份，将民间（或底层）当作一种与己无关的他者进行文化想象的强烈癖好。因此，与其说民间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有些含混的美学概念，大概由于这种影响，现在关于底层的某些讨论，往往不自觉地将底层同民间混为一谈，这正是我们始终很难接近完整意义上的底层的奥妙所在。　　当然，被进行文化收编和改写的不只是张承志式的底层叙述。如张广天的《切格瓦拉》《红星美女》等将业已消失的一些无产阶级或“左翼”美学符号给予波普式艺术表达的戏剧作品，也遇到了《心灵史》类似的待遇，一方面，它一经上演，就以前卫包装赢得了一批视先锋为时尚的沙龙艺术群体的喝彩，并且产生了不菲的市场回报；另一方面，张广天又受到了来自精英文化界的强烈批判和排拒，被视为一场对死去的意识形态幽灵的拙劣招魂仪式和低级的市场媚俗表演，有的指责甚至来自于某些先锋批评家，已经修成正果的先锋艺术和知识分子文化并肩站在了一起，来携手阻击那些溢出业已充分体系化的高级艺术生产线之外的刺耳声音。而在一些描写下岗工人和三农题材的小说中（如毕淑敏的《女工》），作者索性将底层劳动者的艰难境遇，按照流行的市场元素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进行配制，打造成了合乎流行趣味的消费性文化产品。在这里，精英文化、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与市场流行文化发生了奇妙的交汇，共同连接成了一股排斥和消解弱势和异质文化的强大力量。　　 张广天戏剧显然并非对底层的直接陈述，它甚至同底层毫不相干，但其意义却不可低估。至少，在沉寂多年后，他第一次将早已被人们忘却的革命记忆当作一道另类艺术大餐，重新端回到了味觉日益疲惫的公众面前。这使得当我们几年后从某些新起的叙事文学作品中看到有人以“左翼”的立场来描述底层生存状况时，不再感到过于突兀。　　我指的是近期出现的《那儿》等小说。相对于那些同样描写国企改制工人生存困境的作品，《那儿》显然不仅仅着力于底层劳动者在苦难中孤独承受和默默煎熬的叙述，而是将工人曾经作为一个被解放阶级的历史记忆，置于正在面临的生活困境，并且直接表达了他们对不合理现实所作的怀疑、愤怒和抗争，以及同知识精英之间那种日益加深的隔膜乃至敌意。从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高尔基在《母亲》中、茅盾在《子夜》中描述过的经典场面。《那儿》为我们呈现的“底层”也好，“苦难”也好，都不是抽象的、空洞的、缺少历史上下文的，而是具有鲜明的现实指涉意向。那些在底层中挣扎和承受的人们，也不是像某些小说中的人物面目模糊、单向度的或寓言化，而彰显出强烈的主体色彩，它们既有因物质匮乏带来的窘迫和恐慌，也有因精神和社会身份沦落造成的焦虑、愤懑和呼喊。“人”在这儿得到了整体而有力的表达，这跟那种现代或后现代式的底层叙述，显然是大相异趣的。因而也可以说，它为我们有效地接近底层，提供了一条有别于目前大多数叙述视角的新途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发表后，除了被有的选刊转载，却并未引起专业或权威评论家们的注意，甚或可以说是被忽略不计的，反倒是一些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给予热情的关注，在网站展开了讨论，其中有一篇文章还将《那儿》同久已失传的革命文学话语联系起来，认为这部作品的出现标志着左翼文学传统的复活，对于当下文学的中产阶级趣味具有某种特殊的启示意义。　　当然，这样富于挑战性的底层叙述，并非始于《那儿》这样的小说。实际上，在《黄河边的中国》和《中国农民调查》等非虚构类作品当中，对于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叙述，已经呈示出了值得瞩目的端倪。再如最近出版的一部社会学著作《岳村调查》，作者沿着当年毛泽东撰写《湖南农民考察报告》走的路线，通过对湖南湘乡、衡阳等地的实地抽样式调查，对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和现状提供了大量翔实的信息和材料，其中写道，不少地方的农民在同严重不合理的农业政策和基层政权及官员的贪婪掠夺之下，被迫进行维权时所采用的方式和策略，越来越具有半个多世纪以前共产党组织的农民运动的显著特征，比如他们不再是单枪匹马、自生自灭的上访，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组织甚至“农民领袖”，等等，都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了潜藏在底层的那种强烈的躁动和不安情绪。这本书的作者于建嵘是一位有过长期基层生活经验的年轻学者，这似乎进一步表明，相对居于话语中心的主流和权威知识集团，那些来自于亚文化和亚专业群落、处于上升期的声音和叙述，由于其特有的体验性、亲历性，缺少修饰性，其所叙述的底层更具有一种值得信赖的真实品格和力量。　　但这样的叙述往往容易遭受漠视和忽略。文化精英主义者的自负和傲慢，使他们习惯于制造幻觉，而拒绝同现实世界及任何文化异见者对话，他们总以为自己内心的影像就是世界的全部真相，并且为此津津乐道、沾沾自喜。我曾经听见一位批评家谈到某些描写底层生活的作品时，用武断和调侃的口气说：不要一写到穷人就总是掺兮兮的。其实所谓苦难，只不过是我们这些作家强加给穷人们的浪漫想象，你怎么就以为生活在贫穷中的人内心里一定充满了悲苦？