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盘村瑶族》序

《盘村瑶族》序

胡起望、范宏贵两位同志所写的《盘村瑶族》即将出版，因为这个研究是出于我的倡议，所以他们要我在书前写几句话，说明这项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实际上我想说的话已经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七日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讲过。这篇讲话的记录曾以《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为题发表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后来收入《从事社会学五十年》这本集子里(198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另外范宏贵同志也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发表过一篇《在大瑶山进行微型研究的体会》，叙述了大瑶山的基本情况和这项研究的主题。这篇序言实际上不过是这两篇文章的重复和引伸。
先说一说我为什么倡议在广西大瑶山，即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进行社会调查。一九三五年我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接受导师史禄国教授的意见，在出国留学之前，先到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一次实地调查。当年秋季我偕同前妻王同惠一同进入广西大瑶山。我们的分工是：我主要测量瑶山居民的体质，前妻做社会调查。该年十二月十六日，我们在从花蓝瑶地区转移到坳瑶地区的旅途上迷失道路。我不慎误踏猎人设下的陷阱，腿背受伤。前妻下山呼援，天黑路险，溺水丧生。后来我虽获救出山，这次调查却并未完成。我在养伤期间把前妻所遗材料略作整理，编成《花蓝瑶社会组织》，而我的体质测量资料后来全部遗失在昆明。因此，我一直遗憾在心，觉得是一件此生没有回清的欠帐。一九七八年我应邀去参加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返途上我去访问了一别四十五年的大瑶山。当地的瑶族同胞还记得我，而且听说当年接待过我们的老朋友还有不少在世。他们的热情，鼓励了我想继续在瑶山进行上次没有完成的调查。这是我做出大瑶山社会调查倡议的来由。
我这次访问为时虽短却得到不少新的启发，提出了不少问题：首先是瑶族是怎样形成的，其次是瑶族这一类山区民族有什么特点，第三是它们的发展的方向是什么，第四是我们怎样下手去研究这许多方面的问题。在这里不妨把我个人的想法说一说。
瑶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汉文的记载中南北朝时期就有“莫徭”之称，这个民族称谓亦见于唐代大诗人杜甫和刘禹锡的诗中。瑶族更早的先人在汉文记载中一般认为是被包括在蛮人一类里。按已有的文字记载看来，从秦汉时起长江中游南部山区从湖南到广东都是他们聚居的地方。过去研究瑶族历史的学者对他们的来源和迁移路线都有过值得称道的研究。但是以我自己来说，过去心目中总是把瑶族看成是一个具有某些民族特点的集团，子子孙孙一代代地传下来的；他们在某一个时代聚居在某些地方，有时分散，有时聚合；他们的社会经济发生过某些变化。这样构成了一部瑶族的历史。由于这种看法，我总是想从史料中去追寻瑶族的来源，多少是认为有一条线贯彻始终，不论这条线的某一段中这种人曾被人称过什么名称。这种看法并不能说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可以设想，人总是一代代传下来的，现在还存在的民族总是有个源流可查考的。但是我从广西大瑶山的瑶族形成的具体过程中却看出了上述观点未免过于简单了些，因而也会妨碍我们对民族历史的研究深入下去。
