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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边城之历史作用
自明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到清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年）的４５６年，汉族人口猛增。在这种形势下，汉民为了解决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不断朝苗疆推进，于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明清苗汉之间战事频繁。从明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到清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的４９３年，苗疆共发生战事６２起，战争累计历时９８年，约占这段历史的五分之一。战争的间隔一般是７到１０年，最短的是两年，仅有两次，最长的也是两次。一次是嘉靖三十年（１５５２年）到明万历十五年（１５８７年），间隔了三十五年，一次是清乾隆五年（１７４０年）到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年），间隔了四十五年。历史是波浪式前进的，平静与战乱的跨度成正比，若平静时间超过二十五年，其后必然爆发长时间的战争，最明显的也是两次。一次是明正德六年（１５１１年）到嘉靖十五年（１５３６年），平静了二十五年后，战争连绵了十七年；一次是乾隆年间安定了四十五年，其后爆发了乾嘉苗民起义，全面动荡了十二年。这样的历史状况，使湘西过去一直流传着苗疆“十年一乱，三十年一乱”的说法。
只有稳定才能发展，力求海内升平的明清君王，自然不愿苗疆的动荡给他们治天下的宏图投下阴影，为了消除那个难以弥平的症结，湘西御苗边墙便应运而生。作为军事防线，边墙无论其形体完整或残缺，都一直发挥着闭合与开放的作用。在民族关系紧张的时候，为遏止生苗因收复失地而挥戈东进的行动，边墙彻底封闭，保持了熟苗区与汉区的稳定；在民族关系稍为缓和的时候，它又有节制的开放，为苗汉人民提供正常交往的机会。
自明万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５年）蔡复一修筑边墙时起，到清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年）湖南巡抚赵宏恩提出开放边墙，允许汉苗通婚时止，边墙是封闭的。在这一百多年里，湘西的生苗被置于化外，禁锢在以腊尔山脉为心的山区。那时内地人口源源不断地涌进湘西，即缓解了内地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增加了开发湘西的劳动力。但是，这也给湘西带来不稳定因素，因为一直被视为亚文化人群的苗族，这时在武力的威逼下不得不抛弃肥沃的土地和理想的住所，迁居到“山多于田，宜谷者少”的崇山峻岭，重新开发不毛。当他们人口繁衍，生计日绌的时候，必然起兵造反，力图收复失地。此时，湘西的稳定就有赖于边墙的闭合，迫使苗族为了生存不得不竭尽全力去开发三省边区的野岭荒原。学术界认为，从一个民族所使用的器具，可以看出它的文明程度，而这些器具的来源，则反映了它的生产力水平。《永绥厅志》有一段记述苗族所用器具的文字，它罗列了苗族所用的农具、织具，食具、服具、器用、器械、乐具筹方面的５０种器具，这些器具与当时汉人所用的相差无几，并且“皆自为之”，可见在封闭的环境，苗族不仅开发了山区，也锻炼了自己的生存能力。
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从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年）到重新锁关困苗的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年），边墙开放了６５年。在此期间，除了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年）湖南臬司严有禧上了一道《民苗不许结亲疏》，藉“本欲以汉化苗，反致以苗变汉”现象阻止苗汉交往之外，边墙的开放便没有其他的干扰。这时，生苗能够从熟苗和汉民那里吸取一些先进的技术，让他们的木材、药材、兽皮等土特产产生交换价值，以获取食盐等生活物品，尤其是苗汉通婚的扩展必然促进民族融合，利于苗疆的稳定和发展。同时，每当边墙开放时都有汉民的不良分子潜入苗区盘剥生事，激起民族矛盾，引发攻城掠地的复仇之战，导致边墙重新关闭。
边墙重新关闭十年之后，民族关系再度趋于缓和。此时，湖南巡抚阿林保虽然在奏章提出“汉民不许擅入苗地私为婚姻”，同时又主张在边墙设立市场，让苗汉人民按期交易。嘉庆皇帝对此批复道：“益当固我边防，勿使汉*盘剥；若有潜出偷窃之苗，仍须严办。”在各打五十板的前提下，皇上同意有节制地开放边墙。赶场时，须由塘汛兵弁“于开市之日押苗人以同来，复押之以同往”。汉民出边墙，必须办理“护照”，并如期返回，否则作偷越边境论处。边墙的调节作用，使湘西的局势自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年）以后相对稳定，民族融合的进程不再出现较的反复。
因为湘西边墙有特定的历史作用，所以我们对它既不可过分贬抑，也不可过分褒扬。只看到它镇压苗族的一面自然有失公允，但讲它是“历史丰碑”，要“扬南长城神威”，也肯定不利于民族团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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