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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秦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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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世威 发表于 2009-10-7 11:01: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zt秦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拓作者:汪仲翰来源:三只眼看历史·南方古代民族“西南夷”在公元前4世纪末以前和内地的联系甚少,处于各自发展的状态之中。到公元前4世纪末虽和内地的交往开始了,但仅限于民间的经济来往,政治上并无联系。西南夷各族与内地政治上的联系始于中国大一统形成的秦汉时期。中原的秦汉王朝对西南夷各地进行了长期的开拓,终于使西南夷各民族纳入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之内。  秦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较早,约在秦灭六国时即已开始。公元前310年秦惠文王嬴驷灭蜀后,就以蜀地为基地,开始经营“巴蜀徼外”的西南夷。《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九年(前329),司马错伐蜀,灭之……十四年(前324),丹、犁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武王元年(前310),诛蜀相壮……伐义渠、丹、犁。”《史记正义》云:“蜀相杀蜀侯,并丹、犁二国降秦。在蜀西南姚府内,本西南夷”。知丹、犁二部接受秦的统治较早。公元前285年(秦昭襄王三十年),秦蜀郡太守张若又“取笮及江南地”,笮地在今川滇交界的盐源、盐边、华坪、永胜、宁蒗诸县地,“江南地”为金沙江以南的今丽江、大姚、姚安诸县一带。说明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秦国的势力已深入到金沙江以南的地区。  公元前246年,赢政为秦王,继续以蜀为根据地开拓西南夷。首先从修筑道路开始,李冰在任蜀郡太守期间曾在川滇交界的僰道(今四川省宜宾市)地区开山凿崖,修筑通往西南夷、地区的道路,这是兴修五尺道的开始。秦嬴政统一六国后,遣“常额略通五尺道”。常额把李冰所修筑的僰道往前延伸,从今四川省宜宾市一直修到今云南省曲靖市附近。此即历史上有名的“五尺道”,亦是通过西南夷地区与国外经济文化交流中最古老的交通线之一,这条对外交通线首先被张骞发现,并称之为“蜀、身毒国道”(今人称为“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秦朝参予蜀、身毒道的经营,进一步加强了西南夷与内地的联系。  秦王朝不仅在西南夷地区修筑道路,还将其郡县制引入西南夷部分地区。“秦时常额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邛、笮、冉駹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常通为郡县”。诸此国的邛、笮、冉駹皆为西南夷族部,秦时分布在川滇交界地,秦统一六国后便在其地“置吏”,立郡县,派官吏进行直接统治。此为中央王朝在西南夷地区正式统治的开端,这一史实长期湮没不彰。西南夷地区纳入祖国的地方行政区划之内非始于汉,而是开端于秦。  公元前3世纪末,因汉王朝初建,无暇顾及西南夷地区,曾一度采取“关蜀故徼”的措施。汉在经过70余年的“休养生息”后,国力增强,经济雄厚,正式开拓西南夷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业已成熟。汉武帝刘彻时,汉朝已是“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巴蜀地区更是“地沃土丰”,以致“汉家食货,以为称首。”汉武帝刘彻的北抗匈奴,南收南粤,西通西域的政策已取得初战的成功,为汉开拓西南夷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张骞西域归来又盛言打通“蜀身毒国道”利多弊少为可取。而开发西南夷又是巴蜀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政治上的隔离状态,已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故巴蜀人民已采取“窃出商贾”的方式来抵制汉朝的封闭政策,开发西南夷已势在必行了。汉武帝从而决定采取大规模开拓西南夷的行动。  公元前135年(汉建元六年),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发现从蜀经夜郎有水路通番禺(今广州市),建议招降夜郎,以击南越,“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武帝乃拜蒙为郎中将,率领军队并携带大量缯帛,货币从巴蜀笮关入夜郎,招降了夜郎侯多同,将其地划入犍为郡。蜀郡西部的邛、笮(西夷)部的君长亦请求归附,“如南夷(夜郎)例。”“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于是汉朝于公元前130年(汉元光五年)命司马相如使西夷,在西夷邛、笮地区设一都尉,10余县,均属蜀郡管辖。  汉朝为有效地控制西南夷地区,又令唐蒙和司马相如分别修筑“南夷道”和“西夷道。”“南夷道”是在秦五尺道的基础上使其延伸至牂牁江流域和滇中地区(即石门道);“西夷道”是自蜀(成都)经临邛以达邛、笮地区(即清溪道)。