大瑶山里的情况是这样：自己认为是瑶族的人有五种不同的自称。汉人也用了五个名称分别称呼他们作：茶山瑶、花蓝瑶、坳瑶、盘瑶和山子瑶。他们的汉名除了坳瑶外都不是自称的音译，比如茶山瑶自称是“拉加”，花蓝瑶自称是“炯奈”，盘瑶自称是“勉”，山子瑶自称是“金迪门”。坳瑶则自称“坳标”。如果问他们是不是瑶人，他们没有否认的。可是在他们的自称中都不加上个瑶字，不说“拉加瑶”或“炯奈瑶”等，而承认拉加和炯奈等都是瑶。瑶这个族名很可能是汉人称他们的名字，他们也用它来指这五个不同自称的人所形成的共同体。
我三十年代初到大瑶山时，由于缺乏语言学的训练，没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五种不同自称的人的关系，而简单地把他们看成是大瑶山瑶族的五个支系。所谓支系意思是一个根本上分出来的支条。这次我和学过语言学的同志们一起去调查，他们熟悉过去这几年语言学者对于这五种不同自称的人所说的语言所作的研究。根据这些研究我才知道居住在大瑶山里的瑶族在语言上并不是统一的，而可以分为勉语、布努语、拉加语三种。它们虽然都属汉藏语系，但不能说是一个语言的不同方言。勉语属苗瑶语族瑶语支；布努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接近苗语；拉加语属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接近侗语和壮语。换一句话说，茶山瑶的话近侗水语，盘瑶、山子瑶和坳瑶近瑶语，花蓝瑶语近苗语。
从语言上暴露出了这五种不同自称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来源，或者说，他们很可能原来不是一个民族的人，进入了这个山区之后才形成现在大瑶山的瑶族。他们不是出于一个根本的枝条，而是不同支流汇合而成的一条河。如果称他们是“支系”，只是支流的意思。我觉得不如避开支系这种说法，而称他们作不同的集团。大瑶山的瑶族就是由这些集团凝聚而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
据这五个集团自己的传说，他们迁入大瑶山的路线也不相同。茶山瑶是从广东经广西梧州取道藤县、平南进山的，但也有说是从湖南取道浔州、贵县象州入山的。花蓝瑶是从贵州经柳州、象州入山的。盘瑶是在湖南被打散后进广西入山。山子瑶从广东进广西由平南入山。坳瑶从贵州进广西经百色、南宁，然后入山。这些传说表明现在居住在大瑶山里的瑶族来自四面八方。入山的时间上也有先后。至于谁先谁后他们还有不同意见。从盘瑶、山子瑶没有土地的事实来说，可以设想是出于他们入山时山里的可耕地已经有人占据的原因，占有土地的茶山瑶、花蓝瑶和坳瑶应当比没有土地的盘瑶和山子瑶早入山区。但是盘瑶却认为他们先进山，但由于游耕所以没有占有土地权。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于历史事实，在入山先后问题上各集团是各持己见的。
这些集团是不相混同的，比如，茶山瑶不能变为花蓝瑶。但是从各集团的姓氏来看既有不同于别的集团的姓，也有相同于别的集团的姓。都有瓠传说和说瑶语的盘瑶和山子瑶，有六个大姓：盘、黄、赵、冯、李、邓是相同的，但是还有许多姓是相互间不相同的。比如盘瑶的包、周、胡、唐、雷，在山子瑶中就没有；山子瑶的蒋、卢、陈、谭、覃、郑、莫、洗、刘在盘瑶中就没有。说瑶语的坳瑶中有盘、赵两姓但没有其他四姓。说侗语的茶山瑶里却有姓莫、刘的人。花蓝瑶中有姓冯的。各个集团都有别的集团所没有的姓，比如茶山瑶的陶、金、龚、田、龙，盘瑶的唐、雷，山子瑶的卢、陈、谭、覃、郑、冼，坳瑶的罗、苏，花蓝瑶的侯、相。如果假定同姓之间有相同来源的话，各集团间在历史上可能也是有互相渗透的部分。
本书有关盘村瑶族世系关系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们一方面极重视姓的世代延续，而另一方面却又实行双系并行，兄弟姊妹间可以分别从父姓或母姓。形成特有的复杂体系。从具体例子里还可以看到他们吸收汉人归族，至于是否也有吸收其他集团的成分，我还不清楚。总之，不仅在血统上看，就是在族系上看，大瑶山的瑶族这个共同体并不是一成不变，单系纯种的血缘团体。其他民族共同体也有类似的情形，因此，我们必须从具体历史过程中去认识每个民族形成的过程。
