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族研究博士论文：《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三、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选择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作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基于以下考虑:首先，布依族聚居区因为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与外界的联系不像其他地区那么频繁，文化的原生态保留得非常完整，从文化变迁研究的视野来讲，我所调查的地点可以说是一块处女地，这为文化变迁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优良的物质基础。其次，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交通的改善，布依族社会经济文化得到极大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人口流动、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等因素所引起的文化变迁相对其他地区而言，显得突出和明显，具有个案的典型性。再次，笔者出生和成长在布依族聚居的农村和县城，对所调查地区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很熟悉，对布依族社会文化变迁有许多感性认识，且在这里有许多的社会关系，便于调查工作的展开，有条件和能力搜集到大量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最后，出于个人的原因，身为布依族的笔者多年来一直关注家乡的变化，对近年来布依族文化发生的剧烈变迁感受颇深，作为一个民族学工作者，推崇民族文化研究的主体性和本土化主张，因此，在考虑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本民族社会文化变迁，想以此为契机更全面地更深入地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现象，在此基础上试图展望文化发展的前景，更为重要的是力求为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提出有效的前瞻建议，实现真正的文化自觉。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田野调查(Filedwork )。因此本论文选题的拟定首先确立于对布依族的实地考察与调研。笔者曾多次到布依族聚居的兴义、册亨、望漠、贞丰等地进行实地调查，采用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民族学调查方法，搜集了丰富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并对确定的两个具有典型性的调查地点进行深入调查，获得大量数据，以佐证本论文的观点。本论文的研究和撰写，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有关社会、文化、制度、发展、变革、民族、政策等方面所做的独到而又深刻的论述为指导，同时以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作为基础，以文化人类学关于变迁的理论作为根本指导，运用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民族学等相关理论，作到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对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变迁现象进行历时性的纵向梳理，并在共时性的背景下进行适当的比较研究。笔者计划设计调查问卷一套，主要是对布依族的个人文化行为和观念进行调查，内容主要涉及衣食住行、婚姻家庭、民族节日等。在分析方法上，除采用传统的定性分析外，还强调定量分析，试图给予布依族文化变迁以度量，用数据来说明其变迁的过程和程度。第一章国内外文化变迁理论概述第一节国外文化变迁研究概述文化变迁，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在人类学学术史上具有悠远的渊源。从最早产生的古典进化论，经传播学派、历史学派、功能学派，到心理学派、文化相对论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等，尽管各自侧重的角度与关心的课题互不相同，但是，由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变迁是人类文化的本质属性之一，因此以各民族的文化创造为基本研究对象的文化人类学中的各种理论、学说和流派，也就都有意无意地在不同层面，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探索过人类文化变迁的奥秘。文化人类学诞生之初，以斯宾塞、泰勒、摩尔根、弗雷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学派认为:人类文化是不断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发展进化的。摩尔根认为物质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是人类进化的原因。所以，他们不仅把所有民族的文化，而且将各种文化乃至文化特质，都在一个近乎先验的和绝对的进化阶梯加以排列，以确定其位置，他们涉及的主要是历史上的文化变迁，不太重视民族之间的文化接触，以及正在发生的文化变迁过程。随着人们眼界的逐步开阔与研究的深入，面对一个多元文化的真实世界，就感到这种理论的缺陷。 针对古典进化论学派的不足，各种学派在对古典进化论的批判中相继诞生。传播学派侧重与研究文化的地理、空间与地方性变异，它原则上并不否认文化的历时变化，但更倾向于从传播的角度重构一部庞大的人类文化史。该学派认为:“传播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全部人类文化归根结底是文化传播、借用的历史。”其证据是农作物、语言等的传播。功能学派以对“初民”社会与文化的静态、共时与功能的分析而著称。功能学派的贡献之一，在于它唤起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文化事项的关注。此外，参与调查的方法也构成了后来文化变迁研究的主要基础。功能学派虽着重于社会文化的功能、结构的研究，讲文化现象的变化着重于讲它的功能的变化、消失与替代，但也注意研究在调查中发现的文化变迁。马林诺斯基把进化过程直接理解为文化变迁。他写了《文化变迁的动力》一书，对文化变迁作了具体的论述，认为社区内部所引起的文化变迁是由于独立进化，不同文化接触所产生的文化变迁则源于传播。他甚至把借用看作与其他的文化创新形式一样具有创造性。拉德克利夫一布朗论述了文化接触产生的相互作用，认为研究文化变迁的过程，共时性研究优于历时性研究，但同时也必须进行历时性研究，才能发现文化变迁的规律。由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和他的学生与追随者组成的美国历史学派认为，每个文化集团都有他自己独一无二的历史，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外表彼此相同的现象，可能有根本不同的来源与作用，这种历史既取决于文化内部的发展，也受制与外部的影响。