“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由于修筑二道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引起部分西南夷诸部的反抗。时汉朝廷内持反对意见者乘机抵毁汉对西南夷的开发:“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戍转相饟。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此为汉开拓西南夷的第一阶段。  公元前122年(汉元狩元年)张骞出使西域归来,“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汉朝又恢复了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常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受阻于嶲、昆明族。但使者归来时盛赞滇国的富饶,增加了汉武帝进一步开发西南夷的决心,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开拓西南夷的活动。  前120年(元狩三年),汉朝积极准备重新开拓西南夷,在长安“象滇河作昆明池”练习水战,以适应西南夷地区的江河湖泊作战。前111年(汉元鼎六年),汉朝军队平南越,接着“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始依南粤,南粤已破,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汉朝全部控制了夜郎地区。接着又诛反抗汉朝的邛君、笮侯,冉駹等部皆震恐,请求置吏,汉朝便“以邛都为粤(越)嶲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将蜀西部的西夷地区完全纳入汉朝的统治之下。此时西南夷中只剩下拥有数万之众势力强大的滇王了。汉朝曾以诛南夷兵威招降滇王,但遭到滇的联盟诸部劳浸、靡莫的反对,汉朝便于前109年(汉元封二年)出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汉朝在滇国境内设益州郡,赐滇王印,令其复长其民。至此,汉朝基本上将西南夷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完成了对西南夷地区开拓的第二阶段任务。  公元1世纪,东汉王朝继续推行开发西南夷的政策,进一步向益州郡西部的哀牢、掸人地区发展。公元51年(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哀牢部落的首领贤粟等率种人,“诣越嶲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帝(刘秀)封贤粟等为君长”。公元67年(东汉永平十年),东汉王朝在哀牢和洱海地区置“益州西部属国。”69年(永平十二年),另一“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显宗(刘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东汉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将滇西边境纳入汉朝统治范围,是为汉朝开发西南夷的第三阶段。至此,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建郡七,基本达到了开发西南夷的目标。  秦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拓置郡,建立政治上的联系仅仅是第一步,而如何在民族情况极为复杂,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西南夷地区巩固其统治更是一项艰巨的事。故此,汉王朝又根据西南夷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统治措施,主要有下列几条:  第一,一“以其故俗治”,即不改变西南夷原有各民族的生产方式和各民族统治者的地位,和西南夷各民族首领建立羁縻统治。由于西南夷各民族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和风俗等方面均与中原有较大差别,且情况复杂,不能采取中原的统治方式,而实行“以其故俗治”的统治方式,“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所谓“以其故俗治”,即如原夜郎、滇、邛都等王仍受赐封王,“复长其民。”“旁小邑”的“君长”就更未变动,“虽有官吏,仍以其君长为王侯,使主其种类。”按规定王侯受郡县官吏的调度,而实际上是“守令治其人,酋长世其官,不相凌夺”。这种汉族官吏和各族首领的羁縻统治,适应了当时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潮流,巩固了西南夷地区的统一局面。  第二,一对西南夷各民族首领“厚赐增帛。”利用汉朝丰富多采的物质来吸引各民族首领,以争取他们内属,加入到统一国家之中。公元前135年(汉建元六年),“拜(唐)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夜郎旁小邑,皆贪汉增帛,……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厚赐缯帛,吸引了夜郎侯及西南夷许多民族,因而与西南夷地区建立起政治上的联系。  第三,一免征赋税。由于西南夷各民族的社会形态不一,土地所有制复杂,不宜实行中原的租赋制,因此汉王朝在西南夷各民族中采取了“无赋税”的政策,“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为賨布”;“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嫁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免赋薄敛的办法对安定西南夷地区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显著的效果,整个汉代,西南夷地区社会较安定,民族之间的关系较好,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乱,推动了西南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四,一移民屯垦。