就大瑶山瑶族的形成来看，我们不能简单地用语言一致的标准来进行民族识别。我们不能说大瑶山的瑶族不是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尽管它是由五个来源不同集团所组成，而且还说着分属三种语支的五种语言。于是这里产生了一个值得在理论上探讨的问题：什么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一个民族的共同体中能承担多大在语言、风俗习惯、经济方式等方面的差别？民族共同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它又怎样起变化的？为什么一个原本聚居在一起的民族能长期被分隔在不同地区而仍然保持其民族共同意识？依然保持其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一个民族又怎样能在不同条件下吸收其他民族成分，不断壮大自己的共同体？又怎样会使原有的民族成分被吸收到其他民族中去？这些问题将为我们今后的民族研究开辟出广阔的园地。
放眼我国境内的民族，从上述这些问题看去，在这几千年里的确呈现着一幅规模宏大，成分复杂，有来有去，有分有合的历史长卷。我们对这个历史过程的知识实在太少，以致我们对这样一个有长期文字记录，又是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汉族怎样形成的过程都说不清楚，至于对当前五十多个民族怎样结合成为不可分离的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我们也只见到它的结果，而还没有理解它凝聚的过程。这不能不使我想到我们这些肩负着研究中国民族的责任的人面对着怎样艰巨的任务了。我从广西大瑶山里的瑶族——他们只是分布在国内外各地的瑶族的一小部分——的历史经过，从而想到中华民族的形成，因为我意识到从这微型的研究里确是接触到了贯穿在各民族历史中具有一般性的规律。怎样把实际的观察和分析，提炼出我们各民族形成的规律，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理论，也许是我们这一代研究民族的学者必须认真对待的任务。
那么我们在广西大瑶山的瑶族中看到了怎样一个历史过程呢？从现有不充分的资料来说，在明代以前，即十四世纪以前，瑶族在南岭山脉一带，跨湖南、广东、广西三省的聚居区和现在相比幅员较广，人口较众。他们对当时采取民族压迫政策的封建王朝的反抗在汉文史书中的记载可以远溯到宋代，斗争的中心地区却一代代由北向南，由较开阔的丘陵地带向险恶的山岭移动，表明了瑶族在一千多年里逐步被分散在高寒山区的过程。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斗争是在明代发生于广西大瑶山附近的大藤峡，当时的统治者发动了几十万军队，在近一百年中先后三次对瑶民进行大屠杀。瑶族人民受到极大的摧残。经过了这场斗争大约从十五世纪后叶起，瑶族放弃平地，分散聚居在高山区，形成“无山不成瑶”的局面。
有人认为瑶族这个族名出于“莫徭”，而“莫徭”就是免于徭役的意思。瑶族自己的传说和现在还有保存的“过山榜”都说他们祖先有开垦山地的特权，而没有向王朝纳税服役的义务。用现在的语言来说是不受历代王朝的统治的人。有人根据“过山榜”和其他传说猜测：在春秋战国时代瑶族的祖先有可能曾聚居在淮水流域。到了秦汉之后，已退居南岭山脉的一带，即今湖南，广东，广西地区。到明代之后凡是要坚持不受封建统治，不纳赋税传统的瑶族就只有以险峻的山岭为屏障，聚居在高山区，靠山吃山地自力谋生了。从整个瑶族说，由于分散在具体条件不同的地区，他们的经济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有一大部分居住在自然条件较优地区的瑶族占有的可耕地较多，可以进行定居农耕，早期就在土司制度下，接受了王朝的统治。其中有一部分瑶族有可能已逐渐被吸收到汉族里去了。像广西大瑶山那样的瑶族是属于坚持不受统治的那一部分瑶族。
另一方面，受到封建王朝压迫的少数民族在华南地区不仅是瑶族。和瑶族相近的苗族看来也遭到过和瑶族相似的命运。此外还有侗族、水族等历来都是聚居在南岭山脉附近的侗壮语系的民族。他们定居在湘、黔、桂边区的时期可能还早于苗瑶。他们也同样和统治势力进行过长期的斗争。其中也有一部分溃散、流动到不同的山区以求自保的。广西大瑶山的地势和位置正是容纳附近各族流散成分的安全场所。这个山区处于柳江、桂江和浔江形成的三角地区的中心，在海拔较低的平原中突起的一个山区，方圆几百里，最高山岭拔海一千九百多公尺。山势陡峻，落差极大，易守难攻。实际上，这座山给了入山的瑶族近五百年的安全，山外压迫他们的势力直到这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才武装侵入，但最后还是被解放军消灭在山里。
