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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农民的宗教 农民社会对民间信仰和宗教的感觉是一样的真诚，但宗教师和农民信众的关怀是不同的。如同韦伯指出，乡民试图具体应用宗教以解决生活问题的倾向实在是非常现实，欠缺宗教专家追求的伦理合理化和高层次意义。[62](P369～370)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乡民才会接受新的观念和仪式。因此乡民社会长久保留传统宗教的仪式，而大的社会的宗教体系早经宗教专家革新了。[1](P132)然而，在“文化革命”后的福建乡村的重塑偶像运动中，由于地方各类宗教师曾遭到严厉的打击和迫害，致使农民急需信仰关怀的时刻，宗教师反而怯于公开做宗教指导，而是农民信众积极走到前台，宗教师即使暗地里提供知识，也表明他们在政治的压力下滞后了。农民从千禧年的梦想，到眼前的生活寄托都需要信奉宗教，他们既可以因信仰转换成社会运动，或者在巨大的社会变故后回到香火的仪式中去。特纳的仪式阈限、交融理论[63](P95～96)就说明了仪式可以达成的一切信奉者之间的平等和情感交融的反结构状态，社会的紧张状态于是可以消除了。 中国农民宗教信仰的仪式多混生于生活习俗之中，是一种普化的宗教。[64](P278～293)一旦政治的风浪过去，中国农人原有的信仰又在新的场景下“复兴”了。如果进一步剖析的话，在笔者调查的闽东农村，“由宫观道士和正一派、闾山派道士连接起来的从高层到基层道教多层次特点与经文内涵侧重，反映了道教精英—通俗一体化文化系统中过渡与转换的细密性与互补性。”[15](P385)在道士、巫师仪式、法术活动的内外，可以最终找到农人解释与实践其宇宙观的文化行为，这是行为与意义的关联的研究。 此外，现代社会频繁的科技项目进入农业地区，出现了村民既运用科学技术，也参加神明崇拜的事实，于是导致了科学和超自然力控制的解释的分歧。但学者们的讨论和农民不同。在闽东乡村，人们一边供奉临水陈太后，一边钻研真菌接种科学，无论在思维上还是行为上都采取了二元论的方法处世。农人精彩地回答我：“科学和宗教是两条路上跑的车，不会碰撞。”在学术上则说，科学涉及的是经验因果关系问题，而宗教涉及的是意义。科学虽然可以驳斥一些宗教信仰的见解，但“宗教的主要方面是不受科学证明或反驳的各种非经验命题。科学对于这些非经验命题既不能予以证实，又不能予以驳斥。”[65](P62)这正是农民和学者同样会有二元论思维的共同基础。农民上述认为科学和宗教两辆车不会碰撞的说法，实在是消除科学和宗教二者冲突的概括，在实际生活中表现为尽量避免科学与宗教之间在某些特定问题上的紧张关系，并使科学与宗教各自发挥其功能的整合方式。[15](P373)农民的新的人生历程就是在新科学和传统宗教协调之后实现的。 十、农民的回应与反抗 在中国历史上，作为农民起义导火线的灾荒、饥荒、繁重的赋税和徭役等首先是危及了农民的安定生存。其次，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无论是秦末的陈胜，还是明末的李自成，许多农民起义的口号或纲领都有追求社会公正的本意在内。斯科特(J.C.Scott)考察20世纪30年代的越南义安与河静的苏维埃和缅甸的沙耶山起义总结了两个动因，一是认为农民面对的政府坚持征收稳定岁入的手段完全不在意农民的困难—即以牺牲农民为代价；二是此时的农民失去了可资利用的生存退路。[66](P201)内中反映了生存限度与道义两个共生的普遍情境。斯科特主张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原则提示了存在引起农民反抗的行动限度。按中国汉人社会的惯常用语，相似于“不仁不义”的社会经济不公正行为——其实质是当政者违背了农民心中的社会平等观，对农民的索要达到了不可忍受的限度——导致了农民的义愤。笔者认为强势下的忍气吞声，等级、阶级和阶层共处，怠工和各种形式的反抗行动都是可能的。[67](P298～300) 从20世纪中国农民所经受的多次战乱和社会政治变故影响，可见其生存的被动状态及其各种应对方式。地方社会史和人类学研究注意到福建农民逃荒与移民、饥荒暴动、在共产党组织下的农民抗租乃至武装夺权、“文革”时期的农民怠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不合理的农业政策和“转嫁于民”的做法的公开质询与批评，以及绕过极“左”政策束缚巧妙发现新生计等多种多样的农民对社会的应对方式。