他们有自己的快乐和安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而大名鼎鼎的黄永玉老先生在香港的豪宅接受采访时说：我也知道现在有许多人还过着朝不保夕、缺少安全感的生活，但毛主席那么大的抱负也没解决好这个问题，我就是跟他们一起难过也没什么用处，操那么些闲心干啥！　　像这种闭着眼睛陶醉于个人文化趣味和生活方式所表现出的自私和冷漠，在文学圈和知识界屡见不鲜，并且差不多成为了一种值得炫耀的时尚。　　这无疑是当代知识精英群体潜伏的真正危机。　　由此，我想到19世纪的俄罗斯，当时那场主要由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失败之后，不仅共产党分化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对立阵营，知识分子也反戈一击，纷纷倒向沙皇重新确立的威权政治集团，彻底背叛了过去曾经那么真诚地站在底层立场，为了民主自由和平等不惜献身的价值观，以及源远流长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的传统，转而为沙皇变本加厉盘剥和掠夺民众的新经济政策摇旗呐喊，成为了既得利益共同体的受惠者。到后来，在俄罗斯广大民众心目中，除了托尔斯泰获得的那份稀有的尊敬之外，整个知识分子集团几乎蜕变成了一种见利忘义、令人憎恶的形象。　　这同当今中国的知识精英集团面临的境况是不是有几分相似呢？　　前几天，我从央视节目中看到这样一幕：当一首歌曲演唱完后，几个特意从贵州贫困山区邀请来的面孔黧黑的孩子和他们的志愿者老师出现在舞台上，主持人照例用那种甜腻煽情的表情和语调，介绍了孩子们在难以想象的贫穷环境下学习和生活的状况，以及他们期望有一天去北京看看“那儿的平房”的稚嫩梦想。那位主持人兴高采烈地宣布，这次邀请孩子们到北京，就是为了帮助他们“圆梦”，让他们看看，北京不仅有平房，还有高得难以想象的大楼哩！接着，那位主持人请出一位当红女歌手，女歌手送给孩子们每人一个书包，然后，女歌手跟这几个孩子以及北京某个打工小学的学生们集体演唱了一首歌曲《感恩的心》。歌星演唱的十分卖力，歌声也很感人，听起来像教堂的赞美诗。观众席上有不少人热泪盈眶，不断用手帕擦眼泪。而他们中间大部分是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从孩子们茫然的表情和生硬的动作看得出来，他们压根儿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感恩”，向谁感恩？为什么感恩？是为了央视的垂恩，让他们终于能够有机会亲眼看到了“北京的平房”，还是为沉重地压在他们瘦弱肩膀上的那只崭新的、空荡荡的、漂亮的书包？　　他们只是一群被随意摆布的小小的道具，也许连歌词的含义都不懂。　　这也是一种底层叙述，但无疑是一场拙劣的底层秀。看完之后，我不仅没有丝毫的感动，反而觉得一阵反胃。说实话，如果所谓“关注底层”变味成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文化和大众媒体为自己脸上涂抹的道德脂粉和肆意挥洒廉价同情心的佐料，我宁愿让底层问题仍旧回到那个被遗忘和抛弃的历史角落里去。这样，至少可以避免底层在被叙述的过程中，像木偶一样毫无尊严地任人涂改和粉饰的命运吧。　　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情绪性的说法。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所理解的底层，只不过各自选取的认识路径不同而已。也许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真实的“底层”向我们现形。由于各种因素的钳制，只要底层尚无力作为独立的阶层发出自己清晰理性的声音，它就只能始终是一个沉默的矿下世界。　　但这仍然不能构成我们这些“叙述者”替自己开脱的理由。　　《天涯》近期在“读者来书”发表的一篇文章颇能引人深思：“一切在苦难中的底层，他们的话语、情感都应该得到疏通、表达、形成底层自身真实、质朴的话语空间……但面对他们这个完全无声的世界，我们的经验一片空白。这么大的社会盲区，这么深的社会阻隔，我们竟然生活的如此从容，心安理得、熟视无睹，这是多么的危险啊！” 这位真正生活在底层的作者用不无沉痛的笔调说，“时事仍如坚冰，虽必将融化，却总也打不通它的入口。”　　这似乎比许多知识者的叙述更能触动我们。　　是的，包容或正视那些来自边缘的异议、刺耳的叙述，并不意味着怂恿、鼓励某种极端社会情绪和“革命行为”的滋生。因为，无论对于异见和抗争者本身，还是既得利益阶层，这都意味着需要付出更大甚至惨重的代价，并使社会重现陷入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周期性震荡。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任何时候，革命都是一种绝境中被迫做出的抉择，而始终与底层保持着一种近乎亲缘般的伦理联系。就此而言，“革命”应该拒绝妖魔化的叙述，就像也应该警惕过去那种绝对神圣化的叙述一样。　　关于底层的讨论也同样如此。重要的是如何为各种利益主体和冲突性话语提供一个平等、民主和理性的对话空间，这不是讨价还价的商人式的数学换算，而是现代社会必须具备的一种价值互动机制，也是我们在日趋严酷的全球资本化语境下，寻求通往公平正义和理想社会的一条必经之路。    刘继明  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