这段历史说明了不同来源的民族集团在共同敌人的威胁下，为了生存必须团结一致，形成一股自卫的力量。这种凝聚力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体，接受共同的名称。他们在语言上、风俗习惯上的区别并不成为离异的因素，因而得以长期共同生存下来。尽管在婚姻上还是各自实行族内婚制，他们共守石牌的法规维持山内的安定，结成密切的联盟，有难共当，确保团结。三十年代我初上瑶山时，对他们路不拾遗的社会秩序印象极深，曾说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非虚构。但是当我们再进一步了解各集团间的关系，也就看到了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性质上是集团间的剥削关系，就是这五个集团又可以分为山主和山子两类。当地语言中也作出这种区别，前者称长毛瑶，包括茶山瑶、花蓝瑶和坳瑶，后者称过山瑶包括山子瑶和盘瑶。山区的土地包括水流和飞鸟走兽的所有权都属于长毛瑶，过山瑶得向长毛瑶租种土地，而且要服役。但是这种集团间剥削关系在长期间里并没有引起瑶山内部的分裂，可以说那是由于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山内外的民族矛盾，而不是山内的集团间的阶级矛盾。最后国民党反动武装势力侵入山内，多少还是利用了山内集团间的矛盾而得逞的。
由于山内集团间的矛盾，各集团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占有瑶山土地所有权的长毛瑶，利用山沟里的平地种植水稻。他们的农作技术和山外的汉族和壮族并无高低之别，所产的稻谷质量很高。没有土地所有权的山子瑶和盘瑶，只能租用山坡上的土地，进行简单的刀耕火种的农业。他们在一块山坡上种了几年，由于地力衰退，就得迁移到另一块山坡上去。他们不可能长期定居在一地，而且山坡上种的玉米和旱稻产量低，一大片山坡只能养活一、两家人，所以他们又不能很多人家聚居在一起构成村落。大瑶山里还实行一种种树回租的剥削制度，就是过山瑶租了山坡后要替山主种树。在树苗的间隙处种粮食自给。四、五年后，树苗长大了，不能烧草作肥，只能搬走，把成活的树当实物地租交给山主。这样就加速了他们的移动。所以本书作者把盘瑶的耕作制度称作“游耕”，暗示有一点类系牧业中的“游牧”。这个概念是否恰当还可以研究，至少应理解为耕地常常流动的农业。
由于历代封建王朝实行民族压迫制度，使得许多少数民族迁移到深山中去，凭险自保，远离汉族才是安全。这种处境使他们在经济上停滞落后，在文化上闭塞保守。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压迫制度被消灭了。民族间的不平等关系改变成为平等的关系。新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人剥削人的制度宣告结束。在大瑶山里不仅瑶族和其他民族得到了平等地位，瑶族内部集团间的剥削关系也被废除，从此不再存在山主和山子的区别了。这些社会性质上和民族关系上的根本变化为各少数民族开辟了一条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成为现代化民族的道路。他们怎样走上这条道路，在发展中发生着些什么问题，正是我们当前民族研究的主要课题。
要研究上述这些课题，我们必须从具体出发，就是按各民族的具体情况来观察、分析他们怎样走上和怎样走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由于我们的许多民族一方面具有他们的共性，另一方面也各有其个性，所以我们认为必须从“解剖麻雀”入手，树立类型，进行比较，明确特点，发现共性。以大瑶山的瑶族来说，它在宏观世界里的地位只是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个组成部分的瑶族中的一部分。瑶族一共大约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分布在六个省(区)的一百三十多个县里，其中居住在广西的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约八十万人。