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依族研究硕士论文《无文字民族文化传承初探》

第五章　文字借用符号的象征在于人的诊释。对同一符号，不同文化背景、知识结构、价值观念的人见仁见智，因此符号意义的解读具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持、积累和统一，不利于建构族群的共同历史记忆和情感认同共同体，也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传衍播布。有文字的民族运用文字作为民族文化的表述载体，使主观随意性强的意义符号文本化、固定化和统一化。在“中国”这一统一体语境中，以汉字(文化)为主流意识形态表述方式，其他民族文字体系特别是无文字民族统摄于主流话语之下，在文化交流互动过程中，时时处处困扰在边缘从属的境况，难免不在心理上产生“边缘的焦虑”①。他们为谋取自身的相关利益，迎合国家权力话语，自觉地学习以汉字为言说方式的汉文化，以期跻身于“中心”，消除边缘的心理焦虑。中央行政权力体系也要求各民族团结于统一民族国家之中，“中心的渴求”，以汉语文作为族际的交流沟通语言，各民族为了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资源配置，积极地学习汉语文。布依族早在汉代以前，就开始与中原汉文化接触②，到明清两代，国家行政权力深入布依族地区，学汉语、习汉俗已成为布依族“文明”的共识，民国时期更是“与汉人多所接触，所以汉化较深”，男子“识汉字懂汉语的约在半数以上”③。布依族精英知识分子在学汉文的同时，借用汉字符号记载本民族的宗教经典，使民族文化有“本”可依，民族历史有“据”可考。布依族借用汉字记录世代口耳相传的宗教典籍的文本，称为“摩经”，其文字俗称“方块布依字”。注释：①张新民:《边缘的焦虑与中心的渴求—在“贵州建省5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张明整理，打印稿。氏著认为，一方面贵州建省(1413年)是中央王朝大一统思想文化理性的要求，从地方志编纂的情况看，贵州既然建省，中央王朝修纂《一统志》，不能遗漏贵州，遗漏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统志;中央王朝要治理边地，也需要了解地方性知识。另一方面，“贵州长期处于边缘，本土士大夫知识分子多明显有一种边缘性的焦虑”，他们主动认同中原文化，“用中原文化来改造地方文化，希望能缩短边地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距离，并进入文化秩序结构的中心”。由于中央行政话语的渗入，要求各少数民族纳入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之中;而长期受到歧视的少数民族(包括布依族)处于边缘，从心理产生边缘的焦虑。布依族知识分子和民众在认同汉文化的同时，都渴望通过习汉俗、学汉文改变边缘地位，进入“中心”。②《布依族简史》编写组:《布依族简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32页。③岑家梧:《仲家作桥的道场与经典》，《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第210页。

一、“方块布依字”的构字法

“方块布依字”的构字绝大多数是直接借用汉字或汉字偏旁部首符号，自创字或新造字仅占少数。根据周国炎的研究，方块布依字的用字和造字法主要有四种①[img]images/smilies/default/sad.gif" smilieid="2" border="0" alt="" />一)借用汉字记录布依语相同或相近的语音，这在方块布依字中运用得最为广泛，字数比例占总数的90%以上。(二)“根据布依语词的词义，用汉语方块字的字符按‘六书’造字重新造字”，即自创字或称“土俗字”。(三)借用汉字的形，记录布依语同义词，读布依语语音。(四)直接借用汉字本身记录。另外，在摩经典籍中，笔者还发现借用一些符号来记录布依语音、义的现象，当属于借“字”的范畴。下面从已正式出版的《古谢经》中摘录几句经文，以便说明上述特点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