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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长期落后的历史原因[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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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rful3665 发表于 2009-10-7 11:01: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http://www.gog.com.cn;2003年07月22日09:08:58贵州长期落后的历史原因贵州有着自己悠久光辉的历史,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伟大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我们也应该有勇气承认,贵州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与中原及邻近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些差距是由历史、地理、社会诸多因素长期形成的。这里我参考多年来省内外史学界一些比较一致的共识,对贵州落后的原因作一些简析。1.历史曲折与断层。在贵州历史上,从春秋战国至宋元出现过较大的曲折。夜郎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西南地区还比较先进。汉武帝开拓西南夷,对贵州曾有一定影响。贵州也出现过像尹珍那样到中原拜许慎为师回贵州兴学的文化先驱。然而这种趋势没有得到进一步推进。因为贵州曾出现一个长达四百多年与中原联系的断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丧乱,南北长期分裂,政权更迭不休,中原王朝无力顾及西南。当时,把四川大渡河以南、云南全境、贵州大部分及广西北部边缘地区,叫做“南中”。汉晋时期盘踞南中地区的豪门大族,史称“南中大姓”,其中盘踞在今贵州境内的有“龙、傅、尹、董”及谢氏等大姓。这些大姓只顾割据地盘,无力开发经济,使贵州的发展步伐减慢,与中原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到了唐代,又逢唐与南诏的战争,贵州处于中间地带,不可能开发,也推迟了历史的进程。元代设“站赤”(驿道)与全国各地沟通,将贵州地域纳入四川、云南、湖广三行省,但因战事频繁,三省在贵州往来用兵,加以土司林立,贵州经济文化未得到正常发展。总之,从战国、秦汉到元末,长达一千七八百年,贵州就有上千年处于中原王朝开发圈之外,与邻近地区巴蜀、湖广等地区不同;也与云南有过南诏国、大理国共六百多年连续较稳固的地方统一政权的情况不同,贵州长期处于主流文化圈之外,分合无定,失掉的时间和机遇实在太多了。举个简单的例子,拿省会贵阳的历史看,从元朝建立顺元城算起,到现在不过七百多年。刚建城时是一个土城,面积仅1.25平方公里,北门只及今天的省府路。经过103年,朱元璋平定云贵时,把土城改为石城,北门扩到今喷水池一带。直到1949年贵阳解放时,贵阳城市面积才6.8平方公里,从顺元城算起,经历670年,平均每100年才增加城市面积一平方公里。不说与中原古都相比,就与周边省会城市也不可比。成都战国时设治,就成了地方政府所在地,三国时更成为蜀汉的国都,建城史达二千多年。重庆在秦时已是巴郡治所。长沙在秦时为长沙郡治,都有二千多年历史。南宁,唐代设州县治,也有一千年历史。昆明在汉代已是一个县治,已有二千多年历史。城市的形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贵州省会城市出现晚于周边省会城市一千几百年,这可以反映出贵州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现在,我们与邻近各省区都在一条跑道赛跑,而起点其实是相差甚远的。明代建省时,各府分为上、中、下三等,是以赋税的水平来划分的。公元1373年明朝规定,岁粮20万石以上为上府,知府是三品官;20万石以下为中府,知府是正四品;10万石以下为下府,知府是从四品,即副四品。后来因为这一制度过于麻烦,除南京、北京的知府高出一个级别,其他知府级别都相同(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23页)。贵州建省时,向国家缴纳的赋税不及江南一个县,省财政还不够发官员的工资,财政开支曾经靠四川、湖广“协济”,协调接济,有点像“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实际上是富裕省从上交中央财政中拿一部分补贴贵州。这种情况,使我们知道,历史上在贵州当官很难,我曾在《贵州开发史话》里写过一篇《贵州大吏难当》,讲到许多人不愿来贵州当官的故事。研究贵州历史上形成的差距,不能不看到这方面原因。2.地理环境对农耕文明发展的制约。一定的历史活动,总要在一定的地域上展开,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地理条件。越是往古代看,地理环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越大。首先,贵州区域边远,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是很难与发达地区及政治文化中心区密切联系的。其次,贵州是个山区,在农业社会,土地资源状况对农业经济关系极大。贵州地理自然条件处于劣势,如交通不便,平地少山地多,土地贫瘠,缺乏水利灌溉等,无法与平原及水乡相比。而贵州生态资源上的优势,如能源、矿产、森林、旅游资源等,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很难加以开发,这种潜在的优势都难以发挥作用。