居住在广西大瑶山的瑶族只有三万多人，在全部瑶族中只占百分之二·五。但是有三万人形成一个聚居区，在瑶族中是不多见的。有瑶族居住的县瑶族人口平均不到一万，而且一般是分散居住在各山，并不能形成一个较大的联接在一起的聚居区。我们要解剖一个瑶族聚居区，广西大瑶山是个比较好的对象。但是这只是一个“麻雀”，固然具有瑶族的共性，但也有它不同于其他瑶族聚居区的特点。从研究方法上讲，它只能作为瑶族研究的开始。至于这个聚居区在瑶族中有多少代表性，或是说那些是瑶族的共性，还得在其他瑶族聚居区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才能作出答案。
就大瑶山这个范围来看，还存在着五个不同的集团。这些集团固然都承认自己是瑶族，而且有共同的一方面，但是他们还是各自有特点的，不但语言有别，经济发展不同，社会习惯也有差别。因此，我们要解剖麻雀，还得一个集团一个集团的进行。一九三五年前妻王同惠调查过花蓝瑶，原本就想一个一个集团地继续调查下去，后来因为发生了事故没有完成。这次我有机会再上瑶山，还是想采取这个办法。但是先调查那个集团呢？
这次从盘瑶入手进行具体的微型调查是本书的作者决定的。除了考虑到具体的条件外，他们认为在这五个集团中有三个是说瑶语的，其中又以盘瑶人数最多。如果着眼于整个瑶族联系到广西大瑶山之外的瑶族来看，在这山里的盘瑶可能作为研究整个瑶族的一个突破口。我自己在三十年代访问过盘瑶。那时他们还没有形成村落的聚居点，只有两三家人住在一起。我在盘瑶家里住过几天，测量过他们的人体，在《花蓝瑶社会组织》里有一张当时所摄的相片，但印象不深，听了本书作者的意见，我认为这样设想是可取的。盘村的瑶族可能和其他地方的瑶族具有更多的共同点。所以从大瑶山的盘瑶调查可以引导我们向山外发展，去研究其他地方的瑶族。换一句话说，盘瑶可能是瑶族的基本成分，就是很早从淮水流域，逐步南徒，后来退入山区，进行刀耕火种的游耕的所谓“过山瑶”。说他们是基本成分是因为在他们游动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游散的成分，构成各地瑶族共同体。这种设想是否符合事实，还得在今后各地瑶族进行比较的调查才能作答。作为开展研究的一种设想是可以成立的，因为这种设想并不是凭主观的想象，而是综合了对大瑶山的初步了解和对其他地区的概况而形成的。但是设想还只是设想，不是经过客观事实充分证明的定论。
广西大瑶山的盘瑶据一九七九年的人口统计有一万七千多人，占大瑶山全部瑶族人口的三分之一弱，他们居住得很分散。解放后他们获得了土地所有权，而且已有部分水田，开始定居，在较高的经济水平上，较多的人家能聚集在一起居住而形成了村落。“盘村”是指盘瑶的村落，在他们的历史上是一种新生事物，是发展过程上的里程碑。我同意本书作者把“从游耕到定居”作为他们研究的第一根线索。
游耕不只是指“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也不只是指几年一迁移的不定居的生活。它是一个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综合性的概念，一种社会经济模式。我认为通过微型调查，对这种模式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可以得到可取的科学成果。当然，现在大瑶山的盘瑶已经定居了下来，我们已不能直接观察到实在的游耕模式，对于这种模式的直接观察还得谋求其他研究的机会。但是在大瑶山的盘瑶的现实生活中还可以观察到从游耕到定居的过程。这个过程我相信不只发生在大瑶山的盘瑶中，也发生在山子瑶中，而且还在大瑶山之外的瑶族及其他民族中发生。解剖这个“麻雀”，可以增加我们对于经历着或经历过同一过程的那些民族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也将使我们明白怎样可以帮助这些民族更好更快的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本书作者提出的另一个主题是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而且更广泛的适用于其他少数民族，虽则程度上可以有所不同。这个过程发生于民族压迫制度被消灭后，中国国内各民族间的关系从不平等改变成为平等的重要历史事实。过去在民族不平等，少数民族受压迫和歧视的时代，凡是封建统治势力进不去的少数民族地区一概是被封锁的，甚至少数民族日用必需的盐、茶都有时列为禁运品，更不用说生产工具和武器了。