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与未来中国

五、信仰重建与未来中国　　　　　　　　 危机意味着危险，也意味着机遇。信仰危机为信仰重建提供了契机。正是在信仰危机中，人们的思想获得了解放，精神得到了自由，为重新选择、建构信仰提供了必要和可能的条件。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信仰的重建应该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社会稳定和世界和平，而国家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是前提和核心。 　　 现代化是中国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和未来发展的根本目标。国家的现代化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是器用（即物质）的现代化；第二是制度（即政治）的现代化：第三是思想（即文化）的现代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的现代化，因为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而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制度选择和物质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历史学家罗荣渠把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概括成两大类不同起源，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过程。一类是内源的现代化，这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过程的社会变革的道路，其外来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一类是外源的现代化，这是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推动经济变革的道路，其内部创新居于次要地位。罗荣渠同时认为，内源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基督教的历史背景和传统下孕育起来的。晚近的外源性现代化大多数发生在非基督教文明地区，是在外来的异质文明（基督教文明）的撞击下激发引进的。[22]当今世界的现代化，是以西方的现代化目标和价值为主要内容。即使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亲缘关系、原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对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性改造，不断吸纳、融合西方文化的过程。而且，它们正处在终结东亚式威权主义，走向西方化自由主义的过程之中。[23]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与宗教（主要是基督新教）唇齿相依、相互相成的。中国当代哲学家牟宗三认为：“我们可以说，文化生命之基本动力在宗教。了解西方文化不能只通过科学和民主政治来了解，还要通过西方文化的之基本动力------基督教来了解。……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内在动力，为灵感源泉，始有近现代的科学与民主。”[24]历史学家余英时指出：“……在政治社会领域内，自由、人权、容忍、公平等价值也不能脱离上帝与理性的观念而具有真实的意义。西方外在超越的价值系统不仅没有因为现代化而崩溃，而且正是现代化的一个极重要的精神源泉。”[25]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通过研究发现，新教伦理是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现代化的主要动力。[26]总而言之，以基督新教文明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是西方国家顺利实现现代化（与中国等东方国家相比较而言）的根本动力，是西方国家成就现代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的主要原因。 　　 新教是16世纪西方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而形成的各个新宗派的统称，它与天主教、东正教并列为基督教三大派别。它经历过多次深层次的改革，是目前最具现代性的宗教派别之一。新教最重要的特点是把终极关怀、平等理念、职业伦理、财富观念、禁欲主义和公益意识和谐地统一于一个信仰体系之中。它极力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人压迫人的等级制度和专制主义。它的理论认为，上帝的神意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职业是上帝向人颁发的命令，要它为神圣的荣耀而劳动。它主张人们要恒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和智力劳动，认为创造财富的劳动是维持个人与社会存在的必要的自然条件，是人生的最终目的。同时，新教反对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所能提供的一切，把奢侈品、闲谈、自负的炫耀当作禁欲主义的敌人来加以反对。另一方面又主张资本和财富积累，赞同对财产的理性和功利的使用，认为这是上帝的意志，是为了满足个人和公众利益的需要。新教这些理念和主张，为使清教徒始终自觉秉持独立、勤劳、敬业、节欲、奉献、博爱的品格和精神提供了终极意义上的巨大原动力。这些“入世苦行”的品格和精神，是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和顺利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在中国本土文化中，既有宗教性，又最具现代性的是道教（包括道家）。其精神和理念在许多方面与基督新教不谋而合。它是中国重建信仰必不可少的主要的精神资源之一，也必定要对中国现代化做出独特的贡献。道教所包涵的现代性因素非常丰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与民主自由的关系密切。道教历史上一向反对压抑个性，提倡平等精神，追求社会民主与个人自由。近代提倡民主自由的改革派往往引用老子、庄子的思想理论。第二，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密切。它的“无为而治”思想与“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理念有相通之处。中国古代经济最发达的汉初、唐初，都是政府实行“无为而治”的结果。