因此,贵州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不利地位。3.社会结构的封闭性。贵州崇山阻隔,严重阻碍商品交换的发展。“以物易物”,造成社会分工不发达,这种经济结构把社会分成若干形态相同的区域,成为封建领主经济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也成为土司林立的社会基础。贵州长期土地归土司所有,不得买卖土地,人口不准自由流动,世代被束缚在土司领主土地上,生产力受到极大束缚。大小土司,画地为牢,自雄一隅,互不相属,造成若干封建壁垒,阻碍经济文化交流。这种落后的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使社会经济长期停滞,发展缓慢。4.人文生态与政治生态环境的相对保守性。贵州历史上人文生态和政治生态环境与主流文化的中心地区相比,相对封闭保守,不利于新事物和人才的成长。历史上有些新事物在贵州出现并不晚,但往往如汐潮般,潮起潮落,未能形成大气候。贵州在主流文化圈内,在政治文化中心圈内,基本上是被忽视的,与发达地区根本无法竞争。历史上有些人才在贵州往往难以施展拳脚,而离开贵州后则能干成大事。例如贵州近些年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清末学政严修,在贵州首创经世学堂,改革教育。这是贵州近代化运动中一件值得自豪的大事。可是,严修在贵州办经世学堂,时间不到一年,培养学生不过四十余人。而严修回到家乡天津,在河北全省大办学堂,后来创办了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创始人之一。严修在贵州上奏折开经济特科,拖了好多年没有着落,到天津后,政治环境不同,有朝廷中支持新政的大臣面奏光绪皇帝,得以批准实行。所以,严修在贵州是潜龙,回天津便成了腾空飞龙。这类事例历史上不少,时至今日,情况虽根本改变了,但封闭的人文生态环境,对人的观念更新、思想解放还有很大影响。讲这些历史、社会的因素,并非为贵州落后寻找借口。一个地区落后,当然有主观原因,但大环境、大条件是不可回避的客观存在。只有承认客观存在,又看到时代发展了,它才会产生根本变化,才能从省情出发,用历史观点、辩证观点、发展观点看贵州,尤其是探讨贵州发展的主观制约因素,从自身使劲,更好地把握机遇,更快地前进。贵州历史经验与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学一点历史,主要是为了吸取历史经验,作为现实的借鉴。贵州历史有哪些经验教训可以吸取,我说不清楚。这里只能从这些年读史中的感触,谈一些粗浅看法。1.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贵州发展离不开全国战略需要。所以,贵州要看准全局为贵州提供的机遇,加快地方的发展。贵州历史上几次难得的发展机会,有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属于不同历史时期中央政府出于全局战略考虑,加强对边远地区开发。汉武帝为什么要修夜郎道?主要是为了制服南越,因为南越孤悬在南海之滨,跟中央王朝闹独立,所以才派唐蒙将军出使南越,寻找解决南越问题的办法。没想到,唐蒙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南越首府番禺(今广州)的宴会上,吃到一种叫做枸酱的甜食。主人介绍说是从巴蜀通过夜郎小道,过??江(今北盘江)带到南越的。唐蒙才了解到,西南夷有个夜郎国,南部有一条??江,“江广百余尺,足以行船”,直通南越。又知道“夜郎有精兵十万”,可以利用。从夜郎迂回奇袭南越,可能比正面进攻容易得手。所以,建议汉武帝从今四川宜宾修一条夜郎道亦称南夷道到达??江。这是一条纵贯川黔腹地的古代贵州的第一条交通动脉,在汉代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这是大工程,是古代第一次以交通为基础的开发贵州的基础设施建设。唐蒙那时在今四川、贵州、云南接壤地修路前后18年。这个故事也说明在汉王朝加强全国统一的背景下,贵州开始纳入了中央王朝的视线之内,在国家战略盘子上有了一定的位置。明代朱元璋在贵州屯军、屯田、永乐十一年建立贵州行省,也是出于稳定西南、巩固全国统一的大局需要。抗日战争中贵州有了前所未有的工业交通建设,也是为了支援抗日前线。新中国成立后三线建设也是出于当时备战需要,是全国国防工业调整布局的产物。这一切都说明,贵州的发展,离不开全国这个全局。对照历史,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今天西部大开发确是史无前例的,是千载难逢的大机遇。历史上有过的几次开发,多半带有军事、政治目的,而且是局部的、短期的。历史上从来未有过从国土总体开发战略出发,对贵州进行整体性长远性的开发。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西部大开发则根本不同。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决策,是关系全国发展大局,关系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关系缩小东西部差距,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伟大举措。所以,这不仅仅是贵州的事,首先是全国的事,关系国家长远整体利益的事。特别是国家重点抓住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在投资项目、税收政策、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正在并将进一步加大对包括贵州在内的西部大开发的支持。这只有在国力大大增强,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条件才可能出现。这几年,贵州交通建设、西电东送、生态环境建设、城市建设等都有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历史发展到今天,贵州所面临的机遇是史无前例的,同时面临的挑战也是严峻的。