这对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极端不利。造成了至今还不能很快克服的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统治阶级的封锁政策在少数民族中也产生了封闭心理。他们的历史经验使他们认识到离开压迫他们的民族越远越安全。因而，对族外的人和事都抱着疏远和怀疑的态度。民族隔阂是长期历史的产物。现在民族平等了，封锁政策已经彻底摧毁，为民族互助政策所代替了。民族互助在现阶段主要是先进的汉族对后进的少数民族在物质上和智力上的支援。这就需要汉族克服大汉族主义，少数民族改变固步自封的思想。过去被民族压迫制度所封锁的大门要大大地打开。这就是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民族之间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是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关键。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中，越来越明白地显示出少数民族离不得汉族，汉族离不得少数民族。具体分析这个历史过程，取得应有的经验教训，对今后各民族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我原本打算自己亲自参加大瑶山的社会调查。曾在一九七九，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年三次访问金秀。但是在实践中发现自己已不是四十多年前的青年人了。在这样的山区里做实地调查需要一定的体质条件，而我已经在磋砣的岁月里丧失了这些条件。出门就要爬山的地形和我的体力和体重发生了难于克服的矛盾。有一次我到离开我所住的招待所不远的一位朋友家里去吃饭，不到一百公尺的山坡，我在路上歇三次才爬上去。不料在吃饭时一阵大雨，返途上石路滑得我无法下脚，只能由两个大汉挟着提下坡来，看来不服老是不行了。当然，我心中一直放不下的这一笔欠帐，今生很难有亲自偿回的希望了。假如我投身到这项调查工作中去，我又不能满足于听汇报和座谈的。社会调查关键是在有丰富的感性知识，在有行为有感情的实际生活中去观察、去发现问题、去分析研究。我现在已缺乏在瑶山里参予当地居民生活实践的条件，这也就丧失了我作为一个名符其实的调查者的资格。这对我本人来说不能不是件憾事。但是使我高兴的是具备在瑶山里进行实地调查的本书两位作者响应我的倡议，在一九八0年至一九八二年的三年里三上瑶山，不仅对大瑶山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的全面了解，而且选择了盘村进行了“解剖麻雀”的微型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科学研究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它必然是一个由粗及细，由浅入深的过程，也是个由局部、片面到全面、完整的过程。我们不能对一个初学者作出过高的要求，我认为只要树立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备了锲而不舍，绝不自满的精神，做一分工作，就是在学术大路上前进一步。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没有止境的。多一分符合实际的知识，也增加一分控制客观世界的力量。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是知识的不断积累和更新，是人的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不断的认识和控制。本书的两位作者为了增加我们对瑶族的认识，这三年里付出了大量劳动，不仅是脑力劳动，也包含着艰苦的体力劳动。不说别的，从金秀去盘村就得翻过一座高山，一般人要花几个小时，对我来说已是个不可逾越的自然阻碍。我相信他们的劳动是有收获的，这本书就是他们收获的证明。
