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文学的发展与成就[中国达斡尔族论坛]

　　　　（一）具有实质意义的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的民族文学，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才起步和迅猛发展起来的。建国以后直至“文化革命”之前，内蒙产生了几位“三少”民族的作家且有一定成就，如达斡尔族老作家孟和博彦等。但就作家的涌现及其创作实践整体而言，反映本民族真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对本民族文化认知、承继和开掘及建设的自觉度，皆有较大的不足，当然，这是受到历史条件制约的。历史在新时期为“三少”民族文学的兴旺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呼伦贝尔盟文联是一九七九年末恢复工作的。一九八一年春，内蒙文联和呼盟文联的几位老同志就明确意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应该把培养“三少”民族作家的历史任务主动、自觉地承担起来。于是，以孟和博彦、张志彤、邓青、冯国仁为代表的几位作家、编辑人员就在三个自治旗内寻找文学新人，并在鄂温克族自治旗举办了一次带有讲座性质的学习班。参加者甚众且不局限于“三少”民族，既有蒙古族，还有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作者。在讲课和学员进行创作的基础上，又把创作了有一定价值作品的“三少”作者集中到海拉尔，进一步帮助他们把作品修改出来，通过创作实践提高他们的艺术自觉。呼伦贝尔盟文联创刊不久的文学季刊《呼伦贝尔》当年第四期首次以“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作者创作学习班作品选登”专栏集中予以发表，并配发了老作家冯国仁同志的专评《一束山花耀眼明》，“我们热烈欢迎三个少数民族的文学青年登上文坛，希望他们的作品在全区全国崭露头角。”这次学习班的成果，大大的超出了原来的期望。不仅有一批作者发表了比较成熟的作品，而且其中达斡尔族作者巴依尔的《玉石烟袋嘴》和鄂伦春族女作者阿黛秀的《星》先后被《草原》和《民族文学》转载，引起了广泛的重视。这批作者除少数因工作原因而没能坚持文学创作外，大部分成为未来“三少”文学创作的骨干力量。一九八五年以短篇小说《猎人之路》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二等奖的鄂伦春族的敖长福、一九九○年以短篇小说《咳，女人》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特别奖的达斡尔族女作者阿凤，都是此时出现的作者。

       

       
         要特别提出的是，此时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在经过数年的准备，创作正日臻成熟。他于一九七八年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小说《森林里的歌声》之后，又把他的短篇小说《瞧！那片绿叶》交给在一九八○年刚刚创刊的《呼伦贝尔》，在创刊号上发表。本年他调呼伦贝尔盟文联工作，次年即进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鲁迅文学院深造。而《瞧！那片绿叶》又于这年为《民族文学》转载，并获得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创作奖。他本人在一九八一年召开的呼伦贝尔盟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文联副主席。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他又分别以短篇小说《七岔犄角的公鹿》和《琥珀色的篝火》连续获得短篇小说创作奖。当一九八三年短篇小说评奖之后不久，呼伦贝尔盟党委和行政公署立即做出决定，嘉奖乌热尔图；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给乌热尔图晋升两级工资，并颁发了奖金。这在全区和全盟是史无前例的，在全国不仅属最隆重之举，而且奖励之重也是极为突出的。党和政府对乌热尔图的嘉奖，以及他本人的成就，一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影响了一批人，鼓舞了一批人，这批人中包括着各级领导和作者以及各界人们，从而使“三少”民族文学的创作得到了更为广泛的理解与支持。每次举办“三少”创作会，盟委和行署领导都亲自过问，有时是亲临会议给予指导。“三少”民族文学创作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是其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鉴于呼盟“三少”作家的成就和第一次学习班的成绩与经验。内蒙古党委于一九八二年适时地决定在三个自治旗成立旗文联，以有利于发现和培养“三少”民族文学人才。内蒙古党委的重视和“三少”民族文学的初步成就，坚定了内蒙文联和呼盟文联领导的信心和决心，从而把培养“三少”民族作者的任务更有成效地推进开来。

       

       
        一九八七年六月在鄂伦春自治旗再次召开全区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文学创作会。会前，内蒙古文联、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和呼伦贝尔盟文联达成一致协议，把发现“三少”作者和繁荣发展“三少”民族文学历史责任承担起来，决定自此之后每隔几年三单位联合举办一次全区性“三少”创作会，并把此次创作会按顺序排为第二次创作会。呼伦贝尔盟文联责成《骏马》编辑部负责每次“三少”创作会的具体组织工作。第二次创作会得到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委员会和创联部的支持，并派领导出席了会议；会议达到了出作者、出作品的预期成效；《文艺报》发表了长篇报道，《上海文学》不久则推出了一位新的年轻达斡尔族女作者苏莉，使“三少”文学创作进一步引起全国的注目。鄂伦春自治旗党政领导不仅在经济上大力予以资助，而且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切实给予关怀和指导。自此，形成了一个传统，会议在哪个自治旗召开，哪个自治旗的党政领导总是尽一切力量和精力给予切实的支持和关怀，使会议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的成效。