如果说二千多年前夜郎人能够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开发贵州,那么,在21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今天的新夜郎人理所当然一定会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后人的成绩,写下振兴贵州的辉煌历史新篇章。2.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贵州发展要靠自身努力,要以开放的姿态,主动加强与外部联系,主动融入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主流圈,接纳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前面讲到的南宋时贵州卷入南方马市,是一个好的例子。宋朝是弱势王朝,本来无力顾及贵州。但贵州地方政权和各族人民看到南方马市机遇,不仅把贵州马运往四川、广西,还将云南马转运南方马市,赢得了一百多年贵州商品经济的活跃。又如,遵义地区本来不会养柞蚕,清乾隆年间遵义知府陈玉殿见当地青冈树遍地,乃三次派人从他家乡山东购进蚕种,请来蚕师、织师,传授养蚕、缫丝技术。从乾隆三年到八年,推广成功,遵义成为新兴的蚕丝之乡。经过几十年,养蚕之风遍于黔北。这些都说明,从外部引进技术人才对贵州经济发展的作用。在贵州历史上,外来移民对贵州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贵州从古便是一个移民省,贵州对外开放,融入中心文化圈,主要表现在大量接纳外来移民上。据学者考察,贵州人口70%的汉族人基本上都是先后从全国各地迁入的。所以,至今许多贵州人还自称是江西人、南京人。贵州留下许多汉墓,证明从汉代起,不少汉军和修路劳工留在贵州。今遵义市是古播州地区,是唐朝招募山西杨端家族稳定播州开发的。遵义经济文化发展比省内其他地区较快,是与外来文化进入播州分不开的。明清时期更是移民入黔的高潮时期。贵州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大大加快,是与大量屯军、屯田、工匠、商人大量涌入贵州分不开的。抗日战争、贵州解放、三线建设、改革开放,一次又一次带来了外来人才与先进文化。贵州的成就凝聚着外来移民与本土各族人民的智慧与汗水。昨天的移民,早已成为贵州人。贵州的明天,还需要敞开胸怀欢迎更多外来人力、物力、财力。贵州人较少排外思想,外来移民也大都成为扎根贵州、热爱贵州的建设者。闭塞的贵州高原,加强对外联系,引进先进文化,是贵州得以发展的宝贵历史经验。3.贵州是多民族的省份。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坚持正确的民族政策,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贵州发展的政治保证。在贵州历史上,从诸葛亮出征南夷,七擒孟获,对贵州少数民族采取团结安抚方针开始,以后历代王朝凡是明智的统治者,都注意稳定贵州民族关系。宋太祖下诏说:“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从此才出现贵州之名称。宋太祖这道诏书便是安抚贵州少数民族首领的,并且封他为官,让他服从中央。朱元璋在位31年,在他的诏书、圣旨中,就有60多处讲到贵州问题。这仅仅是我从《明实录》中粗略统计出来的。这60多次提到的问题,大部分都是讲注意安抚贵州少数民族的。这方面,尤以朱元璋正确处理马烨将军与彝族领袖奢香夫人的冲突,是成功解决民族矛盾的典型例子。马烨是中央派驻贵州的最高军事长官,叫都指挥使。他不理解朱元璋的正确方针,找个借口把奢香剥光上衣,当众鞭挞,企图激起彝族反叛。但奢香不上他的当,说服下属,说“反非吾愿也”,一方面稳住部下,另一方面到南京见朱元璋,奏明马烨的罪行。朱元璋也很高明,他对皇后说:“朕固知马烨忠洁无他肠,第何惜一人以安一隅也。”就是说,明知自己的干将马烨对中央是忠心的,但为了安定一方,不惜牺牲马烨一人,换取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局面。奢香也很高明,既然中央已经处理马烨,她回贵州后,便修起了“龙场九驿”,即沟通湘黔、川黔、滇黔的几条驿道。龙场九驿的路线,与今天贵毕高速公路走向差不多。修了龙场九驿,就加强了贵州与中央及周边邻省的交通联系。此举对贵州建立行省也创造了一定条件。从贵州历史中可以发现,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统治集团内部和地方少数民族上层内部,都有两种不同态度,一是强硬派,一是温和派、开明派。历史经验证明,地方少数民族利益与国家全局利益是可以得到协调的。但是,中央王朝如果不顾地方民族利益,采取不正确的方针,或有些民族上层势力不能正确处理与中央的关系,酿成矛盾激化,中央统治集团派兵镇压少数民族,给国家和地方都造成损失。我曾检索明清实录资料,算了一笔账:明代277年中,贵州发生大小战事的年份,共145年,占明代一半以上的时间;清代268年,贵州发生大小战事的年份,达227年,占清代年份的85%。这些战争,有的是有进步意义的农民起义,有的是为推动改土归流采取的武力措施,但无论如何,频繁战乱,毕竟使贵州社会进步付出了过多的代价。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民族之间的关系,与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性质根本不同。在新的条件下,正确的民族政策与巩固的民族大团结,是贵州数十年来保持安定团结、发展进步的政治基础。4.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贵州的发展,需要上上下下有一种好的精神状态从明清历史记录中,我发现治黔官员大约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注意体察省情,敢向朝廷说真话,反映实情,反映人民呼声的人,把中央方针政策与贵州实际结合起来,取得较好的治黔效果。