也许应当在这篇序文里说明一下，我对这项研究除了倡议之外，并没有出过多大的力量。我不愿意脱离实际地妄作主张，影响实地观察者的思路，甚至挫伤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学术工作是复杂细致的脑力劳动，我们作为老一辈的先驱者对下一代的成长固然具有辅导的责任，但是必须认识到这种脑力劳动贵在自觉和创造。拔苗助长，包办代替都是犯忌的。当然，我在和大瑶山居民有限的接触中和在听本书作者向我叙述他们所见所闻所想的过程中，我也有我的思想活动。我受到启发，发现问题，做出设想。这些我都毫无保留地告诉本书的作者以及对这问题有兴趣的人。如果我的思想活动对他们发生过影响，那是出于他们主动的吸收，而且是经过他们的消化和改造的。应当老实说，我也从他们的工作中得到很大的收益。他们在做我想做而已做不到的事。我通过他们的工作学习到很多知识。比如我在上边已说过，三十年代我根本没有想到过大瑶山里瑶族的五个集团有不同的语言。这一点新知识的确使我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而且使我对中国各民族形成过程有了新的探索。这三年，我确是紧紧跟着本书两位作者的工作在学习。同时，我还得说，正因为我一直很注意尊重调查者的主动性，所以这本书里所表达的看法，有些和我的看法不完全相同的。换一句话说，假如我自己做这项调查，我所得到的结果，也不会完全和这本书一样的。我尽管不断地向他们提供意见，但是并没有自己动笔去修改过他们的原稿，我希望能看到中年的研究工作者能自己站立起来向科学进军。
这本《盘村瑶族》只是我倡议的瑶族研究的一个开始。我希望这项研究能继续进行下去。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是继续在大瑶山里一个集团一个集团地进行“解剖麻雀”的微型调查。已经调查过的花蓝瑶和盘瑶还应当深入下去，没有这样调查过的茶山瑶、坳瑶和山子瑶更需要有人去调查。为了全面了解大瑶山的社会，决不能忘记，这座山里除了瑶族还有其他的民族，如壮族和汉族。我最近越来越感觉到在民族地区做社会调查不应当只调查少数民族，因为在民族地区的汉族常常对这地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的社会不能离开他们和汉族的关系而存在的。要研究民族地区的社会也不能不注意研究当地的民族关系，特别与汉族的关系，希望今后做民族研究的人能考虑我的这种体会。
瑶族研究的另一个发展方向，如我上面已提到的，是走出去研究大瑶山之外的盘瑶。只有从比较研究中才能检验我们从研究大瑶山盘瑶所得到的一些设想是否正确。比如我曾设想，盘瑶可能是从中原南移进入南岭山脉，然后又有部分更向西南移动，甚至移出国界的这些瑶族的主干。在他们的移动中不断吸收着从其他民族分散出来的游离成分，而形成今天的瑶族。这个设想还没得到证实。要证实或否定这个设想只有扩大研究的范围到各地去观察和分析。
如果再进一步，那就可以提出瑶族和跟他相当接近的苗族和畲族有什么关系的问题。这并不只是个历史上的渊源问题，而是对相类似的山居民族进行比较研究。他们之间有什么相同之处，有什么不同之处？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有相互学习的必要。
在研究工作的方法上说以按民族为单位分别地一个一个研究已经出现了它的局限性，因而我曾主张今后这类研究应当和宏观的研究结合起来，就是以地区为研究对象进行综合调查。我在支持西南六江流域的民族调查时曾说过广西大瑶山的调查可能是另一个地区的综合调查的开始。这个地区就是南岭山脉的民族走廊。
向前看，我们有着丰富的研究园地，有着急迫的研究任务，现在需要的是赶快培养出新的一代民族研究工作者。在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的方法上尽可能百花齐放，不拘一格。在研究成果上也应当是百家争鸣，相互促进。在研究队伍里老、中、青三代人各有其用武之地。一切努力都向着一个目标，就是我们祖国民族大家庭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的共同繁荣富强。
让我借《盘村瑶族》书前的篇幅，表达我对民族研究工作的深切期待。

一九八三年六月三十日(《盘村瑶族》，胡起望、范宏贵著，将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费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