       

       
        根据内蒙古党委的精神，三个自治旗党委和政府克服种种困难，挤编制、挤经费、挤房子，先后一一成立了文联，令其具体负责组织本旗文学创作。三个自治旗文联还创办了不定期文学期刊。鄂伦春自治旗文联较早地创办了由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同志题写刊名的《鄂伦春》，内容稳定，越办越好，影响越来越大，较为突出，并坚持至今。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文联也曾创办了《纳文慕仁》。鄂温克族自治旗文联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出版了《鄂温克文艺》。自治旗文联及其刊物承担了发现作者、鼓励创作、团结作者、推动创作的责任后，在非全区创作会的年份也积极组织活动，或互相联合举办创作学习班，或与《骏马》编辑部联合召开创作会，出现了年年有新作者出现、年年有新作品产生的可喜局面。第四次创作会于一九八九年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召开，第五次和第六次创作会分别于一九九二年六月和一九九五年六月在鄂伦春自治旗召开。在发展“三少”民族文学创作和推出“三少”作家的工作中，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和内蒙古文联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开设的“文研班”，发挥了培养民族文学骨干、提高民族作家思想水平和艺术素质的特殊学校的作用。“三少”民族有多位作家在这里获得了更大的艺术自觉，视野拓宽了，自由度增大了，创作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产生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另外，《草原》和《骏马》两个文学期刊都发挥了发现作者、提高作者、推出作者的重要作用。

       

       
        十五年来，“三少”民族文学走过了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由各级文联的有意播种到“三少”作家文化自觉的发展道路；如今，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皆有了自己民族的作家群，都有自己民族的作家在全国性文学创作评奖中获奖，都有自己民族的不止一位作家在全区性文学评奖中获奖，并且共同地形成了一支有实力的“三少”创作队伍，成为内蒙古文坛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支无可替代的力量。这是空前的有着非同一般意义的。　　　　（二）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由于诸种原因，造成彼此了解甚少；就是在当代也因为地域的限制，来往并不很充分，因而彼此的了解也不够。达斡尔、鄂温克和鄂伦春族的作家把其民族的斑斓生活既展示于国内各民族同饱面前，也介绍给了世界各个民族；更由于文学作品不只是一般地介绍社会生活本身，而是于作品中蕴含着民族的传统文化、民族心理以及理想追求，因而它更是民族精神的确认和传播，其介绍的特殊价值是无可替代的。

       

       
        乌热尔图是从猎村敖鲁古雅走上文坛的。而敖鲁古雅也因乌热尔图更为世人所知。这对拓展当代人因现代化生活而狭窄了的眼界是有着特殊魅力的。敖鲁古雅是一个鄂温克猎民乡，鄂温克人并不是全民族人都生活在这里，也并不都从事狩猎生产。鄂温克族有不少人生活在音河、格尼河、雅鲁河流域，在农事之暇仍进行狩猎，而其大部分则是在鄂温克草原上从事牧业生产。这多种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精神，在鄂温克族作家的作品中，我们都 可获得清晰准确的认识与理解。建国以后，仍保留着原始公社制的鄂伦春人一直从事着狩猎生产。然而在当代也正经历着经济转型带来的历史性阵痛。这个民族虽人数不多，仍和其他民族一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迅速地进步、发展着。鄂伦春族第一代作家的作品，第一次对鄂伦春人的真实生活和文化作了有价值的深层描绘。达斡尔族很早就进入了农业生产历史阶段，至少在他们生活在黑龙江北岸精奇里江流域的十七世纪初就已从事农业生产了。在现代，他们大多聚居在大兴安岭东坡的诺敏河两岸和嫩江一带，也有不少人在草原上从事牧业。在他们的多种文化特色中，仍在农业文化之中保留着浓厚的狩猎文化经验和遗俗。他们精于耕作，对牲畜有着挚爱之情，但至今还有以山林为伴的传统习俗，长于狩猎，善于伐木流送，敢于进入神秘莫测的深山原始密林之中，凭借着大智大勇和牺牲意识而采集药材与其他产品。这是生存的本领，更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生存精神，是人类历经沧桑而保存下来的一种文化经验。达斡尔族作家的作品，让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一个民族具体的文化经验。

       