另一类是不问省情,只知保乌纱帽,不敢结合贵州实际施政处事,照搬照套朝廷指令的人,结果不仅贵州事情办不好,反而增加矛盾,国家利益也受损害。我在《贵州开发史话》中,写了《敢为贵州说话的大官》《贵州封疆大吏难当》《百年前的兴黔梦》等文,讲了历史上有不少让我受到启迪的人物和故事。例如,清初贵州巡抚、云贵总督赵廷臣,就很重视贵州省情,一来贵州,看到贵州太穷,不仅想法从湖广调粮供应驻黔军队,而且向中央申请免掉当年秋粮征收任务。对土司也重视做好团结工作。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他奉调去浙江当总督,“去之月士民相道号呼者万人”。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当然与旧时代官吏不同。贵州有今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广大干部辛勤工作,为人民服务的结果。贵州广大群众,精神状态也与受压迫剥削的旧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贵州有今天,是贵州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奋斗的结果。为了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今天更需要我们贵州人民上下一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有更加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这方面,省委、省政府已有一系列指示,我们应该认真贯彻落实。这里我想仅仅谈一点贵州人应该从历史造成的精神负担下解放出来的问题。“夜郎自大”是长期来外界贬损贵州的精神包袱。这个精神负担不应该再阻碍我们。“夜郎自大”有两面性:一是夜郎王在小天地里,不知“汉之广大”;二是夜郎人早在二千年前就有一种与外界进行横向比较的意识与观念。这比起从不怀疑“汉与我孰大”,总是沾沾自喜,自我感觉良好的领导者好得多。其实,今天我们贵州人,倒是需要经常问一问自己:“汉与我孰大?”问一问我与四川谁发展得快,与云南比谁发展得快,与上海、广东比差距又拉大多少?这不仅不是“夜郎自大”,恰恰是夜郎觉醒。我们还要扫除“夜郎自小”的自卑心理。贵州山门打开之后,发现自己落后,就产生了“夜郎自小”。“夜郎自小”也有两面性:一是妄自菲薄,怨天尤人,丧失信心,只责怪别人,不反思自己;另一种是,眼界打开,清醒看到自己的差距,去掉盲目自满情绪。这种“自小”,是激励自己奋发图强的力量。从“夜郎自大”,到“夜郎自小”,再到“夜郎自强”,这是今天特别需要的精神状态。也是省委、省政府一直强调贵州干部群众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抢抓机遇,迎接挑战,加快贵州发展。现在,大家已经看到,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信息时代,在西部大开发中,贵州许多原来的不利条件正在改变。贵州不再遥远,“不沿江、不沿海、不沿边”的区位劣势,正变成西南大通道。贵州丰富资源,也迎来了大开发的阶段。贵州战略地位正在全国凸现出来。贵州历史上开发滞后的劣势,今天比起那些开发过度、环境破坏严重的发达地区,则在开发过程中拥有了相对的环境优势。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文明、绿色文明的时代,贵州是千金难寻的大宝地。十年前,有位著名学者曾在西部一家报上发过《中国西部:世界版图的制高点》一篇文章,把西部的美好前景描绘得十分鼓舞人。他说:究竟如何看待中国西部的战略地位呢?从地理位置上看,西部是欧亚大陆的脊梁;从文化上看,西部可以称得上“大观园”,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共存,多民族的文化在这里衍生,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这里共处,并且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交会地带,从经济前途考察,西部是自然资源储量丰富的地带。在资源日益匮乏的今天,西部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无疑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充满希望的阳光地带。从国际关系上讲,西部是亚欧国家交结与交流的连结点,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这里也将是外交活动的活跃的地带。因此,中国西部在世界版图上是制高点,东西方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脚步正从欧亚大陆的沿海地区向这里迈进。情况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应该从党中央关于西部开发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中进一步认识贵州省情,认识贵州现实与未来,应该从深入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中,进一步明确方向,按照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建设小康社会,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原载中共贵州省直属机关工委主编贵州省情干部学习小丛书《贵州历史之光与千载难逢机遇》,本报转载时个别地方有改动) 作者:刘学洙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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