汉初为了减轻西南夷各族人民的负担,各郡县官吏的费用粮食,一律从内地运往,“南阳,汉中以往,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由于汉朝派到西南夷的官吏士卒所需物资越来越多,仅靠毗邻郡县供给已很困难,“悉巴蜀租赋不足更(偿)之”。加以运输困难,实难满足需要,因此汉武帝刘彻采取了徒民屯垦的政策,屯垦队伍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一是“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受钱于都内”。即招募内地的豪民一地主、大商人到西南夷地区屯田,所获谷物交当地官吏供吏卒使用,凭官吏所给凭证在内地府库领取银两;二是将内地贫困破产及犯“死罪”、“奔民”、“滴(谪)民”、“三辅罪人”等人移徙西南夷地区屯垦,“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也有的是破产农户“应募”而移徙西南地区屯垦的;三是郡县驻守的郡兵,即戍卒、屯田所获以给军食。移民屯种所生产的粮食保证了西南夷郡县官吏士卒的需要,减轻了当地和邻郡人民的负担,同时也使汉族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在西南夷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巩固了统一的局面。  第五,一选派廉洁官吏。为了取得西南夷各民族的信任,汉王朝重视选择比较廉洁的官吏到西南夷地区去,如益州太守文齐和夷、汉各族人民相处“甚得其和”。因此当文齐死后,益州人为其立庙纪念。越嶲太守张翕与当地叟、昆明、摩沙等族关系较好,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据传翕为越嶲太守,布衣疏食,俭以化民,自乘二马之官,久之,一马死,一马病,翕即步行。夷、汉甚安其惠爱,翕“在郡十七年,卒于任上,夷人爱慕如丧父母。苏祈叟二百余人,赍牛、羊送丧至翕本县安汉,起坟祭祀”。此外还有郑纯,景毅等人均能“清廉,毫毛不犯,夷汉歌咏”。由于官吏比较廉洁,治政又较稳重,并重视各民族的社会生产,因而联络了当地的各族首领,取得了西南各民族人民的信任,共同发展了社会生产,缓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西南地区的社会秩序,有利于西南各民族社会的发展。  第六.一帮助西南夷各民族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是汉朝治理西南夷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首先是积极恢复和发展与西南夷地区的商业活动,将关中、巴蜀的“姜、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内地商人因此而致为大富,当然也促进了西南夷各民族经济的发展。郡县官吏也重视发展西南夷地区的生产和推广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如文齐在犍为属国“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后又在益州郡内“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使犍为,益州等地各民族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郡县官吏还注意在西南夷地区传播中原文化,兴办学校,改变后进习俗。公元84—86年(东汉元和年间),益州太守王追“政化尤异……始兴学校,渐迁其俗”。西南夷各族也善于接受汉族文化,东汉末,牂牁郡人“尹珍自以为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城始有学焉”。据《孟孝琚碑》载,僰族孟孝琚12岁即入内地“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可见汉文化在西南夷中的传播情况,对后来西南夷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秦、汉对西南夷的开拓,尽管在当时和以后一段时期内有以公孙弘为代表的“盛毁西南夷无所用”的诋毁,然而秦、汉王朝的统治者却坚持和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完成了统一西南夷的大业,是为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其功绩应该予以肯定:“西南徼外,庄?所通。汉因大夏,乃命唐蒙。劳浸、靡莫,异俗殊风。夜郎最大,邛、笮称雄。乃置郡县,万代推功。”“若夫駹也冉也,邛僰也,越嶲也,滇也,则与我边鄙之民,犬牙相入,声息相通,物产相资,而非有駤戾冥顽,不可向迩者也”。自秦汉开通西南夷以降,则“滇云之壤,理学义节文章事功之选,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汉肇之也”。历史的发展证明,秦汉对西南夷的开拓,有利西南地区政治的统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各民族的团结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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