[15]秦晖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问题和当下的农业现状加以对照，他认为，当世“农民面对的‘制度性负担’过重、‘非制度性负担’的存在与负担方式的不尽合理（如‘属地化’具有的缺陷）常为农民所抱怨，然而当前农民负担问题最大的方面还是无序化之弊。‘明税轻、暗税重，杂费、摊派无底洞’是最令农民不满的。历史上的‘推丁入亩’虽在操作时也有多样化，但总的制度还是统一的”；而今日的征收模式，“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村目前新旧过渡时期的社会扣除（即‘负担’体制）不仅比改革前的公社时代复杂，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混乱，甚至比历史上传统时代相比也更加五花八门，其自行其是的程度恐怕是我国历史上在和平统一条件下罕见的。”[68](P142)因此，中国人类学的农民社会研究涉及当前税式改革的要求，其背后则是农民负担问题，以及最终的城乡公民义务平等问题。 这说明农民社会的道义经济问题即使是最基本的问题，也最终需要理解农民的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小传统形貌。考察小传统或大众层面的农民文化，“可以确定农民们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接受或拒绝社会秩序。”[16](P201)中外历史上众多国家出现过的农民反叛或是农业政策的缕缕失败，都是因为当政者不去了解或不理解农民的真正文化。而了解真正的农民文化要深入到时空关联的历史传统中去，这种传统包含在农民喜怒笑骂的民间谚语之中，也出现在基于农民生存经验的公共道德。如果我们看一看中国古代反映农业社会疾苦的不可胜数的怨农诗，再阅读20世纪亚洲农民（例如20世纪30年代越南和中国农民）中流传和记录的民间谚语、民歌、笑话等，都能使我们从中找到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的思想与行为距离，这种距离包含了城市社会牺牲农业社会的尺度。即使在当代世界，不顾农人疾苦的城市当政者或不了解农民基层文化的精英们制定的农业政策，常常招致农业发展的困境或农民的不满，也同样反映在现代媒体网站或手机的短信息中。 农民们带着生活体验产生的价值标准，这和城市社会制度的主流神话一致吗？沃尔夫(EricR.Wolf)看到一般农民社会的抗议运动通常是以一则神话为基础，要追求比目前的阶层社会更公正、更平等的社会。[1](P136)这必然再次越升到农民的信仰问题上去，宗教信仰不只存在于历史的往昔，也是科学发达的今天的事实。从农民生活的体验出发，他们道德信条之产生，直接联系着他们心中的信仰。从朴素的千禧年运动，到诸种地方神明的指引，都溶化在农业社会真诚的信仰仪式之中，从而焕发出各种不可阻止的自我与集合行动的力量。 因此，人类学的农民研究不只是关于宗族和家族形态成因的学理问题，也包括农民社会系统和全球化进程衔接的未来问题。消除农民的不满除了考虑农民道义经济的基线、调整农业发展政策以外，保持和契合小传统基础上的农业社会发展线索将排除文化替换的不得已的、生硬的努力，这是第三世界在全球化过程中最为痛苦的文化转换历程。人们遗憾地看到，在全球化的经济、市场，乃至文化冲击下的农业社会，无数青年人从农村流出，削弱了农业生产的中坚，然而，更重要的是削弱了地方农民文化的根基。我们不知道未来农民的认同在何处，因为地方文化传统就包含在其中。这就是汉人农村社会研究讨论的主题之一。农业社会的发展和农民的无力的或有力的社会回应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地方文化的精髓，而不是移植和替代，是一个从法国人、日本人，到韩国人和中国人不能不经常思考的问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14 23:04:05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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