新中国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往往与政府实行少干涉主义（无为而治）经济政策有关。第三，它与自然科学关系密切，古代科学家如葛洪、张衡、李时珍等大多是信道人士。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而道教的贡献最大。[26]自由民主理念、市场主义和科学精神正是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必备之义和主要推动力。 在外来文化中，佛教里面的真精神，如普渡众生、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的大乘境界，不仅符合人类终极关怀理念，也是与现代化价值取向并行不悖的。　　 罗荣渠认为，内源的现代化是以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带动整个社会的其他方面的变革的；外源的现代化一般是社会和思想层面的变革和政治革命在前，而工业化发生在后。[28]中国属于典型的外源性现代化，其现代化的主要源头是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现代化之路从洋务运动开始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但步履艰难，收效甚微。而且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为之付出的代价都远远超过西方国家。这在很大程度是因为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颠倒了思想现代化和物质现代化的主次和先后关系，仅仅而且一直停留在器用的浅层面，对现代化的核心------文化现代化却很少触及。一方面，对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基督新教盲目排斥。同时，对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性因素也没有进行充分发掘和大力弘扬。而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缺乏自然法与形式的法逻辑，一惯鄙薄经济，缺乏自然科学思维，[29]这样的理念根本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　　 目前中国处于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正是重建信仰的大好时机。信仰重建有两种情形：一是旧信仰以改变了的形式而成为新信仰形式；二是旧信仰体系整个改变成为新信仰体系。中国需要的是第二情形的信仰重建。主要是要对传统主流文化儒家学说进行根本性改造，摒弃它的专制主义毒素，使其“尊天而不法古复礼”，对现有宗教进行建设性改造，使道教“贵生而不迷信方术”，佛教“修行而不遁世出家”，大力发掘和弘扬这些文化中的现代性因素。与此同时，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化（主要是基督新教）的精神资源，培育出既能凝聚民族精神，又能推进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融入全球化的大众化、普世性的宗教信仰。　　 当然，宗教信仰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对专制主义传统非常深厚和意识形态偏见根深蒂固的中国来说，尤其显得艰难和漫长。但不能因为这样就轻言放弃，因为我们不能没有宗教信仰，因为“没有宗教信仰意味着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法国作家加缪语）　　　　　　　　 　　 注释:　　 　　 [1]参见于可《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参见于可《当代基督新教》，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3]参见胡向春《美国总统的宗教信仰》，《环球时报》2004年1月30日　　 [5][10]参见金雁《新饿乡纪程》，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6]参见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7]参见《全球最有修养的文莱人》，《信息日报》2004年3月28日　　 [8]参见徐新《走进希伯莱文明》，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3年版　　 [9]参见姜景奎《宗教印度面面观》，《世界博览》2002年第9期　　 [11]引自《二十五史·周书·武帝纪》，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12]参见彭琦《中西政教关系比较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参见唐逸《“五四”时代的宗教思潮及其现代意义》，载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许纪霖编），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7月版　　 [14]参见中国中央统战部网站有关资料　　 [15]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16]参见《百姓》杂志 2004年第1期 　　 [17]参见《法制与新闻》2003年第6期　　 [18]参见《领导决策信息》2001年第10期　　 [19]参见《人民日报》2004年2月19日　　 [20]参见《民主与法制》2003年11月上半刊　　 [21]参见新华网2002年9月4日讯　　 [22][27]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1月版　　 [23]参见何新华《威权主义之后：东亚资本主义发展道理的演变和终结》，《书屋》2004年2期　　 [24]引自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25]转引自何光沪《多元化的上帝观》，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3]参见马克斯·　　 [26]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6年版　　 [28]参见武汉大学宗教学系宫哲兵教授惠寄的论文《当代道家的兴起》；王中江《道家自由思想的两种形态》，载于《原道》第7期，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版；薛开伍《〈道德经〉与“现代经济”之我见》，载于《上海道教》2002年第4期　　 [29]参见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http://forum.xitek.com/showthread.php?threadid=194910