他对考古学资料和民族志资料进行分类归纳时，产生了以“文化区”为核心的一系列分析概念。但无论如何，传播学派的一系列思想的影响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而且通过历史学派，直接地成为文化变迁研究的理论素材。继美国历史学派以后，二战后兴起的心理人类学派的文化变迁理论更侧重于不同文化接触过程中个人认知、适应途径、行为方式及人际关系等的定量分析。如作为其代表人物的哈勒威尔(Hallowell)于SO年代开始将文化变迁的过程划分为若干阶段，并采用心理测定法对文化变迁的程度进行测定。心理学派以文化与人格为主题，他们关于文化适应、社会文化的心理过程、文化对人格塑造等重大问题的研究，极大地刺激了后来文化变迁研究的许多方面。美国新进化论学派的复兴与形成，也给文化人类学中文化变迁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以怀特(Loslie. White )、斯图尔德((J.H. Steward)等为其代表人物。怀特认为只有技术才是文化发展的原因，认为文化是一种独特的现象，是超有机体的，时间上持续的事物，有自己的组织原则和运动规律。第二代新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塞维斯伍.Service)和萨林斯(M. Sahlins)则致力与协调怀特和斯图尔德的进化学说，并把“一般进化”和“特殊进化”理解为人类进化不同的真实侧面。 第二节国内文化变迁研究概述我国对文化变迁的研究即是西方文化变迁理论的中国化过程，也是借助西方各派学说和方法在中国按国际规范开展实地调查和社区研究，将外来理论方法本土化并发展成有本土内容的过程。加世纪初，在考虑把文化变迁理论发展为中国本土应用理论过程中，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对其有不同的看法。孙本文认为在理论上必须对国外理论进行全面研究和综合吸取，再根据中国的现实加以检验与修改，从而取得思想上的独立，而另一位学者黄文山提出，为了使固有的文化与西洋文化调适和交流，必须以民族学家的文化理论为依据，而文化理论的产生又要以事实为根据，所以“要以学术公开之态度，存比较推求之虚心。在方法上取西洋近数十年来进化学派、历史学派、功能学派方法之菁英，在资料上，参考欧美日本无数民族调查之成绩与先例，解释整理我国民族文化。”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文藻在大力介绍国外社会学、民族学理论的同时，积极倡导以英国功能学派社会人类学为主要理论背景，并在《社会学丛刊》提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验证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来进行独立的学科研究。”他积极布置学生到各地进行田野调查工作，此间涌现出一大批以实地调查为研究方法，以西方理论为理论基础进行文化研究的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其中，费孝通</personname>先生与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进行了瑶族农村调查，并写成《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1936年费孝通</personname>先生在家乡的一个农村进行调查，完成了《江村经济》一书;40年代与张之毅在云南内地进行农村调查，合写了《云南三村》，他还连续写了十几篇讨论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特点的文章，这些文章后集为《乡土中国》一书。此外，还有林耀华的《金翼》，杨愚春的 《一个中国的乡村一一山东省台头村》，凌纯声的《松花江下的赫哲族》，杨成志的《云南民族考察报告》等，以社区调查为研究方法的优秀调查研究成果在这个时期先后诞生。 中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此期间，以田野调查为基本方法进行的汉族及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研究在著述中注意采用西方学术界理论的应用，注意到了文化的各个方面和文化的整体。使中国对西方民族学及文化、文化变迁理论“不是单纯地用适当的中国传统概念加以解释，不是仅仅专注于西方理论体系的介绍，不是繁琐地罗列中国的事实，而是企图用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文化，并进一步解释其中的特殊现象。”一些学者“对于各自认为可以在中国应用的国外学说吸收比较快”功能派理论、美国历史学派在中国得到传播和许多学者的赞同，《江村经济》《金翼》等作品获得了欧美专家的赞赏。此后，近30年的政治影响使中国的民族学、民族文化、文化变迁研究“取消了理论和方法论的进一步探讨，在理论范式上出现了与西方对话的困难。”到80年代中期，一些学者翻译了一批国外民族学著作，使关于文化变迁的理论基本知识有了更大的普及。中国的文化变迁这一重要课题“重又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如1988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美国C·恩伯、M·恩伯著，杜杉杉译的《文化的变异一一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198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何瑞福译，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伍兹著《文化变迁》等等。克莱德·伍兹在《文化变迁》一书中详细论述了人类学对变迁问题发展情况、变迁模式、指导变迁和应用变迁以及社区发展的现代化问题，对文化变迁的基本原则、研究方法和文献，提供了有条理的介绍，为我国文化变迁的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胡起望、范宏贵在费孝通的倡议和指导下，通过对一个瑶族村庄的深入解剖，反映出我国瑶族的一个族系从游耕到定居的变迁轨迹，并完成了《盘村瑶族:从游耕到定居的研究》一书。作为黄淑婚和龚佩华在黔东南田野成果的一部分，由龚佩华执笔完成了《人类学文化变迁理论与黔东南民族文化变迁研究》一文中，提出中西方关于文化变迁研究的共识多于分歧的观点，“在西方文化变迁理论中，对我国具有启发意义的或与我国实际应用的理论相同或相似的理论和观点占了绝大部分”3并列出共识理论。同时也说明了在某些观点上“西方变迁理论中与我国国情、民情有较大分歧”，4并将变迁理论归纳总结为以下几点:1、文化变迁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永恒因素，有些文化的传播会产生相反的作用。2、文化传播过程是双向的，在一个文化系统中某一部分的变迁通常或引起其他部分相应的变迁。3、有相似文化内涵的两种文化较易互相借用，精神文化变迁滞后与物质文化变迁。4、肯定传播或借用在文化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有些文化的传播会产生相反的作用。5、文化程度和对传媒的接触及都市的倾向性是加速变迁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