       
        鄂伦春族并不完全都生活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盟，但敖长福确实是从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鄂伦春族第一代作家。他在六十年代就在齐齐哈尔接受师范教育，凭着他的心愿和基础，他本应早成为一位作家。历史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当了一回“右派”，并在猎乡成为一名猎手。九十年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他才圆了作家梦。他的作品，《孤独的‘仙人柱’》和《猎刀》是把目光专注地投向鄂伦春人性格和心灵的力作。鄂伦春猎人对其所爱，爱得真诚、爱得完全，《孤独的‘仙人柱’》真实地描绘了鄂伦春人的这一传统品格。作家其后又和他人合作，把此作改编为电视剧《天神不怪罪的人》，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获得又一次成功。电视剧着力开掘了鄂伦春青年对幸福的执着追求，以及鄂伦春民俗对青年叛逆行为的宽容，艺术地重现了鄂伦春人的人性美。这是对民族文化中固有有益成分的认知。《猎刀》是一篇有强烈批判意识的作品，核心是酒，实质则是人的尊严。它是鄂伦春民族勇敢地进行自我文化审视的一篇标志性作品。这无疑是作家成熟的显现，它标志性作品。这无疑是作家成熟的显现，它标示着一个民族的更加成熟与强大。阿黛秀的《星》是一篇很美的散文化小说，描绘了鄂伦春人富于理想性的现实生活，真实亲切，感人至深，曾被多家刊物转载，并收入了少数民族女青年小说选《异卉奇花》。年轻的女诗人空特乐，她的思维更多具有现代色彩；正是以这种眼光来审视色彩鲜明的生活，才使传统的鄂伦春人的自然美、心灵美焕发出新的活力。

       

       
        达斡尔族作者的作品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这就是没有污染的北方山林江河式的思维方式。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把我们自然地带进了达斡尔人的人文环境之中，进而从中理解各种人物的心理存在和运动。阿凤是一位自觉地从达斡尔传统文化角度来审视现实生活的作者，而且她更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探索达斡尔女性命运及其心理。《遥远的月亮》是对达斡尔女性在婚姻中由懵然被动走向自觉的一个形象缩影：表姐听命于祖母嫁给了一个大她十几岁的男人，好象她的命运就是生孩子和侍候丈夫、婆婆；她的女儿虽然也有类似的命运，遵奉奶奶之意退出乌兰牧骑嫁了一个自己并不爱的人，但她比母亲勇敢，她和自己心爱的人真实地爱过，而且孕育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色得热更叛逆，她自行其是，和自己所爱的人一块儿出走了——虽然她遇到了曲折，不得已又回到了母亲身边。而《咳，女人》则真实地描绘了女人产生改变自我不合理地位的心理以及成熟的过程。作者对达斡尔青少年对文化的渴求的描写，实质是在作着大声疾呼。阿凤的作品属于达斡尔民族，属于达斡尔族的女性。苏莉开始发表作品时，还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子。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红鸟》发表在《上海文学》，其后她发表了一组可称为“旧屋”系列的作品，包括《旧屋三题》、《邻人》、《达斡尔女人》、《莫力达瓦印象》和《冬夜》等。她用一个达斡尔族少年的眼光通过对一个达斡尔家庭（带有某种自传性）一系列生活变迁的观察，体认传统，审视传统，饱含着对美好东西消失的痛心和无可奈何，以及对某些与现代文明相悖的陋习的愤懑，从中透示出对新的文化无限向往和由衷的呼唤。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是“头顶着炕，撅着屁股看世界，仿佛不这样难于排遣心中的寂寞”。她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达斡尔族新的一代现代性鼓涨情绪。她的姐姐苏华早于她数年就走上了创作的道路。苏华是参加“三少”第一次创作会的作者。经过十多年的积累，特别是内蒙文研班进修之后，她创作的文化自觉有了明显的增强。她更加着意于对传统意识的发掘。短篇小说《母牛莫库沁的故事》和《缀满秋香的山坡》，应该说是她这种自觉的最突出的代表，也是她最成功的作品。达斡尔人对奶牛的特殊情感，对山林的钟爱和对山林神秘的畏惧，实际上可以视为牧业经济和狩猎经济在农业文明中的文化遗存，而这正是达斡尔人心理积淀的一个重要来源。萨娜是近期出现的有令人惊讶才气的又一位达斡尔族女作者。她的处女作《鞭仇》发表于《草原》一九九三年第九期，可以说是近年来难得的一篇大气之作。作者对复杂事件的把握有着炉火纯青的功力。她既把自己的作品植根于达斡尔文化，又不局限于其中，而能发展其张力，开拓与他种文化的交融。这篇作品比较鲜明而又突出地显现了萨娜的富于想象、生活化、感情化、形象化语言方式，灵活的叙述结构才华和大气风格。茨威格早就申言，“我个人最感兴味的是了解别人，而不是审判别人”。作家们特别看重把人物置于事件之中，让其以自身的行为去证明他在做什么和如何在做；显然，这就更具客观性。这可以视为开放的现实主义的一种形式。社会生活本身固有的复杂性，是这一艺术思维的依据。《鞭仇》是有这一艺术思维和创作方法的神韵之效的。《鞭仇》之后，萨娜又发表了几篇作品，如《哈勒峡谷》和《古夜》等，都有着《鞭仇》的成功艺术因素。有了一个属于自己营就的好的基础，加之不断增强艺术自觉并不懈地探索前进，她必将有更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