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迈过人生与创业的四个门槛

2005-7-21　　　　　　作者：赵艳平　　　新闻来源：株洲市工商联<HR noShade SIZE=1><STRONG>迈过人生与创业的四个门槛</STRONG>         非常有幸能获得这次与各位交流的机会。        首先我想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因为这些人生经历与后面要谈的内容有直接关系。        我是土生土长的株洲人，在株洲完成学业，在株洲参加工作，并于83年在一次干部提拔的机会中调入共青团株洲市委工作了几年。后来调到长沙一所大学，后来又下海到了海南，在海南经历了打工、炒股、经商等“与风浪搏击”的下海生涯。再后来，于97年重新回到生养我的株洲，回株洲后再一次经历了打工、创业的过程，并于2000年6月在株洲市老政府院内创办了芙蓉镇民间菜馆，经营至今，目前已拥有河西、神农两家店，两店合计年纳税100余万元。        我想结合自己的创业经历，结合自己的投资经历，结合自己所从事的餐饮业，结合自己的管理经验谈一些自己的想法与感悟。        第一，迈过创业的门槛；第二，迈过投资的门槛；第三，迈过餐饮业的门槛；第四，迈过管理的门槛。之所以使用“门槛”这个说法，是因为我觉得对个人也好，对企业也好，对社会也好，要成长就必须迈过一道道的门槛。这一道道门槛既构成了人生也同时构成了企业的发展历史。        一、 迈过创业的门槛        我是92年下海的，到现在十多年了。其实下海这个词是上个世纪的说法，现在很少有人说“下海”，现在说得多的是“下岗”，当年下海是少数人的事，是可下可不下的事。而现在大多数人都面临下海的考验，下海是非下不可的事，因为现在到处都是海了。我想结合本人的下海经历谈一点对个人创业的看法。        一） 鼓励个人创业，既是解决个人生存问题，也是解决失业，解决贫富悬殊，解决城市民生的根本途径。越来越多的失业，越来越大的贫富悬殊，这是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怎么解决？靠过去的均贫富的做法是不行的。有一个重要的解决办法就是：鼓励个人创业。有社会学家指出：现在中国最大的变化是“自由人群体”的出现，什么叫“自由人群体？”就是没有单位归属的个人，这些在过去可叫做“社会闲散人员”、“三无人员”、“无业游民”，但现在这些说法将会慢慢消失，就像“下海”的消失是因为到处都是海，“社会闲散人员”的消失是因为闲散、三无、没有固定单位 ，将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状态，这个越来越扩大的“自由人群体”来自哪里呢？来自三个方面：1、民工潮：越来越多的离开土地到城市寻找生活工作机会的农民；2、下岗潮：越来越多的城市下岗职工，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把将近半个亿的职工分离出来，随着改革的深入，下岗者还会增多；3、新增人口，这是自由人群体的最大来源，包括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和数以千万计的到了就业年龄的青年人。        自由人群体的出现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是巨大的，比如影响中国人半个多世纪的单位观念、上级观念、本职观念、身份观念、工作观念，将会越来越淡薄。原来，一个人要是没有单位是很可怕的，一个男人没有单位就找不到对象，所以谈对象时一定问清楚对方是什么单位；一个大学毕业生要是没有分配到好的单位，他的父母就会非常伤心认为大学白读了，而现在没有单位的人会越来越多，这就对政府的行政职能提出了一个问题，原来是政府管单位，单位再管个人，而现在单位管不了了，必须由政府来管，所以，自由人群体的就业问题理所当然是以后政府施政的永恒课题，是以后政策与法规制定的重要出发点和归宿点。对政府来说，要解决失业，解决城市民生，最根本的出路在于鼓励个人创业、民间投资，并为这种创业、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这一点已经被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实践所证明。在江浙、广东一带，民营经济发达和个人创业活跃的地方，几乎没有人找门路要当官，没有人上街堵马路，没有人找政府要工作，没有人找信访要说法，而是一心一意创业赚钱。        二） 政府及全社会的尊商、重商意识非常重要。        在当今社会中仍然存在“笑商不笑贫”的意识，认为跟商人为绳头小利而奔忙相比，保持清贫至少是保持了尊严，做点小生意见到熟人不自在的人大有人在，特别是在株洲这样的工业城市，市民的商业意识本身并不浓厚，下岗职工的就业意识、创业意识严重匮乏。株洲上次出了个作家刷皮鞋事件，还登了报纸，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难道作家刷皮鞋就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凭自己的能力谋生本身就是一件很光荣的事，而不是什么丑事。        要树立尊商、重商意识，必须解决两个认识问题：        第一，“无商不奸，为富不仁”，这是过去对商人的看法。其实，“无商不奸”有两个原因：其一，在封闭的环境下，商人可以奸猾，比如因为信息的不发达，商人可轻易搞价格欺诈，有一部电影叫《手机》里面说的事情就是因为信息过于发达，人们撒谎越来越难了，而在信息封闭的环境，人说什么都是可以成立的。其一，在不规则的社会体制下，或者说是社会潜规则取代社会明规则的时候，商人不得不奸猾，不得不反常规行事，不得不进行暗箱操作，因为他不这样就无法生存，事实就是，越是封闭落后的地方，商业中的违规行为就越多。所以无商不奸是特定环境、特定的时代造成的。无商不奸基本上是指商人在农业社会、封建社会或者说是在一种封闭落后的社会当中的一种存在状态。在现实商业社会里，我们说“无商不奸”是不成立的，这也有两个理由，其一在开放的信息社会中，商人不可能再奸猾了；其二在开明公正的社会体制下，商人可以不奸猾了，如果他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来经营，他又何必冒险去进行暗箱操作呢？在开放的商业社会里，诚信是商人的通行证，这一点已经被商业发达的地区与国家所证明，商人在这些地方被认为是最讲信用的，而不是被认为是最奸猾的。越是商业发达的地方，社会的文明程度、诚信程度就越高，这本身说明商业、商人对社会文明的进步的重要性。商人为什么要讲诚信呢？有一个中国的教授讲过这么一个公式：他首先是把商人归结为“钱财不够用之辈”：商人能力越大，就越想支配更多的钱财，所以总觉得钱财不够用；因为你的钱财不够用，总是希望别人投给你更多的钱财总是向社会要钱，所以您就必须比社会上其他任何人都要讲信用。我们社会上信用程度低下，肯定不是因为商业、商人的出现造成的，而恰好是因为我们的商业还不够发达，不够成熟，造成了我们可以不讲信用。        第二，社会的仇富心理。仇富心理有其根源，其一商人的巧取豪夺，特别是转型期出现的特权财富，腐败财富，官商勾结，对国有资产的侵占等等；第二，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观念。如何看待私人企业主的财产？有人曾经对现在流行的福布斯排行榜的中国富豪作过这样的分析：第一，这些中国富人绝大多数出身于草根，既非世袭也非豪夺，他们大多是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其原始积累主要是来自主流经济夹缝中的小本生意，而非侵占国有资产的暴富。本人作为芦淞区工商联副会长，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绝大多数会员都是这么做过来的。第二，中国富人的财富，主要表现为自己正在经营的企业资产的部分或全部，表现为自身连续再生产的企业形态，这个意思是说他们的财富没有放在地窖里，而是把财富变成了投资，变成了产业。有一句话“百万富翁的财富属于自己，亿万富翁的财富属于社会。”在香港，李嘉诚家族拥有香港15%的财富，绝大多数香港人并不恨他，是因为香港经济和香港人的生活并未因此受损，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并不是香港人不愿意均富，而在于他们知道财富在李嘉诚手中没有被埋在地窖里，而是变成了让外国人感到害怕的航运业、电信产业，能为香港创造更大的财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三） 政府对小商小贩的创业扶持与指导，不能光把他们作为影        响市容市貌的对象进行驱散与管制，这是鼓励私人创业，形成尊商重商风气的重要手段。政府对小商小贩等创业者的亲善与实际的扶持也体现了最近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执政新思路。        什么叫“以人为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第一，政府的政绩不光体现在GDP的增长，还体现在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数，特别是老百姓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实际改善与提高，所以必须抛弃过去那种让老百姓捆紧裤带，只顾样板工程的做法；其二，政府必须保证每一个人都具有经济生活权利，自主发展的权利，这种权利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被剥夺被忽视的，特别是一些社会边缘人，社会底层人的权利，社会闲散人员的权利，比如小摊小贩、小业主、小个体户的经济生活权利就长期受到漠视，过去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被割掉，现在尽管没有被割掉，但因为他们游离于社会经济主流之外，处于主流经济夹缝中，被认为是主流经济的可有可无的补充，所以他们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与保护。        如何看待小摊小贩、小业主、小个体户？如何看待他们直接影响到老百姓的创业热情。第一，这些小商小贩、小个体户尽管本小利微，但还是作为一个投资者，他们应该享受一个投资者应该得到的待遇，特别是对株洲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城市，真正有实力的私人投资者并不多见，绝大多数私人投资者都是以小商小贩的面目出现；第二，这些小商小贩不但涉及到本地民生，而且他们往往是私营企业、民营企业的原生点；第三，这些小商小贩表面对社会的贡献不大，但同时他们占有的社会资源也是极小的，就社会贡献的个人平均值来看，他们也许并不低，甚至高出很多“单位人”。对政府的领导者来说，因为小摊小贩小业主所占用的社会资源空间极小，对他们的扶植不比扶植那些大企业、大项目、大单位来得有效果有样板性，但从目前本地民生和以后的繁荣与发展来看，却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对于广大个体户，特别是处于创业期的私人投资者，政府必须大张旗鼓地亮明自己的亲善态度，然后给予实际的扶植。<div id=[/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